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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崛起于20世纪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文化大家，他集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诸多领域纵横捭阖，硕果累累，创立了不朽的一座又一座丰碑。
他是文坛巨匠，却又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伴随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他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劳苦大众，不仅仅是参与，而且是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如果把他的一生比喻为一部宏大厚重的交响乐，那么他在大革命时代与黄埔军校结缘并投笔从戒参加北伐的壮举，就是这部交响乐中的一段华彩乐章……
毅然南下广州 投身革命洪流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如磐。
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号角的吹响，一大批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手中笔作为武器，率先走上了唤醒民众起来砸碎旧世界锁链的革命之路，在此期间，郭沫若发表了他的第一黼集《女神》，轰动了整个文坛，成为当时诗坛上一颗闪烁眩目的明星。
1923年2月，郭沫若在日本九洲福冈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放弃了接受四川重庆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医院的聘请，回到上海，为提高中国的文化事业，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满怀激情地努力工作。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了文学杂志《创造》季刊等。从这时开始，他在我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也是第一个公开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旗帜，连续发表许多诅咒旧社会，向往光明，向往新生的热情澎湃的诗篇。同时，他也积极开始从事社会活动，筹备创办面向大众的“学艺大学”，然而创办一年后，由于经费解决不了，只好停办。
1926年2月，广州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第二年即改名)的中国共产党人向郭沫若发来热情洋溢的信函，聘请他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同时聘郁达夫为文学院教授。接到聘书的郭沫若兴奋异常，他本来就希望到广东这个大革命的策源地去，投身革命洪流，广东不仅有黄埔军校，也有广东大学，这两个学校都是孙中山先生联合共产党人于两年前一手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革命的文化建设人才和军事人才，手持聘书的郭沫若，豪迈地喊出“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到工厂间去，到革命的漩涡中去”!他立即着手将上海的一应事务安排处理，做好前往广东的准备。
3月18日，郭沫若辞别了爱人佐藤富子和孩子，与郁达夫等从上海动身，前往广州。在船上，他凭栏眺望着远处烟雾迷漫的大地，憧憬着即将踏入大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以及在国共合作下出现的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顿时激情洋溢，吟咏了一首《着了火的枯原》的诗。这首诗激情澎湃，热情歌颂了那即将席卷茫茫大地的革命烈火，后来发表于1926年12月《洪水》周年增刊。
羊城初识毛泽东 唤醒工农千百万
从上海到广州，郭沫若在船上呆了5天，3月23日方抵达广州。
安顿下来后，郭沫若即在成仿吾的带领下，首先去找林伯渠，因为聘书和旅费的原因，必须先得和他接上头。等到达林伯渠住所时，“老大哥”人却不在，可是在他的书房里，却看到一个个头高大的年轻人，互相一介绍，郭沫若方知原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是时，毛泽东正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并在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编《政治周报》，同时还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第—次见面，双方都很兴奋。
毛泽东热情地上前与郭沫若握手笑容可掬，态度谦和，郭沫若则迫不急待地向毛泽东讨教有关革命形势和广东的情况，毛泽东遂向他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当时广东的形势和现状。毛泽东深沉的谈吐，使郭沫若深受启发，也给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这以后，郭沫若和毛泽东在广州还有过多次接触，并应邀担任了由他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这是后话。
隔一会儿，林伯渠回来了，“老大哥”背已稍有点弯曲，头发已经斑白，态度爽朗，声音宏大响亮。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派，什么忧虑都是从来不挂在眉梢上的。
“老大哥”一回来，毛泽东和他商谈了一些事情后，便先告辞走了。随即，郭沫若便由林伯渠，成仿吾带到广东大学接上头，接着便一齐搬进了学校。
郭沫若的全新生活就此开始，他如同高尔基笔下的那只“海燕”，展开双翅，去迎接一场暴风雨的洗礼!
