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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从19世纪传入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间我国的不少水彩画家,曾有将西方水彩转型为中国化水彩之抱负,并以毕生精力进行了苦苦探索。湖北省水彩画研究会艺术顾问、现年87岁的水彩大师金家齐老先生,就是其中颇有成就的一位。
金家齐这位画坛前辈,上世纪40年代考入武昌艺专,50年代即是以水彩创作与研究闻名的水彩画家。此后,由于一次次政治风暴,他屡遭打击,甚至被投入监狱,在画坛上销声匿迹长达近30年,但在磨难中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坚持在极困难的条件下隐蔽作画,使得数百幅作品和画稿得以在秘密的状态下完成与保存下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重现画坛,先后担任了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美协理事等职。金家齐十分珍惜这迟到的晚晴,以七旬之身四处写生,历时10多年,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创作出大量水彩作品。特别是他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一组《三峡系列》作品,对三峡石壁的结构和肌理作了准确、精到的研究,又画得那样气势非凡、虚实有度,受到画界的高度赞誉。但他却不求闻达,长期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一生所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从未公开面世。
2008年5月,他的女儿、也是台湾知名画家的金莉,在台北第一次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了他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水彩作品100多幅,轰动了台湾画坛,称这些作品“既有西方水彩的扎实功底,又有东方水墨的神韵,是台湾光复60多年来看到的最好的水彩作品”(台湾淡水大学文博艺术中心主任、著名画家李奇茂语)。“在大陆也看过不少水彩作品,但像金老先生的作品那样,可以令人一新耳目,更可以令人品味再三,让人体验到一种脱俗气质的,实不多见。金家齐先生不愧是大陆卓越的前辈画家,却也是一位被长期忽略了的水彩巨匠。”(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专任副教授、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博士曾肃良语)。
武昌艺专崭露头角
金家齐1921年生于贵州省麻江县的一个落魄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金国印喜爱读书写字,一手“瘦金体”在当地颇有名望,闲时还喜画几笔国画,特别善画梅、兰、竹、菊。金家齐受父亲的熏陶,从小也喜好绘画。金家齐的堂叔金国文擅长中国水墨画,见侄儿颇有美术悟性,便有意教他学习水墨。初中时改从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青年教师吴夔学画水彩,读初中二年级时,他就能用水彩的表现方法画抗日宣传画。他记得很清楚,1938年武汉会战,他用桌子搭着凳子,在街头墙上画了一幅保卫大武汉的宣传画,画面上有若干兵民举起上了刺刀的枪,对准张着血盆大口的豺狼刺去,显示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由于此畫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在都匀这座县城里反响很大,同时也给金家齐以很大的鼓舞。从初中起,就立下了艺术报国的志向,决心一辈子献身于他所钟爱的美术事业。
金家齐读高中时,已是抗日战争后期,对战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社会问题,学生中都有不同的观点,并经常发生辩论。金家齐也积极参加各种辩论,那时学生中也有“左”和“右”两种思想倾向,在辩论中,金家齐总是站在“左”的一边。1943年夏天,一次他与一个学生辩论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金家齐坚持中国社会上有贫有富,并且形成了贫富悬殊极不合理的社会问题;而那个学生却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金家齐一气之下,画了一幅画:一个衣衫褴褛的穷小孩,赤裸着双足,站在破烂的房屋前,以呆滞的目光望着对面小洋房阳台上晾晒着的华丽的衣服,画好后贴在教室里。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幅画给他招来了大祸,学校当局联系他平时的过激言论和绘画作品反映的思想倾向,将他开除出校。离校后,金家齐到贵州炉山中学教了一年书,次年又在花溪贵筑县民教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他早已立下了艺术报国的志愿,1945年7月,他毅然离开家乡,负笈北进,考入了战时迁到重庆江津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为现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专学西画,并主攻水彩。金家齐由于有家传的绘画功底和中学时吴夔老师对他的正规教育,考入艺专后,很快就受到学校的关注。在读一年级时,他画的一幅水彩受到学校董事长蒋南圃的青睐,被推荐参加了校内画会的展览。
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写生,一次,他在长江边写生,见一群纤夫背着纤绳,腰弯得几乎与地面平行,迈着沉重的脚步逆水行舟,顿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以纤夫为题材绘画了一幅《前程》的木刻,突出反映了饱经风霜的劳动人民生活的沧桑,画背面还写了一段话:“沉重的脚步与美妙的幻想相连,艰难而自信地走向属于自己的明天,虽然困苦,总有希望!”1945年末,学校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大厅举办“武昌艺专美术作品展”,他将这幅木刻画和其他几幅水彩送去参展,受到各方好评,并被人买去。他帮同学修改过的几幅水彩画也卖出去了,尽管他进校不久,已崭露头角。
1946年,武昌艺专从重庆迁回武汉。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在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下,已是满目疮痍。当时艺专的校址已被日军炸毁,而临时租借在汉口江汉路的宁波会馆复课。一天他站在二楼,凭窗而望,映入眼帘的是不平的小路,遍地瓦砾中用薄板搭盖的低矮平房,还时有落后的马车驰过,远远望去,虽有几处战后残存的小洋房,但也是陈旧不堪,高耸的水塔、璇宫饭店也失去了往日的豪华壮观。见此一片衰微破败的惨境,金家齐心情沉重地拿起画笔,将眼前见到的战后景况真实描绘下来。在接下来的课余时间里,他有意地带着写生本穿行于武汉的大街小巷,一一记下了战争给这座城市留下的创伤,创作了一组水彩组画《战后武汉》,画中他倾注自己的悲愤感情,用构图和色彩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发出深沉的呼喊:何时才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城市的繁荣!金家齐这段时期所创作的许多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沧桑,其中一部分幸运地被保存下来,成了见证历史的珍品。
从得意到失意
在武昌艺专,金家齐不仅在学业上是冒尖的,同时也是学校各项活动的活跃分子。早在重庆时,他就担任了学校膳食委员会委员长,学校举办的一些大型联欢活动,大多由他主持。学校迁回武汉后,他又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和建校委员会主席。
1946年末,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美学潮,在汉的武汉大学、武昌艺专、武汉华中大学、湖北医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学生愤怒地走上街头举行反美示威游行,金家齐被推选为大游行的总指挥。那真是一个激荡的年代,充满了民主思潮,在武昌艺专,金家齐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与学校“三青团”互相对垒,还经常展开一些辩论。1946年,金家齐在学生中组织的“白芒画会”,除了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有抗衡“三青团”的政治因素。
1948年初,内战升级,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金家齐这时已结婚生女,为生活计,他在蔡甸汉南中学找了份教师职业,期间与教师中的地下共产党员有所接触,并于1948年暑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金家齐奉调回武汉,对国民党在武汉的军政要员进行策反工作。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就设在汉口江汉二路金家齐的家里,每当地下党员在他家秘密接头时,金家齐的夫人周兰就守在门口“望风”。
