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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他的致命弱点。身为一个作家,我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这就是我的命门。“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正上初二。停课闹革命时,我都在“趁火打劫”,即:与朋友迅速、秘密地交换那些从国家图书馆流落到民间的书籍。疯狂地彻夜地阅读,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恐怖。仿佛读了今天没有明天,读了这本没有下一本似的。
接着,就和所有同代人一起去插队,三年后回城,当了八年多工人。时间之漫长,按照现在的学制看,如果我够聪明够努力,刚好读完博士学位。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朋友们都跃跃欲试,周围一片读书声。我也借了复习材料,在上大夜班的途中,在工间休息的焊灯下,我颠三倒四背诵着:《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末至1848年初,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背了又忘,忘了又背。因为书桌上摊不开复习材料,回家以后就趴在床沿边做数学题,兴奋、紧张、期待,结果是无限的沮丧。如果一个人的数学程度勉强只会解出一元一次方程(这还是强化复习的结果,平时一超过三位数我就记不得了),他又怎么有希望有资格跨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呢?
更沮丧的是,白白交了5角钱的报名费。
过了好些年,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要保送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三年级,并许诺不影响出国访问,不影响写作时间,等等。中国作协的一番好意很明白,就是帮我混个学历罢了。那时我年轻气盛,不假思索,就以幼儿绕膝为理由谢绝了。
放弃这一最后机会,从此我若是混迹到这个那个大学校园里,多半是找人,而且自觉地夹着尾巴。虽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大学,诚邀我去讲座或兼职教授,我从不敢滥竽充数贸然答应。
1986年,由王蒙牵头,在上海金山举办一场国际汉学会议。当时,所谓“朦胧诗”(一顶约定俗成的帽子),正全面进驻诗坛,国外翻译者如云。我侥幸得很,先有一本德译诗集在慕尼黑出版。参观图片展览之际,英国著名汉学家詹纳森主动和我谈起诗歌翻译。他说:“我可以翻译其他男诗人的作品,但却不能翻译你的。因为你的语言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很深,那种气氛和内涵外国人是无法传递的。”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难以置信。接着他随口举一些句子做比较,证明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由得我不信。
在这之前,我在国内受到最大的抨击,便是“全盘欧化”“崇洋媚外”这些个 “数典忘祖”的罪名。所谓晦涩难懂、阴暗低沉,种种指摘均栽赃为西方文化思想的毒害与模仿,弄得我都有点“屈打成招”了。让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来告诉“离经叛道”的我:你太“中国化”太传统了!这对我不啻当头棒喝啊。
我开始给自己验血,做文化脉络的DNA鉴定。
古典诗词或者民歌,往往是我们汲取传统文化的第一口母乳。杜牧的《清明》,是我的第一首启蒙儿歌;李白的《静夜思》则成了我的幼年识字课本;写第一首五言诗时我只是个初中新生,除了押韵还搞不清平仄,此“假冒伪劣”产品居然发表在校刊《万山红》上。并非借此吹捧自己根基纯正,恰恰相反,虽有客观上的优势,后来我却毫无长进,正说明了资质之平庸。