自此，他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逐渐改变，不以创造社为中心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郑伯奇等也都先后到了广东，并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了创造社的分社，同时，创造社的书籍尽管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可是他却渐渐和它疏远了，几乎是绝了缘。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
郭沫若认为首要的一条，必须是投身革命洪流，唤醒工农大众，支援革命运动。他首先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课。由于他长于辞令，善于鼓动演说，无论是在连续的群众集会上，还是在农讲所面对一群青春激扬的革命者，他的演讲总能激起强大的共鸣。在农讲所，他经常担负的课程是“革命文学”，由于他自己就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结合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实践，讲得深入浅出，听课者十分踊跃，济济一堂，受到很大的教育。
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07周年，由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香港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全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等团体共同发起，于5月5日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纪念大会，请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上海大学教授彭述之等，演讲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当晚，他又马不停蹄，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这是由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到会者有工农代表及来宾，整个会场充满着革命气氛。会议推选出劳动代表苏兆征、邓少珊，肖素民、冯敬，农民代表彭湃，邓一舟，周其鉴7人为主席团，全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然后郭沫若等相继演说，听众精神奋发，掌声雷鸣，极盛一时，会议一直持續到深夜才散。
除了慷慨激昂的演讲，郭沫若的笔也没闲着。4月13日，他撰写了著名的文艺论文《革命与文学》，提出了革命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字”。按他的阐述，“表同情”并非“怜悯”的意思，而是表示“意欲上的一致。”他在同年3月2日夜晚曾经写过一篇《文艺家的觉悟》，发表于《洪水》第二卷。这篇文章的末尾的几句话是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注脚：“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这和早年苏联的文艺主流所 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性质上基本是一致的。
结缘黄埔 投笔从戎
由于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都是孙中山亲手创办，两校校际交流十分频繁，郭沫若也因此经常应邀到黄埔去，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左派国民党人邓演达亲密接触，共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郭沫若比周恩来年长6岁，比邓演达年长3岁。郭沫若以他特有的才华和过人的政治素质，经常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主张，使周恩来和邓演达对他十分尊敬。此时的郭沫若实际已在为黄埔军校效力，并兼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后来又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政治演讲班担任政治教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更是北伐的急先锋。此时，胸怀“北伐不成功，决不回广州”凌云壮志的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踏上北伐的征途。
一介书生，戎马出征。7月20日，在广州的四川革命同志会专为郭沫若举行了壮行会，郭沫若头戴大军帽，腰扎武装带，一身戎装，显得格外威武。
出师北伐途中，郭沫若精力旺盛，经常是跑步在行军途中，每到一个站口，他总是提前到达，替大家寻找宿营和中休地点，有时还为大家烧菜做饭，翻山越岭，日晒雨淋，历尽艰辛，把宣传鼓动工作—直做到激战的前线。
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此时，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排山倒海之势迸发出来，郭沫若也备受鼓舞和震撼，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很快，他被提升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升为中将。由于主任邓演达工作异常繁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由郭沫若代替邓演达主持。郭沫若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邓择生(邓演达字，编者注)高兴得到我这样的一个人做他的下属，但他仍然耍把我当成‘军师’一样敬重。”可见他们之间的熟知与默契。
