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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空心思的吉祥画
早年的中式民宅，都有中堂间，作为会客、议事、拜神、祭祖之用。屋间多的，还建有前厅后堂。厅堂里都悬挂书画，往往是中间一幅大画，两边悬挂对联，这种大画，就叫“中堂”。前些年，金华文物地摊上，发现一对木雕贴金的小狮子，头、尾翘起，背部凹而平。大家认为这确是一对旧东西，但不知作何用途？我告诉他们：这是大中堂画填轴用的。因为，大中堂画下面，往往摆着一张长条形的香几，中堂画地轴搁在香几上，如不小心打翻茶水，容易弄湿，所以要放一对狮子作垫脚。
古代有个书画收藏家，藏有一幅名家大中堂，画的是一群驴子，他不肯挂，说是：“一早起来，看到一群驴子嘶咬，成何体统？”那么，中堂要挂什么画呢？古人为了讨彩头，都喜欢挂含义吉祥的图画：福禄寿三星高照、天官赐福、海屋添筹、华封三祝等等。驴子不行，牛、马也不行，但在马上画只猴子，再加上几只蜜蜂，则是可以的，题画名为《马上封侯》，岂不很讨彩头！画两只狮子，一大一小，题画名为《太师、少师》，也是很吉祥的。因为古代官职最大的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做官能做到“太师”、“少师”，岂非大大荣耀！吉祥画多借用事物名称的谐音作画。蝙蝠的样子很丑，但它的名称与“福”谐音，就时常入画。画蝙蝠从上飞下，称“降福”；用手去抓，称“接福”；抓到后藏入瓶中，称“积福”。同样，以鹿象征“禄”，以仙桃象征“寿”，以鸡象征“吉”，以荔枝象征“利”，以羊象征“祥”，以手持荷花、盒子的童子象征“和合二仙”，以盆栽柏树、万年青、荷花、百合象征“百年和合”……
明宪宗朱见深会绘画，他的传世作品中有一幅《岁朝佳兆图》（图30），画一钟馗（自唐至明，均于岁朝挂钟馗像），斗笠长袍，手执如意，一小鬼双手捧盘，盘中盛柏籽、柿子，与如意合为“百事如意”，复有一蝙蝠自右上方飞下，意为“福从天降”。
常见的吉祥画，含意比较好懂，有些不常见的吉祥画，就很难懂。譬如中国书店《吉祥图案》中有一幅画（图31），画着三只平胸高的酒缸，五个儒者，各以小方斗舀起缸中的酒来品尝。要不看画题，无论如何也猜不透画的是什么意思。话题是《三纲五常》，原来，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有“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此图以三缸象征“三纲”，以五人品尝象征“五常”，真可谓挖空心思了。
清朝道光年间，有个萧山的秀才王端蒙，准备去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他的老师送给他一幅明末陈洪绶的画，画的是荷花、荷叶、莲蓬，有蝌蚪戏于荷叶边，一蟹旁行，一蝉停于莲蓬上，复有一只蜻蜓飞于高处。此图并未题名，据老师解释：蟹壳隆起，象征“甲”，与蝌蚪合为“科甲”，蝉停于莲上是“蝉联”，蜻蜓飞高处是“廷扬”，仅有一只，独一无二，是“第一”的意思。全图含义为“科甲蝉联，廷扬第一。”即乡试、会试联捷，中了举人中进士，殿试又能得第一，中个状元，真是讨尽彩头了。