按照国家教育制度,初中以前都算义务教育。也就是说,一个初中毕业生,就意味着他的普及教育已基本完成。我所就读的厦门一中,其教育质量即使在福建也是赫赫有名的。我在学校的成绩还不错。“日照香炉生紫烟”这是小学五年级;“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这是初一;杜甫的《三吏》、《三别》,这是初二。因此是不是可以说,仰仗那些苛刻严厉而又经验丰富的教师(天哪,当年我是多么恨他们!),我的语文基本功被迫训练得比较实在?却不记得有何外国文学混入初中语文课本里。
小学三年级起,我开始搜罗世界名著,几乎全是小说。“文革”期间大量手抄普希金、雪莱、海涅、波特莱尔等诗集。优美传神的翻译,是这些书籍吸引我的唯一原因。我高声朗诵《贝劳扬尼斯的故事》,是因为飞白的翻译那样铿锵悦耳,起伏澎湃;我热爱泰戈尔的《飞鸟集》,因为冰心把它翻译得韵味无穷;我读过三本同一作家不同翻译的小说,分别是《德伯家的苔丝》、《苔丝姑娘》、《苔丝》,我只能喜欢第一本,因为它的语境忧郁蕴藉,非常符合原作传递的质地。
课外阅读纯粹是兴趣使然,这样的悦读究竟影响了我什么?它们改变了我的血型吗?不,它们只是让我旁观(非参与)和设想(非体验)不同的时代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心理过程,它们的载体仍然是我所依赖的母语。我不会因为废寝忘食于这些译文而变成一个美国人或印度人。
插队当知青那几年,经一位年长朋友的提示和引导,我自觉补习古典文学。李白、杜牧、李清照、苏轼、柳永,纷沓而来。他们宽袖长袍仙风道骨长吟短诵,招之即来却挥之不去。清晨,踩着农妇的脚跟去拔秧,看到的是“人迹板桥霜”;收工后到河边搓锄板洗箩筐,不觉出声“春江水暖鸭先知”;夜里啊,夜里有多少“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就有多少款“不谙离恨哭”的明月姿态,多少回“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的叹息?
阅读和思索只能让我更加热爱,更加执着,无以复加地迷恋文学。时常因为一个字一个词的雷击,而颤抖而狂喜而渴望奔走相告于同好。魅力汉语对我们的征服,有时是五脏俱焚的痛,有时是透心彻骨的寒,更多的是酣畅淋漓的洗涤和“我欲乘风归去”的快感。
现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对于我一生,或者我们一生的影响,孰重孰轻,因人而异,很难梳理明白。若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检测“优雅汉语”的成分,多多少少都会把古典诗词的脐带给拉扯出来。“谁家玉笛暗飞声”,古典诗词的潜移默化,涓涓潺潺,积少成多,是我们平时想不起、终生扔不下的无形财富;是纯净的源头;是汉语的核心;是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基本构架。
接着,就和所有同代人一起去插队,三年后回城,当了八年多工人。时间之漫长,按照现在的学制看,如果我够聪明够努力,刚好读完博士学位。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朋友们都跃跃欲试,周围一片读书声。我也借了复习材料,在上大夜班的途中,在工间休息的焊灯下,我颠三倒四背诵着:《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末至1848年初,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背了又忘,忘了又背。因为书桌上摊不开复习材料,回家以后就趴在床沿边做数学题,兴奋、紧张、期待,结果是无限的沮丧。如果一个人的数学程度勉强只会解出一元一次方程(这还是强化复习的结果,平时一超过三位数我就记不得了),他又怎么有希望有资格跨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呢?
