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相熟的朋友却打趣他是“魏晋人”。他在复旦大学长年讲授《世说新语精读》，也许是因为由衷热爱，被那些魏晋士人的风度气质深深影响，人言骆玉明本人也颇有名士之风，行为洒脱、谈吐脱俗。

　　他喜欢茶酒和围棋，曾为自己的古代文学史课选课代表，要求：男生，最好会下围棋，课余以解棋瘾。至于要男生的理由，他如此说道：“我总不能半夜两点钟打电话给一个女同学说，喂？你到我这里来一下吧？”
　　《环球人物》记者前去采访，落座后，他特意问道：“要喝哪种茶？”煮水、烫杯……普普通通的一个杯子，也泡得十分讲究。茶香清谧，与骆老师漫谈古代文学，仿佛历史上的那些吟咏、啸声，就在眼前。

《诗经》离现代人不远

　　骆玉明最近一部与读者见面的作品，是解注《诗经》。这部距离现代人数千年的著作，被配上精美插图，随文注音，悉心注解，以一副轻松、美好的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创下首印1.2万套在24小时内售罄的纪录。
　　即便如此受歡迎，骆玉明却很自谦，直言这版《诗经》“不以学术创见见长”，编撰的宗旨就在于文学阅读的享受性，想让阅读本身“变得容易”。
　　很多年前，骆玉明便与《诗经》结缘。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复旦中文系当助教，曾跟随朱东润先生读书。这位民国初年留英的学者，早在1933年就连续发表了4篇关于《诗经》的论文，后来集成一本书——《读诗四论》（再版时改称《诗三百篇探故》）。
　　骆玉明跟随朱东润先生读书时，先生指定了3本必读的本子：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朱熹《诗集传》，此外还要兼顾其他。每次骆玉明去图书馆看书，场面都很壮观——他得将数种书在桌上摊开，铺满一桌，彼此对照着看。别人看书都坐着，他看书不但要站着，还得来回走动。
　　每周例行要用一个半天，去先生家谈读书心得，提出疑惑。“老先生比我年长近60岁，看我就像是个孩子。要是书读得好，会直接拿个橘子奖励我。”

野有死麕

一场野外邂逅的恋情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 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 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 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
　　无感我帨兮
　　无使尨也吠

　　有当年的基础，骆玉明在解注《诗经》时对已有各家学说可谓了然于胸，“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准确，然后做判断才能更有把握”。每首诗前面都有一句很简短的解题，骆玉明写得非常用心。“现在写这个，肯定是现在的立场，不同于古代儒家的教化立场，也不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过于政治化的解释方法。就是说，尽可能地以一种比较实在的观点回归语言本身。”
　　比如《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骆玉明的题解是：描述了戍边军士服役思归，既忠于国亦恋其家的复杂心情。“战争是不得已的事，最好的生活是一种平静的、安详的生活。”
　　很多人觉得，《诗经》晦涩难懂，仿佛离当代人很远。骆玉明却认为：“《诗经》是中国人的一部元典。生活在变化，但人类根本性的关怀始终如一。”《诗经》中最美好的篇章都是关于爱情的。《关雎》为什么重要？它跟一般恋爱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爱情是跟婚姻联系在一起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的主流文化赞赏的正是这种“温雅”的生活态度。
　　3000年前的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只要有欲望，就会有爱情”。骆玉明说，比如《召南·野有死麕》（音同君），去见一个女孩，你空手去见是不行的，带一头鹿是必要的。连鹿都没有，你怎么去“诱”女孩？《诗经》里说这些的时候都很坦然、很自然。“有的人读《诗经》感觉古人好像没事干才去谈恋爱，我的感觉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以后，会觉得最后一生只干了一件事：你谈过一次恋爱。”