金家齐负责策反的对象是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平汉路局局长邬浩。金通过邬的哥哥、武汉商会会长邬晓丹接近邬浩,做他的工作,劝其反正,邬同意放弃反抗,投向人民。为不被国民党裹挟去台湾,邬浩于武汉解放前夕躲避到乡下,解放军进城后才回到武汉。此时,金家齐已调离武汉,邬因一时找不到证明人,被人民政权镇压。其妻儿也因此遭到株连,成了多年的“反革命家属”,长期受着种种歧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邬的子女打听到金的下落,由金写了证明,才给邬平了反,卸去了长期背负的沉重包袱。对此,金家齐感到十分愧疚,每提及此事,心里就特别难过。
1949年6月25日,武汉解放,7月,金家齐奉调赴沙市参加城市接管工作。进城后,他先后担任市总工会工运组组长、市文工队队长、市委宣传部宣传科负责人、市文联主席、文教局副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金家齐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他还是没有忘记画画,沙市的第一幅毛主席的大幅油画像就出自金家齐之手,此外,沙市中山公园烈士纪念碑也由他设计。他还忙中偷闲画画小品。有一次,他站在窗前,忽见一群乌鸦从高空飞过,他赶忙拿起画笔画了一幅《秋色图》,并在画上题了一行字:“屋前一片秋光好,乘兴挥毫乱写鸦。”
金家齐在党、政上层机关里工作了5年,当时他还只有30出头,是沙市最年轻的县级干部之一,又有文化,对仕途充满了抱负。正在他踌躇满志时,突如其来的一场政治运动将他打落马下。1955年全国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80年中共中央已平反),金家齐被牵连进去,组织上认为他已不适于留在上层机关工作,将其贬谪到市文化馆任专职美术干部。
受此打击,金家齐感到心灰意懒,看破一切,但时过不久,他的心就平静下来,因为他又重新开始了他所钟爱的绘画事业,在线条、色彩中找到了自己的追求和乐趣,一切荣辱沉浮也就置之度外,无所萦怀了。
逆境中的辉煌
到文化馆后,他首先将自己的美术作品挂在美术室,支起画案,摆上画笔、石膏像、调色板和坛坛罐罐,开始了他专业美术人员的生涯。
听说文化馆来了一位高水平的画家,许多爱好美术的青年都纷纷跑去参观。起初是去欣赏他的画,后见他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就要求向他学画。文化馆本来就有辅导业余文艺爱好者的任务,金家齐又乐于诲人,于是在他身边就集聚了一批青年美术爱好者向他学画。其中,既有社会青年,也有在读的中学生。一时,美术室成了文化馆最热闹的地方。几年下来,先后跟他学画的有100多人,每年被美术大专院校录取的学生,全省除武汉市外,沙市是最多的。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美术院校的教授和知名画家,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黄发榜、深圳大学美术系教授刘子建、武汉工业大学美术教授王旋峰、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罗彬、湖北知名画家唐明松、已故高级工艺美术师熊家庆,都是那个年代跟他学过画的画坛佼佼者。
离开纷扰的政界,摆脱了缠身的杂务,丢开惆怅,金家齐感到一身轻松,他可以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了。每天除了教学生,他就带着写生本,到处去看看画画,沙市中山路的街景、老天宝银楼的建筑、老城隍庙上的钟鼓楼、长江上的帆船、古老的便河桥、拖板车的女搬运工,还有许多人像、静物,都一一收进了他的速写本里。
不几天,在美术室的画架上就能见到他的新作。他那扎实的功底、训练有素的技巧和沉着的色调,都令众多观赏者赞叹不已。
1956年,省群艺馆馆长、版画家武石来到沙市,见沙市文化馆美术室里挂满了金家齐的画作,功底是这样厚实,作品是这样准确流畅、情感真挚,大感意外地说:“想不到还有一个人才埋没在这里!”便将金家齐借调到省群艺馆筹办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展会筹备期间,一天,他站在中苏展览馆二楼展厅窗前,望着对面的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即兴画了一幅水彩《汉口中山公园外景》。金家齐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完成此画,但技法的纯熟、用色的老练,都达到美的境界,送展后受到观众的赞赏和关山月、黎雄等画坛名家的好评,并获“水彩画种专业奖”,由湖北省文联收藏。次年,全省第一届青年美展,金家齐另一幅水彩画《静物》,又获得了二等奖。通过这两次展览,金家齐在全省美术界有了名气,省美协准备为他举办个人画展,并在《湖北文艺》杂志上发布了公告,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杨立光也邀请金家齐到该院任教,并向沙市发来商调函,殊不知单位某领导以“要讲阶级路线”为由,执意不让他去,只好作罢。
在水彩创作的同时,金家齐潜心于水彩民族化的实践与研究。早在40年代,他在武昌艺专求学时,就曾对同学们说:“中国人为何不画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水彩?”他感到自己既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水彩理论,又有中国水墨画的根底,对水彩中国化的研究绝非空想。但后来由于忙于生计和长期从政,一度放弃了研究工作,现在成了专业画家,有时间和条件继续此项研究,何乐而不为?因此,从50年代起,金家齐就一直在埋头苦干,不求闻达地进行“水彩中国化”的研究与创作。50年代,有一次时任湖北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的周韶华(现湖北省文联主席)来沙市写生,他看到金家齐的水彩作品即“为之一震”,认为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可感性和浓郁的东方意象魅力,暗含着东方文化神韵,像他这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执著地构建本土文化意识,又具有个性化的语言形式是为数不多的。”“论技艺之高,造诣之深,在当时的湖北水彩画坛上应推第一。”(周韶华:《有情趣的东方意象水彩》)。
狱中作画
正当他已取得某些研究成果,专心致志地准备继续进行他的“中国水彩画”的研究与创作时,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又将他打入了地狱。1957年,中国大地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金家齐被划为“极右分子”,并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金家齐怀着愤懑的心情走进监狱,幸好他有一技之长,除劳动外,还经常被抽出来办黑板报和画宣传画。很快,他的绘画名声在监狱系统传开了,省监狱也将他“借”去画画。在省监狱,他画了一幅表现警察站岗值勤的大幅宣传画,监狱的人说:“这幅画画得太真了,去也好,来也好,总见这个‘警察’看着你!”他从省里返回沙市看守所后,因有此好表现,受到看守所优待。为便于他画画,还单独给了他一间小房。这时,金家齐的心情已平静了许多,他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心潮涌动时,也在小纸片上画画国画、水彩。当时他10岁的大女儿金桦常来探监。一次,他兴致勃发,在一张小宣纸上随意挥洒,画了一群小鱼送给女儿,并在画上即兴写诗一首:
鱼儿鱼儿放胆游,永向前,不回头。
前面有险阻,前面有激流。
险阻炼尔胆,激流长尔谋,天宽地阔不用愁。
我几奋志当报国,休作庸人窝里斗。
窝里斗,几时休,损人利己鬼神愁。
字里行间,寄寓了他对下辈的希望和对无休止斗争的厌恶。
1962年初夏,金家齐获提前1年多释放出狱。回到家里,满目一片凄凉。自从他被关进监狱后,家里一下子没了主要经济来源,一家5口全靠妻子周兰每月几十元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一家5口挤在一间曾作过仓库、破烂不堪的10多平米的小房里栖身,一张旧春台、两张小床就把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昔日进城的领导干部、著名的美术家沦落到今日这般地步,金家齐十分心酸。一天他心有所动,即兴画了一幅《墙边的静物》的水彩写真,画面上是一堵残破的旧墙,砖墙前的旧春台上摆放着散乱的瓶瓶罐罐和已经枯黄了的莲蓬、残藕及几样已经干瘪的菜蔬,真实地再现了他家当时生活的窘境。
金家齐出狱后,既没有了组织,又无固定工作,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他只得每天画一些床头小画,以两角钱一张卖给工艺品商店贴补家用。那时3年“自然灾害”还过去不久,副食品供应仍十分欠缺。金家齐想到这么多年家里人在饥荒中度过,没有什么营养,妻子又正怀着小孩,便在“黑市”上出高价买回两条鲫鱼,又买了两棵大白菜,准备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妻子正准备上午将鱼做好,金家齐看着鱼十分可爱,画兴大发,便拉住妻子,说改在下午再吃。他将鱼、白菜和厨房的两个壶罐摆放在木箱盖上,画了一幅《有鱼的静物》,并在画下写下一行字:“1962.11.留助記忆。”因为是有兴而作,用笔特别自然,空间感觉也很好。1992年,此画被收入《中国水彩画图史》。
“荆江之花”
