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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学院2015年10月12日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迪顿（AngusDeaton），以表彰他对消费、贫困与福利问题所做的卓越研究。具体地说，迪顿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1）设计了一套需求系统；（2）揭示了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包括宏观和微观数据的采集方法；（3）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方面的研究。
迪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讲座教授，2015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曾担任过2009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获得首届计量经济学会的弗里施奖（Frisch Medal）。此外，他还曾担任过期刊《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D，Economic Studies）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的编辑工作。他的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年），《理解消费》（1992年），《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1997年），《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2005年），《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2013年）等。
学习与研究经历
迪顿1945年出生于英国爱丁堡，中学期间曾在费蒂斯中学（Fettes College）学习，1967年获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974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迪顿毕业后留在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学院任教，然后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直到1983年，他才离开英国去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此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和教学工作，直至退休。
在剑桥大学本科期间的前两年，迪顿曾在数学系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知识，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想学习和研究一辈子数学，也不想成为数学家。因此，在后续学习中他转向了经济学，由于是后转系学经济学，所以在第一年的学士学位考试中，迪顿特别担心经济学的考试，从而更倾向于选择一些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虽然迪顿学习含有大量数量方法的经济学课程，仍没有产生极为特别的兴趣，但后来他最终发现，经济学或许更适合自己。
迪顿在博士毕业后去英格兰银行的经济部工作了两年，随后返回自己的母校应用经济系任教。当时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如鲁宾逊（J.Robinson）、卡尔多（N.Kaldor）、米德（J.Meade）等人都在这里任教，这些人对世界所面临的贫困和发展问题非常感兴趣。换句话说，这批学者非常重视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的这种研究传统，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的剑桥）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探讨的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就是“两个剑桥之争”。也就是说，一方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萨缪尔森（P.A.Samuelson）、托宾（J.Tobin）、索洛（R.M.Solow）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另一方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鲁宾逊、卡尔多、斯拉法（P.Sraffa）及意大利学者帕西内蒂（L.L.Pasinetti）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个剑桥之争”本质上是两种经济传统争论的当代表现，而争论的焦点就是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
迪顿置身于剑桥大学经济学传统研究学派之中，尽管他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显得有些异端，有时不一定赞同大师们的观点，但仍可汲取知识精华，耳濡目染地受到治学精神和方法的熏陶。这期间，迪顿博览群书，既深度钻研消费经济学，也广泛涉猎医学领域和健康方面的书籍，尤其是他在剑桥大学的两位导师斯通（R.Stone）和森（A.Sen）对他影响颇深。从斯通教授那里，他学到了“衡量标准”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衡量标准，那将无法得出任何结论，因此正确地建立衡量标准确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从森那里，他学到了思考什么让生命更有价值，同时应以整体的视角来思考人类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考察其中的某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著作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他日后研究消费经济、测度和评估贫穷水平、福利分析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
对消费者支出的研究，不论针对支出加总的研究还是针对支出构成的研究，一直都是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问题。关于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中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第一个对需求给出统计估计至少可以追溯到穆尔（H.L.Moore）1914年的工作。早期研究工作仅仅是一种对加总数据进行探索而已，并没有任何经济理论作为基础。作为计量经济学家的先驱斯通1954年在估计需求系统时，曾经争辩了为什么要采用施加了不能解决先验数据的那种灵活函数形式，同时仍能保持和消费经济理论的一致。
综观消费者需求结构计量模型的整个发展史，可以将其归纳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经济理论假设为基础，包括直接效用函数、间接效用函数和成本函数等为逻辑始点加以推导得出。另一类则是以特定的数学函数关系形式为基础推导获得。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需求结构模型，都是从前人的研究中获得启发，或者针对原模型的不足进行改进，或者寻求新的理论基础进行不断创新和发展。
迪顿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合著的论文《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lmost Ideal DemandSystem，简记为AIDS）1980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鹿特丹（Rotterdam）模型和translog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与偏好最大化一致的需求等式的实践系统。该系统是根据需求理论推导出来的，可以用来描述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行为，估计居民在一定的可消费支出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价格下对农产品的需求量。换句话说，其基本思想是，在给定价格体系和一定的效用水平下，消费者如何以最少的支出实现给定的效用水平，即希克斯（Hicks）需求函数。
