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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除了作为人们休闲度暑的好去处之外，更蕴藏了无数的历史和故事。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美丽姑娘，人们往往只注意了她外貌出众，却常常忘记了她其实也“胸中有丘壑”。
“在此暂时可以忘却无数的落蕊与残红……亦可以忘却苦恼的僵瘪的人间……亦可以忘却庸俗的卑琐的人间……”这是徐志摩在他《北戴河海滨的幻想》中所感慨的北戴河。而现实中，海洋、沙滩、阳光、空气和绿色，北戴河所拥有的一切都使它成为在这一片尘世喧嚣中难得的休假去处。
“海山无恙”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避暑区西起戴河口，东至鹰角亭，东西长约20华里，南北宽约3华里。同时，在北戴河西南20多里的昌黎，有一段美丽的海滩，从1985年起辟为海滨浴场，并计划建为新的海滨避暑区。曾经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也被北戴河的风景所陶醉，为之亲笔题诗：“海山无恙”。
北戴河海滩沙质比较好，坡度也比较平缓，是一个优良的天然海水浴场。北戴河的空气中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元素，负氧离子(有空气维生素之称)的含量高于其他普通城市20倍以上。北戴河周围的环境很美，海滩背靠联峰山。联峰山景区，位于北戴河海滨中心区的西部，因山峰秀丽，状似莲蓬，故又称“莲蓬山”。联峰山分东西两峰，山上山下松柏成林，郁郁葱葱。东联峰山海拔130米，从山间小路向上缓行，约半小时可以到达山顶上的望海亭。在这里俯瞰海滨，翠绿欲滴的树林，金色绒毯般的沙滩，碧蓝的大海，令人心旷神怡。
北戴河也是神州九大观目处之一。北戴河观日处位于北戴河海滨，东北端的鹰角亭为最佳地点。日出时，万籁俱寂，天水相连，色彩变幻；红日涌出时刻，水上水下红日相接，瞬间跃出水面，霞光、阳光洒满山峦沙滩，犹如覆盖上了一层金的纱幕。倘若随火车行驶观看，则另有一番情趣。
清光绪年间，有些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发现了这处避暑地，要求在这里建造别墅。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正式将北戴河海滨开辟为“各国人士避暑地”。1938年，这里已有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别墅700多栋，并建有饭店、酒吧、跳舞厅等娱乐设施，成了一个带有殖民地色彩的避暑佳地。解放后，北戴河又新建了不少休养所、疗养院、饭店、宾馆，规模比过去更大，成了规模较大、设施比较齐全的海滨避暑胜地。现如今，北戴河放开怀抱，每年暑期都要接待上百万前来旅游度假的游人。
“一肚子故事”的北戴河
北戴河除了作为人们休闲度暑的好去处之外，更蕴藏了无数的历史和故事。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美丽姑娘，人们往往只注意了她外貌出众，却常常忘记了她其实也“胸中有丘壑”。
清光绪二十四年，随着清政府把秦皇岛港开辟为中国第一个自开口岸，北戴河也被清政府正式辟为“允中外人士杂居的避暑地”，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政府宣布开辟的避暑区，北戴河也拉开了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序幕。
当时，到北戴河休闲度假是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大批洋人开始聚集北戴河：胡佛(后成为美第31届总统)、司徒雷登、福开森(美传教士、清两江总督顾问)、甘林(英国人、燕京大学教授)、乔和(瑞士驻天津领事)、海伦·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等等，都曾在北戴河留下过他们的足迹。
民国初年，北戴河改属直隶省津海道I临榆县。民国八年(1919)，曾是晚清重臣、民国第一位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为了与洋人的兼并掠夺抗衡，在此建立“北戴河公益会”，同时建立秦皇岛地区历史上第一座公园——莲花石(联峰山)公园。康有为曾认为不必去海上求仙，居住在北戴河就算是神仙了。他徜徉于北戴河山水之间，并赋诗：“天开图画成乐土，人住蓬萊如列仙”。
在张学良跌宕起伏的一生当中，北戴河留给他的应该算是最温馨浪漫的记忆了。章家别墅位于北戴河联峰山南麓原西二路4号，原主人是天津巨商章瑞亭。由于民国时期张学良曾两次人住此楼，所以人们倒是早已忽略了别墅原来的主人，而习惯性地将这栋别墅称之为“张学良楼”。1929年7月初，张学良到北平出席有蒋介石、阎锡山参加的“三巨头会议”。会后，正当他整理行装准备返回奉天时，突然接到夫人于凤至的急电，告知他们最宠爱的幼子被害身亡。张学良极为悲伤，经大家劝慰，虽勉强成行，但坐在火车上仍伤心不已。他的随从们商议，认为将军此时不宜回家，以免触景伤情。不如到他以前去过的北戴河海滨疗养一段时间，之后便赶往了北戴河。之后，赵四小姐也从天津赶往了北戴河，他们也就在这里偕了“白首之约”，也为北戴河留下了。一段英雄美人的千古佳话。