在魏晋，人的内在智慧和人格的完美要重要得多

　　在复旦乃至整个学界，骆玉明都算是“怪胎”型学者，“我跟很多大学里的老师不同，他们通常把学术研究放在前面，我则只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读书人。学术是要在一个领域不断深挖的，像挖一口井一样，我则觉得长期在一个专门领域内搞研究会破坏我读书的乐趣”。
　　他像一个散漫、随兴的旅人，闲庭信步，悠然游荡于文学深处。笔下的作品，彼此间往往跳脱得很远。
　　骆玉明写的第一部著作是明代文学家徐渭的评传，后来还专门研究过明中叶的江南才士诗;他又写过《老庄哲学随谈》，也用古诗文来谈过禅;他和老师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由于突破了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写得活泼、有趣，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他还解读过《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合起来著成《游金梦——骆玉明读古典小说》，读得或欢乐，或老辣，总能品出不同的东西。

　　文学百家中，对魏晋士人的研究解读也许算是骆玉明最为世人所称道的。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给本科生开了两门课程，一个是古代文学史，一个是《世说新语精读》。骆老师的课，教室里总是满满当当，地上都坐满了人。王安忆在复旦教书时，每周都会来听骆玉明的课。作家闫红曾写道：“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骆玉明先生。他讲课时，有一种魏晋士人的不羁与锐感，常常在不那么正经的谈吐中点中本质。这种点评方式帮我甩脱了资深文学青年自建的窠臼，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太正式的论述，着迷于小李飞刀式的见血封喉。”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骆玉明总是匆匆忙忙地奔来上课，讲课时风采毕现。“把切己的生命体验融入丰富的知识学问之中，使得已经死去了的历史、人物复活过来，歌哭谈笑，淋漓尽致，仿佛那一切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学者张新颖现在和骆玉明是复旦中文系的同事，但他至今仍记得，当年做学生听骆老师讲课时的那种酣畅淋漓。
　　在骆玉明的解读中，魏晋是旧的政治解体、门阀制度形成的时代，“是思想自由、富于创造性的时代，同时也是对生命的痛楚特别敏感的时代”。这样的转型时期，人们发现历史上曾建立的道德、规则，很多是可疑的和不真实的。于是，“在魏晋人的哲学中，他们感到在世俗的成败中挣扎，往往会背离人更高的精神追求，世俗的成功不是人的最高价值的表现。相比之下，人的内在智慧和人格的完美要重要得多。”
　　他细细品究当时的文学、文人。比如，在《世说新语》的《识鉴》《容止》《豪爽》等篇目中，他看出了英雄与圣贤的区别，汉魏之际“从崇敬圣贤到崇尚英雄”，圣贤是儒家的完美人格，英雄则是着眼于人。
　　当时有个故事：曹操接见匈奴使者，自觉长相不够威武，就找了个身形高大的人代替自己，他本人则拿着刀站在边上，结果使者在会面后说：曹丞相不怎么样，倒是边上拿刀的那个家伙厉害！“可见当时对于人的精神气质的重视。那时的主流思想是对个体的重视，认为世界上最可贵的是人，而在人中间最可爱的就是自我。”

“我不是一个与社会很有冲突的人”

