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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年轻人才和充足的资源可以投入基础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投入实际运用，同时，中国又有为数众多的病人能负担得起并愿意尝试有前途的治疗方法
因为首次成功捕捉到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复制过程，2006年，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杰·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罗杰·科恩伯格的父亲亚瑟·科恩伯格是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在罗杰·科恩伯格获诺奖后，他的父亲透露，罗杰八九岁时，家人曾询问他想要什么圣诞礼物，他的回答是：“让我在实验室呆一周”。
除了诺奖光环，近年来，罗杰·科恩伯格还因为在生物医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2016年底，罗杰·科恩伯格教授来到上海出席“复旦—中植科学奖”颁奖典礼及“复旦科技创新论坛”，并作了主旨演讲。演讲中，他谈及未来生物医学发展的乐观前景，同时特别强调基础研究和科学传承的重要性。
“我在很多国家都发现了这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现实：就是我们做的基础性研究太少，而过多关注应用性研究。”罗杰·科恩伯格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未来，癌症治疗一定不是有钱人才负担得起的”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用比较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疾病能够被终结吗？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普通人负担得起的方式终结吗？
科恩伯格：疾病能够终结吗？我们还需要加上一个问号。
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药物研发的问题。
比如，癌症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对付的疾病之一。如果是细菌或病毒，直接杀死就好了，但杀死癌细胞却不杀死人本身，却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在应对癌症方面，人类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我认为这才刚刚开始。基因疗法、免疫疗法方面，我们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小分子治疗现在也很有效，将来还会更加强大，也就是说，未来癌症病人可以通过吃药得到治疗。
当然，疾病还包括其他的人体症状，比如衰老，比如攻击性强等行为性问题。
这些疾病早晚都会找到治疗的办法，尽管我目前很难说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是棘手的疾病，治疗也应该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钱。
相对来说，所有药品的成本其实都是很低的——在药物研发领域，我们所说的“商品成本”一般只占市场上治疗价格的1%～2%。目前的费用高，主要是因为制药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利润。
制药公司开发新药时的临床测试是最大的成本，常常以数亿美元计，也是一项无法省略的开支。制药公司也常常以此为理由，说明为什么治疗如此昂贵。
但基础研究的费用不一定由制药公司承担，而是可以由政府或私人机构通过资助和慈善捐助的方式予以支持。未来希望有更多这方面的支持。
与此同时，新治疗方法的出现，已经使得很多过去无法治疗的疾病可以被治愈。新的科技手段不但节约了数百亿美元的开发费用，产生的效果也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未来，癌症治疗一定不是有钱人才负担得起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抗癌这场全球性的战斗中，中国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科恩伯格：中国应该参与到这场战斗的所有方面。
中国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年轻人才和充足的资源可以投入基础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投入实际运用，同时，中国又有为数众多的病人能负担得起并愿意尝试有前途的治疗方法。
中国应该在这场战斗中扮演领导性角色。未来10年内，中国有可能成为抗癌研究方面的领导国家。我也乐见这个局面。当然，能否实现还取决于中国科研领导层的智慧。
“我们做的基础性研究太少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多次说过基础研究的重要。这与疾病的终结有何关系？
科恩伯格：要终结疾病，要在医药研发上有突破，我们必须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不管是在政府层面还是研究机构层面。
举个例子，今年我的课题组利用俄罗斯物理学家提出的量子计算方法，用更短的时间从100万平方数量级的分子中筛选出了一个对二型糖尿病有治疗作用的分子药物。
这个计算方法在10年前提出时，并不是为了任何实际应用目的，只是基础研究产生的结果。但基础研究最终都会转化成应用成果和福利，只不过是时间长短问题。
再比如，人类基因组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科学家们一直希望能够利用人类基因组的数据进行各项研究。但我认为，人类基因组的密码是大自然用我们当下不能理解的语言写成的，只有当科学发展到某个阶段时，这一基础领域的成果才能被大规模应用。要达到这个阶段，需要生物、化学、物理、计算机等其他学科的协同发展才能实现。
我的经验是，要解决一个非常困难的科学问题，不要马上正面挑战它，不要刻意追求结果，而是跟随好奇心进行思考研究。随着基础研究的发展，解决方案自然而然会出现。
所以，一定要重视基础研究。
目前，我们对于人类基因组的作用机制的理解，可能还不到我们应该知道的1%。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把剩下的99%都了解清楚的话，整个医药学行业会产生怎样重大的变化。我们太需要在这方面的基础研究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演讲中提到，即使是美国一流高校，也常常忽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科恩伯格：令我担忧的是，即便是在斯坦福大学，对于应用的过分强调，也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把医学院的基础科学研究类课程都取消了。学校也许太想要培养好医生了，因而忽视了基础研究能力的培养。因为医学生要通过资格考试，需要考核大量的事实性知识，这使得他们只关注事实的学习，而非研究能力的提高。 我在很多国家都发现了这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现实：就是我们做的基础性研究太少了，过多关注应用性研究。我经常说，不要过快地应用新的科学发现，要做更多的基础研究，这是科学史一再告诉我们的经验教训，但我们总是很健忘。