北伐军占领武汉，标志着武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国共两党决定在武汉建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邓演达兼任校长。邓演达仍然特聘他的亲密“军师”郭沫若担任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2月，武汉分校正式开学，郭沫若以极大的热情在做好政治教官的同时，更多精力还要履行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他忙得不亦乐乎，频繁奔走于武汉、上海、九江，安庆，南昌等地。而就在这期间，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蒋介石篡夺革命成果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他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和篡权的事件，郭沫若对此十分气愤。
适逢由朱德主持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也要举行开学典礼，由于蒋介石急着要“亲自训话”，典礼于2月28日在南昌提前举行。太阳出升不久，学员们都到简易大礼堂集合。外面传来一阵叽咔叽咔有节奏的皮鞋踏地声，值日官大叫一声“起立”，蒋介石，李烈钧，邓演达，郭沫若，朱培德等向礼堂鱼贯而入。只见蒋介石左手挟黑皮包，右手拿文明鞭，身穿灰色马裤服，肩扛特级上将军衔的肩章，腰扎加有斜肩的皮带，腿裹黑色裹腿，脚穿黑皮鞋，面孔严肃。
朱德照例先介绍了军官教育团的筹备工作，之后请总司令“训话”。
蒋介石走向台正中，严肃地直视前方，尖声说：吾们南昌军官教育团诸生，都是转战数省，久经战争锻炼，并曾在三民主义的哺育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经过屡次考验，证明诸君都是忠于领袖，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尤其忠于三民主义的。诸君的朱德校长，是追随孙总理的忠实信徒，是总理所倡导的同盟会员，是倒袁护国、再造共和，有功于国的有名将领，他经受三民主义的熏陶，不恋高官厚禄，到世界军事强国德意志学习军事，现已饱学归来，担任诸君的教育团长，是很负盛名的，是诸君的幸运，也是革命的幸运。你们这个团，不是一般教育团可以比拟的，有你们朱团长掌舵，那就应算一个高等军事学府，可以和黄埔军校媲美。接着，蒋介石讲起黄埔的奋斗史。
蒋介石环视四周，两手高举作势说：“吾们要打倒军阀，就必须依靠诸君起来革命，就需要依靠诸君一心一意地忠于党国，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导吾们革命的领袖……”
学员们听出了蒋介石的弦外之音，开始小声叽喳。蒋介石意犹未尽，说得更明白了：“现总理去世了，中正肩负的责任重大了。总理死而不能复生，中正只好把总理一生未完成的革命事业肩负起来。倘有能继承总理未竟的革命重担者，中正当立即逊位让贤，并愿鞠躬尽瘁，追随其后。现正当青黄不接之际，中正只好勉为其难……”
蒋介石发现学员中交头接耳，似有不满的情绪，把脸一沉，提高嗓门尖声说：“自古以来，军令如山，要养成绝对服从为革命天职的良好习惯，对一个中心人物必须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
邓演达，李烈钧，朱培德听完蒋介石的训话，都没有讲话。郭沫若憋不住，看了一眼邓演达，便走到台中央，徐徐说道：“此次北伐，进军神速，全赖总司令的高瞻远瞩，披荆斬棘，运筹帷幄。另方面总司令军事上指挥有方，经常发挥着雄才大略，不到半年，打下半个中国。但具体地说，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归功于北伐先锋队——叶挺独立团。这个团之所以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是它有着旺盛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这个独立团，它的特点，是共产党员最多，官兵最融洽，士气最旺盛!……”
台下一片掌声。郭沫若情绪更加激昂：“若我们夜郎自大，故作姿态，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装聋作哑的态度，盗窃他人之功，是不公平的。我在这里郑重声明，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军人，是总理的信徒，以公道之心讲公道之话……”
蒋介石低头听着，脸色已由白变红，由红变青，由青变紫。
而郭沫若完全信马由缰，又是嘻笑，又是讥讽：“总理去世了，幸有总座健在。总座是总理的化身，今天的总理即总座，而总座亦即是总理。我们必须忠诚地信仰总理的化身蒋总座，真心崇拜总理的化身蒋总座。”
只见蒋介石的脸色一变再变，全身躁动不安，一言不发，匆匆离开。
邓演达把郭沫若拽到一侧，担心地说：“你这下可惹麻烦了!”郭沫若不在乎：“他存心不良，我给他一个下马威。”“你很难再呆下去了。”邓演达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呆不下我就走。”郭沫若毅然决然地说。
喋血南昌跟党走
1927年3月30日，郭沫若写下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在文章中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人民擦亮眼睛，并鲜明地喊出：打倒蒋介石!这篇檄文很快在武汉《中央日报》和黄埔军校《革命生活》日刊上发表，并被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
如同一声惊雷，这篇讨蒋檄文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蒋介石惊恐万状，随即下令通辑郭沫若。他的夫人佐藤富子及四个孩子也受到迫害，情况十分危急，党组织派孙炳文从事营救其家属工作。分批启程，孙只身先去上海，不幸在随即爆发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遇害。