正是因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的优点为模型中有足够的参数，所以可用作任何需求模型的一阶近似，个别消费者可完全加总，能检验需求理论的限制条件与理论相符。尤其是，模型中有关各项消费支出的原始数据一律采用相对比重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实际支出数据统计中的误差或虚报数据造成的影响。不过，这种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也有其致命缺点，那就是假设的成本函数并非令域的二阶近似函数，可能发生某些实证数据不符合需求理论限制条件。总之，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是一个灵活的、完整的需求系统模型，它所估计的系数具有极其简明的经济含义。 在测度和理解幸福、不平等方面的贡献
尽管消费一定会产生幸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迪顿最近的大多数研究工作中，他也在考虑决定消费的其他因素。
人们的健康不仅在决定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方面起作用，而且是人们自己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测量和理解幸福就需要理解健康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问题的分布情况。迪顿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包括对不平等和健康之间的联系所做出的分析。
2013年，迪顿的著作《逃离不平等》出版，书中主要讲述了不平等在过去250年间的发展，从健康和财富两个视角来阐述这个问题。他在书中指出，健康是我们发展至今的基础。有些人认为，经济健康是所有健康进步的前提，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健康方面取得多少进步。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若没有健康作为前提，则不会取得显著的经济增长，因为人们必须保持健康才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迪顿更赞同后者的观点，很明显，这样的说法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应该视情况而定，因此要看人们是谈论何种健康进步了。总之，人们不能泛泛而谈，必须针对具体问题来进行具体分析。迪顿在书中列举了印度国家的发展经历，他深入透彻地分析了印度问题，认为拯救生命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善举，并坦言自己对非政府组织持怀疑态度，指出国外援助并非消除不平等的一剂良方。
迪顿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也就是消费需求系统、消费随时问的波动、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穷的测量，对理论和测量方面均做出了重大改进。尽管三个领域不尽相同，但迪顿却能发现并研究、分享了相同的主题，同时分别出版了三本专著：《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理解消费》、《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迪顿通过自己对测量和统计方法的熟练运用，一直试图将理论和数据紧密地拉近；通过探索加总问题，一直试图将个体分析和加总结果紧密整合在一起。在这样的研究中，他采用多样化的探索方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消费的决定因素，进而更好地理解了人类的福祉。
鉴于迪顿的卓越研究成果，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为了设计提高福利、减轻贫困的政策，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在这方面，迪顿对这种理解所做的改进无人能敌。他将个人选择和整体结果联系起来，他的研究促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变革。”
关键词：迪顿 消费 贫困 健康 福利
迪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讲座教授，2015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曾担任过2009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获得首届计量经济学会的弗里施奖（Frisch Medal）。此外，他还曾担任过期刊《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D，Economic Studies）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的编辑工作。他的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年），《理解消费》（1992年），《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1997年），《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2005年），《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2013年）等。
学习与研究经历
迪顿1945年出生于英国爱丁堡，中学期间曾在费蒂斯中学（Fettes College）学习，1967年获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974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迪顿毕业后留在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学院任教，然后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直到1983年，他才离开英国去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此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和教学工作，直至退休。
在剑桥大学本科期间的前两年，迪顿曾在数学系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知识，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想学习和研究一辈子数学，也不想成为数学家。因此，在后续学习中他转向了经济学，由于是后转系学经济学，所以在第一年的学士学位考试中，迪顿特别担心经济学的考试，从而更倾向于选择一些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虽然迪顿学习含有大量数量方法的经济学课程，仍没有产生极为特别的兴趣，但后来他最终发现，经济学或许更适合自己。
迪顿在博士毕业后去英格兰银行的经济部工作了两年，随后返回自己的母校应用经济系任教。当时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如鲁宾逊（J.Robinson）、卡尔多（N.Kaldor）、米德（J.Meade）等人都在这里任教，这些人对世界所面临的贫困和发展问题非常感兴趣。换句话说，这批学者非常重视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的这种研究传统，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的剑桥）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探讨的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就是“两个剑桥之争”。也就是说，一方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萨缪尔森（P.A.Samuelson）、托宾（J.Tobin）、索洛（R.M.Solow）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另一方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鲁宾逊、卡尔多、斯拉法（P.Sraffa）及意大利学者帕西内蒂（L.L.Pasinetti）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个剑桥之争”本质上是两种经济传统争论的当代表现，而争论的焦点就是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