画家们，为了讨皇帝欢喜，更要挖空心思，画出新的吉祥画。清朝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新春，文臣邹一桂献了一幅《万年吉庆，四海升平》图（图32）。以盆栽松石象征“万年 ”，以悬磬及小锤象征“吉庆”，这倒不奇，奇的是如何表达“四海升平”？邹一桂真是绝顶聪明，竟给他想出了“金点子”：画了个大瓷瓶，四只螃蟹往瓶上爬，以四蟹谐音“四海”，爬瓶象征“升平”。瓶子不能空着，添枝梅花，与松协调。画好后用篆体题了八字“万年吉庆，四海升平”，并在右下角题“臣邹一桂恭画”，献给乾隆皇帝。皇帝看了，龙颜大悦，当即在画上题了首五言绝句：“一松卓守石，四蟹共围瓶。别裁新朝寓，梅枝护始馨。甲寅新正月御题”，意为“一颗松树卓立于文石之边，四只螃蟹围着瓷瓶往上爬。岁朝祝贺“万年吉庆，四海升平”的寓意，真是别出心裁呀！还加上一枝梅花，象征百花都要开放了。
另一文臣画家汪承霈，用乾隆皇帝的两句诗“以昭百福蕃生息，嘉与三农望阜成”作画（图33），以柏树代表“百”，满画蝙蝠的瓷瓶代表“福”，笙代表“生”，“嘉与”是奖励、优待的意思。难于表达，他挖空心思，画了只圆桶形、两边有两只耳朵的青铜器，是汉王莽变法时颁发的“嘉量”，为标准量具：上部为斛，下部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三农”指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泛指农民。“阜成”是要使农民富足安定。为了表达，作者画了稻穗、小花、三角旗、调味瓶等，过于烦琐。乾隆皇帝没有题诗，也未盖章。现有一章，是“宣统御览之宝”。
看来，皇帝的马屁也是很难拍的。
于公右任的《写字歌》
1948年，我流落南京，走投无路，几成饿殍，幸蒙监察院院长于公右任赏识文字，得充秘书科录事。当年，于公刚好70岁（图34），我是在宁夏路二号官邸里拜见他的，于公面容慈祥，长髯纯白，泛着银光。他穿一身白色细麻布衣裤，正在拆阅几封“院长亲启”的信件。办公室很大，只有一张办公桌，还有一张写字的大桌子，墙上仅挂着一小幅山水画。
从传达室到办公室，有一条铺着鹅卵石的甬道。我曾在《中华伟人轶事》上看到这样的记录：一天，蒋介石去拜访于公，看到甬道上有石子脱开，叫副官赶快拣掉，以防于公跌倒。办公室外面是小庭园，有些花木。
于公的草书堂庑开阔，大气磅礴，世人推崇为“草圣”。求于公写字的人很多，大都是通过监察院同仁代求。送写的宣纸后面，贴着一小方红纸，上写：“恭求院长墨宝，赐呼××，职×××代求。”宣纸堆得多了，有的被老鼠咬破，只好丢掉。也有国外华侨来信求书，有一次，于公为美国华侨题写“霹雳慈善社”五字，一字一纸，连具名共为六纸。交到文书科具函寄复时，我得饱眼福，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的确是书法极品，不知目前尚在人间否？
监察院同仁，为了应付各界求书，也仿写了不少于公的字，聊以塞责。如监察委员刘延涛、秘书长李崇实、调查专员张泉生等，都仿得很好。据说曾在监察院工作过的于公外甥周伯敏，仿写得还要好。还有一个科员、东阳人蒋渭水也写得好。这两人我去时已离开，未见到过。我们文书科的办事员聂治安，湖南湘潭人，读湖南第一师范时，与毛泽东是同班同学，后来到上海读过美专。他有五个子女，生活比较困难，有个裱画店老板请他仿写于公对联，每写一联送他四块银洋。他画过一幅山水手卷，请监察院中姚雏、张目寒、易君左、漆铸城诸公题诗，最后请于公题引首，于公欣然为他题了“秋山平远”四个字。监察院里有好几方于公的假印章，唯有“太平老人”一印，无人敢造，凡盖有此印的，定是真迹。如于公1948年所书《礼记·礼运》，即盖有此印（图35）。