1963年,当时的中共沙市市委书记曹野在沙市热水瓶厂蹲点,曹野是与金家齐同时进城的干部,与金家齐很熟,也知道金的美术才能,便点名要金家齐到水瓶厂去搞花样设计。
沙市热水瓶厂是1957年根据中央调整工业布局,支持内地建设的方针,从上海迁来的4家小水瓶厂合并组成的。开始厂里没有自己的花样设计室,水瓶外壳花样所用的画稿、纸板,都是从上海、南京买来的,花样陈旧,且画得十分粗糙、死板,导致水瓶在市场上卖不出去,一度准备将“荆江”牌改名为“金鱼”牌。金家齐到厂里以后,首先建立了花样设计室,带着厂里几位青年美工,重新设计新的花样,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把上海、南京买回来的老花样换了下来。水瓶花样设计虽属一般工艺美术,但金家齐却把它当作艺术作品来完成。他画的花样重姿态、重色调、重品格,鲜艳美丽,绚丽多彩,使这平平常常的热水瓶,成了摆放在室内的工艺品,给人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欣赏和美的享受。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荆江”牌水瓶的花样已逐渐翻新,第一批经过花样更新的小磅水瓶,送到上海展览,同行都感到十分惊讶。短短的几个月,“荆江”牌水瓶竟像变魔术似的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不久,市场上又传来喜讯,“荆江”牌好卖了!特别是金家齐设计的花样,都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许多姑娘结婚置办嫁妆,点名要买这些花样的水瓶。
到了1964年底,金家齐和他的同事们共设计出大小磅别的新花型达98个,形成了多彩多姿的“荆江”牌风格。加之提高保温性能,改进造型、包装,声誉鹊起,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到港澳、东南亚和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荆江之花”。金家齐在水瓶厂卓越的艺术作为,印证了一句老话: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
磨难中的佳作
正当“荆江”牌热水瓶繁花似锦,工厂欣欣向荣之际,一场暴风骤雨席卷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始。市委书记曹野作为沙市最大的党内“走资派”被揪了出来,为他罗织的罪名,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行“专家治厂”路线,重用“牛鬼蛇神”。在批斗曹野时,金家齐和本市另外3位知名高级工程师也被拉去,戴高帽、挂黑牌,一起参加陪斗。金家齐对这样的胡闹,内心十分愤怒,事后戏写了一首小诗,发泄自己的不满:
“专家治厂”创名牌,也被拘来上斗台。
何故陪君成反派,哑然一笑岂开怀。
在横扫一切的“文革”风暴中,设计室他是呆不下去了。先是将他下放到劳动强度最大的大炉车间劳动,后又将他赶到郊外厂办养猪场去喂猪,规定他每天早上6点钟上班喂猪,晚上6点钟下班,夏天晚上再骑三轮车去捡两小时西瓜皮,捡完西瓜皮还要回到猪场去守夜。
“文革”中,金家齐尽管头上压着“反革命”、“右派”、“反动学术权威”3顶帽子,但经历过多次政治风暴的他,对眼前的灾难已不感到十分意外了,他以沉稳的心态,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泰然处之。一位艺术家在任何恶劣的环境里他都永远是艺术家。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的心仍记挂在他毕生追求的绘画艺术上,在绘画中寻找心灵的寄托和生命的方舟。不准他公开画画,他就隐蔽地画,他是个一生都随身带着写生本,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的画家,尽管在磨难中,也仍然没有改掉这个习惯,每天他都怀揣着小写生本和笔,在上下班的路上、在猪场、在捡西瓜皮的街头……将自己感到有兴趣的景象,随手一一速写下来,然后借回家的时间在油灯下进行整理。多年后,他在回忆那一段生活时,说“磨难中是绘画救了我,一想到画画,我什么都忘记了”。
此时,他和家里人仍住在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上面有个阁楼。没有绘画材料,他就在纸壳上画,他曾向女儿金莉说过,只要给我一枝木炭,我就能画出自己想画的图画来。一天,他借着屋上亮瓦透进的微弱光线,在用木板、木条钉做的小桌子上画人像,画了妻子周兰,又画自己。画好后,还拿在手里自我欣赏一番,从中找到一份心灵的慰藉。20年后,他翻出这些旧作,在自画像的背面写下了一段文字:“1966年画于崇文旧居,转瞬近二十年矣。当时已万念俱灰,又不甘碌碌,乃借破屋顶光,写此难平之意。”
他就这样写呀,画呀,积累了不少素材。有一次,他的一个在湖北美院读书的学生唐明松放暑假,特地到他的家里看望他。在言谈中,金家齐仍离不开艺术,他对学生说:“养猪场也有美,好多可以入画的题材在心中蕴藏着,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们画下来。”事实正是如此,“文革”后,被收入《中国水彩画图史》的《雨后》、选赴国外展览的《秋》、参加省美展的《初冬》、被湖北美术馆收藏的《暮》、参加华东五省(市)联展的《杏花春雨江南》、创造了水彩新技法的《秋韵》和《乡间小景》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凝重大度、浑厚多姿,展示了大家的气魄,画出了作者的心声,别有一种特殊的品位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有人对他那段时期的作品,作过这样的评价:
“欣赏金家齐先生的水彩作品,在令人惊叹的表现技巧之外,别有一种沉稳持重而耐人寻思的内涵,这与他生命中所遭遇的淬炼不无关系。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生命的光芒只有暗自深藏在最深最深的心灵底层。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完成与保存下来的,然而这些对他身心深沉而痛苦的撞击,却磨炼出他坚韧、谦和的性格与对生命价值深沉的思索,孕育出他特殊的审美品味,使得他的作品别有一种深沉悲凉而又清新脱俗的风格。”(曾肃良:《万象见氤氲,暧暧内含光》)
金家齐被赶出了设计室,他设计的花样也一同遭到禁用,厂里不再采用他的画稿,而代之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忠于》、《林副统帅题词》等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花型图案,这些花样尽管十分“革命”,但用户特别是外商却不买这个账,产品销售一下子又跌入了低谷。在1971年广州秋交会上,“荆江”牌水瓶因花色不对路而受到外商的冷落。后来有个外商在交易会的旧样品中,翻出了金家齐设计的《玉兰花》、《春华秋实》两个花样和从美术院校分来的学生郭方颐设计的一个花样,才订了一批货。
于是,厂革委会感到“还是吃饭重要”,便将金家齐调回了花样设计室,但仍没有放松对他的监督管制,除了设计,每天还命他早晨6点到8点打扫厂区卫生。居委会见金家齐已不在猪场养猪了,也命他节假日到居委会扫半天街。“扫地就扫地吧!”只要让他重新拿起画笔,他什么也不计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金家齐和他的同事们很快设计出一批好看的新花样。在1972年的秋季广交会上,“荆江”牌水瓶的出口销售量居然跃居全国同行业厂家之冠,连送去的样品也被卖光了,“荆江”牌热水瓶又恢复了“荆江之花”的美誉。厂里一个“造反派”头头暗地里悄悄对金家齐说:“厂里多亏你这两笔吃饭!”
为祖国山河留痕
1978年,金家齐收到了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恢复公职,“反胡风”时的“历史问题”也得到改正。经历了20多年的政治磨难,终于还了他的清白。从这以后,金家齐名誉恢复,1979年他当上了沙市市政协常委,1981年被调到沙市轻工业局主管全系统的设计工作,并被选为全省工艺美术委员会的副主席,先后担任了省政协委员(第五、六两届)、省美协理事、水彩艺委、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主席、沙市画院院长。
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金家齐都以平常的心态对待,他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头衔,他最为欣喜的是自己能随心所欲地公开画画了。一天,老伴在集贸市场上买回几条鳜鱼,金家齐一时兴起,画了一幅题名《鳜鱼》的速写小品,并在画面上题词:“多年不见鳜鱼,今集市开放,始得一见,于家務纷乱中捉笔志之。”这幅画他画得随意而畅快,画面生动感人,洋溢着画家从“文革”磨难中走过来难以抑制的欣喜。
此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他十分珍惜这迟到的晚晴,他要抓紧时间多创作一些作品,多研究一些“中国水彩画”的画法。他曾写过一首题为《自勉》的励志诗表达当时的心情:
客路三千里,
坎坷四十年。
自分没草莽,
不意见晴天。
但求心无愧,
何惧从头越。
谁畏征途远,
焉可叹衰颜。
他还在一首词中填入了这样的词句:“而今国是萦怀,催我振辔征途。论得失,都寻常事,何须反顾?”
金家齐从50年代起,因为受着种种限制,20多年来,没有到外地写生,也不允许他参观全国大型美展。特别是“反右”后,更不许他拿作品参加展览,有时他设计的水瓶花型在行业评比中得了奖,也不让署他的名字。改革开放后,他获得了行动自由,决心趁自己还跑得动,到祖国各地去写生。他十分欣赏我国著名山水画家李可染的一句话:“为祖国河山造像。”金家齐说:“我也要为祖国历史留痕!”
