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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土祠坐落在山西万荣县宝鼎乡庙前村北的高崖上，距县城40余公里，正是黄河与汾河的交汇之处。在黄河与汾河的冲击作用下，地势隆起，形成一块酷似人的臀部的土丘，被人们称作“雕上”。传说中，后土娘娘女娲就是拿着这里的泥土造出了最早的中国人，因而这里便成了中国人发祥的根祖之地。后土祠便是为祭祀女娲而建。
相传，华夏民族的先祖之一轩辕黄帝是第一个前来祭拜的人，此后，历代帝王都要来此祭祀后土。公元前113年，女娲娘娘的又一个子孙汉武帝刘彻乘坐楼船由汾河泛流而至，时值秋风瑟瑟，鸿雁南归，酒兴阑珊之际，雄霸一时的汉武皇帝也不免触景伤情，他望着一去不返的流水，叹息起时光的消逝，人生的短暂，写下了一首缠绵流丽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首诗也是秋风楼的来历。如今，镌刻着此诗的石碑，依旧安静地立在这座古老的高楼中，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不远处，也仍然还有汾河的水波与之寂静相伴，但汉武帝的千秋功业却早已随着河水流淌而去。
然而历史终又是可“复活”的，在古文字里，“史”是个象形字，表示的就是人的手抓了笔正在记录东西，有了文字，就有了历史。因为这些文字，那段生命便有了永生的印痕。因为文字，透过那坚硬的石头，穿过漫漶的岁月，我们今人的内心依然可以回应着古人的情绪，一同唏嘘叹惋。历史记载的价值，也许就在于此吧。“发现中国”文化考察活动，是一项旨在通过深度行知体验的方式，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精神源流进行发掘，寻找华夏文明起源的“文明寻根之旅”。离开后土祠，这座传说中我们的祖先诞生的地方，考察队员们将在此后的几天里，先后要前往丁村、陶寺、西阴村、中条山、周家庄、二里头等这些已经发掘、或仍在发掘的考古现场，去寻找华夏民族诞生的一条线索。那里不再是飘渺的神话，但也没有进入文字记录的年代，许多年来，考古学家们正在晋南豫西的这块土地上，靠着散落荒野田畴间的遗迹、坑穴、石器、陶片等，慢慢复原出远古生活的一些蛛丝马迹，追溯女娲的儿孙们走出洪荒之后繁衍生息、成长壮大的图景，借此理清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初的根脉。
石器，人类的最初痕迹
在中国的造人神话里，女娲将按照自己形状捏成的泥人，轻轻放到地上，那小人居然活了起来，于是，大地上就产生了人类，但人类诞生的真实故事远非这么简单。现代的知识认为，从猿到人的进化，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四个阶段。
离开汾阴后土祠后，我们考察的第一站是襄汾丁村古人类遗址。由后土祠，沿汾河往上游走去，在东北约一百公里处便是丁村遗址。在考古学者的提醒下，我们可以见到汾河岸边土崖，会呈现出一层层红白相间的剖面，这是由于地球气候变化，大自然每十万年冷热变化的结果。正是根据这些分层，及每一土层中所发掘出的化石、石器等信息，考古学家们推测出了在那悠远的岁月里，远古人类生存的环境及他们的一些生活信息。
丁村古人类遗址，是1953年建机场、铁路，在挖取沙子时发现的。1954年秋天，由考古学家贾兰坡带领，在以丁村为中心，南北长约11公里、宽约5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从黄土下的古代河流沙砾层中，发现了3枚十二三岁儿童的牙齿化石，两千多件石器以及28种哺乳动物、5种鱼类和30种软体动物化石。1976年又在同一地点的沙砾层中发现了一块小孩的头骨化石。因其发现于丁村，故名“丁村人”。丁村人形态介于现代人和猿人之间，其门齿具铲形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相近。
从发掘出的哺乳类及鱼类化石，可以推断，丁村人生活的年代，黄河流域正是一段非常温暖的时期。可以想象，当时的汾河水流丰沛，附近的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两岸的缓坡上草木茂盛，各种动物成群地出没于森林、草地和河流之间。
怡人的气候，却未必给丁村人带来安逸的生活环境，因为一些大型而凶猛的动物同样生存在这片水草林木之间，如纳玛象、披毛犀、原始牛、野猪、水牛、熊等。如今，我们可以在丁村看到一些发掘出的古生物骨架、牙齿等化石，从那些巨大的门牙、头骨、牛角等遗骸，自然可以想见它们生时庞大威猛的形态。我们将时光拉回十万年前，孤立行走在丛林中的丁村人，想必时时伴随着恐惧和惊慌。他们生活的周遭到处是蛇蝎猛兽，而很多动物都能轻易地对他们造成侵害。虽然人直立了起来，但奔跑起来没有鹿、羚羊的速度；与恶兽搏斗时，人类又没有可资制敌的凌厉爪牙。
