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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后殖民译论影响的扩大，“翻译冲突”的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国内专门针对“翻译冲突”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对此，本文尝试对“翻译冲突”在中西方译论中的表现形态进行发掘，辨析中西译论对“翻译冲突”的认知差异，并据此探讨中西译论在此问题研究上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翻译冲突 西方译论 中国译论 认知差异
一、引言
纵观中西译论，整个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都一直在围绕着如何去认识冲突和解决冲突的问题而展开。近几十年来，随着后殖民理论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兴起，“翻译冲突”的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西方译论关于“翻译冲突”的探讨已涵盖翻译研究中的众多主题，如语言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译作与原作的从属关系、译入语的地位问题、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对立、翻译与社会冲突的关系以及翻译对等研究和翻译和谐研究等。但中西译论对“翻译冲突”问题的认知有何差异？对“翻译冲突”的研究又存在着怎样的不足？对此，下文将作进一步分析。
二、西方译论的“冲突”观
在西方翻译史中，涉及翻译冲突的隐喻可谓汗牛充栋。例如昆体良认为，罗马人在一切翻译、写作中，都必须与希腊人比高低，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转引自谭载喜，2004：22）。这缘于罗马征服希腊后，希腊作品也由原来的至高无上转而被视为任由宰割的战利品。又如中世纪，罗马帝国覆灭后，大量民族国家的建立刺激了民族语翻译的兴起，人们呼吁采用地道的本族语言进行翻译，以反抗拉丁语的统治，促进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增強民族的自我意识，促进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适应一般百姓对民族语的需求。到近代，如德莱顿关于“主人”与“奴隶”的思考、施莱尔马赫关于译者应该在保持一方安宁的情况下接近作者还是接近读者的探讨，都反映出他们对于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的关注。再者，现当代的翻译研究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将其研究中心放在了“对等”的概念上，但对等实际上只是翻译追求的一个目标和结果，而我们之所以需要“对等”，就是因为翻译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冲突潜势或激烈的冲突。使用“对等”概念意在从某种程度上消除冲突，达到翻译主体内心的平衡、译本的平衡、以及译入语环境的平衡。因而，“对等”概念所讨论的核心也应该是冲突。
此外，在当代，西方翻译界关于“翻译冲突”的主导观念基本上秉承了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例如，Mona Baker（2006：1）虽然认为“冲突是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而非特殊现象”，但其所谓的广义上的冲突，即“因为目标不一，利益相争，或价值观截然不同，两方或更多方均企图逐渐削弱或暗中破坏对方的情形”，更近似于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狭义冲突。可见，尽管冲突现象早已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态势，但西方的冲突研究似乎被限定在了某种先验的政治定性中，故而言及冲突必谈政治与权力。所以，Baker（2006：1）才会宣称“为冲突下定义无可避免地要借助权力概念”；另一方面，这种先验的政治定性也致使西方的翻译冲突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从政治角度理解翻译中的矛盾与冲突，如翻译的政治研究（Spivak，1993）、后殖民翻译研究（Venuti，1995/2008）、翻译与性别的研究（Luise von Flotow，1997）、翻译的暴力研究/阻抗式翻译研究（Venuti，1995/2008）等等。与此一脉相承的是，Mona Baker（2006）、Moira Inghilleri（2008）等学者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冲突”的概念，从政治学的视角审视翻译，关注了不同层面上翻译对政治冲突甚至战争的影响，并将翻译视为构成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冲突被转喻为了翻译。因而，Baker（2006：2）认为，翻译是影响战争的主要变量，“能够影响并维持战争叙事的传播及合法化”。所以，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冲突的组成要素。翻译的结果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上述社会冲突或者战争的进程，但是，笔者认为，以上学者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他们所论述的各种冲突的元素本身早已融入到了翻译当中，成为了翻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翻译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效应。因而，不应单方面地视翻译为冲突的工具。
三、中国译论的“冲突”观
