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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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1981年生，山西长治人，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编译局政治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现任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联盟副理事长，上海市大数据社会科学应用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围绕比较政治的学科建设、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指数构建与制度性话语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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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1981年生，山西长治人，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编译局政治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现任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联盟副理事长，上海市大数据社会科学应用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围绕比较政治的学科建设、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指数构建与制度性话语权等内容.
其他文献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东亚货币合作背景下的外汇储备管理。文章运用俱乐部理论对东亚外汇储备库给各经济体带来的收益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一是在危机前、危机期间和危机后三个时期内，危机期间外汇储备库带来的收益是最显著的：二是东亚部分储备库带来的收益大于100％储备库，这些结论为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文章最后提出了东亚发展外汇储备库的政策建议。
吴根友，男，1963年2月生于安徽枞阳县，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哲学学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会长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在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不难发现＂倒逼＂的功用往往与社会改革与制度变迁的诸多现实挑战或历史机遇相联系,进而形成一种机制并成为观察中国改革实践如何被推进的重要维度。
绝大多数研究者和观察者都高度认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经济学家常常联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成效和经验,进行关于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方式的讨论,涉及华盛顿共识和北京经验的比较、改革的渐进性和激进性的比较,以及政府作用和市场发育的讨论等。面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学者们常常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改革开放,不断打破束缚思想、阻碍发展的藩篱,开创了新的前进道路。深有同感。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打破思想的桎梏,关键的一点,就是从认识论上打破了＂独断论＂,转向了＂可错论＂。而其开端则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度中,经济快速增长持续几十年,史无前例;7000万人口脱贫,举世罕见;西方的发展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经济现象。我们要用自己的理论解释自己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在探索中逐步形成。
中国人民在天道酬勤中迎来了改革开放40年,就人而言,40岁为中年。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1]）在20世纪70、80年代,东亚有所谓＂四小龙＂经济起飞,我们可谓＂一穷二白＂。穷则思变,变则通,变通而改革开放,开放而有志于学习各国、各民族优秀的知识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经济有了飞速发展,推动政治、文化、军事、制度的改革,到2008年三十而能自立。
＂祖赋人权＂这一命题提出后引起一些不同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是思维方法的差异。政治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维方法,一是规范,一是实证。实证思维注重从事实出发,事实先于价值。作为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事实,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事实现象。实证思维主张理解先于评价,注重解释。首先强调＂是什么＂,存在先于合理;接下来还需要追问＂为什么＂,即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第一步是经验实证的话,那么第二步就是逻辑实证。在实证思维看来,历史是一个过程。作为事实对象的＂他我＂先于作为研究者的＂自我＂。实证思维注重对历史事实的概
生产能力快速形成与劳动力规模庞大是我国两大基本国情，它们使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及人民币汇率问题解释的能力。作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基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规模的解释。一方面，我国经济景气与生产能力的形成过程是重合的，因此经济过热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最大；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限定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边界，人民币不满足大幅升值的条件。最后，本文提出了在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实现平衡的可能的方法，即小幅调整的汇率政策与微调式的利率政策的搭配。
本文基于我国流动性过剩和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背景。研究货币政策在协调经济内外均衡方面的矛盾。分析在国外利率不断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问题．并得出以下结论：提高基准利率水平、改变负利率状况以抑制通货膨胀；适度加大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以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