远古人类唯一比动物所强的优势，便是多出了一双手。不知从何时起，在对抗侵袭时，人的手突然抓起了地上的石头，向着扑来的野兽投掷过去，从此，经过重复的经验累积，石头就成了人类在对抗自然时，使用最久的一件武器。慢慢的，对于石头，人类不仅再只是利用，而是开始了人类最初的“创造”。当一块石头去敲打、撞击另一块石头，然后碎裂出各种不同的形状，打击出的尖锥、锋棱便可利用来刺杀野兽。
从发掘的石器来看，丁村人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绝大部分是以角页岩为原料，经过摔砸、碰砧而成。其中代表性器物是由厚在石片打制而成的三棱厚尖状石器。在现代人看来，这些石器尽管还非常粗糙，但经过丁村人的双手改造过的石头，便不再是一块平凡的石头，因为人类已懂得了“创造工具”，石头上从此留下了人类手的痕迹。在工具制作的过程中，人发展了“创造”的能力，并且，那些区别于猿的，只属于人的思维、心灵及对于器物的感受能力也在漫长的石器时代渐渐培育起来。
陶寺，陶器时代的文明
就像那古老而粗糙的石器所展示的，丁村人时期的人类生活、社会组织形态依然停留在原始低级的阶段。而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随着人类文明的积累，一个以陶器为主要特征的时期紧接着开始出现。
离开丁村，往东北方向而去，在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处的陶寺遗址，继续着我们探寻人类文明发展的线索。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三百余万平方米，是一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史前遗址。它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进行过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六千余平方米，发掘了一千三百余座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墓葬，获得了大批随葬品。根据放射性碳元素断代，其时期大约为三千九百至四千五百年前。那时，陶器取代石器成为这一阶段人类文明的表征。与粗糙的石器相比，陶器来源于人类对泥土的更加细腻耐心的创造。人类捏造陶器的方法，和人类打砸石头的动作已经很不一样，造型各异的陶器，显露更多出人对“形象”的创造，更多人的意志的成长。陶寺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表多饰绳纹，也有篮纹和少量的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镂孔以及素面磨光陶器。这些痕迹说明了古代陶器的制作方式。比如制作一个碗，人们会用绳子或者草，编出一个碗的形状，然后用湿的土把它糊起来，糊完之后拿去烧，那么烧的过程中，草类、纤维状的东西全都化成灰了以后，留下来的土就变成了陶碗。
在陶器时代，人类进程最重要的变化，乃是发展出了原始的农业，而农业的来临，人类便与文明的曙光愈来愈近了。在使用石器的时代，人类的动作是非常粗野的，猎杀野兽、茹毛饮血，活生生地把野兽撕裂来吃。他自己本身也像一个动物，必须野蛮地跟野牛、羚羊搏斗。狩猎时代的人类极度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野兽在哪里，也不知道能不能战胜野兽。在他寻找、探索、冒险的过程当中，常常是有一餐、没一餐的。严寒的冬季，很有可能一个月打不到野兽。而在容易狩猎的夏季，又会常常会因为没有冷藏的方法而只能让剩余的肉类慢慢腐烂。所以我们可以试想，人类生活在旷野中充满了焦虑与不安，而农业的诞生，则使人类听天由命的生活渐渐得到改善，人类有了安定感。农业使人类发展了对于时间的概念。狩猎的过程是非常急促的，杀死一头野兽就“立刻”把它吃掉，所以以狩猎维生的时代，人类不知道要花三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去“等待”种子成熟。而农业就不同了，不管是畜牧，还是种植五谷，都需要耐心。这时候，他们开始建立时间的概念。同样的，把一个种子放在土里，要“等待”它发芽，“等待”它结出更多更多的种子出来，在漫漫的等待中，人类发展了耐心、从容、也发展出对时间更深度的认识。