在我国关于翻译的冲突问题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关于冲突的研究却已经形成命题，其中既包含转喻的建构，也包含隐喻的建构。在转喻方面，许崇信（1986）、钱念孙（1988、1989）均从文化冲突和翻译实践的关系出发，进行了细致研究，但其重点都集中在对部分文化词汇的考察上，且此类研究相对较少。在隐喻方面，许渊冲（1998）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者应发挥译语优势，用目的语最好的表达式，与原作展开竞赛。郭建中（2000：299）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会碰到需要处理文化冲突的问题，即两个不同文化之间所发生的差异、冲击、矛盾、斗争”，他认为，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两种现象。孙艺风（2004）认为，由于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等因素，本土文化可能对异域文化的“进入”产生排斥，也许在译入语里有与源语相匹配的语言，但不一定有匹配的意识形态，于是翻译时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即由原语文本的和译者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引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要化解由这种差异引发的文化冲突，需要对采取的文化视角及操作的文化距离之间的居间调停保持始终如一的关注，以顺应或消解外来文化的异质部分，并不断调整翻译距离，兼容其他视角，从而达到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平衡。
与冲突的零散论述相比较，翻译“和谐”问题的隐喻建构在我国译界似乎占据了主流位置。然而，作为冲突的对立面和冲突研究的最终目的，有关翻译“和谐”问题的探讨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就我国传统译论而言，以唐玄奘为代表的集“文”与“质”于一身的“圆满调和”派，近代马建忠的“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的“善译”说，当代诸多论者所谓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说，郑海凌（2000）提出的“和谐说”，以及生态翻译学所提倡的对翻译生态环境“平衡”与“和谐”状态的追求（胡庚申，2013）等都是翻译“和谐”研究较为典型的代表。他们的译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的“中和”观念，承认和谐产生与对立，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文”与“质”、“信”与“美”、“言”与“意”、“神”与“形”、“化”与“讹”等对立统一的范畴，在对立中求得和谐。虽然矛盾对立、差异、距离、竞争等因素本身并不能严格等同于冲突，但他们的存在却是冲突产生的前奏，为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潜势，他们的运行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某种具体的冲突。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西译论关于“翻译冲突”问题的认知的相似点在于，二者都运用了隐喻或转喻的认知建构，区别在于，在中西现代译论在“翻译冲突”的话语建构中，西方译论更多地以转喻建构为主导，而中国译论则更偏向以隐喻建构为主。虽然中西译论在“翻译冲突”问题上均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仍存在相应的不足。
首先，冲突问题并未引起翻译界的足够重视，翻译界对冲突问题的研究还过于零散，缺乏集中而深入的分析。比如Venuti等人是在阐述后殖民翻译理论时才提到了冲突问题。另外如许崇信和钱念孙，虽然论述了冲突问题，但本质上只是对自己翻译经验的总结，虽然提出了冲突的概念，但理论深度不够。Baker、Moira Inghilleri等人虽明确提出了冲突的概念，并发展了一套完善的叙事分析模式，但由于过多地专注于冲突的政治含义的讨论，而冲淡了对于翻译本体的关注。这就使得原本就不集中的研究更加分散。可以说，时至今日，翻译中的冲突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很好的研究。
其次，中西方翻译界对冲突问题的研究各有偏好，西方“翻译冲突”研究偏重于翻译的政治功能研究，而国内虽然近几年受西方这种研究趋势的影响，也开始注重翻译中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但从总的趋势上来看，我国更偏向于文化冲突研究。中西方“翻译冲突”研究在突出翻译主体的人际关系、翻译主体与翻译环境互动的同时，忽视了对翻译主体内心的审视，弱化了文本及文本间冲突的重要性。
不过，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翻译界在冲突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中西方的众多学者为翻译中冲突问题的研究做了宝贵的开创性工作，使我们认识到冲突在翻译中的重大意义，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Baker，Mona.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2]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3]Inghilleri，Moria.The Ethical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 Geo-political Arena：From Iraq to Guantánamo Bay[J].Translation Studies，2008，（2）：212-223.
[4]Spivak，Gayatri Chakravorty.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M].New York：Routledge，1993.
[5]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2008.
[6]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0.
[7]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8]钱念孙.文化冲突与文学翻译[J].学术界，1988，（3）：74-83.
[9]孙艺风.视角 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0]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许崇信.从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看翻译问题[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35-40.
