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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党上下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群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直在社会生产、服务的第一线，我们党应该如何对待这个群体，如何听取他们的声音和意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龙岩曾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岩的七个县市区均为原中央苏区县，是毛泽东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地区。1929 年在上杭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在这次参观中，我们还了解到当年我党在这片土地上创建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和文化建设是多么光辉的实践，其所持的立场、方法今天都有学习的意义。
此行我们听取了很多位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观点和意见，我觉得受益良多。因此，结合《改革放言录》这本书，有几个问题我想在这里谈一下。
首先，为什么要继续推进改革？我每个星期针对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都发一条微博，介绍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写作背景等等。比如不久前我在微博上介绍了《学习< 历史决议> 的若干体会》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那是“在2011 年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之后、决议发表三十周年之时，在一次大型座谈会上的发言。当时‘再来一次文革’的喧闹声正达一个高潮。我认为，《决议》对‘文革’的性质和灾难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只有说得不够的地方，没有任何过头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适用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适用于对改革开放成果和问题的认识。”
一个网友看完微博后留言评论说，“再来一次文革”喧闹声之所以会达到一个高潮，不是因为百姓赞成文革，而是因为对百姓来说：文革和现在，只是很难区别谁更糟糕罢了。当现在的路看不到光明的时候，乱一乱何尝不能作为一种选择？不来是等死，再来也许是找死，但正如前贤所言，打破黑屋子清醒地死固然残酷，但不打破就没有活着的希望。我们群众只能指望再来一次1966 或者1978。
这种认识不知代表面有多大？但我觉得这位网友态度很坦诚，这个评论对我认识群众情绪大有好处。在目前的社会里，一些人都有这种彷徨和疑虑：为什么就不能乱一下，如果是1966 年那样的乱，带来的就是文革，如果是1978 年那样的乱，就是改革开放。稍微乱一下，大家解放思想、思想取得共识，可能也不是坏事。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愿意选择1978 年及改革思想的原点。
从这件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问题，首先要重视和解决社会上那种消极的、否认改革主张文革的情绪。经历过文革的多数人应该不会主张重回文革，但很多对那个时代没有记忆、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在看到目前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权力导致的腐败等问题后，很多人甚至觉得文革可能比改革更好，这是很危险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确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要改革，如果改革长期不到位，如果我们得过且过，可能会给改革甚至是我们执政的基础以致命的伤害。
其次，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既然红军的战争是人民战争，那么我们的经济也应该是人民经济，而民营经济正是人民经济的一部分。因此，在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问题上，一定要一视同仁，在国内形成国企和民企谁进谁退的争论，造成二者水火不容的局面，实非国家之福。我们当然需要国企。但是国企应该站在一个什么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也是我们尝试了二三十年都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应该是向国民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与民营企业比赛谁赚钱多，它掌握着大量国有资源，却没有进行多少科研投资、研发出新的能源或科技产品，占有更多国外市场。如果很多国企靠垄断吃饭，那大家当然就会对改革存有疑虑。
因此，我认为国企与民企应该结合起来，完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使得每一个民营企业在诞生、发展甚至是消亡的过程中都得到法律的保护。应鼓励民企合法经营，提高效率，注重环保，让其竞争，企业一定要求其盈利，做企业不盈利那是耻辱。
同时，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要尽快真正开放门槛，让民营资本办金融业务，解决改革开放至今一直没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少数的民间银行已经开了一个好头，证明民营企业办银行没有什么障碍和风险。真正放开金融门槛，是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对社会的态度，证明我们并不是教条式的坚持一种所有制形式，也并非国有企业才是共和国的独子和基础。
第三，如何保护每个人的财产和权利？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法治建设，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是有产者，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合法财产得到法律的保护。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司法建设是有进步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说，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这就是进步，在十多年前这是不可能，怎么能够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共和国而宁愿多抓一些无辜的公民呢？
现在有些案子确实非常荒唐，有时候真凶归案都不承认原来的案子办错了。这种冤假错案、剥夺公民合法财产甚至是生命的事件的发生，肯定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在美国，司法案件的审判可以随机抽取智力正常、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美国公民，组成陪审团。如果陪审团认为被告无罪，那么就无罪释放，如果陪审团认为某人有罪，才由法官裁量一个刑期。在中国，我们的司法可以和英美不同，但政府决不要参与、发表意见，更不能最后把党委也拉了进来。法律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如果有些事这个人做不算犯罪、那个人做就要被抓起来，有些事某些企业做不会被追究、某些企业做就要“绳之以法”，这就违背了法治社会对公平正义最基本的价值追求，长此以往，很难保证社会能够长治久安的发展下去。