从70年代末起,他就带着写生画具奔赴各地寫生。他先后到过北京、承德、黄山、贵州、重庆、五台山、张家界、苏州、杭州、桂林漓江、洞庭湖和泰山、衡山、华山、嵩山、恒山等中国各大名山,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乘火车,他靠在窗前;乘轮船,他伫立甲板。他走一路,画一路,将沿途的风景名胜、民俗风情、物品特产,乃至坐在大车谷堆上的农妇、赶集归来的侗女、石板盖成的民居、江南的鹅群、大足山上的佛像、顶礼膜拜的僧众,都一一画入他的写生本中。他给他自己的写生与创意立下了几条:第一,不能张冠李戴;第二,不拘细节,取其所欲见,舍其所勿庸见;第三,要有所引申;第四,要升华与归纳,易作者之画境为观者之化境;第五,锤炼是为了最真等。
就这样,他坚持到外地写生10多年,积累的写生素材达数十本。他不怕辛劳、不怕吃苦,他认为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写生作画,是对他20多年所失去的最好的弥补。他一边写生、一边创作,十多年来,先后创作出《黄山云松》、《菏泽牡丹》、《泰山极顶》、《雁荡山下》、《野塘飞鹭》、《菊》、《采收》、《饮马》、《山间小景》以及《三峡系列》等作品及研究稿200多幅。他以中西并用的手法和丰富的色彩,反映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和城乡面貌的新气象,创造出大量具有优美意境和感人情趣的作品,不论是风景、人物、静物,都潇洒明媚、激情奔放,哪怕是一幅幅小小的牡丹也画得那样艳丽、润泽、神形兼备。
金家齐做人真诚,为艺也真诚。他认为绘画是一门诚实的事业,如果不能远离浮躁、远离沽名钓誉,就不能产生美,更不能创造美。他曾在一首题为《诗箴》的诗中这样写道:
“诗贵有真情,人贵有真诚。以诚参天地,方可泣鬼神。或囿于成规,或僵守师承。不敢越雷池,不敢露心声。只如小儿女,效作东施颦。嗟哉学舌者,岂能是诗人。”
虽是论诗,亦为论画。字里行间,反映他真诚平和的从艺心境和创作态度,在任何时候都坚守自己的一颗纯真的心,淡泊宁静地用我家我法画出自己的心声,从而造就了他水彩艺术恒久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他于90年代创作的《三峡风光》组画,最能说明他的为人为画。
早在1946年秋,武昌艺专迁回武汉,金家齐因所乘木船途中沉没,改作步行,途经三峡时,那雄伟、秀丽、奇特的自然风光,使他深为震撼,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当时就立下志愿,终有一天他要用自己的画笔将这神话般的境界真实地描绘下来。在这以后的40多年岁月里,因屡遭坎坷而未能如愿。
1987年他已66岁,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便决心利用有生之年抢在三峡工程动工、峡谷被淹没之前将三峡奇秀的风光绘画下来,以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从这以后,他每年都要从宜昌乘船到重庆,再从重庆返回宜昌,沿着全长193公里的山水画廊一路写生。雄伟壮丽的瞿塘峡、幽深秀美的巫峡、滩多水急的西陵峡,一一描入了他的写生本,并随时记下自己的感受,他的全部身心都浸沉在山的重叠与石的纹理变化之中,令他陶醉。有一次,在三峡由于过分激动,四卷胶卷回来冲洗后,竟有一卷是空白,那又是他最感兴趣的资料之一。他二话没说,当即起程重返三峡,终于补照了那些资料。金家齐以七旬之身在三峡写生整整6年,前后往返三峡10多次,又经过4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完成了由《三峡云烟》、《峭壁悬石》、《三峡石壁》、《三峡鸥影》、《三峡晚烟》、《峡光掠影》、《三峡夕照》等10多幅整开水彩画,组成了一组气势磅礴、幽深迷朦的《三峡风光系列》组画,另外还有20多幅三峡素材研究稿,对三峡石壁的结构、肌理与江水的变化的研究是那样的准确、精到。过去不少画家也曾画过三峡,但多是写意、寄意,像这样实地大量的写生与研究,这样真实、系统地将它描绘下来,金家齐可称是画界第一人。有位美术评论家曾这样评价金家齐《三峡系列》的艺术成就:
“他描写三峡石壁,用色轻薄而浅淡,错综复杂的崖壁,他以简略的笔线和快面描写,却给人坚若金铁、气势磅礴的质感。尤其是他对云雾的处理,以留白的方式,让山崖与山崖之间产生距离,在云雾迷朦之中,也让人产生遐想的空间。尤其特殊的是,他的云雾虽以留白处理,却轻轻加入了色彩的元素,使得云烟之中似乎含藏着光影或是彩虹般的水气变化。山光云景,雾气飘动,加上碧水之中静水流深的趣味,相映着崖壁的倒影与留白的河洲,以及行船的船家,不但显得气韵盎然,更有一股动静相生,而又悠然自得的气质。”
“我还想再活一次……”
金家齐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为名利所累,也不为时尚左右,特别是经过这样多的人世沧桑,他更不求出人头地,不求一鸣惊人,始终以一颗平静的心态,心无旁骛地让自己沉浸于绘画与研究之中。
自1994年由他主持在沙市举行的湖北省水彩“双联”展后,他就再也很少与外界联系,也不参加各项画展,中围水彩研究会聘他为理事、湖北书画院几次邀他担任该院院士,他都一一婉言谢绝。
他在写给他的画友、湖北省书画院院士陈少云先生的一封信中曾表露过自己的心迹:“我不能像你一样,自由翱翔于艺术天宇,我深感来日不多,我想利用这点余年,画几幅画,完成一点冷静的研究工作。”从那以后,每次举办全国和全省美术作品展览,画界同仁都要他送作品参展,他的学生也多次提出要为他举办个人画展,他都以“太劳神费力”,一一婉言谢绝。有一次省里举办画展,筹办展会的负责人对他说,展会已为你准备了4个大画框,也不要你出展费,你就拿几幅来吧。金家齐还是笑着谢绝了。
金家齐一般不拿作品参加展览,但有一次却是例外,1997年香港回归,市里筹办庆回归的画展,老人精心绘画了一幅整开水彩画《团结松》送展。这幅画他画得颇为认真,尤其是用笔用色多借鉴于中国传统绘画。画好后,他又在画上题写了一段较长的文字:“‘团结松’乃黄山名松之一,因此类巨松,一本多干,故以团结名之。其雄踞高峰,傲然屹立,有不可等闲视之气概。此画作于香港回归倒记时一百天之日,本于我早年几上黄山写生系列之素材。今以参加庆回归之展出,以寄本固枝荣庆回归,并祝祖国日益兴盛之意!”爱国之情溢于字里画间。
进入21世纪后,金老已年逾八旬,因年事已高,他也不再外出写生了,更不与外界联系,基本过着隐居式的生活,每天静下心来,深居简出,闭门作画或整理原来的画稿。在他的画室里,一幅幅大大小小的水彩画挂满了房间,其中有的画作还特别标明“初稿”或“研究稿”。经过几十年艰难的磨炼,他的画更为成熟、凝重大度和挥洒不羁,画面构图严整,用笔简练、畅快、劲利,用色不多,却景致幽雅、万象森然,别有一种淡泊宁静的趣味,不少画看起来就像是“写意水墨的水彩”。
曾任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被称为“中国水彩之父”的百岁水彩画家李剑晨生前曾这样评价金家齐的水彩作品:自西方水彩传入中国,画风都是偏重于西方,只有金家齐才是将东西方结合,创造了中国水彩画的民族风格。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水彩艺委会主席黄铁山也对金家齐东方水彩的艺术风格作过很高的评价。
天有不测之风云。2003年10月,老人根据三峡写生素材正酝酿创作一幅《神女峰》的水彩画。一天,他突然感到头一阵发昏,视力模糊,两腿无力,便搁下画笔,到医院诊治,经医生检查,为脑血栓中风。老人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他人在病中,心里仍想着绘画,他说:“我能再活一次就好了!”病情稍有好转后,他便有意加强锻炼,每天从五楼家中走下来,到对面公园转一圈,或练练毛笔字、写写诗,加强大脑锻炼和恢复手劲,3年后身体渐渐康复。
2006年夏天,他见住宅对面川祖宫池塘里,绿叶满塘,荷花竞放,激发了他的艺术激情,便拿起写生本将它速写下来。有位叫兰兰的邻居见他如此痴情,劝他多多休息,说:“您年纪大了,不要再翻‘老皇历’了。”金家齐笑了笑说:“谢谢你的好意!”回家后,他试着画了一幅水彩《荷花》,并在画的一侧仿前人句题道:“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荷塘绿满时——2006年8月病后初作。”此幅《荷花》水彩,花影相映,新颖别致,既有西洋画写实功力,又有传统笔意和动人情趣,呈现出含蓄的诗意。“我又能画画了!”欣喜之余又作自嘲诗一首:
身心尚健手脚迟,自诩聪明人笑痴。
非怪兰兰奚落我,“过时皇历”岂先知。
继试画《荷花》之后,两年来,老人又画了30多幅画,风景、静物、花卉、人物各样题材都有,金家齐将其集成一本,并在扉页题诗一首:“练线又练点,就为老花眼。夜夜丹青梦,前路能多远。——晚年恶疾相缠,时日荒疏,苦难自补,再不急起直追,悔恨何及,勉之勉之!”
金家齐先生这种老骥伏枥,为艺术奋斗终生的执著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金家齐有4个女儿,大女儿金桦精室内工艺装饰;二女儿金矾擅国画,现为湖北省美协会员;幺女儿金莉更得父亲真传,专攻水彩,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和在湖北美院研究生部水彩班研究水彩创作,曾任荆州妇女画会副会长,2001年定居台北,现为台湾知名女画家。
金莉从小就对父亲非常崇拜,一直是她心目中的天才大画家。2003年她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匆匆赶回家,在病榻前,她想到父亲保留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作品,绝大部份都是没有公开露过面的,应在父亲有生之年,为父亲办一次个展,让这埋没了几十年的作品公开展出来。她便倚在父亲身边,鼓励父亲说,我要为你出版画集、办画展,你要早日康复,有很多事情我等着与你共同完成。经过一番筹备,《金家齐水彩画集——有情趣的东方意象水彩》于2008年1月在台湾正式出版,金家齐水彩个展也于同年5月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成功展出。展出期间,好评如潮,并有画界与企业界的朋友,以每幅几十萬元到100万元新台币的高价买走了金家齐的几幅水彩画。有位画家不仅买了他的画,还在一篇文章中动情地写道:
“对金家齐先生,这位被忽略多年的水彩巨匠,我们所应该做的,除了举办展览、出版画册之外,更应该开始积极地收集他的相关资料,进行艺术风格与史料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对于一生奉献给水彩艺术的金家齐先生来说,这才是我们这一代对于荜路褴褛的前辈画家,最好也是最高的致敬!”
金家齐先生为发展我国水彩画事业,埋头苦干、不求闻达,矢志不移地奋斗了60多年。他卓有成就的探索成果显现出不可磨灭的光彩,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他的从艺态度和探索道路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很多方面都值得后辈认真领会和学习。我们衷心祝愿金家齐老人生命与艺术长青!