于公以写字为运动，乐而不疲。他说：“写字有一种豪迈、奔放的乐趣。这种感觉，只有写草书时才有，若写其他字体，便感觉不到。”别人问他写字的要领是什么？他回答是“顺乎自然”。《于右任诗词曲全集》载有于公垂老所作《写字歌》（图36）：“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吾有志焉而未逮。”正是于公“顺乎自然”的注脚。起笔、落笔、运笔、结体、成章，皆任自然，不做作、不凝滞、不故作姿态。于公曾指着窗外庭园说：“窗外的花、鸟、虫、草，无一不是顺乎自然而生，而无一不美。”他的主张，与清初书家傅山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似出一辙。他到台湾生活了16年，仍勤书不辍。直到1964年3月14日的日记里还写：“我写不好，是什么原因？想来是不用心。”《写字歌》的“吾有志焉而未逮”正是永不自满的表白。对于每个学书的人来说，都是有力的鞭策。
著名学者罗家伦有诗称颂于公写字：“拂须卷袖画中身，取墨频呼更入神。此是前生欢喜债，行藏(所到之处）围满索书人。”于公写字不用墨汁，而由副官以开水磨墨，贮于装香烟的铁罐里，于公写得高兴时，墨用完了，大呼“再取墨来！”这正是神来之时，笔墨更为飞舞。
于公写字无数，只是送人，从未卖字。于公助人为乐，时常搞得自己经济困难，他的小儿子要去美国留学，没有学费，在刘延涛等人建议下，出版一本《于公墨宝选集》。蒋介石父子知道后，觉得院长靠卖书筹钱，名声不好，就把刚印好的书全部买了去，市面竟未流通。于公逝世后，亲友整理遗物，发现一只加锁的小铁匣，当众打开，所放竟是记着欠人款项的账目：欠宋副官数千元，欠方副官数千元……一代钜公，寒酸至此，令人感叹涕零。
有个日本书法家金泽子卿，专门收藏于公墨宝，称所居为“宝于草堂”。于公为之感动，允收为海外弟子，并亲为题写“宝于草堂”榜额。于公逝世后，金泽朝夕焚香，叩拜于公造像。
于公对我的恩德，永世难忘。1985年，我至南京瞻仰于公官邸旧址，摄影留念（图37），并题一绝：“犹见于公旧门墙，那堪隔海埋国殇。奉安无奈路修阻，倚门李郎鬓有霜。”2009年，两岸开通旅游，我亟望以有生之年，一叩于公陵寝，去信台湾监察院秘书处联系，曾蒙表示欢迎，但至办理手续时，又遭对方梗阻，徒呼负负！唯我衷心，瓣香永篆，神灵可鉴。（未完待续）（责编：李禹默）
早年的中式民宅，都有中堂间，作为会客、议事、拜神、祭祖之用。屋间多的，还建有前厅后堂。厅堂里都悬挂书画，往往是中间一幅大画，两边悬挂对联，这种大画，就叫“中堂”。前些年，金华文物地摊上，发现一对木雕贴金的小狮子，头、尾翘起，背部凹而平。大家认为这确是一对旧东西，但不知作何用途？我告诉他们：这是大中堂画填轴用的。因为，大中堂画下面，往往摆着一张长条形的香几，中堂画地轴搁在香几上，如不小心打翻茶水，容易弄湿，所以要放一对狮子作垫脚。
古代有个书画收藏家，藏有一幅名家大中堂，画的是一群驴子，他不肯挂，说是：“一早起来，看到一群驴子嘶咬，成何体统？”那么，中堂要挂什么画呢？古人为了讨彩头，都喜欢挂含义吉祥的图画：福禄寿三星高照、天官赐福、海屋添筹、华封三祝等等。驴子不行，牛、马也不行，但在马上画只猴子，再加上几只蜜蜂，则是可以的，题画名为《马上封侯》，岂不很讨彩头！画两只狮子，一大一小，题画名为《太师、少师》，也是很吉祥的。因为古代官职最大的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做官能做到“太师”、“少师”，岂非大大荣耀！吉祥画多借用事物名称的谐音作画。蝙蝠的样子很丑，但它的名称与“福”谐音，就时常入画。画蝙蝠从上飞下，称“降福”；用手去抓，称“接福”；抓到后藏入瓶中，称“积福”。同样，以鹿象征“禄”，以仙桃象征“寿”，以鸡象征“吉”，以荔枝象征“利”，以羊象征“祥”，以手持荷花、盒子的童子象征“和合二仙”，以盆栽柏树、万年青、荷花、百合象征“百年和合”……
明宪宗朱见深会绘画，他的传世作品中有一幅《岁朝佳兆图》（图30），画一钟馗（自唐至明，均于岁朝挂钟馗像），斗笠长袍，手执如意，一小鬼双手捧盘，盘中盛柏籽、柿子，与如意合为“百事如意”，复有一蝙蝠自右上方飞下，意为“福从天降”。