迪顿置身于剑桥大学经济学传统研究学派之中，尽管他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显得有些异端，有时不一定赞同大师们的观点，但仍可汲取知识精华，耳濡目染地受到治学精神和方法的熏陶。这期间，迪顿博览群书，既深度钻研消费经济学，也广泛涉猎医学领域和健康方面的书籍，尤其是他在剑桥大学的两位导师斯通（R.Stone）和森（A.Sen）对他影响颇深。从斯通教授那里，他学到了“衡量标准”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衡量标准，那将无法得出任何结论，因此正确地建立衡量标准确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从森那里，他学到了思考什么让生命更有价值，同时应以整体的视角来思考人类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考察其中的某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著作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他日后研究消费经济、测度和评估贫穷水平、福利分析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
对消费者支出的研究，不论针对支出加总的研究还是针对支出构成的研究，一直都是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问题。关于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中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第一个对需求给出统计估计至少可以追溯到穆尔（H.L.Moore）1914年的工作。早期研究工作仅仅是一种对加总数据进行探索而已，并没有任何经济理论作为基础。作为计量经济学家的先驱斯通1954年在估计需求系统时，曾经争辩了为什么要采用施加了不能解决先验数据的那种灵活函数形式，同时仍能保持和消费经济理论的一致。
综观消费者需求结构计量模型的整个发展史，可以将其归纳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经济理论假设为基础，包括直接效用函数、间接效用函数和成本函数等为逻辑始点加以推导得出。另一类则是以特定的数学函数关系形式为基础推导获得。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需求结构模型，都是从前人的研究中获得启发，或者针对原模型的不足进行改进，或者寻求新的理论基础进行不断创新和发展。
迪顿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合著的论文《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lmost Ideal DemandSystem，简记为AIDS）1980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鹿特丹（Rotterdam）模型和translog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与偏好最大化一致的需求等式的实践系统。该系统是根据需求理论推导出来的，可以用来描述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行为，估计居民在一定的可消费支出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价格下对农产品的需求量。换句话说，其基本思想是，在给定价格体系和一定的效用水平下，消费者如何以最少的支出实现给定的效用水平，即希克斯（Hicks）需求函数。
正是因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的优点为模型中有足够的参数，所以可用作任何需求模型的一阶近似，个别消费者可完全加总，能检验需求理论的限制条件与理论相符。尤其是，模型中有关各项消费支出的原始数据一律采用相对比重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实际支出数据统计中的误差或虚报数据造成的影响。不过，这种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也有其致命缺点，那就是假设的成本函数并非令域的二阶近似函数，可能发生某些实证数据不符合需求理论限制条件。总之，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是一个灵活的、完整的需求系统模型，它所估计的系数具有极其简明的经济含义。 在测度和理解幸福、不平等方面的贡献
尽管消费一定会产生幸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迪顿最近的大多数研究工作中，他也在考虑决定消费的其他因素。
人们的健康不仅在决定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方面起作用，而且是人们自己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测量和理解幸福就需要理解健康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问题的分布情况。迪顿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包括对不平等和健康之间的联系所做出的分析。
2013年，迪顿的著作《逃离不平等》出版，书中主要讲述了不平等在过去250年间的发展，从健康和财富两个视角来阐述这个问题。他在书中指出，健康是我们发展至今的基础。有些人认为，经济健康是所有健康进步的前提，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健康方面取得多少进步。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若没有健康作为前提，则不会取得显著的经济增长，因为人们必须保持健康才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迪顿更赞同后者的观点，很明显，这样的说法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应该视情况而定，因此要看人们是谈论何种健康进步了。总之，人们不能泛泛而谈，必须针对具体问题来进行具体分析。迪顿在书中列举了印度国家的发展经历，他深入透彻地分析了印度问题，认为拯救生命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善举，并坦言自己对非政府组织持怀疑态度，指出国外援助并非消除不平等的一剂良方。
迪顿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也就是消费需求系统、消费随时问的波动、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穷的测量，对理论和测量方面均做出了重大改进。尽管三个领域不尽相同，但迪顿却能发现并研究、分享了相同的主题，同时分别出版了三本专著：《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理解消费》、《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迪顿通过自己对测量和统计方法的熟练运用，一直试图将理论和数据紧密地拉近；通过探索加总问题，一直试图将个体分析和加总结果紧密整合在一起。在这样的研究中，他采用多样化的探索方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消费的决定因素，进而更好地理解了人类的福祉。
鉴于迪顿的卓越研究成果，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为了设计提高福利、减轻贫困的政策，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在这方面，迪顿对这种理解所做的改进无人能敌。他将个人选择和整体结果联系起来，他的研究促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变革。”
关键词：迪顿 消费 贫困 健康 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