金家齐这位画坛前辈,上世纪40年代考入武昌艺专,50年代即是以水彩创作与研究闻名的水彩画家。此后,由于一次次政治风暴,他屡遭打击,甚至被投入监狱,在画坛上销声匿迹长达近30年,但在磨难中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坚持在极困难的条件下隐蔽作画,使得数百幅作品和画稿得以在秘密的状态下完成与保存下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重现画坛,先后担任了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美协理事等职。金家齐十分珍惜这迟到的晚晴,以七旬之身四处写生,历时10多年,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创作出大量水彩作品。特别是他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一组《三峡系列》作品,对三峡石壁的结构和肌理作了准确、精到的研究,又画得那样气势非凡、虚实有度,受到画界的高度赞誉。但他却不求闻达,长期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一生所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从未公开面世。
2008年5月,他的女儿、也是台湾知名画家的金莉,在台北第一次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了他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水彩作品100多幅,轰动了台湾画坛,称这些作品“既有西方水彩的扎实功底,又有东方水墨的神韵,是台湾光复60多年来看到的最好的水彩作品”(台湾淡水大学文博艺术中心主任、著名画家李奇茂语)。“在大陆也看过不少水彩作品,但像金老先生的作品那样,可以令人一新耳目,更可以令人品味再三,让人体验到一种脱俗气质的,实不多见。金家齐先生不愧是大陆卓越的前辈画家,却也是一位被长期忽略了的水彩巨匠。”(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专任副教授、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博士曾肃良语)。
武昌艺专崭露头角
金家齐1921年生于贵州省麻江县的一个落魄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金国印喜爱读书写字,一手“瘦金体”在当地颇有名望,闲时还喜画几笔国画,特别善画梅、兰、竹、菊。金家齐受父亲的熏陶,从小也喜好绘画。金家齐的堂叔金国文擅长中国水墨画,见侄儿颇有美术悟性,便有意教他学习水墨。初中时改从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青年教师吴夔学画水彩,读初中二年级时,他就能用水彩的表现方法画抗日宣传画。他记得很清楚,1938年武汉会战,他用桌子搭着凳子,在街头墙上画了一幅保卫大武汉的宣传画,画面上有若干兵民举起上了刺刀的枪,对准张着血盆大口的豺狼刺去,显示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由于此畫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在都匀这座县城里反响很大,同时也给金家齐以很大的鼓舞。从初中起,就立下了艺术报国的志向,决心一辈子献身于他所钟爱的美术事业。
金家齐读高中时,已是抗日战争后期,对战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社会问题,学生中都有不同的观点,并经常发生辩论。金家齐也积极参加各种辩论,那时学生中也有“左”和“右”两种思想倾向,在辩论中,金家齐总是站在“左”的一边。1943年夏天,一次他与一个学生辩论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金家齐坚持中国社会上有贫有富,并且形成了贫富悬殊极不合理的社会问题;而那个学生却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金家齐一气之下,画了一幅画:一个衣衫褴褛的穷小孩,赤裸着双足,站在破烂的房屋前,以呆滞的目光望着对面小洋房阳台上晾晒着的华丽的衣服,画好后贴在教室里。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幅画给他招来了大祸,学校当局联系他平时的过激言论和绘画作品反映的思想倾向,将他开除出校。离校后,金家齐到贵州炉山中学教了一年书,次年又在花溪贵筑县民教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他早已立下了艺术报国的志愿,1945年7月,他毅然离开家乡,负笈北进,考入了战时迁到重庆江津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为现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专学西画,并主攻水彩。金家齐由于有家传的绘画功底和中学时吴夔老师对他的正规教育,考入艺专后,很快就受到学校的关注。在读一年级时,他画的一幅水彩受到学校董事长蒋南圃的青睐,被推荐参加了校内画会的展览。
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写生,一次,他在长江边写生,见一群纤夫背着纤绳,腰弯得几乎与地面平行,迈着沉重的脚步逆水行舟,顿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以纤夫为题材绘画了一幅《前程》的木刻,突出反映了饱经风霜的劳动人民生活的沧桑,画背面还写了一段话:“沉重的脚步与美妙的幻想相连,艰难而自信地走向属于自己的明天,虽然困苦,总有希望!”1945年末,学校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大厅举办“武昌艺专美术作品展”,他将这幅木刻画和其他几幅水彩送去参展,受到各方好评,并被人买去。他帮同学修改过的几幅水彩画也卖出去了,尽管他进校不久,已崭露头角。
1946年,武昌艺专从重庆迁回武汉。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在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下,已是满目疮痍。当时艺专的校址已被日军炸毁,而临时租借在汉口江汉路的宁波会馆复课。一天他站在二楼,凭窗而望,映入眼帘的是不平的小路,遍地瓦砾中用薄板搭盖的低矮平房,还时有落后的马车驰过,远远望去,虽有几处战后残存的小洋房,但也是陈旧不堪,高耸的水塔、璇宫饭店也失去了往日的豪华壮观。见此一片衰微破败的惨境,金家齐心情沉重地拿起画笔,将眼前见到的战后景况真实描绘下来。在接下来的课余时间里,他有意地带着写生本穿行于武汉的大街小巷,一一记下了战争给这座城市留下的创伤,创作了一组水彩组画《战后武汉》,画中他倾注自己的悲愤感情,用构图和色彩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发出深沉的呼喊:何时才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城市的繁荣!金家齐这段时期所创作的许多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沧桑,其中一部分幸运地被保存下来,成了见证历史的珍品。
从得意到失意
在武昌艺专,金家齐不仅在学业上是冒尖的,同时也是学校各项活动的活跃分子。早在重庆时,他就担任了学校膳食委员会委员长,学校举办的一些大型联欢活动,大多由他主持。学校迁回武汉后,他又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和建校委员会主席。
1946年末,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美学潮,在汉的武汉大学、武昌艺专、武汉华中大学、湖北医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学生愤怒地走上街头举行反美示威游行,金家齐被推选为大游行的总指挥。那真是一个激荡的年代,充满了民主思潮,在武昌艺专,金家齐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与学校“三青团”互相对垒,还经常展开一些辩论。1946年,金家齐在学生中组织的“白芒画会”,除了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有抗衡“三青团”的政治因素。
1948年初,内战升级,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金家齐这时已结婚生女,为生活计,他在蔡甸汉南中学找了份教师职业,期间与教师中的地下共产党员有所接触,并于1948年暑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金家齐奉调回武汉,对国民党在武汉的军政要员进行策反工作。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就设在汉口江汉二路金家齐的家里,每当地下党员在他家秘密接头时,金家齐的夫人周兰就守在门口“望风”。