为挽救中国革命，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屠杀，当年，郭沫若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以及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随部队南下途中，于9月初到达江西瑞金，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郭沫若由周恩来介绍，和贺龙同志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责任编辑 任华南
他是文坛巨匠，却又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伴随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他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劳苦大众，不仅仅是参与，而且是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如果把他的一生比喻为一部宏大厚重的交响乐，那么他在大革命时代与黄埔军校结缘并投笔从戒参加北伐的壮举，就是这部交响乐中的一段华彩乐章……
毅然南下广州 投身革命洪流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如磐。
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号角的吹响，一大批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手中笔作为武器，率先走上了唤醒民众起来砸碎旧世界锁链的革命之路，在此期间，郭沫若发表了他的第一黼集《女神》，轰动了整个文坛，成为当时诗坛上一颗闪烁眩目的明星。
1923年2月，郭沫若在日本九洲福冈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放弃了接受四川重庆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医院的聘请，回到上海，为提高中国的文化事业，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满怀激情地努力工作。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了文学杂志《创造》季刊等。从这时开始，他在我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也是第一个公开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旗帜，连续发表许多诅咒旧社会，向往光明，向往新生的热情澎湃的诗篇。同时，他也积极开始从事社会活动，筹备创办面向大众的“学艺大学”，然而创办一年后，由于经费解决不了，只好停办。
1926年2月，广州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第二年即改名)的中国共产党人向郭沫若发来热情洋溢的信函，聘请他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同时聘郁达夫为文学院教授。接到聘书的郭沫若兴奋异常，他本来就希望到广东这个大革命的策源地去，投身革命洪流，广东不仅有黄埔军校，也有广东大学，这两个学校都是孙中山先生联合共产党人于两年前一手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革命的文化建设人才和军事人才，手持聘书的郭沫若，豪迈地喊出“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到工厂间去，到革命的漩涡中去”!他立即着手将上海的一应事务安排处理，做好前往广东的准备。
3月18日，郭沫若辞别了爱人佐藤富子和孩子，与郁达夫等从上海动身，前往广州。在船上，他凭栏眺望着远处烟雾迷漫的大地，憧憬着即将踏入大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以及在国共合作下出现的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顿时激情洋溢，吟咏了一首《着了火的枯原》的诗。这首诗激情澎湃，热情歌颂了那即将席卷茫茫大地的革命烈火，后来发表于1926年12月《洪水》周年增刊。
羊城初识毛泽东 唤醒工农千百万
从上海到广州，郭沫若在船上呆了5天，3月23日方抵达广州。
安顿下来后，郭沫若即在成仿吾的带领下，首先去找林伯渠，因为聘书和旅费的原因，必须先得和他接上头。等到达林伯渠住所时，“老大哥”人却不在，可是在他的书房里，却看到一个个头高大的年轻人，互相一介绍，郭沫若方知原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是时，毛泽东正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并在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编《政治周报》，同时还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第—次见面，双方都很兴奋。
毛泽东热情地上前与郭沫若握手笑容可掬，态度谦和，郭沫若则迫不急待地向毛泽东讨教有关革命形势和广东的情况，毛泽东遂向他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当时广东的形势和现状。毛泽东深沉的谈吐，使郭沫若深受启发，也给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这以后，郭沫若和毛泽东在广州还有过多次接触，并应邀担任了由他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这是后话。
隔一会儿，林伯渠回来了，“老大哥”背已稍有点弯曲，头发已经斑白，态度爽朗，声音宏大响亮。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派，什么忧虑都是从来不挂在眉梢上的。
“老大哥”一回来，毛泽东和他商谈了一些事情后，便先告辞走了。随即，郭沫若便由林伯渠，成仿吾带到广东大学接上头，接着便一齐搬进了学校。
郭沫若的全新生活就此开始，他如同高尔基笔下的那只“海燕”，展开双翅，去迎接一场暴风雨的洗礼!