从目前的政策措施来看，我们这一届政府并不完全是“守成”无为的，还是坚持以“稳中有为”为目标的政府。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只对不错。中国接下来继续发展的红利，一定是从改革到位中来。
龙岩曾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岩的七个县市区均为原中央苏区县，是毛泽东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地区。1929 年在上杭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在这次参观中，我们还了解到当年我党在这片土地上创建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和文化建设是多么光辉的实践，其所持的立场、方法今天都有学习的意义。
此行我们听取了很多位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观点和意见，我觉得受益良多。因此，结合《改革放言录》这本书，有几个问题我想在这里谈一下。
首先，为什么要继续推进改革？我每个星期针对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都发一条微博，介绍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写作背景等等。比如不久前我在微博上介绍了《学习< 历史决议> 的若干体会》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那是“在2011 年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之后、决议发表三十周年之时，在一次大型座谈会上的发言。当时‘再来一次文革’的喧闹声正达一个高潮。我认为，《决议》对‘文革’的性质和灾难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只有说得不够的地方，没有任何过头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适用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适用于对改革开放成果和问题的认识。”
一个网友看完微博后留言评论说，“再来一次文革”喧闹声之所以会达到一个高潮，不是因为百姓赞成文革，而是因为对百姓来说：文革和现在，只是很难区别谁更糟糕罢了。当现在的路看不到光明的时候，乱一乱何尝不能作为一种选择？不来是等死，再来也许是找死，但正如前贤所言，打破黑屋子清醒地死固然残酷，但不打破就没有活着的希望。我们群众只能指望再来一次1966 或者1978。
这种认识不知代表面有多大？但我觉得这位网友态度很坦诚，这个评论对我认识群众情绪大有好处。在目前的社会里，一些人都有这种彷徨和疑虑：为什么就不能乱一下，如果是1966 年那样的乱，带来的就是文革，如果是1978 年那样的乱，就是改革开放。稍微乱一下，大家解放思想、思想取得共识，可能也不是坏事。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愿意选择1978 年及改革思想的原点。
从这件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问题，首先要重视和解决社会上那种消极的、否认改革主张文革的情绪。经历过文革的多数人应该不会主张重回文革，但很多对那个时代没有记忆、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在看到目前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权力导致的腐败等问题后，很多人甚至觉得文革可能比改革更好，这是很危险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确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要改革，如果改革长期不到位，如果我们得过且过，可能会给改革甚至是我们执政的基础以致命的伤害。
其次，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既然红军的战争是人民战争，那么我们的经济也应该是人民经济，而民营经济正是人民经济的一部分。因此，在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问题上，一定要一视同仁，在国内形成国企和民企谁进谁退的争论，造成二者水火不容的局面，实非国家之福。我们当然需要国企。但是国企应该站在一个什么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也是我们尝试了二三十年都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应该是向国民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与民营企业比赛谁赚钱多，它掌握着大量国有资源，却没有进行多少科研投资、研发出新的能源或科技产品，占有更多国外市场。如果很多国企靠垄断吃饭，那大家当然就会对改革存有疑虑。
因此，我认为国企与民企应该结合起来，完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使得每一个民营企业在诞生、发展甚至是消亡的过程中都得到法律的保护。应鼓励民企合法经营，提高效率，注重环保，让其竞争，企业一定要求其盈利，做企业不盈利那是耻辱。
同时，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要尽快真正开放门槛，让民营资本办金融业务，解决改革开放至今一直没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少数的民间银行已经开了一个好头，证明民营企业办银行没有什么障碍和风险。真正放开金融门槛，是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对社会的态度，证明我们并不是教条式的坚持一种所有制形式，也并非国有企业才是共和国的独子和基础。
第三，如何保护每个人的财产和权利？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法治建设，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是有产者，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合法财产得到法律的保护。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司法建设是有进步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说，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这就是进步，在十多年前这是不可能，怎么能够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共和国而宁愿多抓一些无辜的公民呢？
现在有些案子确实非常荒唐，有时候真凶归案都不承认原来的案子办错了。这种冤假错案、剥夺公民合法财产甚至是生命的事件的发生，肯定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在美国，司法案件的审判可以随机抽取智力正常、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美国公民，组成陪审团。如果陪审团认为被告无罪，那么就无罪释放，如果陪审团认为某人有罪，才由法官裁量一个刑期。在中国，我们的司法可以和英美不同，但政府决不要参与、发表意见，更不能最后把党委也拉了进来。法律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如果有些事这个人做不算犯罪、那个人做就要被抓起来，有些事某些企业做不会被追究、某些企业做就要“绳之以法”，这就违背了法治社会对公平正义最基本的价值追求，长此以往，很难保证社会能够长治久安的发展下去。
从目前的政策措施来看，我们这一届政府并不完全是“守成”无为的，还是坚持以“稳中有为”为目标的政府。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只对不错。中国接下来继续发展的红利，一定是从改革到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