常见的吉祥画，含意比较好懂，有些不常见的吉祥画，就很难懂。譬如中国书店《吉祥图案》中有一幅画（图31），画着三只平胸高的酒缸，五个儒者，各以小方斗舀起缸中的酒来品尝。要不看画题，无论如何也猜不透画的是什么意思。话题是《三纲五常》，原来，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有“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此图以三缸象征“三纲”，以五人品尝象征“五常”，真可谓挖空心思了。
清朝道光年间，有个萧山的秀才王端蒙，准备去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他的老师送给他一幅明末陈洪绶的画，画的是荷花、荷叶、莲蓬，有蝌蚪戏于荷叶边，一蟹旁行，一蝉停于莲蓬上，复有一只蜻蜓飞于高处。此图并未题名，据老师解释：蟹壳隆起，象征“甲”，与蝌蚪合为“科甲”，蝉停于莲上是“蝉联”，蜻蜓飞高处是“廷扬”，仅有一只，独一无二，是“第一”的意思。全图含义为“科甲蝉联，廷扬第一。”即乡试、会试联捷，中了举人中进士，殿试又能得第一，中个状元，真是讨尽彩头了。
画家们，为了讨皇帝欢喜，更要挖空心思，画出新的吉祥画。清朝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新春，文臣邹一桂献了一幅《万年吉庆，四海升平》图（图32）。以盆栽松石象征“万年 ”，以悬磬及小锤象征“吉庆”，这倒不奇，奇的是如何表达“四海升平”？邹一桂真是绝顶聪明，竟给他想出了“金点子”：画了个大瓷瓶，四只螃蟹往瓶上爬，以四蟹谐音“四海”，爬瓶象征“升平”。瓶子不能空着，添枝梅花，与松协调。画好后用篆体题了八字“万年吉庆，四海升平”，并在右下角题“臣邹一桂恭画”，献给乾隆皇帝。皇帝看了，龙颜大悦，当即在画上题了首五言绝句：“一松卓守石，四蟹共围瓶。别裁新朝寓，梅枝护始馨。甲寅新正月御题”，意为“一颗松树卓立于文石之边，四只螃蟹围着瓷瓶往上爬。岁朝祝贺“万年吉庆，四海升平”的寓意，真是别出心裁呀！还加上一枝梅花，象征百花都要开放了。
另一文臣画家汪承霈，用乾隆皇帝的两句诗“以昭百福蕃生息，嘉与三农望阜成”作画（图33），以柏树代表“百”，满画蝙蝠的瓷瓶代表“福”，笙代表“生”，“嘉与”是奖励、优待的意思。难于表达，他挖空心思，画了只圆桶形、两边有两只耳朵的青铜器，是汉王莽变法时颁发的“嘉量”，为标准量具：上部为斛，下部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三农”指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泛指农民。“阜成”是要使农民富足安定。为了表达，作者画了稻穗、小花、三角旗、调味瓶等，过于烦琐。乾隆皇帝没有题诗，也未盖章。现有一章，是“宣统御览之宝”。
看来，皇帝的马屁也是很难拍的。
于公右任的《写字歌》
1948年，我流落南京，走投无路，几成饿殍，幸蒙监察院院长于公右任赏识文字，得充秘书科录事。当年，于公刚好70岁（图34），我是在宁夏路二号官邸里拜见他的，于公面容慈祥，长髯纯白，泛着银光。他穿一身白色细麻布衣裤，正在拆阅几封“院长亲启”的信件。办公室很大，只有一张办公桌，还有一张写字的大桌子，墙上仅挂着一小幅山水画。
从传达室到办公室，有一条铺着鹅卵石的甬道。我曾在《中华伟人轶事》上看到这样的记录：一天，蒋介石去拜访于公，看到甬道上有石子脱开，叫副官赶快拣掉，以防于公跌倒。办公室外面是小庭园，有些花木。