《瞭望东方周刊》：除此之外，你觉得在基础研究方面，美国还有什么经验教训？
科恩伯格：科学发现的引擎更多是由年轻人驱动的，但年轻人在美国科学界的贡献正在衰减。
以我自己为例，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在20多岁和30岁出头时做出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是在40多岁和50多岁时做的，但它们其实没有我在20多岁时做的研究那么重要和富有原创性。
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是，未来10年无论我做出什么成绩，创造性可能都无法跟我20多岁时的研究相比。
但目前在美国，年轻人进入职业生涯、获得独立、作出贡献越来越难。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4年间投入到基础科研的资金，大约有1000亿美元，但其中大部分并没有分配到年轻科学家手中，而是被更资深的科学家获得。
要解决未来的大问题，我们需要新的知识，因为现有的知识已经不够用了。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年轻人的创造力。希望中国科学界可以避免或改善这个问题。
“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匠学”
《瞭望东方周刊》：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对中国有什么建议？
科恩伯格：首先，要区分数量和质量。有多少科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培养出一小批真正出色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不少政府官员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次，重视科学传承的重要性。大部分伟大的美国科学家都来自一个清晰的科学谱系，他们的老师、老师的老师，都可以追溯到600年前的欧洲，人类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
光是学习科学文献、阅读书本是不可能成为科学家的，更产生不了好的科学成果。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匠学，像厨师和制造业一样，必须从一位有经验的师傅那里学习，而师傅又是从他的师傅那里学习，如此代代传承。
作为未来科学界的领导性国家，中国有必要把有天分的年轻人送去有科学传统的国家学习，比如欧洲和美国。
《瞭望东方周刊》：你从八九岁就开始做实验，这么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最沮丧和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科恩伯格：我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一位伟大的化学家曾告诉我：“最重要的是，每天都要失败”。他的意思是，每天都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解决问题，很有可能你会失败，但只要持续不断地尝试下去，就一定可以成功。
我的研究生涯中最难忘、最快乐的时刻，是几个短暂的瞬间——突然发现了一个解决办法，在痛苦挣扎了很长时间后豁然开朗。这些时刻，往往都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降临。
因为首次成功捕捉到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复制过程，2006年，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杰·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罗杰·科恩伯格的父亲亚瑟·科恩伯格是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在罗杰·科恩伯格获诺奖后，他的父亲透露，罗杰八九岁时，家人曾询问他想要什么圣诞礼物，他的回答是：“让我在实验室呆一周”。
除了诺奖光环，近年来，罗杰·科恩伯格还因为在生物医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2016年底，罗杰·科恩伯格教授来到上海出席“复旦—中植科学奖”颁奖典礼及“复旦科技创新论坛”，并作了主旨演讲。演讲中，他谈及未来生物医学发展的乐观前景，同时特别强调基础研究和科学传承的重要性。
“我在很多国家都发现了这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现实：就是我们做的基础性研究太少，而过多关注应用性研究。”罗杰·科恩伯格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未来，癌症治疗一定不是有钱人才负担得起的”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用比较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疾病能够被终结吗？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普通人负担得起的方式终结吗？
科恩伯格：疾病能够终结吗？我们还需要加上一个问号。
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药物研发的问题。
比如，癌症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对付的疾病之一。如果是细菌或病毒，直接杀死就好了，但杀死癌细胞却不杀死人本身，却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在应对癌症方面，人类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我认为这才刚刚开始。基因疗法、免疫疗法方面，我们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小分子治疗现在也很有效，将来还会更加强大，也就是说，未来癌症病人可以通过吃药得到治疗。
当然，疾病还包括其他的人体症状，比如衰老，比如攻击性强等行为性问题。
这些疾病早晚都会找到治疗的办法，尽管我目前很难说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是棘手的疾病，治疗也应该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钱。
相对来说，所有药品的成本其实都是很低的——在药物研发领域，我们所说的“商品成本”一般只占市场上治疗价格的1%～2%。目前的费用高，主要是因为制药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利润。
制药公司开发新药时的临床测试是最大的成本，常常以数亿美元计，也是一项无法省略的开支。制药公司也常常以此为理由，说明为什么治疗如此昂贵。