自此，他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逐渐改变，不以创造社为中心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郑伯奇等也都先后到了广东，并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了创造社的分社，同时，创造社的书籍尽管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可是他却渐渐和它疏远了，几乎是绝了缘。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
郭沫若认为首要的一条，必须是投身革命洪流，唤醒工农大众，支援革命运动。他首先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课。由于他长于辞令，善于鼓动演说，无论是在连续的群众集会上，还是在农讲所面对一群青春激扬的革命者，他的演讲总能激起强大的共鸣。在农讲所，他经常担负的课程是“革命文学”，由于他自己就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结合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实践，讲得深入浅出，听课者十分踊跃，济济一堂，受到很大的教育。
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07周年，由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香港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全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等团体共同发起，于5月5日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纪念大会，请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上海大学教授彭述之等，演讲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当晚，他又马不停蹄，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这是由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到会者有工农代表及来宾，整个会场充满着革命气氛。会议推选出劳动代表苏兆征、邓少珊，肖素民、冯敬，农民代表彭湃，邓一舟，周其鉴7人为主席团，全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然后郭沫若等相继演说，听众精神奋发，掌声雷鸣，极盛一时，会议一直持續到深夜才散。
除了慷慨激昂的演讲，郭沫若的笔也没闲着。4月13日，他撰写了著名的文艺论文《革命与文学》，提出了革命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字”。按他的阐述，“表同情”并非“怜悯”的意思，而是表示“意欲上的一致。”他在同年3月2日夜晚曾经写过一篇《文艺家的觉悟》，发表于《洪水》第二卷。这篇文章的末尾的几句话是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注脚：“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这和早年苏联的文艺主流所 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性质上基本是一致的。
结缘黄埔 投笔从戎
由于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都是孙中山亲手创办，两校校际交流十分频繁，郭沫若也因此经常应邀到黄埔去，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左派国民党人邓演达亲密接触，共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郭沫若比周恩来年长6岁，比邓演达年长3岁。郭沫若以他特有的才华和过人的政治素质，经常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主张，使周恩来和邓演达对他十分尊敬。此时的郭沫若实际已在为黄埔军校效力，并兼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后来又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政治演讲班担任政治教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更是北伐的急先锋。此时，胸怀“北伐不成功，决不回广州”凌云壮志的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踏上北伐的征途。
一介书生，戎马出征。7月20日，在广州的四川革命同志会专为郭沫若举行了壮行会，郭沫若头戴大军帽，腰扎武装带，一身戎装，显得格外威武。
出师北伐途中，郭沫若精力旺盛，经常是跑步在行军途中，每到一个站口，他总是提前到达，替大家寻找宿营和中休地点，有时还为大家烧菜做饭，翻山越岭，日晒雨淋，历尽艰辛，把宣传鼓动工作—直做到激战的前线。
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此时，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排山倒海之势迸发出来，郭沫若也备受鼓舞和震撼，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很快，他被提升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升为中将。由于主任邓演达工作异常繁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由郭沫若代替邓演达主持。郭沫若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邓择生(邓演达字，编者注)高兴得到我这样的一个人做他的下属，但他仍然耍把我当成‘军师’一样敬重。”可见他们之间的熟知与默契。