金家齐负责策反的对象是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平汉路局局长邬浩。金通过邬的哥哥、武汉商会会长邬晓丹接近邬浩,做他的工作,劝其反正,邬同意放弃反抗,投向人民。为不被国民党裹挟去台湾,邬浩于武汉解放前夕躲避到乡下,解放军进城后才回到武汉。此时,金家齐已调离武汉,邬因一时找不到证明人,被人民政权镇压。其妻儿也因此遭到株连,成了多年的“反革命家属”,长期受着种种歧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邬的子女打听到金的下落,由金写了证明,才给邬平了反,卸去了长期背负的沉重包袱。对此,金家齐感到十分愧疚,每提及此事,心里就特别难过。
1949年6月25日,武汉解放,7月,金家齐奉调赴沙市参加城市接管工作。进城后,他先后担任市总工会工运组组长、市文工队队长、市委宣传部宣传科负责人、市文联主席、文教局副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金家齐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他还是没有忘记画画,沙市的第一幅毛主席的大幅油画像就出自金家齐之手,此外,沙市中山公园烈士纪念碑也由他设计。他还忙中偷闲画画小品。有一次,他站在窗前,忽见一群乌鸦从高空飞过,他赶忙拿起画笔画了一幅《秋色图》,并在画上题了一行字:“屋前一片秋光好,乘兴挥毫乱写鸦。”
金家齐在党、政上层机关里工作了5年,当时他还只有30出头,是沙市最年轻的县级干部之一,又有文化,对仕途充满了抱负。正在他踌躇满志时,突如其来的一场政治运动将他打落马下。1955年全国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80年中共中央已平反),金家齐被牵连进去,组织上认为他已不适于留在上层机关工作,将其贬谪到市文化馆任专职美术干部。
受此打击,金家齐感到心灰意懒,看破一切,但时过不久,他的心就平静下来,因为他又重新开始了他所钟爱的绘画事业,在线条、色彩中找到了自己的追求和乐趣,一切荣辱沉浮也就置之度外,无所萦怀了。
逆境中的辉煌
到文化馆后,他首先将自己的美术作品挂在美术室,支起画案,摆上画笔、石膏像、调色板和坛坛罐罐,开始了他专业美术人员的生涯。
听说文化馆来了一位高水平的画家,许多爱好美术的青年都纷纷跑去参观。起初是去欣赏他的画,后见他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就要求向他学画。文化馆本来就有辅导业余文艺爱好者的任务,金家齐又乐于诲人,于是在他身边就集聚了一批青年美术爱好者向他学画。其中,既有社会青年,也有在读的中学生。一时,美术室成了文化馆最热闹的地方。几年下来,先后跟他学画的有100多人,每年被美术大专院校录取的学生,全省除武汉市外,沙市是最多的。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美术院校的教授和知名画家,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黄发榜、深圳大学美术系教授刘子建、武汉工业大学美术教授王旋峰、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罗彬、湖北知名画家唐明松、已故高级工艺美术师熊家庆,都是那个年代跟他学过画的画坛佼佼者。
离开纷扰的政界,摆脱了缠身的杂务,丢开惆怅,金家齐感到一身轻松,他可以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了。每天除了教学生,他就带着写生本,到处去看看画画,沙市中山路的街景、老天宝银楼的建筑、老城隍庙上的钟鼓楼、长江上的帆船、古老的便河桥、拖板车的女搬运工,还有许多人像、静物,都一一收进了他的速写本里。
不几天,在美术室的画架上就能见到他的新作。他那扎实的功底、训练有素的技巧和沉着的色调,都令众多观赏者赞叹不已。
1956年,省群艺馆馆长、版画家武石来到沙市,见沙市文化馆美术室里挂满了金家齐的画作,功底是这样厚实,作品是这样准确流畅、情感真挚,大感意外地说:“想不到还有一个人才埋没在这里!”便将金家齐借调到省群艺馆筹办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展会筹备期间,一天,他站在中苏展览馆二楼展厅窗前,望着对面的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即兴画了一幅水彩《汉口中山公园外景》。金家齐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完成此画,但技法的纯熟、用色的老练,都达到美的境界,送展后受到观众的赞赏和关山月、黎雄等画坛名家的好评,并获“水彩画种专业奖”,由湖北省文联收藏。次年,全省第一届青年美展,金家齐另一幅水彩画《静物》,又获得了二等奖。通过这两次展览,金家齐在全省美术界有了名气,省美协准备为他举办个人画展,并在《湖北文艺》杂志上发布了公告,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杨立光也邀请金家齐到该院任教,并向沙市发来商调函,殊不知单位某领导以“要讲阶级路线”为由,执意不让他去,只好作罢。
在水彩创作的同时,金家齐潜心于水彩民族化的实践与研究。早在40年代,他在武昌艺专求学时,就曾对同学们说:“中国人为何不画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水彩?”他感到自己既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水彩理论,又有中国水墨画的根底,对水彩中国化的研究绝非空想。但后来由于忙于生计和长期从政,一度放弃了研究工作,现在成了专业画家,有时间和条件继续此项研究,何乐而不为?因此,从50年代起,金家齐就一直在埋头苦干,不求闻达地进行“水彩中国化”的研究与创作。50年代,有一次时任湖北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的周韶华(现湖北省文联主席)来沙市写生,他看到金家齐的水彩作品即“为之一震”,认为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可感性和浓郁的东方意象魅力,暗含着东方文化神韵,像他这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执著地构建本土文化意识,又具有个性化的语言形式是为数不多的。”“论技艺之高,造诣之深,在当时的湖北水彩画坛上应推第一。”(周韶华:《有情趣的东方意象水彩》)。
狱中作画
正当他已取得某些研究成果,专心致志地准备继续进行他的“中国水彩画”的研究与创作时,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又将他打入了地狱。1957年,中国大地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金家齐被划为“极右分子”,并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金家齐怀着愤懑的心情走进监狱,幸好他有一技之长,除劳动外,还经常被抽出来办黑板报和画宣传画。很快,他的绘画名声在监狱系统传开了,省监狱也将他“借”去画画。在省监狱,他画了一幅表现警察站岗值勤的大幅宣传画,监狱的人说:“这幅画画得太真了,去也好,来也好,总见这个‘警察’看着你!”他从省里返回沙市看守所后,因有此好表现,受到看守所优待。为便于他画画,还单独给了他一间小房。这时,金家齐的心情已平静了许多,他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心潮涌动时,也在小纸片上画画国画、水彩。当时他10岁的大女儿金桦常来探监。一次,他兴致勃发,在一张小宣纸上随意挥洒,画了一群小鱼送给女儿,并在画上即兴写诗一首:
鱼儿鱼儿放胆游,永向前,不回头。
前面有险阻,前面有激流。
险阻炼尔胆,激流长尔谋,天宽地阔不用愁。
我几奋志当报国,休作庸人窝里斗。
窝里斗,几时休,损人利己鬼神愁。
字里行间,寄寓了他对下辈的希望和对无休止斗争的厌恶。
1962年初夏,金家齐获提前1年多释放出狱。回到家里,满目一片凄凉。自从他被关进监狱后,家里一下子没了主要经济来源,一家5口全靠妻子周兰每月几十元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一家5口挤在一间曾作过仓库、破烂不堪的10多平米的小房里栖身,一张旧春台、两张小床就把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昔日进城的领导干部、著名的美术家沦落到今日这般地步,金家齐十分心酸。一天他心有所动,即兴画了一幅《墙边的静物》的水彩写真,画面上是一堵残破的旧墙,砖墙前的旧春台上摆放着散乱的瓶瓶罐罐和已经枯黄了的莲蓬、残藕及几样已经干瘪的菜蔬,真实地再现了他家当时生活的窘境。
金家齐出狱后,既没有了组织,又无固定工作,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他只得每天画一些床头小画,以两角钱一张卖给工艺品商店贴补家用。那时3年“自然灾害”还过去不久,副食品供应仍十分欠缺。金家齐想到这么多年家里人在饥荒中度过,没有什么营养,妻子又正怀着小孩,便在“黑市”上出高价买回两条鲫鱼,又买了两棵大白菜,准备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妻子正准备上午将鱼做好,金家齐看着鱼十分可爱,画兴大发,便拉住妻子,说改在下午再吃。他将鱼、白菜和厨房的两个壶罐摆放在木箱盖上,画了一幅《有鱼的静物》,并在画下写下一行字:“1962.11.留助記忆。”因为是有兴而作,用笔特别自然,空间感觉也很好。1992年,此画被收入《中国水彩画图史》。
“荆江之花”
1963年,当时的中共沙市市委书记曹野在沙市热水瓶厂蹲点,曹野是与金家齐同时进城的干部,与金家齐很熟,也知道金的美术才能,便点名要金家齐到水瓶厂去搞花样设计。