于公的草书堂庑开阔，大气磅礴，世人推崇为“草圣”。求于公写字的人很多，大都是通过监察院同仁代求。送写的宣纸后面，贴着一小方红纸，上写：“恭求院长墨宝，赐呼××，职×××代求。”宣纸堆得多了，有的被老鼠咬破，只好丢掉。也有国外华侨来信求书，有一次，于公为美国华侨题写“霹雳慈善社”五字，一字一纸，连具名共为六纸。交到文书科具函寄复时，我得饱眼福，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的确是书法极品，不知目前尚在人间否？
监察院同仁，为了应付各界求书，也仿写了不少于公的字，聊以塞责。如监察委员刘延涛、秘书长李崇实、调查专员张泉生等，都仿得很好。据说曾在监察院工作过的于公外甥周伯敏，仿写得还要好。还有一个科员、东阳人蒋渭水也写得好。这两人我去时已离开，未见到过。我们文书科的办事员聂治安，湖南湘潭人，读湖南第一师范时，与毛泽东是同班同学，后来到上海读过美专。他有五个子女，生活比较困难，有个裱画店老板请他仿写于公对联，每写一联送他四块银洋。他画过一幅山水手卷，请监察院中姚雏、张目寒、易君左、漆铸城诸公题诗，最后请于公题引首，于公欣然为他题了“秋山平远”四个字。监察院里有好几方于公的假印章，唯有“太平老人”一印，无人敢造，凡盖有此印的，定是真迹。如于公1948年所书《礼记·礼运》，即盖有此印（图35）。
于公以写字为运动，乐而不疲。他说：“写字有一种豪迈、奔放的乐趣。这种感觉，只有写草书时才有，若写其他字体，便感觉不到。”别人问他写字的要领是什么？他回答是“顺乎自然”。《于右任诗词曲全集》载有于公垂老所作《写字歌》（图36）：“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吾有志焉而未逮。”正是于公“顺乎自然”的注脚。起笔、落笔、运笔、结体、成章，皆任自然，不做作、不凝滞、不故作姿态。于公曾指着窗外庭园说：“窗外的花、鸟、虫、草，无一不是顺乎自然而生，而无一不美。”他的主张，与清初书家傅山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似出一辙。他到台湾生活了16年，仍勤书不辍。直到1964年3月14日的日记里还写：“我写不好，是什么原因？想来是不用心。”《写字歌》的“吾有志焉而未逮”正是永不自满的表白。对于每个学书的人来说，都是有力的鞭策。
著名学者罗家伦有诗称颂于公写字：“拂须卷袖画中身，取墨频呼更入神。此是前生欢喜债，行藏(所到之处）围满索书人。”于公写字不用墨汁，而由副官以开水磨墨，贮于装香烟的铁罐里，于公写得高兴时，墨用完了，大呼“再取墨来！”这正是神来之时，笔墨更为飞舞。
于公写字无数，只是送人，从未卖字。于公助人为乐，时常搞得自己经济困难，他的小儿子要去美国留学，没有学费，在刘延涛等人建议下，出版一本《于公墨宝选集》。蒋介石父子知道后，觉得院长靠卖书筹钱，名声不好，就把刚印好的书全部买了去，市面竟未流通。于公逝世后，亲友整理遗物，发现一只加锁的小铁匣，当众打开，所放竟是记着欠人款项的账目：欠宋副官数千元，欠方副官数千元……一代钜公，寒酸至此，令人感叹涕零。
有个日本书法家金泽子卿，专门收藏于公墨宝，称所居为“宝于草堂”。于公为之感动，允收为海外弟子，并亲为题写“宝于草堂”榜额。于公逝世后，金泽朝夕焚香，叩拜于公造像。
于公对我的恩德，永世难忘。1985年，我至南京瞻仰于公官邸旧址，摄影留念（图37），并题一绝：“犹见于公旧门墙，那堪隔海埋国殇。奉安无奈路修阻，倚门李郎鬓有霜。”2009年，两岸开通旅游，我亟望以有生之年，一叩于公陵寝，去信台湾监察院秘书处联系，曾蒙表示欢迎，但至办理手续时，又遭对方梗阻，徒呼负负！唯我衷心，瓣香永篆，神灵可鉴。（未完待续）（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