[12]许渊冲.新世纪的新译论[J].中国翻译，2000，（3）：2-6.
[13]郑海凌.文学翻译学[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关键词：翻译冲突 西方译论 中国译论 认知差异
一、引言
纵观中西译论，整个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都一直在围绕着如何去认识冲突和解决冲突的问题而展开。近几十年来，随着后殖民理论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兴起，“翻译冲突”的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西方译论关于“翻译冲突”的探讨已涵盖翻译研究中的众多主题，如语言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译作与原作的从属关系、译入语的地位问题、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对立、翻译与社会冲突的关系以及翻译对等研究和翻译和谐研究等。但中西译论对“翻译冲突”问题的认知有何差异？对“翻译冲突”的研究又存在着怎样的不足？对此，下文将作进一步分析。
二、西方译论的“冲突”观
在西方翻译史中，涉及翻译冲突的隐喻可谓汗牛充栋。例如昆体良认为，罗马人在一切翻译、写作中，都必须与希腊人比高低，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转引自谭载喜，2004：22）。这缘于罗马征服希腊后，希腊作品也由原来的至高无上转而被视为任由宰割的战利品。又如中世纪，罗马帝国覆灭后，大量民族国家的建立刺激了民族语翻译的兴起，人们呼吁采用地道的本族语言进行翻译，以反抗拉丁语的统治，促进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增強民族的自我意识，促进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适应一般百姓对民族语的需求。到近代，如德莱顿关于“主人”与“奴隶”的思考、施莱尔马赫关于译者应该在保持一方安宁的情况下接近作者还是接近读者的探讨，都反映出他们对于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的关注。再者，现当代的翻译研究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将其研究中心放在了“对等”的概念上，但对等实际上只是翻译追求的一个目标和结果，而我们之所以需要“对等”，就是因为翻译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冲突潜势或激烈的冲突。使用“对等”概念意在从某种程度上消除冲突，达到翻译主体内心的平衡、译本的平衡、以及译入语环境的平衡。因而，“对等”概念所讨论的核心也应该是冲突。
此外，在当代，西方翻译界关于“翻译冲突”的主导观念基本上秉承了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例如，Mona Baker（2006：1）虽然认为“冲突是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而非特殊现象”，但其所谓的广义上的冲突，即“因为目标不一，利益相争，或价值观截然不同，两方或更多方均企图逐渐削弱或暗中破坏对方的情形”，更近似于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狭义冲突。可见，尽管冲突现象早已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态势，但西方的冲突研究似乎被限定在了某种先验的政治定性中，故而言及冲突必谈政治与权力。所以，Baker（2006：1）才会宣称“为冲突下定义无可避免地要借助权力概念”；另一方面，这种先验的政治定性也致使西方的翻译冲突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从政治角度理解翻译中的矛盾与冲突，如翻译的政治研究（Spivak，1993）、后殖民翻译研究（Venuti，1995/2008）、翻译与性别的研究（Luise von Flotow，1997）、翻译的暴力研究/阻抗式翻译研究（Venuti，1995/2008）等等。与此一脉相承的是，Mona Baker（2006）、Moira Inghilleri（2008）等学者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冲突”的概念，从政治学的视角审视翻译，关注了不同层面上翻译对政治冲突甚至战争的影响，并将翻译视为构成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冲突被转喻为了翻译。因而，Baker（2006：2）认为，翻译是影响战争的主要变量，“能够影响并维持战争叙事的传播及合法化”。所以，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冲突的组成要素。翻译的结果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上述社会冲突或者战争的进程，但是，笔者认为，以上学者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他们所论述的各种冲突的元素本身早已融入到了翻译当中，成为了翻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翻译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效应。因而，不应单方面地视翻译为冲突的工具。
三、中国译论的“冲突”观
在我国关于翻译的冲突问题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关于冲突的研究却已经形成命题，其中既包含转喻的建构，也包含隐喻的建构。在转喻方面，许崇信（1986）、钱念孙（1988、1989）均从文化冲突和翻译实践的关系出发，进行了细致研究，但其重点都集中在对部分文化词汇的考察上，且此类研究相对较少。在隐喻方面，许渊冲（1998）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者应发挥译语优势，用目的语最好的表达式，与原作展开竞赛。郭建中（2000：299）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会碰到需要处理文化冲突的问题，即两个不同文化之间所发生的差异、冲击、矛盾、斗争”，他认为，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两种现象。孙艺风（2004）认为，由于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等因素，本土文化可能对异域文化的“进入”产生排斥，也许在译入语里有与源语相匹配的语言，但不一定有匹配的意识形态，于是翻译时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即由原语文本的和译者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引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要化解由这种差异引发的文化冲突，需要对采取的文化视角及操作的文化距离之间的居间调停保持始终如一的关注，以顺应或消解外来文化的异质部分，并不断调整翻译距离，兼容其他视角，从而达到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平衡。