当时众多的中外人士居住在这里，这里的风气算是十分前卫。时髦的中外仕女，白天徜徉于林间海滩，或穿着当时前卫的泳装嬉戏在波峰浪谷，或在网球场往返迎击。夜晚，联峰山霞飞馆里觥筹交错、舞步飞旋。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旅游专用铁路——北宁铁路专线、第一条旅游专用空中航线——平戴线(北京一北戴河)、第一座高尔夫球场和早期的网球场、第一张旅游招贴画——仕女骑驴图，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从1949年4月开始，人民政府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兴办休、疗养事业。1950年7月，首批新中国领导人和六国使馆官员160余人先后到北戴河海滨休养。1953年秋，中央决定暑期到北戴河避暑办公，使北戴河成了新中国的“夏都”。
1954年4月20日，毛泽东去秦皇岛考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及工业情况，21日下午到达北戴河。当天晚上，他一改往常夜间办公的习惯，叫随同视察的同志也早点休息。第二天早上4点就出发动身去了联峰山顶峰，看北戴河灿烂的海上日出。登顶之后，随行人员叫他休息也坐不住，毛泽东站起来向东遥望，举着一只大望远镜看日出，凉风吹拂，也丝毫不觉。也在那一年的7月，毛主席第二次来北戴河，据说某日一时逢海滨风雨大作，浪涛翻涌，他顿起击水之兴，不顾身边警卫人员的劝阻，下海游泳。上岸后意犹未尽，又纵笔挥毫，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8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之为“北戴河会议”)和炮轰金门的决策与指挥，同年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都是在北戴河作出的。1960年、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都在这里举行。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人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继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
“夏都”不再
北戴河长达十多公里的沙滩，在向中外游人开放公共浴场之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夏天办公和休养的场所，因此又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当时，北戴河接待的主要为中央领导、劳模、中外专家和外国驻华使节等。在平民百姓的眼中，北戴河是神秘的“圣地”。
为活跃北戴河暑期文化生活，国家曾专门调拨文物，包括一些贵重的瓷器和宫廷用品，陈列在北戴河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也大多曾在文化宫里为来宾进行专场演出。
毛泽东自1965年起不再来北戴河，中央暑期办公自然中止。到“文革”期间，中直机关许多干部也被批斗下放，近40所疗养院几乎全部停办。而“文革”中，仍有外交部组织的使馆人员和国际友人来北戴河休疗。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就曾多次携家人下榻宾馆休闲度假。当时小布什也来过北戴河，认为“这里的空气很好，我到北京后患咳嗽，到北戴河就好”。
1979年，随着邓小平再次走上政治前台，北戴河的命运也再次转变。2月，《人民日报》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决定，中央机关和军委在北戴河的休养区将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用，中央国家机关今后不用了。”一时间，国内庐山、杭州、济南、大连等地纷纷效仿，把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住的高级住所交给旅游部门办旅游。
到了1980年后，大批革命元老和高级干部得到平反，恢复过去的政治待遇。而他们来北戴河休养，因为住过的别墅被交给了旅游部门，住房十分紧张。旅游公司随后把中直、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机关过去拿出来搞旅游的房子全部归还。外国专家也从中直疗养院搬了出来，住往国家旅游总局修建的三星级的金山宾馆里。
1984年，中央恢复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当年暑期，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大批中央领导人进驻北戴河。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也随之而来。北戴河迅速掀起了疗养院建设的热潮，数量很快从当时的不到50家发展到今天的200多家。
2003年7月，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当年夏天不到北戴河办公。之后几年，中共中央仍然安排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到北戴河休假，但只休假不办公。
