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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年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言辞虽然有所缓和，但秉承的依然是“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思想。9月，日本也发布国防白皮书对美国论调进行了跟随，西方传媒则随风起舞。应该注意到，美日发表此类官方文件的做法，不仅是对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无端指摘，更是西方政界、学界和传媒界携手实施的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重要体现。
一、“政学媒”互动是西方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主要模式
感性宣传侧重于用形象的材料(最常见即是新闻报道)去感染读者，引起受众感情上的共鸣，从而接受所宣传的观点。而理性宣传则是以抽象的道理去说服读’者，通过理性说服使受众接受所宣传的观点。政界、学界与传媒界互动是西方实施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主要模式。
“学媒互动”是西方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外在形式。发端于学界而兴旺于大众传媒的“学媒互动”是西方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重要形式。为了达到既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西方学界常将精心炮制的所谓“研究成果”向新闻传媒发布，借助研究机构的名望和学术活动的客观性对新闻舆论施加影响。1992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办刊物《政策研究》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同时向媒体发布了新闻公报。因为这一“研究成果”为敌视中国发展的政治势力提供了所谓的理性“依据”，立刻引起了美国某些媒体的强烈反响，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附和这一观点。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是其主要观点之一)也由此成为了一些外国媒体评价看待中国的既定思维模式。西方一些知名学者和政客往往利用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学术和政治中间打擦边球，通过为知名学术期刊撰写理论文章，或者直接出版理论专著的方式就我国的军事问题对大众传媒施加影响。
“政学互动”是西方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内在机制。西方学界对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关注并非仅仅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由意识形态差别带来的政治诉求才是其真正的研究动力和研究动机，由此而产生的政界与学界相互呼应的“政学互动”机制构成了西方对华军事理性宣传的主要运行机制。西方政界和学术研究机构往往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学术研究机构主要通过学术成果对政府和公众产生影响，并为自已支持的政治力量培植人才和学术代言人。例如，经常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就是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该基金会的主要分子与政治的联系十分紧密，曾有11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任职，还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主要智库。此类“学论”在学界获得某种“合理性”和“合法性”后，常发生向“政论”的转变，成为主要政治家和政治组织秉承的“政论”。《华尔街日报》2008年2月19日刊载的《中国成为美国武器采购预算争吵的焦点》披露，近年来在美国国防部内争论武器预算问题时，“中国军事威胁”成为了—个绝佳的借口。
二、当前我国应对西方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主要形势
2008年以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出台等一系列增强解放军透明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解放军的国际形象。2005年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共同社和中央社播发的中国军事新闻中，正面报道占总量的6.9％，中性或基本中性的报道占46.1％，负面占47％。2009年相同的研究表明，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三大世界性通讯社针对解放军当年12个重要活动的报道中，正面报道约占25.1％，中性或基本中性的报道约占23.7％，负面报道占51.2％。这组数据表明：解放军的海外形象有所好转，但外媒对解放军形象的扭曲现象也在加剧，这表明增强“透明度”的军事外宣在理性宣传层面效果相对不足，我国在军事对外理性宣传层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我国军事对外理性宣传的话语权有待进一步争夺。在国际宣传的理性交锋中，积极运用理性宣传手段反驳“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主要是香港媒体和一些境外传媒机构。比如，美国国防部发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的非机密版本，大肆渲染中国军队的军事不透明和军力扩张的不确定性后，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发表了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戴维·伊森伯格题为《美国高喊中国狼来了》的文章，批驳其在有关中国军事力量威胁的警告方面是“彻底的失败”。类似的批驳还可见于英国《生存》杂志、《金融時报》亚洲版以及俄罗斯《独立报》等外国媒体。
我国军事对外理性宣传的话语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学界研究作为依托的西方理性宣传近年来频频出招，美国抛出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谍报活动猖獗论”、“中国军力落后论”、“中美军事冲突论”等论题，都曾主导着世界舆论的话语权，而我们却缺乏来自理性层面的有力反驳和回击。惯用的运用新闻事实个案反驳研究数据和理论体系的宣传形式，难以在理性层面产生较大触动。这种军事对外理性宣传的话语权落差，主要源于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研究界与传媒缺乏足够的合作，以及组织和实施对外理性宣传能力薄弱。