更沮丧的是,白白交了5角钱的报名费。
过了好些年,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要保送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三年级,并许诺不影响出国访问,不影响写作时间,等等。中国作协的一番好意很明白,就是帮我混个学历罢了。那时我年轻气盛,不假思索,就以幼儿绕膝为理由谢绝了。
放弃这一最后机会,从此我若是混迹到这个那个大学校园里,多半是找人,而且自觉地夹着尾巴。虽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大学,诚邀我去讲座或兼职教授,我从不敢滥竽充数贸然答应。
1986年,由王蒙牵头,在上海金山举办一场国际汉学会议。当时,所谓“朦胧诗”(一顶约定俗成的帽子),正全面进驻诗坛,国外翻译者如云。我侥幸得很,先有一本德译诗集在慕尼黑出版。参观图片展览之际,英国著名汉学家詹纳森主动和我谈起诗歌翻译。他说:“我可以翻译其他男诗人的作品,但却不能翻译你的。因为你的语言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很深,那种气氛和内涵外国人是无法传递的。”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难以置信。接着他随口举一些句子做比较,证明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由得我不信。
在这之前,我在国内受到最大的抨击,便是“全盘欧化”“崇洋媚外”这些个 “数典忘祖”的罪名。所谓晦涩难懂、阴暗低沉,种种指摘均栽赃为西方文化思想的毒害与模仿,弄得我都有点“屈打成招”了。让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来告诉“离经叛道”的我:你太“中国化”太传统了!这对我不啻当头棒喝啊。
我开始给自己验血,做文化脉络的DNA鉴定。
古典诗词或者民歌,往往是我们汲取传统文化的第一口母乳。杜牧的《清明》,是我的第一首启蒙儿歌;李白的《静夜思》则成了我的幼年识字课本;写第一首五言诗时我只是个初中新生,除了押韵还搞不清平仄,此“假冒伪劣”产品居然发表在校刊《万山红》上。并非借此吹捧自己根基纯正,恰恰相反,虽有客观上的优势,后来我却毫无长进,正说明了资质之平庸。
按照国家教育制度,初中以前都算义务教育。也就是说,一个初中毕业生,就意味着他的普及教育已基本完成。我所就读的厦门一中,其教育质量即使在福建也是赫赫有名的。我在学校的成绩还不错。“日照香炉生紫烟”这是小学五年级;“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这是初一;杜甫的《三吏》、《三别》,这是初二。因此是不是可以说,仰仗那些苛刻严厉而又经验丰富的教师(天哪,当年我是多么恨他们!),我的语文基本功被迫训练得比较实在?却不记得有何外国文学混入初中语文课本里。
小学三年级起,我开始搜罗世界名著,几乎全是小说。“文革”期间大量手抄普希金、雪莱、海涅、波特莱尔等诗集。优美传神的翻译,是这些书籍吸引我的唯一原因。我高声朗诵《贝劳扬尼斯的故事》,是因为飞白的翻译那样铿锵悦耳,起伏澎湃;我热爱泰戈尔的《飞鸟集》,因为冰心把它翻译得韵味无穷;我读过三本同一作家不同翻译的小说,分别是《德伯家的苔丝》、《苔丝姑娘》、《苔丝》,我只能喜欢第一本,因为它的语境忧郁蕴藉,非常符合原作传递的质地。
课外阅读纯粹是兴趣使然,这样的悦读究竟影响了我什么?它们改变了我的血型吗?不,它们只是让我旁观(非参与)和设想(非体验)不同的时代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心理过程,它们的载体仍然是我所依赖的母语。我不会因为废寝忘食于这些译文而变成一个美国人或印度人。
插队当知青那几年,经一位年长朋友的提示和引导,我自觉补习古典文学。李白、杜牧、李清照、苏轼、柳永,纷沓而来。他们宽袖长袍仙风道骨长吟短诵,招之即来却挥之不去。清晨,踩着农妇的脚跟去拔秧,看到的是“人迹板桥霜”;收工后到河边搓锄板洗箩筐,不觉出声“春江水暖鸭先知”;夜里啊,夜里有多少“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就有多少款“不谙离恨哭”的明月姿态,多少回“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的叹息?
阅读和思索只能让我更加热爱,更加执着,无以复加地迷恋文学。时常因为一个字一个词的雷击,而颤抖而狂喜而渴望奔走相告于同好。魅力汉语对我们的征服,有时是五脏俱焚的痛,有时是透心彻骨的寒,更多的是酣畅淋漓的洗涤和“我欲乘风归去”的快感。
现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对于我一生,或者我们一生的影响,孰重孰轻,因人而异,很难梳理明白。若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检测“优雅汉语”的成分,多多少少都会把古典诗词的脐带给拉扯出来。“谁家玉笛暗飞声”,古典诗词的潜移默化,涓涓潺潺,积少成多,是我们平时想不起、终生扔不下的无形财富;是纯净的源头;是汉语的核心;是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基本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