逐渐褪去“夏都”色彩的北戴河，更多地正在缓慢回归其原本的面目。
“在此暂时可以忘却无数的落蕊与残红……亦可以忘却苦恼的僵瘪的人间……亦可以忘却庸俗的卑琐的人间……”这是徐志摩在他《北戴河海滨的幻想》中所感慨的北戴河。而现实中，海洋、沙滩、阳光、空气和绿色，北戴河所拥有的一切都使它成为在这一片尘世喧嚣中难得的休假去处。
“海山无恙”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避暑区西起戴河口，东至鹰角亭，东西长约20华里，南北宽约3华里。同时，在北戴河西南20多里的昌黎，有一段美丽的海滩，从1985年起辟为海滨浴场，并计划建为新的海滨避暑区。曾经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也被北戴河的风景所陶醉，为之亲笔题诗：“海山无恙”。
北戴河海滩沙质比较好，坡度也比较平缓，是一个优良的天然海水浴场。北戴河的空气中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元素，负氧离子(有空气维生素之称)的含量高于其他普通城市20倍以上。北戴河周围的环境很美，海滩背靠联峰山。联峰山景区，位于北戴河海滨中心区的西部，因山峰秀丽，状似莲蓬，故又称“莲蓬山”。联峰山分东西两峰，山上山下松柏成林，郁郁葱葱。东联峰山海拔130米，从山间小路向上缓行，约半小时可以到达山顶上的望海亭。在这里俯瞰海滨，翠绿欲滴的树林，金色绒毯般的沙滩，碧蓝的大海，令人心旷神怡。
北戴河也是神州九大观目处之一。北戴河观日处位于北戴河海滨，东北端的鹰角亭为最佳地点。日出时，万籁俱寂，天水相连，色彩变幻；红日涌出时刻，水上水下红日相接，瞬间跃出水面，霞光、阳光洒满山峦沙滩，犹如覆盖上了一层金的纱幕。倘若随火车行驶观看，则另有一番情趣。
清光绪年间，有些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发现了这处避暑地，要求在这里建造别墅。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正式将北戴河海滨开辟为“各国人士避暑地”。1938年，这里已有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别墅700多栋，并建有饭店、酒吧、跳舞厅等娱乐设施，成了一个带有殖民地色彩的避暑佳地。解放后，北戴河又新建了不少休养所、疗养院、饭店、宾馆，规模比过去更大，成了规模较大、设施比较齐全的海滨避暑胜地。现如今，北戴河放开怀抱，每年暑期都要接待上百万前来旅游度假的游人。
“一肚子故事”的北戴河
北戴河除了作为人们休闲度暑的好去处之外，更蕴藏了无数的历史和故事。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美丽姑娘，人们往往只注意了她外貌出众，却常常忘记了她其实也“胸中有丘壑”。
清光绪二十四年，随着清政府把秦皇岛港开辟为中国第一个自开口岸，北戴河也被清政府正式辟为“允中外人士杂居的避暑地”，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政府宣布开辟的避暑区，北戴河也拉开了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序幕。
当时，到北戴河休闲度假是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大批洋人开始聚集北戴河：胡佛(后成为美第31届总统)、司徒雷登、福开森(美传教士、清两江总督顾问)、甘林(英国人、燕京大学教授)、乔和(瑞士驻天津领事)、海伦·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等等，都曾在北戴河留下过他们的足迹。
民国初年，北戴河改属直隶省津海道I临榆县。民国八年(1919)，曾是晚清重臣、民国第一位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为了与洋人的兼并掠夺抗衡，在此建立“北戴河公益会”，同时建立秦皇岛地区历史上第一座公园——莲花石(联峰山)公园。康有为曾认为不必去海上求仙，居住在北戴河就算是神仙了。他徜徉于北戴河山水之间，并赋诗：“天开图画成乐土，人住蓬萊如列仙”。
在张学良跌宕起伏的一生当中，北戴河留给他的应该算是最温馨浪漫的记忆了。章家别墅位于北戴河联峰山南麓原西二路4号，原主人是天津巨商章瑞亭。由于民国时期张学良曾两次人住此楼，所以人们倒是早已忽略了别墅原来的主人，而习惯性地将这栋别墅称之为“张学良楼”。1929年7月初，张学良到北平出席有蒋介石、阎锡山参加的“三巨头会议”。会后，正当他整理行装准备返回奉天时，突然接到夫人于凤至的急电，告知他们最宠爱的幼子被害身亡。张学良极为悲伤，经大家劝慰，虽勉强成行，但坐在火车上仍伤心不已。他的随从们商议，认为将军此时不宜回家，以免触景伤情。不如到他以前去过的北戴河海滨疗养一段时间，之后便赶往了北戴河。之后，赵四小姐也从天津赶往了北戴河，他们也就在这里偕了“白首之约”，也为北戴河留下了。一段英雄美人的千古佳话。