但基础研究的费用不一定由制药公司承担，而是可以由政府或私人机构通过资助和慈善捐助的方式予以支持。未来希望有更多这方面的支持。
与此同时，新治疗方法的出现，已经使得很多过去无法治疗的疾病可以被治愈。新的科技手段不但节约了数百亿美元的开发费用，产生的效果也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未来，癌症治疗一定不是有钱人才负担得起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抗癌这场全球性的战斗中，中国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科恩伯格：中国应该参与到这场战斗的所有方面。
中国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年轻人才和充足的资源可以投入基础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投入实际运用，同时，中国又有为数众多的病人能负担得起并愿意尝试有前途的治疗方法。
中国应该在这场战斗中扮演领导性角色。未来10年内，中国有可能成为抗癌研究方面的领导国家。我也乐见这个局面。当然，能否实现还取决于中国科研领导层的智慧。
“我们做的基础性研究太少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多次说过基础研究的重要。这与疾病的终结有何关系？
科恩伯格：要终结疾病，要在医药研发上有突破，我们必须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不管是在政府层面还是研究机构层面。
举个例子，今年我的课题组利用俄罗斯物理学家提出的量子计算方法，用更短的时间从100万平方数量级的分子中筛选出了一个对二型糖尿病有治疗作用的分子药物。
这个计算方法在10年前提出时，并不是为了任何实际应用目的，只是基础研究产生的结果。但基础研究最终都会转化成应用成果和福利，只不过是时间长短问题。
再比如，人类基因组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科学家们一直希望能够利用人类基因组的数据进行各项研究。但我认为，人类基因组的密码是大自然用我们当下不能理解的语言写成的，只有当科学发展到某个阶段时，这一基础领域的成果才能被大规模应用。要达到这个阶段，需要生物、化学、物理、计算机等其他学科的协同发展才能实现。
我的经验是，要解决一个非常困难的科学问题，不要马上正面挑战它，不要刻意追求结果，而是跟随好奇心进行思考研究。随着基础研究的发展，解决方案自然而然会出现。
所以，一定要重视基础研究。
目前，我们对于人类基因组的作用机制的理解，可能还不到我们应该知道的1%。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把剩下的99%都了解清楚的话，整个医药学行业会产生怎样重大的变化。我们太需要在这方面的基础研究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演讲中提到，即使是美国一流高校，也常常忽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科恩伯格：令我担忧的是，即便是在斯坦福大学，对于应用的过分强调，也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把医学院的基础科学研究类课程都取消了。学校也许太想要培养好医生了，因而忽视了基础研究能力的培养。因为医学生要通过资格考试，需要考核大量的事实性知识，这使得他们只关注事实的学习，而非研究能力的提高。 我在很多国家都发现了这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现实：就是我们做的基础性研究太少了，过多关注应用性研究。我经常说，不要过快地应用新的科学发现，要做更多的基础研究，这是科学史一再告诉我们的经验教训，但我们总是很健忘。
《瞭望东方周刊》：除此之外，你觉得在基础研究方面，美国还有什么经验教训？
科恩伯格：科学发现的引擎更多是由年轻人驱动的，但年轻人在美国科学界的贡献正在衰减。
以我自己为例，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在20多岁和30岁出头时做出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是在40多岁和50多岁时做的，但它们其实没有我在20多岁时做的研究那么重要和富有原创性。
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是，未来10年无论我做出什么成绩，创造性可能都无法跟我20多岁时的研究相比。
但目前在美国，年轻人进入职业生涯、获得独立、作出贡献越来越难。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4年间投入到基础科研的资金，大约有1000亿美元，但其中大部分并没有分配到年轻科学家手中，而是被更资深的科学家获得。
要解决未来的大问题，我们需要新的知识，因为现有的知识已经不够用了。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年轻人的创造力。希望中国科学界可以避免或改善这个问题。
“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匠学”
《瞭望东方周刊》：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对中国有什么建议？
科恩伯格：首先，要区分数量和质量。有多少科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培养出一小批真正出色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不少政府官员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次，重视科学传承的重要性。大部分伟大的美国科学家都来自一个清晰的科学谱系，他们的老师、老师的老师，都可以追溯到600年前的欧洲，人类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
光是学习科学文献、阅读书本是不可能成为科学家的，更产生不了好的科学成果。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匠学，像厨师和制造业一样，必须从一位有经验的师傅那里学习，而师傅又是从他的师傅那里学习，如此代代传承。
作为未来科学界的领导性国家，中国有必要把有天分的年轻人送去有科学传统的国家学习，比如欧洲和美国。
《瞭望东方周刊》：你从八九岁就开始做实验，这么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最沮丧和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科恩伯格：我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一位伟大的化学家曾告诉我：“最重要的是，每天都要失败”。他的意思是，每天都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解决问题，很有可能你会失败，但只要持续不断地尝试下去，就一定可以成功。
我的研究生涯中最难忘、最快乐的时刻，是几个短暂的瞬间——突然发现了一个解决办法，在痛苦挣扎了很长时间后豁然开朗。这些时刻，往往都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