三、实施对外军事理性宣传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我国对军事对外理性宣传逐渐重视，自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发表了多部国防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准确阐明了中国的安全战略、核战略、军种发展战略等重要战略思想，客观介绍了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重视：
积极确立对外军事理性宣传的中心议题：中国军事贡献论。具有合乎事实、清晰明确和容易理解的中心议题，是军事对外理性宣传的重要前提。作为我国和平崛起的一部分，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是以保护本国人民合法权益和世界和平为最终目的的。这是解放军“服务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念所决定的，是解放军“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并在本国的抢险救灾和执行世界反恐、维和、护航等国际使命中得到集中体现。我国军事对外理性宣传宜以此为理论和事实依据，积极向世界推出“中国军事贡献论”的中心议题。
尽快构建军事对外理论宣传的基本框架：军事行动＋理念解释。必须承认，国际理性宣传格局中“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但也应注意到，在某些形势下，适当运用宣传策略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达到可观的宣传强势。例如，在汶川抗震救灾中，美联社等6家较大通讯社的正面报道超过了一半，大大高于平时水平。这说明，解放军的重大军事行动对国际社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适当借助则可将强吸引力转化为强宣传力，获得一个时期的宣传强势。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和国际影响的逐年攀升，解放军的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每每吸引外国传媒的聚焦和国际社会的关切，这为我国实施军事对外理性宣传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也在客观上呼唤我国尽快构建“军事行动+理念解读”的军事对外理论宣传基本框架。
继续完善军事对外理性宣传的宣传机制：学媒互动机制。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是理性宣传的重要力量和载体，与传媒的紧密结合是发挥其重大作用的重要条件。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仅有国防大学学者等少数的相关研究者在学媒互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学媒互动并未成为军队和地方相关研究力量实施对外理性宣传的主要机制。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这一机制，使大众传媒与重大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的推广有机集合，使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研究成果在实现其学术价值的基础之上发挥其重要的理性宣传价值。
责编 贺潇潇
一、“政学媒”互动是西方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主要模式
感性宣传侧重于用形象的材料(最常见即是新闻报道)去感染读者，引起受众感情上的共鸣，从而接受所宣传的观点。而理性宣传则是以抽象的道理去说服读’者，通过理性说服使受众接受所宣传的观点。政界、学界与传媒界互动是西方实施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主要模式。
“学媒互动”是西方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外在形式。发端于学界而兴旺于大众传媒的“学媒互动”是西方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重要形式。为了达到既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西方学界常将精心炮制的所谓“研究成果”向新闻传媒发布，借助研究机构的名望和学术活动的客观性对新闻舆论施加影响。1992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办刊物《政策研究》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同时向媒体发布了新闻公报。因为这一“研究成果”为敌视中国发展的政治势力提供了所谓的理性“依据”，立刻引起了美国某些媒体的强烈反响，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附和这一观点。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是其主要观点之一)也由此成为了一些外国媒体评价看待中国的既定思维模式。西方一些知名学者和政客往往利用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学术和政治中间打擦边球，通过为知名学术期刊撰写理论文章，或者直接出版理论专著的方式就我国的军事问题对大众传媒施加影响。
“政学互动”是西方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内在机制。西方学界对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关注并非仅仅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由意识形态差别带来的政治诉求才是其真正的研究动力和研究动机，由此而产生的政界与学界相互呼应的“政学互动”机制构成了西方对华军事理性宣传的主要运行机制。西方政界和学术研究机构往往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学术研究机构主要通过学术成果对政府和公众产生影响，并为自已支持的政治力量培植人才和学术代言人。例如，经常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就是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该基金会的主要分子与政治的联系十分紧密，曾有11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任职，还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主要智库。此类“学论”在学界获得某种“合理性”和“合法性”后，常发生向“政论”的转变，成为主要政治家和政治组织秉承的“政论”。《华尔街日报》2008年2月19日刊载的《中国成为美国武器采购预算争吵的焦点》披露，近年来在美国国防部内争论武器预算问题时，“中国军事威胁”成为了—个绝佳的借口。