于是，历法便诞生了。在陶寺遗址，中国最古老的观象台，就是四千年前人们对于时间长年累月观照的产物。如今，根据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反复考证复原出的陶寺观象台，是由13根观测柱构成的弧形建筑，形成12道观测缝。每当重要的农时节令到来时，站在观象台的观测点上，便可以从每个节令对应的缝隙中，恰好看到清晨太阳落在对面塔尔山的山巅。在“陶寺人”的节气序列里，只有20节气，而不是现在的24节气，但这正是4000年前人们的时间系统。
农业产生后，人类的世界不仅生成了时间的坐标，而且伴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在空间上，人们也慢慢结束了荒野上的漂泊，开始在某处聚落经营着未来的生活。定居地的确定，进而围墙的竖起，于是，在广袤的荒原上第一次出现了文明与野蛮地理上明晰的区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写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而在四千年前，陶寺就已出现了中国史前巨无霸的城址。上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对陶寺的发掘中，曾揭露过一片居民区，有些是地上房屋，有些是半地穴式的，也有些是窑洞式的。1999年，重新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城墙的遗迹。城墙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最小距离为1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也达到1650米。陶寺城墙为夯土版筑，城址轮廓规整，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为前所未有。根据考古得来的信息，我们可复原出“陶寺城”这样一幅大致的形态：在大城的东部是建筑精致、衣食丰足的贵族居住区和奢华恢宏的宫殿区，宫殿以南则是史前最大的粮窖群。城池的最南边，是手工作坊密集的区域，大城的西北部则是普通的居民区。
这已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座城池，在城中已经有了明晰等级之分，有了城市功能的规划，而且大量带有礼制、权势的色彩的出土文物，又不无透露出一座“都邑”、“王城”的性质。于是，许多考古学家已不由自主地将其与“尧都平阳”联系在一起，尽管这还需要更多证据的支撑，但一个史前的“中国”已是呼之而出了。陶寺遗址中偶尔出现的青铜器物，也标志着下一个文明阶段——青铜时代的即将来临。
相传，华夏民族的先祖之一轩辕黄帝是第一个前来祭拜的人，此后，历代帝王都要来此祭祀后土。公元前113年，女娲娘娘的又一个子孙汉武帝刘彻乘坐楼船由汾河泛流而至，时值秋风瑟瑟，鸿雁南归，酒兴阑珊之际，雄霸一时的汉武皇帝也不免触景伤情，他望着一去不返的流水，叹息起时光的消逝，人生的短暂，写下了一首缠绵流丽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首诗也是秋风楼的来历。如今，镌刻着此诗的石碑，依旧安静地立在这座古老的高楼中，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不远处，也仍然还有汾河的水波与之寂静相伴，但汉武帝的千秋功业却早已随着河水流淌而去。
然而历史终又是可“复活”的，在古文字里，“史”是个象形字，表示的就是人的手抓了笔正在记录东西，有了文字，就有了历史。因为这些文字，那段生命便有了永生的印痕。因为文字，透过那坚硬的石头，穿过漫漶的岁月，我们今人的内心依然可以回应着古人的情绪，一同唏嘘叹惋。历史记载的价值，也许就在于此吧。“发现中国”文化考察活动，是一项旨在通过深度行知体验的方式，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精神源流进行发掘，寻找华夏文明起源的“文明寻根之旅”。离开后土祠，这座传说中我们的祖先诞生的地方，考察队员们将在此后的几天里，先后要前往丁村、陶寺、西阴村、中条山、周家庄、二里头等这些已经发掘、或仍在发掘的考古现场，去寻找华夏民族诞生的一条线索。那里不再是飘渺的神话，但也没有进入文字记录的年代，许多年来，考古学家们正在晋南豫西的这块土地上，靠着散落荒野田畴间的遗迹、坑穴、石器、陶片等，慢慢复原出远古生活的一些蛛丝马迹，追溯女娲的儿孙们走出洪荒之后繁衍生息、成长壮大的图景，借此理清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初的根脉。
石器，人类的最初痕迹
在中国的造人神话里，女娲将按照自己形状捏成的泥人，轻轻放到地上，那小人居然活了起来，于是，大地上就产生了人类，但人类诞生的真实故事远非这么简单。现代的知识认为，从猿到人的进化，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四个阶段。