　　年轻时，魏晋气质曾深深影响骆玉明。他去火车站买票，等排到自己的时候才发现队伍排错了，于是就跟售票员说，“请随意给我一张这个窗口卖的车票”，就这样，放弃原本的目的地，去了铜陵。
　　但他对魏晋气质的喜好很快跳过了放荡不羁、悲苦无端的阶段，进入到追求精神的明澈与通透。
　　上世纪90年代，他已经不再愤世嫉俗，而是一副对整个世界都和蔼可亲的样子，惹得学生当面吐槽：“要是您10年前就这个样子，谁还会把您当才子？”
　　骆玉明对自己之前那些行为，都评价为“矫情”。他曾说自己只是个俗人，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俗人”。采访当日，提及早年写过的一部现实感很强的著作，他还对《环球人物》记者强调：“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与社会很有冲突的人。”他说，对于中国，需要深刻地理解历史和她的长期变化。
　　在骆玉明看来，他们这代学者只是桥梁。“文化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破坏，重新恢复，我们都还处在这个过程中，这代人可能留下来的东西不多吧，但坚持着，只要能传下去，也许未来就会有人在历史中留下些什么。”
　　他的整个求学、教学生涯也的确是经历特殊。“从小学四年级开始，除了看小说，我就其他任何事都不做了，不管语文课、数学课，还是别的什么课，只在课堂上悄悄看书。”中学去崇明岛插队，在农场种地，种得很努力，“个子很小，但是挑很重的担子”。
　　那时推荐上大学，领导觉得像他这样的人能吃苦，所以就推荐了他。第一次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刷下来，第二次，骆玉明考上了复旦招收的工农兵研究生。入学是1975年，毕业是1977年。念完研究生，原本有工作的人回原单位，没有单位的就留在复旦。“初中没毕业，读了研究生，留校任教，就是这么奇特的年代和经历。”
　　刚进复旦，骆玉明觉得自己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很担心。后来发现还好，因为读过的小说比其他同学都多。他从小就痴迷读书，曾为了不被母亲叫去干活，躲在墙的夹缝里读，谁也找不到他。当年插队时，知青们体力劳动之余都很无聊，骆玉明同样被一种空虚所压迫着。但如果能找到书读，能够从书里想一些事情，不管能不能想明白，生活就不至于那么乏味。
　　在当年的复旦校园，老一辈学者还是很多的，朱东润、郭绍虞、陈子展、蒋天枢、赵景深……老先生们各有个性。骆玉明的导师是王运熙先生。毕业留校后，又作为青年教师派去跟朱东润先生读书，还跟过章培恒先生。三位老师，朱先生威严而亲切，章先生思想锐利而明快，王先生最温和。但骆玉明也最怕见王先生，“他特别细腻，每个问题都问得很仔细。”
　　“我对我的那一辈老师们非常有感情。我知道他们总是守着什么，他们总是在想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这样的念头，做一个读书人就要为国家守住一些东西，使她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我从我的老师们身上得到的最大的启示。”
　　教书多年，常有学生请他题字留念，骆玉明写得最多的是“人情开涤，日月清朗”，这8个字出自《世说新语》，东晋王胡之到吴兴郡的印渚去，看了那里的风景，禁不住如此赞叹。“人变得开朗后，就会看到世界的美好;人如果是闭塞的，看到的世界也是晦暗的。特别跟学生在一起时，我希望他们做开心的人，思想通达，能够包容，有爱别人的能力，能看到别人的好、这个世界的好。”
　　在中国文学的长河里，骆玉明最喜欢的是司马迁和鲁迅。前者叩问生死大义，生命空间无比开阔。后者则带给他很多共鸣与感动。比如鲁迅也非常爱好魏晋。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说他爱好托尔斯泰、尼采的学说，而文章颇得魏晋风神熏染。鲁迅的文学非常闳阔，又多有深情。“你读《孔乙己》 《故乡》……我最初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闰土让人那么感动，后来忽然之间领会到那是两个场景的对照，一个是少年活泼的美，黄澄澄的月亮下，带着银闪闪的项圈的少年，拿着一柄叉在刺猹;后来再见，却是那样一副景象。生命还没有展开，就萎缩了。”
　　骆玉明曾说：“现代科技驱散了人们心中的幻梦，而商业文明则培养了精明实在的计较。古典的飘逸散淡作为生活态度大概是再也不可能了。我无意夸张文学在现實生活中的价值，也素不以守卫传统文化为己任，只是从个人经验说，觉得在焦虑烦躁的时分，偶尔能回到文学、回到诗意的心情，还是好的。”
　　这也是骆玉明讲读文学时能打动那么多人的原因，无关什么要义，就是简简单单，回归到人本身。
　　骆玉明
　　生于1951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简明中国文学史》《近三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世说新语精读》《美丽古典》《诗里特别有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