沙市热水瓶厂是1957年根据中央调整工业布局,支持内地建设的方针,从上海迁来的4家小水瓶厂合并组成的。开始厂里没有自己的花样设计室,水瓶外壳花样所用的画稿、纸板,都是从上海、南京买来的,花样陈旧,且画得十分粗糙、死板,导致水瓶在市场上卖不出去,一度准备将“荆江”牌改名为“金鱼”牌。金家齐到厂里以后,首先建立了花样设计室,带着厂里几位青年美工,重新设计新的花样,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把上海、南京买回来的老花样换了下来。水瓶花样设计虽属一般工艺美术,但金家齐却把它当作艺术作品来完成。他画的花样重姿态、重色调、重品格,鲜艳美丽,绚丽多彩,使这平平常常的热水瓶,成了摆放在室内的工艺品,给人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欣赏和美的享受。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荆江”牌水瓶的花样已逐渐翻新,第一批经过花样更新的小磅水瓶,送到上海展览,同行都感到十分惊讶。短短的几个月,“荆江”牌水瓶竟像变魔术似的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不久,市场上又传来喜讯,“荆江”牌好卖了!特别是金家齐设计的花样,都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许多姑娘结婚置办嫁妆,点名要买这些花样的水瓶。
到了1964年底,金家齐和他的同事们共设计出大小磅别的新花型达98个,形成了多彩多姿的“荆江”牌风格。加之提高保温性能,改进造型、包装,声誉鹊起,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到港澳、东南亚和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荆江之花”。金家齐在水瓶厂卓越的艺术作为,印证了一句老话: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
磨难中的佳作
正当“荆江”牌热水瓶繁花似锦,工厂欣欣向荣之际,一场暴风骤雨席卷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始。市委书记曹野作为沙市最大的党内“走资派”被揪了出来,为他罗织的罪名,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行“专家治厂”路线,重用“牛鬼蛇神”。在批斗曹野时,金家齐和本市另外3位知名高级工程师也被拉去,戴高帽、挂黑牌,一起参加陪斗。金家齐对这样的胡闹,内心十分愤怒,事后戏写了一首小诗,发泄自己的不满:
“专家治厂”创名牌,也被拘来上斗台。
何故陪君成反派,哑然一笑岂开怀。
在横扫一切的“文革”风暴中,设计室他是呆不下去了。先是将他下放到劳动强度最大的大炉车间劳动,后又将他赶到郊外厂办养猪场去喂猪,规定他每天早上6点钟上班喂猪,晚上6点钟下班,夏天晚上再骑三轮车去捡两小时西瓜皮,捡完西瓜皮还要回到猪场去守夜。
“文革”中,金家齐尽管头上压着“反革命”、“右派”、“反动学术权威”3顶帽子,但经历过多次政治风暴的他,对眼前的灾难已不感到十分意外了,他以沉稳的心态,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泰然处之。一位艺术家在任何恶劣的环境里他都永远是艺术家。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的心仍记挂在他毕生追求的绘画艺术上,在绘画中寻找心灵的寄托和生命的方舟。不准他公开画画,他就隐蔽地画,他是个一生都随身带着写生本,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的画家,尽管在磨难中,也仍然没有改掉这个习惯,每天他都怀揣着小写生本和笔,在上下班的路上、在猪场、在捡西瓜皮的街头……将自己感到有兴趣的景象,随手一一速写下来,然后借回家的时间在油灯下进行整理。多年后,他在回忆那一段生活时,说“磨难中是绘画救了我,一想到画画,我什么都忘记了”。
此时,他和家里人仍住在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上面有个阁楼。没有绘画材料,他就在纸壳上画,他曾向女儿金莉说过,只要给我一枝木炭,我就能画出自己想画的图画来。一天,他借着屋上亮瓦透进的微弱光线,在用木板、木条钉做的小桌子上画人像,画了妻子周兰,又画自己。画好后,还拿在手里自我欣赏一番,从中找到一份心灵的慰藉。20年后,他翻出这些旧作,在自画像的背面写下了一段文字:“1966年画于崇文旧居,转瞬近二十年矣。当时已万念俱灰,又不甘碌碌,乃借破屋顶光,写此难平之意。”
他就这样写呀,画呀,积累了不少素材。有一次,他的一个在湖北美院读书的学生唐明松放暑假,特地到他的家里看望他。在言谈中,金家齐仍离不开艺术,他对学生说:“养猪场也有美,好多可以入画的题材在心中蕴藏着,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们画下来。”事实正是如此,“文革”后,被收入《中国水彩画图史》的《雨后》、选赴国外展览的《秋》、参加省美展的《初冬》、被湖北美术馆收藏的《暮》、参加华东五省(市)联展的《杏花春雨江南》、创造了水彩新技法的《秋韵》和《乡间小景》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凝重大度、浑厚多姿,展示了大家的气魄,画出了作者的心声,别有一种特殊的品位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有人对他那段时期的作品,作过这样的评价:
“欣赏金家齐先生的水彩作品,在令人惊叹的表现技巧之外,别有一种沉稳持重而耐人寻思的内涵,这与他生命中所遭遇的淬炼不无关系。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生命的光芒只有暗自深藏在最深最深的心灵底层。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完成与保存下来的,然而这些对他身心深沉而痛苦的撞击,却磨炼出他坚韧、谦和的性格与对生命价值深沉的思索,孕育出他特殊的审美品味,使得他的作品别有一种深沉悲凉而又清新脱俗的风格。”(曾肃良:《万象见氤氲,暧暧内含光》)
金家齐被赶出了设计室,他设计的花样也一同遭到禁用,厂里不再采用他的画稿,而代之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忠于》、《林副统帅题词》等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花型图案,这些花样尽管十分“革命”,但用户特别是外商却不买这个账,产品销售一下子又跌入了低谷。在1971年广州秋交会上,“荆江”牌水瓶因花色不对路而受到外商的冷落。后来有个外商在交易会的旧样品中,翻出了金家齐设计的《玉兰花》、《春华秋实》两个花样和从美术院校分来的学生郭方颐设计的一个花样,才订了一批货。
于是,厂革委会感到“还是吃饭重要”,便将金家齐调回了花样设计室,但仍没有放松对他的监督管制,除了设计,每天还命他早晨6点到8点打扫厂区卫生。居委会见金家齐已不在猪场养猪了,也命他节假日到居委会扫半天街。“扫地就扫地吧!”只要让他重新拿起画笔,他什么也不计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金家齐和他的同事们很快设计出一批好看的新花样。在1972年的秋季广交会上,“荆江”牌水瓶的出口销售量居然跃居全国同行业厂家之冠,连送去的样品也被卖光了,“荆江”牌热水瓶又恢复了“荆江之花”的美誉。厂里一个“造反派”头头暗地里悄悄对金家齐说:“厂里多亏你这两笔吃饭!”
为祖国山河留痕
1978年,金家齐收到了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恢复公职,“反胡风”时的“历史问题”也得到改正。经历了20多年的政治磨难,终于还了他的清白。从这以后,金家齐名誉恢复,1979年他当上了沙市市政协常委,1981年被调到沙市轻工业局主管全系统的设计工作,并被选为全省工艺美术委员会的副主席,先后担任了省政协委员(第五、六两届)、省美协理事、水彩艺委、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主席、沙市画院院长。
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金家齐都以平常的心态对待,他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头衔,他最为欣喜的是自己能随心所欲地公开画画了。一天,老伴在集贸市场上买回几条鳜鱼,金家齐一时兴起,画了一幅题名《鳜鱼》的速写小品,并在画面上题词:“多年不见鳜鱼,今集市开放,始得一见,于家務纷乱中捉笔志之。”这幅画他画得随意而畅快,画面生动感人,洋溢着画家从“文革”磨难中走过来难以抑制的欣喜。
此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他十分珍惜这迟到的晚晴,他要抓紧时间多创作一些作品,多研究一些“中国水彩画”的画法。他曾写过一首题为《自勉》的励志诗表达当时的心情:
客路三千里,
坎坷四十年。
自分没草莽,
不意见晴天。
但求心无愧,
何惧从头越。
谁畏征途远,
焉可叹衰颜。
他还在一首词中填入了这样的词句:“而今国是萦怀,催我振辔征途。论得失,都寻常事,何须反顾?”
金家齐从50年代起,因为受着种种限制,20多年来,没有到外地写生,也不允许他参观全国大型美展。特别是“反右”后,更不许他拿作品参加展览,有时他设计的水瓶花型在行业评比中得了奖,也不让署他的名字。改革开放后,他获得了行动自由,决心趁自己还跑得动,到祖国各地去写生。他十分欣赏我国著名山水画家李可染的一句话:“为祖国河山造像。”金家齐说:“我也要为祖国历史留痕!”