当时众多的中外人士居住在这里，这里的风气算是十分前卫。时髦的中外仕女，白天徜徉于林间海滩，或穿着当时前卫的泳装嬉戏在波峰浪谷，或在网球场往返迎击。夜晚，联峰山霞飞馆里觥筹交错、舞步飞旋。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旅游专用铁路——北宁铁路专线、第一条旅游专用空中航线——平戴线(北京一北戴河)、第一座高尔夫球场和早期的网球场、第一张旅游招贴画——仕女骑驴图，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从1949年4月开始，人民政府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兴办休、疗养事业。1950年7月，首批新中国领导人和六国使馆官员160余人先后到北戴河海滨休养。1953年秋，中央决定暑期到北戴河避暑办公，使北戴河成了新中国的“夏都”。
1954年4月20日，毛泽东去秦皇岛考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及工业情况，21日下午到达北戴河。当天晚上，他一改往常夜间办公的习惯，叫随同视察的同志也早点休息。第二天早上4点就出发动身去了联峰山顶峰，看北戴河灿烂的海上日出。登顶之后，随行人员叫他休息也坐不住，毛泽东站起来向东遥望，举着一只大望远镜看日出，凉风吹拂，也丝毫不觉。也在那一年的7月，毛主席第二次来北戴河，据说某日一时逢海滨风雨大作，浪涛翻涌，他顿起击水之兴，不顾身边警卫人员的劝阻，下海游泳。上岸后意犹未尽，又纵笔挥毫，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8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之为“北戴河会议”)和炮轰金门的决策与指挥，同年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都是在北戴河作出的。1960年、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都在这里举行。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人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继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
“夏都”不再
北戴河长达十多公里的沙滩，在向中外游人开放公共浴场之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夏天办公和休养的场所，因此又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当时，北戴河接待的主要为中央领导、劳模、中外专家和外国驻华使节等。在平民百姓的眼中，北戴河是神秘的“圣地”。
为活跃北戴河暑期文化生活，国家曾专门调拨文物，包括一些贵重的瓷器和宫廷用品，陈列在北戴河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也大多曾在文化宫里为来宾进行专场演出。
毛泽东自1965年起不再来北戴河，中央暑期办公自然中止。到“文革”期间，中直机关许多干部也被批斗下放，近40所疗养院几乎全部停办。而“文革”中，仍有外交部组织的使馆人员和国际友人来北戴河休疗。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就曾多次携家人下榻宾馆休闲度假。当时小布什也来过北戴河，认为“这里的空气很好，我到北京后患咳嗽，到北戴河就好”。
1979年，随着邓小平再次走上政治前台，北戴河的命运也再次转变。2月，《人民日报》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决定，中央机关和军委在北戴河的休养区将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用，中央国家机关今后不用了。”一时间，国内庐山、杭州、济南、大连等地纷纷效仿，把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住的高级住所交给旅游部门办旅游。
到了1980年后，大批革命元老和高级干部得到平反，恢复过去的政治待遇。而他们来北戴河休养，因为住过的别墅被交给了旅游部门，住房十分紧张。旅游公司随后把中直、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机关过去拿出来搞旅游的房子全部归还。外国专家也从中直疗养院搬了出来，住往国家旅游总局修建的三星级的金山宾馆里。
1984年，中央恢复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当年暑期，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大批中央领导人进驻北戴河。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也随之而来。北戴河迅速掀起了疗养院建设的热潮，数量很快从当时的不到50家发展到今天的200多家。
2003年7月，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当年夏天不到北戴河办公。之后几年，中共中央仍然安排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到北戴河休假，但只休假不办公。
逐渐褪去“夏都”色彩的北戴河，更多地正在缓慢回归其原本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