二、当前我国应对西方涉华军事理性宣传的主要形势
2008年以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出台等一系列增强解放军透明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解放军的国际形象。2005年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共同社和中央社播发的中国军事新闻中，正面报道占总量的6.9％，中性或基本中性的报道占46.1％，负面占47％。2009年相同的研究表明，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三大世界性通讯社针对解放军当年12个重要活动的报道中，正面报道约占25.1％，中性或基本中性的报道约占23.7％，负面报道占51.2％。这组数据表明：解放军的海外形象有所好转，但外媒对解放军形象的扭曲现象也在加剧，这表明增强“透明度”的军事外宣在理性宣传层面效果相对不足，我国在军事对外理性宣传层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我国军事对外理性宣传的话语权有待进一步争夺。在国际宣传的理性交锋中，积极运用理性宣传手段反驳“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主要是香港媒体和一些境外传媒机构。比如，美国国防部发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的非机密版本，大肆渲染中国军队的军事不透明和军力扩张的不确定性后，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发表了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戴维·伊森伯格题为《美国高喊中国狼来了》的文章，批驳其在有关中国军事力量威胁的警告方面是“彻底的失败”。类似的批驳还可见于英国《生存》杂志、《金融時报》亚洲版以及俄罗斯《独立报》等外国媒体。
我国军事对外理性宣传的话语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学界研究作为依托的西方理性宣传近年来频频出招，美国抛出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谍报活动猖獗论”、“中国军力落后论”、“中美军事冲突论”等论题，都曾主导着世界舆论的话语权，而我们却缺乏来自理性层面的有力反驳和回击。惯用的运用新闻事实个案反驳研究数据和理论体系的宣传形式，难以在理性层面产生较大触动。这种军事对外理性宣传的话语权落差，主要源于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研究界与传媒缺乏足够的合作，以及组织和实施对外理性宣传能力薄弱。
三、实施对外军事理性宣传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我国对军事对外理性宣传逐渐重视，自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发表了多部国防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准确阐明了中国的安全战略、核战略、军种发展战略等重要战略思想，客观介绍了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重视：
积极确立对外军事理性宣传的中心议题：中国军事贡献论。具有合乎事实、清晰明确和容易理解的中心议题，是军事对外理性宣传的重要前提。作为我国和平崛起的一部分，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是以保护本国人民合法权益和世界和平为最终目的的。这是解放军“服务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念所决定的，是解放军“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并在本国的抢险救灾和执行世界反恐、维和、护航等国际使命中得到集中体现。我国军事对外理性宣传宜以此为理论和事实依据，积极向世界推出“中国军事贡献论”的中心议题。
尽快构建军事对外理论宣传的基本框架：军事行动＋理念解释。必须承认，国际理性宣传格局中“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但也应注意到，在某些形势下，适当运用宣传策略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达到可观的宣传强势。例如，在汶川抗震救灾中，美联社等6家较大通讯社的正面报道超过了一半，大大高于平时水平。这说明，解放军的重大军事行动对国际社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适当借助则可将强吸引力转化为强宣传力，获得一个时期的宣传强势。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和国际影响的逐年攀升，解放军的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每每吸引外国传媒的聚焦和国际社会的关切，这为我国实施军事对外理性宣传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也在客观上呼唤我国尽快构建“军事行动+理念解读”的军事对外理论宣传基本框架。
继续完善军事对外理性宣传的宣传机制：学媒互动机制。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是理性宣传的重要力量和载体，与传媒的紧密结合是发挥其重大作用的重要条件。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仅有国防大学学者等少数的相关研究者在学媒互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学媒互动并未成为军队和地方相关研究力量实施对外理性宣传的主要机制。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这一机制，使大众传媒与重大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的推广有机集合，使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研究成果在实现其学术价值的基础之上发挥其重要的理性宣传价值。
责编 贺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