与冲突的零散论述相比较，翻译“和谐”问题的隐喻建构在我国译界似乎占据了主流位置。然而，作为冲突的对立面和冲突研究的最终目的，有关翻译“和谐”问题的探讨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就我国传统译论而言，以唐玄奘为代表的集“文”与“质”于一身的“圆满调和”派，近代马建忠的“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的“善译”说，当代诸多论者所谓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说，郑海凌（2000）提出的“和谐说”，以及生态翻译学所提倡的对翻译生态环境“平衡”与“和谐”状态的追求（胡庚申，2013）等都是翻译“和谐”研究较为典型的代表。他们的译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的“中和”观念，承认和谐产生与对立，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文”与“质”、“信”与“美”、“言”与“意”、“神”与“形”、“化”与“讹”等对立统一的范畴，在对立中求得和谐。虽然矛盾对立、差异、距离、竞争等因素本身并不能严格等同于冲突，但他们的存在却是冲突产生的前奏，为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潜势，他们的运行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某种具体的冲突。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西译论关于“翻译冲突”问题的认知的相似点在于，二者都运用了隐喻或转喻的认知建构，区别在于，在中西现代译论在“翻译冲突”的话语建构中，西方译论更多地以转喻建构为主导，而中国译论则更偏向以隐喻建构为主。虽然中西译论在“翻译冲突”问题上均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仍存在相应的不足。
首先，冲突问题并未引起翻译界的足够重视，翻译界对冲突问题的研究还过于零散，缺乏集中而深入的分析。比如Venuti等人是在阐述后殖民翻译理论时才提到了冲突问题。另外如许崇信和钱念孙，虽然论述了冲突问题，但本质上只是对自己翻译经验的总结，虽然提出了冲突的概念，但理论深度不够。Baker、Moira Inghilleri等人虽明确提出了冲突的概念，并发展了一套完善的叙事分析模式，但由于过多地专注于冲突的政治含义的讨论，而冲淡了对于翻译本体的关注。这就使得原本就不集中的研究更加分散。可以说，时至今日，翻译中的冲突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很好的研究。
其次，中西方翻译界对冲突问题的研究各有偏好，西方“翻译冲突”研究偏重于翻译的政治功能研究，而国内虽然近几年受西方这种研究趋势的影响，也开始注重翻译中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但从总的趋势上来看，我国更偏向于文化冲突研究。中西方“翻译冲突”研究在突出翻译主体的人际关系、翻译主体与翻译环境互动的同时，忽视了对翻译主体内心的审视，弱化了文本及文本间冲突的重要性。
不过，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翻译界在冲突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中西方的众多学者为翻译中冲突问题的研究做了宝贵的开创性工作，使我们认识到冲突在翻译中的重大意义，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Baker，Mona.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2]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3]Inghilleri，Moria.The Ethical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 Geo-political Arena：From Iraq to Guantánamo Bay[J].Translation Studies，2008，（2）：212-223.
[4]Spivak，Gayatri Chakravorty.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M].New York：Routledge，1993.
[5]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2008.
[6]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0.
[7]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8]钱念孙.文化冲突与文学翻译[J].学术界，1988，（3）：74-83.
[9]孙艺风.视角 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0]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许崇信.从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看翻译问题[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35-40.
[12]许渊冲.新世纪的新译论[J].中国翻译，2000，（3）：2-6.
[13]郑海凌.文学翻译学[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