离开汾阴后土祠后，我们考察的第一站是襄汾丁村古人类遗址。由后土祠，沿汾河往上游走去，在东北约一百公里处便是丁村遗址。在考古学者的提醒下，我们可以见到汾河岸边土崖，会呈现出一层层红白相间的剖面，这是由于地球气候变化，大自然每十万年冷热变化的结果。正是根据这些分层，及每一土层中所发掘出的化石、石器等信息，考古学家们推测出了在那悠远的岁月里，远古人类生存的环境及他们的一些生活信息。
丁村古人类遗址，是1953年建机场、铁路，在挖取沙子时发现的。1954年秋天，由考古学家贾兰坡带领，在以丁村为中心，南北长约11公里、宽约5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从黄土下的古代河流沙砾层中，发现了3枚十二三岁儿童的牙齿化石，两千多件石器以及28种哺乳动物、5种鱼类和30种软体动物化石。1976年又在同一地点的沙砾层中发现了一块小孩的头骨化石。因其发现于丁村，故名“丁村人”。丁村人形态介于现代人和猿人之间，其门齿具铲形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相近。
从发掘出的哺乳类及鱼类化石，可以推断，丁村人生活的年代，黄河流域正是一段非常温暖的时期。可以想象，当时的汾河水流丰沛，附近的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两岸的缓坡上草木茂盛，各种动物成群地出没于森林、草地和河流之间。
怡人的气候，却未必给丁村人带来安逸的生活环境，因为一些大型而凶猛的动物同样生存在这片水草林木之间，如纳玛象、披毛犀、原始牛、野猪、水牛、熊等。如今，我们可以在丁村看到一些发掘出的古生物骨架、牙齿等化石，从那些巨大的门牙、头骨、牛角等遗骸，自然可以想见它们生时庞大威猛的形态。我们将时光拉回十万年前，孤立行走在丛林中的丁村人，想必时时伴随着恐惧和惊慌。他们生活的周遭到处是蛇蝎猛兽，而很多动物都能轻易地对他们造成侵害。虽然人直立了起来，但奔跑起来没有鹿、羚羊的速度；与恶兽搏斗时，人类又没有可资制敌的凌厉爪牙。
远古人类唯一比动物所强的优势，便是多出了一双手。不知从何时起，在对抗侵袭时，人的手突然抓起了地上的石头，向着扑来的野兽投掷过去，从此，经过重复的经验累积，石头就成了人类在对抗自然时，使用最久的一件武器。慢慢的，对于石头，人类不仅再只是利用，而是开始了人类最初的“创造”。当一块石头去敲打、撞击另一块石头，然后碎裂出各种不同的形状，打击出的尖锥、锋棱便可利用来刺杀野兽。
从发掘的石器来看，丁村人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绝大部分是以角页岩为原料，经过摔砸、碰砧而成。其中代表性器物是由厚在石片打制而成的三棱厚尖状石器。在现代人看来，这些石器尽管还非常粗糙，但经过丁村人的双手改造过的石头，便不再是一块平凡的石头，因为人类已懂得了“创造工具”，石头上从此留下了人类手的痕迹。在工具制作的过程中，人发展了“创造”的能力，并且，那些区别于猿的，只属于人的思维、心灵及对于器物的感受能力也在漫长的石器时代渐渐培育起来。
陶寺，陶器时代的文明
就像那古老而粗糙的石器所展示的，丁村人时期的人类生活、社会组织形态依然停留在原始低级的阶段。而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随着人类文明的积累，一个以陶器为主要特征的时期紧接着开始出现。
离开丁村，往东北方向而去，在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处的陶寺遗址，继续着我们探寻人类文明发展的线索。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三百余万平方米，是一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史前遗址。它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进行过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六千余平方米，发掘了一千三百余座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墓葬，获得了大批随葬品。根据放射性碳元素断代，其时期大约为三千九百至四千五百年前。那时，陶器取代石器成为这一阶段人类文明的表征。与粗糙的石器相比，陶器来源于人类对泥土的更加细腻耐心的创造。人类捏造陶器的方法，和人类打砸石头的动作已经很不一样，造型各异的陶器，显露更多出人对“形象”的创造，更多人的意志的成长。陶寺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表多饰绳纹，也有篮纹和少量的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镂孔以及素面磨光陶器。这些痕迹说明了古代陶器的制作方式。比如制作一个碗，人们会用绳子或者草，编出一个碗的形状，然后用湿的土把它糊起来，糊完之后拿去烧，那么烧的过程中，草类、纤维状的东西全都化成灰了以后，留下来的土就变成了陶碗。