北伐军占领武汉，标志着武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国共两党决定在武汉建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邓演达兼任校长。邓演达仍然特聘他的亲密“军师”郭沫若担任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2月，武汉分校正式开学，郭沫若以极大的热情在做好政治教官的同时，更多精力还要履行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他忙得不亦乐乎，频繁奔走于武汉、上海、九江，安庆，南昌等地。而就在这期间，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蒋介石篡夺革命成果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他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和篡权的事件，郭沫若对此十分气愤。
适逢由朱德主持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也要举行开学典礼，由于蒋介石急着要“亲自训话”，典礼于2月28日在南昌提前举行。太阳出升不久，学员们都到简易大礼堂集合。外面传来一阵叽咔叽咔有节奏的皮鞋踏地声，值日官大叫一声“起立”，蒋介石，李烈钧，邓演达，郭沫若，朱培德等向礼堂鱼贯而入。只见蒋介石左手挟黑皮包，右手拿文明鞭，身穿灰色马裤服，肩扛特级上将军衔的肩章，腰扎加有斜肩的皮带，腿裹黑色裹腿，脚穿黑皮鞋，面孔严肃。
朱德照例先介绍了军官教育团的筹备工作，之后请总司令“训话”。
蒋介石走向台正中，严肃地直视前方，尖声说：吾们南昌军官教育团诸生，都是转战数省，久经战争锻炼，并曾在三民主义的哺育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经过屡次考验，证明诸君都是忠于领袖，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尤其忠于三民主义的。诸君的朱德校长，是追随孙总理的忠实信徒，是总理所倡导的同盟会员，是倒袁护国、再造共和，有功于国的有名将领，他经受三民主义的熏陶，不恋高官厚禄，到世界军事强国德意志学习军事，现已饱学归来，担任诸君的教育团长，是很负盛名的，是诸君的幸运，也是革命的幸运。你们这个团，不是一般教育团可以比拟的，有你们朱团长掌舵，那就应算一个高等军事学府，可以和黄埔军校媲美。接着，蒋介石讲起黄埔的奋斗史。
蒋介石环视四周，两手高举作势说：“吾们要打倒军阀，就必须依靠诸君起来革命，就需要依靠诸君一心一意地忠于党国，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导吾们革命的领袖……”
学员们听出了蒋介石的弦外之音，开始小声叽喳。蒋介石意犹未尽，说得更明白了：“现总理去世了，中正肩负的责任重大了。总理死而不能复生，中正只好把总理一生未完成的革命事业肩负起来。倘有能继承总理未竟的革命重担者，中正当立即逊位让贤，并愿鞠躬尽瘁，追随其后。现正当青黄不接之际，中正只好勉为其难……”
蒋介石发现学员中交头接耳，似有不满的情绪，把脸一沉，提高嗓门尖声说：“自古以来，军令如山，要养成绝对服从为革命天职的良好习惯，对一个中心人物必须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
邓演达，李烈钧，朱培德听完蒋介石的训话，都没有讲话。郭沫若憋不住，看了一眼邓演达，便走到台中央，徐徐说道：“此次北伐，进军神速，全赖总司令的高瞻远瞩，披荆斬棘，运筹帷幄。另方面总司令军事上指挥有方，经常发挥着雄才大略，不到半年，打下半个中国。但具体地说，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归功于北伐先锋队——叶挺独立团。这个团之所以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是它有着旺盛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这个独立团，它的特点，是共产党员最多，官兵最融洽，士气最旺盛!……”
台下一片掌声。郭沫若情绪更加激昂：“若我们夜郎自大，故作姿态，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装聋作哑的态度，盗窃他人之功，是不公平的。我在这里郑重声明，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军人，是总理的信徒，以公道之心讲公道之话……”
蒋介石低头听着，脸色已由白变红，由红变青，由青变紫。
而郭沫若完全信马由缰，又是嘻笑，又是讥讽：“总理去世了，幸有总座健在。总座是总理的化身，今天的总理即总座，而总座亦即是总理。我们必须忠诚地信仰总理的化身蒋总座，真心崇拜总理的化身蒋总座。”
只见蒋介石的脸色一变再变，全身躁动不安，一言不发，匆匆离开。
邓演达把郭沫若拽到一侧，担心地说：“你这下可惹麻烦了!”郭沫若不在乎：“他存心不良，我给他一个下马威。”“你很难再呆下去了。”邓演达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呆不下我就走。”郭沫若毅然决然地说。
喋血南昌跟党走
1927年3月30日，郭沫若写下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在文章中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人民擦亮眼睛，并鲜明地喊出：打倒蒋介石!这篇檄文很快在武汉《中央日报》和黄埔军校《革命生活》日刊上发表，并被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
如同一声惊雷，这篇讨蒋檄文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蒋介石惊恐万状，随即下令通辑郭沫若。他的夫人佐藤富子及四个孩子也受到迫害，情况十分危急，党组织派孙炳文从事营救其家属工作。分批启程，孙只身先去上海，不幸在随即爆发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遇害。
为挽救中国革命，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屠杀，当年，郭沫若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以及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随部队南下途中，于9月初到达江西瑞金，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郭沫若由周恩来介绍，和贺龙同志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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