从70年代末起,他就带着写生画具奔赴各地寫生。他先后到过北京、承德、黄山、贵州、重庆、五台山、张家界、苏州、杭州、桂林漓江、洞庭湖和泰山、衡山、华山、嵩山、恒山等中国各大名山,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乘火车,他靠在窗前;乘轮船,他伫立甲板。他走一路,画一路,将沿途的风景名胜、民俗风情、物品特产,乃至坐在大车谷堆上的农妇、赶集归来的侗女、石板盖成的民居、江南的鹅群、大足山上的佛像、顶礼膜拜的僧众,都一一画入他的写生本中。他给他自己的写生与创意立下了几条:第一,不能张冠李戴;第二,不拘细节,取其所欲见,舍其所勿庸见;第三,要有所引申;第四,要升华与归纳,易作者之画境为观者之化境;第五,锤炼是为了最真等。
就这样,他坚持到外地写生10多年,积累的写生素材达数十本。他不怕辛劳、不怕吃苦,他认为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写生作画,是对他20多年所失去的最好的弥补。他一边写生、一边创作,十多年来,先后创作出《黄山云松》、《菏泽牡丹》、《泰山极顶》、《雁荡山下》、《野塘飞鹭》、《菊》、《采收》、《饮马》、《山间小景》以及《三峡系列》等作品及研究稿200多幅。他以中西并用的手法和丰富的色彩,反映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和城乡面貌的新气象,创造出大量具有优美意境和感人情趣的作品,不论是风景、人物、静物,都潇洒明媚、激情奔放,哪怕是一幅幅小小的牡丹也画得那样艳丽、润泽、神形兼备。
金家齐做人真诚,为艺也真诚。他认为绘画是一门诚实的事业,如果不能远离浮躁、远离沽名钓誉,就不能产生美,更不能创造美。他曾在一首题为《诗箴》的诗中这样写道:
“诗贵有真情,人贵有真诚。以诚参天地,方可泣鬼神。或囿于成规,或僵守师承。不敢越雷池,不敢露心声。只如小儿女,效作东施颦。嗟哉学舌者,岂能是诗人。”
虽是论诗,亦为论画。字里行间,反映他真诚平和的从艺心境和创作态度,在任何时候都坚守自己的一颗纯真的心,淡泊宁静地用我家我法画出自己的心声,从而造就了他水彩艺术恒久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他于90年代创作的《三峡风光》组画,最能说明他的为人为画。
早在1946年秋,武昌艺专迁回武汉,金家齐因所乘木船途中沉没,改作步行,途经三峡时,那雄伟、秀丽、奇特的自然风光,使他深为震撼,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当时就立下志愿,终有一天他要用自己的画笔将这神话般的境界真实地描绘下来。在这以后的40多年岁月里,因屡遭坎坷而未能如愿。
1987年他已66岁,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便决心利用有生之年抢在三峡工程动工、峡谷被淹没之前将三峡奇秀的风光绘画下来,以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从这以后,他每年都要从宜昌乘船到重庆,再从重庆返回宜昌,沿着全长193公里的山水画廊一路写生。雄伟壮丽的瞿塘峡、幽深秀美的巫峡、滩多水急的西陵峡,一一描入了他的写生本,并随时记下自己的感受,他的全部身心都浸沉在山的重叠与石的纹理变化之中,令他陶醉。有一次,在三峡由于过分激动,四卷胶卷回来冲洗后,竟有一卷是空白,那又是他最感兴趣的资料之一。他二话没说,当即起程重返三峡,终于补照了那些资料。金家齐以七旬之身在三峡写生整整6年,前后往返三峡10多次,又经过4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完成了由《三峡云烟》、《峭壁悬石》、《三峡石壁》、《三峡鸥影》、《三峡晚烟》、《峡光掠影》、《三峡夕照》等10多幅整开水彩画,组成了一组气势磅礴、幽深迷朦的《三峡风光系列》组画,另外还有20多幅三峡素材研究稿,对三峡石壁的结构、肌理与江水的变化的研究是那样的准确、精到。过去不少画家也曾画过三峡,但多是写意、寄意,像这样实地大量的写生与研究,这样真实、系统地将它描绘下来,金家齐可称是画界第一人。有位美术评论家曾这样评价金家齐《三峡系列》的艺术成就:
“他描写三峡石壁,用色轻薄而浅淡,错综复杂的崖壁,他以简略的笔线和快面描写,却给人坚若金铁、气势磅礴的质感。尤其是他对云雾的处理,以留白的方式,让山崖与山崖之间产生距离,在云雾迷朦之中,也让人产生遐想的空间。尤其特殊的是,他的云雾虽以留白处理,却轻轻加入了色彩的元素,使得云烟之中似乎含藏着光影或是彩虹般的水气变化。山光云景,雾气飘动,加上碧水之中静水流深的趣味,相映着崖壁的倒影与留白的河洲,以及行船的船家,不但显得气韵盎然,更有一股动静相生,而又悠然自得的气质。”
“我还想再活一次……”
金家齐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为名利所累,也不为时尚左右,特别是经过这样多的人世沧桑,他更不求出人头地,不求一鸣惊人,始终以一颗平静的心态,心无旁骛地让自己沉浸于绘画与研究之中。
自1994年由他主持在沙市举行的湖北省水彩“双联”展后,他就再也很少与外界联系,也不参加各项画展,中围水彩研究会聘他为理事、湖北书画院几次邀他担任该院院士,他都一一婉言谢绝。
他在写给他的画友、湖北省书画院院士陈少云先生的一封信中曾表露过自己的心迹:“我不能像你一样,自由翱翔于艺术天宇,我深感来日不多,我想利用这点余年,画几幅画,完成一点冷静的研究工作。”从那以后,每次举办全国和全省美术作品展览,画界同仁都要他送作品参展,他的学生也多次提出要为他举办个人画展,他都以“太劳神费力”,一一婉言谢绝。有一次省里举办画展,筹办展会的负责人对他说,展会已为你准备了4个大画框,也不要你出展费,你就拿几幅来吧。金家齐还是笑着谢绝了。
金家齐一般不拿作品参加展览,但有一次却是例外,1997年香港回归,市里筹办庆回归的画展,老人精心绘画了一幅整开水彩画《团结松》送展。这幅画他画得颇为认真,尤其是用笔用色多借鉴于中国传统绘画。画好后,他又在画上题写了一段较长的文字:“‘团结松’乃黄山名松之一,因此类巨松,一本多干,故以团结名之。其雄踞高峰,傲然屹立,有不可等闲视之气概。此画作于香港回归倒记时一百天之日,本于我早年几上黄山写生系列之素材。今以参加庆回归之展出,以寄本固枝荣庆回归,并祝祖国日益兴盛之意!”爱国之情溢于字里画间。
进入21世纪后,金老已年逾八旬,因年事已高,他也不再外出写生了,更不与外界联系,基本过着隐居式的生活,每天静下心来,深居简出,闭门作画或整理原来的画稿。在他的画室里,一幅幅大大小小的水彩画挂满了房间,其中有的画作还特别标明“初稿”或“研究稿”。经过几十年艰难的磨炼,他的画更为成熟、凝重大度和挥洒不羁,画面构图严整,用笔简练、畅快、劲利,用色不多,却景致幽雅、万象森然,别有一种淡泊宁静的趣味,不少画看起来就像是“写意水墨的水彩”。
曾任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被称为“中国水彩之父”的百岁水彩画家李剑晨生前曾这样评价金家齐的水彩作品:自西方水彩传入中国,画风都是偏重于西方,只有金家齐才是将东西方结合,创造了中国水彩画的民族风格。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水彩艺委会主席黄铁山也对金家齐东方水彩的艺术风格作过很高的评价。
天有不测之风云。2003年10月,老人根据三峡写生素材正酝酿创作一幅《神女峰》的水彩画。一天,他突然感到头一阵发昏,视力模糊,两腿无力,便搁下画笔,到医院诊治,经医生检查,为脑血栓中风。老人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他人在病中,心里仍想着绘画,他说:“我能再活一次就好了!”病情稍有好转后,他便有意加强锻炼,每天从五楼家中走下来,到对面公园转一圈,或练练毛笔字、写写诗,加强大脑锻炼和恢复手劲,3年后身体渐渐康复。
2006年夏天,他见住宅对面川祖宫池塘里,绿叶满塘,荷花竞放,激发了他的艺术激情,便拿起写生本将它速写下来。有位叫兰兰的邻居见他如此痴情,劝他多多休息,说:“您年纪大了,不要再翻‘老皇历’了。”金家齐笑了笑说:“谢谢你的好意!”回家后,他试着画了一幅水彩《荷花》,并在画的一侧仿前人句题道:“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荷塘绿满时——2006年8月病后初作。”此幅《荷花》水彩,花影相映,新颖别致,既有西洋画写实功力,又有传统笔意和动人情趣,呈现出含蓄的诗意。“我又能画画了!”欣喜之余又作自嘲诗一首:
身心尚健手脚迟,自诩聪明人笑痴。
非怪兰兰奚落我,“过时皇历”岂先知。
继试画《荷花》之后,两年来,老人又画了30多幅画,风景、静物、花卉、人物各样题材都有,金家齐将其集成一本,并在扉页题诗一首:“练线又练点,就为老花眼。夜夜丹青梦,前路能多远。——晚年恶疾相缠,时日荒疏,苦难自补,再不急起直追,悔恨何及,勉之勉之!”
金家齐先生这种老骥伏枥,为艺术奋斗终生的执著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金家齐有4个女儿,大女儿金桦精室内工艺装饰;二女儿金矾擅国画,现为湖北省美协会员;幺女儿金莉更得父亲真传,专攻水彩,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和在湖北美院研究生部水彩班研究水彩创作,曾任荆州妇女画会副会长,2001年定居台北,现为台湾知名女画家。
金莉从小就对父亲非常崇拜,一直是她心目中的天才大画家。2003年她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匆匆赶回家,在病榻前,她想到父亲保留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作品,绝大部份都是没有公开露过面的,应在父亲有生之年,为父亲办一次个展,让这埋没了几十年的作品公开展出来。她便倚在父亲身边,鼓励父亲说,我要为你出版画集、办画展,你要早日康复,有很多事情我等着与你共同完成。经过一番筹备,《金家齐水彩画集——有情趣的东方意象水彩》于2008年1月在台湾正式出版,金家齐水彩个展也于同年5月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成功展出。展出期间,好评如潮,并有画界与企业界的朋友,以每幅几十萬元到100万元新台币的高价买走了金家齐的几幅水彩画。有位画家不仅买了他的画,还在一篇文章中动情地写道:
“对金家齐先生,这位被忽略多年的水彩巨匠,我们所应该做的,除了举办展览、出版画册之外,更应该开始积极地收集他的相关资料,进行艺术风格与史料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对于一生奉献给水彩艺术的金家齐先生来说,这才是我们这一代对于荜路褴褛的前辈画家,最好也是最高的致敬!”
金家齐先生为发展我国水彩画事业,埋头苦干、不求闻达,矢志不移地奋斗了60多年。他卓有成就的探索成果显现出不可磨灭的光彩,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他的从艺态度和探索道路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很多方面都值得后辈认真领会和学习。我们衷心祝愿金家齐老人生命与艺术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