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钱学森去世,留下一个“钱学森之问”,像“李约瑟难题”一样,足以让今天的当政者和教育人去思考几十年;今年钱伟长去世,虽然没有留下一个“钱伟长之问”,但他个人的成才经历及整个钱氏家族的群星灿烂,同样给我们提出无数的思考命题。在唏嘘不已的同时,该反观一下今天的中国人在哪些方面已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了。
　　我想到了几个与教育密切关联的话题:一是学生的偏科问题,二是学生的专业选择权,三是世家消失,对教育乃至人才的诞生意味着什么。
　　话题之一:偏科问题
　　一个学生的各门功课不能齐头并进、门门优良,谓之“偏科”。按照“木桶效应”,科是偏不得的,因为木桶的盛水量决定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可是同样的一个心理学理论——“瓦拉赫效应”和“多元智能”理论又告诉我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骏马行千里,耕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人生苦短,欲成才杰,必“有所为有所不为”,“偏科”在所难免。倘若终身在取长补短,势必一事无成。
　　钱伟长在中学时属于严重的“偏科生”,在数理化上学得一塌糊涂,“高考”时,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当然是交了白卷。但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严重“瘸腿”的学生,却同时被清华、交通、浙江、武汉、中央五所名牌大学录取。后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
　　今年的7月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相类似的问题:
　　在参加复旦大学为自主招生举办的“博雅杯”人文知识大奖赛时,西安的高三学生孙见坤在国学方面的深厚修养和独到见解震惊了评委,其中尤以对《山海经》的研究为人称道。他被学者们誉为“万里挑一”的国学人才。但遗憾的是,孙见坤偏科严重,英语、数学成绩一般。虽复旦大学8名教授联名请求破格录取,但因其高考成绩距一本线有6分之差,被陕西省招办拒绝投档到复旦大学,结果被山西大学录取。
　　 孙见坤没有钱伟长那么幸运,因为他没生在民国,那时被“破格”录取的还有梁漱溟、沈从文、臧克家、钱钟书……
　　话题之二:学生的专业选择权
　　钱伟长被录取到历史系后却在一夜之间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的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之军力。
　　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拒绝其转学要求,后被其诚意打动,答应他试读一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钱伟长早出晚归,废寝忘食。他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一年后数理课程居然超过了70分,并且在毕业时,他成为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这个故事不会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今天大学生转专业不少是以钱和权作为筹码的,而不是这个学生的专业兴趣和诚意。我们极严格地控制学生改专业,但官员“转专业”却如履平地,今天是乡长,明天就可以坐上教育局长的交椅;去年还是管农业的官员,今年改管文化了。况且无论多么专业的专业问题,他们都敢做“重要指示”,都敢拍板定案。
　　我们真该佩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雅量和远见卓识,也不免追念那年月“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教育体制。
　　由钱伟长改专业也使我想到另外的一个教育问题。
　　史上半道专业改弦易张而成功者不乏其人,但理工改文史的居多,文史改理工的较少(目前手头的资料只有钱伟长一例)。鲁迅、冰心、郭沫若由医学改文学;著名清史专家戴逸由上海交大的铁路工程管理改为北大的史学;张弦: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由冶金机械专业改到了毫不干连的文学,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黄仁宇:抗战前曾在南开大学学了两年机电专业,后投笔从戎,直至抗战结束34岁时重读大学,先新闻,后转至历史,尤以明史研究成就最丰。此外还有一个丁西林,正业是物理学家,191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次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20年归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一生写了10部戏剧,甚至文学之名盖过了科学之名,起码在中文出身的人眼里是这样。其实他写剧本不过是“客串”“票友”而已。
　　为什么理工改文史易,文史改理工难?
　　理工需要按部就班,需要教师的耳提面命,需要实验室的现场操作;文史可以自学,贵在领悟、积累,贵在旁学杂搜,有图书馆即可。并非文史好学,理工难攻,学科特点不同而已。钱伟长之所以成为特例,在于“为国而学”的宏大志向,在于家学源渊的熏陶,在个体超人般的努力。
　　话题之三:望族消失的悲剧
　　千年延续的钱氏家族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鏐的后代,今天该用什么来表示这个家族?贵族?世家?名门?贵族,按北大李零先生的说法,中国的贵族崩溃得较早,在东周时已经衰落。因此说钱氏家族是“贵族”显然不合适。 “世家”(即世代贵显的家族或大家)吗?似乎也不合适。我们只能以“名门望族”冠之。
　　钱鏐祖孙三代、五位国君,以其卓越的施政,使吴越国富甲江南。钱镠的三十三个儿子多半被父亲派往江浙各州,钱氏家族很快繁衍开来。据民国年间编撰的《钱氏家乘》记载,国内有迹可循的钱氏宗脉有百余支。自钱王开始,钱家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很多状元,无数进士。
　　乾隆年间进士钱大昕,被陈寅恪推为“清代史家第一人”。
　　走到近代,钱家出现人才“井喷”式爆发——
　　钱穆,近代中国最重要思想家之一,国学大师,香港新亚书院的创始人;
　　钱玄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猛将,反对文言文,力倡白话文,鼓吹民主和科学;
　　钱钟书,他以《管锥编》和《围城》这样的当代经典而名世;
　　钱学森(据说是钱王第三十三世孙),“两弹一星”总设计师,与钱三强、钱伟长并称“三钱”……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钱氏家族出现的杰出父子: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
　　钱永健(与日美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钱学榘之子。钱学榘又是钱学森的堂弟,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家,曾经担任美国波音公司总工程师。钱永健的哥哥钱永佑是神经生物学家,兄弟俩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钱家是出院士最多的家族,仅无锡钱家便出了10位院士和学部委员——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钟韩(钱钟书的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江阴钱家有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钱俊瑞。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名门望族似乎有优质基因的遗传。但一代不如一代的大有人在。多少钟鸣鼎食之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唯独诗礼之家绵延不断,人才济济,如以梁启超为头羊的梁家,以俞樾为排头的俞家……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孟子·离娄章句下》)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不得益于当年钱王的恩泽,不得益于家族积累的财富,起关键作用的当是以一贯之的家风,是代代相传对读书功名的看重。钱财可以散尽,权力可以剥夺,但只要文化的脉络没有断,人才就会生成、发展和爆发,这正应了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古训。
　　学者钱文忠说:“家族是一种氛围,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教。环境变了,家族也就断了。”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聚族而居的生活模式式微了,名门望族成为社会打击的对象。其后又有计划生育的国策,只有家庭,没有家族。家族,将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世家,或曰名门望族的不复存在,对教育,对人才,将有多大的影响?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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