在陶器时代，人类进程最重要的变化，乃是发展出了原始的农业，而农业的来临，人类便与文明的曙光愈来愈近了。在使用石器的时代，人类的动作是非常粗野的，猎杀野兽、茹毛饮血，活生生地把野兽撕裂来吃。他自己本身也像一个动物，必须野蛮地跟野牛、羚羊搏斗。狩猎时代的人类极度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野兽在哪里，也不知道能不能战胜野兽。在他寻找、探索、冒险的过程当中，常常是有一餐、没一餐的。严寒的冬季，很有可能一个月打不到野兽。而在容易狩猎的夏季，又会常常会因为没有冷藏的方法而只能让剩余的肉类慢慢腐烂。所以我们可以试想，人类生活在旷野中充满了焦虑与不安，而农业的诞生，则使人类听天由命的生活渐渐得到改善，人类有了安定感。农业使人类发展了对于时间的概念。狩猎的过程是非常急促的，杀死一头野兽就“立刻”把它吃掉，所以以狩猎维生的时代，人类不知道要花三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去“等待”种子成熟。而农业就不同了，不管是畜牧，还是种植五谷，都需要耐心。这时候，他们开始建立时间的概念。同样的，把一个种子放在土里，要“等待”它发芽，“等待”它结出更多更多的种子出来，在漫漫的等待中，人类发展了耐心、从容、也发展出对时间更深度的认识。
于是，历法便诞生了。在陶寺遗址，中国最古老的观象台，就是四千年前人们对于时间长年累月观照的产物。如今，根据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反复考证复原出的陶寺观象台，是由13根观测柱构成的弧形建筑，形成12道观测缝。每当重要的农时节令到来时，站在观象台的观测点上，便可以从每个节令对应的缝隙中，恰好看到清晨太阳落在对面塔尔山的山巅。在“陶寺人”的节气序列里，只有20节气，而不是现在的24节气，但这正是4000年前人们的时间系统。
农业产生后，人类的世界不仅生成了时间的坐标，而且伴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在空间上，人们也慢慢结束了荒野上的漂泊，开始在某处聚落经营着未来的生活。定居地的确定，进而围墙的竖起，于是，在广袤的荒原上第一次出现了文明与野蛮地理上明晰的区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写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而在四千年前，陶寺就已出现了中国史前巨无霸的城址。上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对陶寺的发掘中，曾揭露过一片居民区，有些是地上房屋，有些是半地穴式的，也有些是窑洞式的。1999年，重新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城墙的遗迹。城墙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最小距离为1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也达到1650米。陶寺城墙为夯土版筑，城址轮廓规整，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为前所未有。根据考古得来的信息，我们可复原出“陶寺城”这样一幅大致的形态：在大城的东部是建筑精致、衣食丰足的贵族居住区和奢华恢宏的宫殿区，宫殿以南则是史前最大的粮窖群。城池的最南边，是手工作坊密集的区域，大城的西北部则是普通的居民区。
这已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座城池，在城中已经有了明晰等级之分，有了城市功能的规划，而且大量带有礼制、权势的色彩的出土文物，又不无透露出一座“都邑”、“王城”的性质。于是，许多考古学家已不由自主地将其与“尧都平阳”联系在一起，尽管这还需要更多证据的支撑，但一个史前的“中国”已是呼之而出了。陶寺遗址中偶尔出现的青铜器物，也标志着下一个文明阶段——青铜时代的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