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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黄金时代”末期的法国曾一口气接收了12万亚洲难民。法国民间当时发动了大规模的“给越南一艘船”的运动。时隔三十余年，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移民问题和恐袭的威胁，左翼知识分子地位下降，让法国不敢也不再乐意对难民敞开胸怀
这里是丛林
没人想在这儿建真正的玻璃、水泥的房子
这里是丛林
我们和姐妹、兄弟、孩子一起居住
这里就是屎
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活在此地
但 不快乐
生活不是丛林
不是关掉边境
生活不是把我们关进监牢
或者竭力阻挠我们前往英国
英国不想要我们
法国也不欢迎我们
于是我们又掉进了陷阱里
没人能够拯救我们
没人
——《人道》，“丛林”乍得难民法里斯原创
在巴黎斯大林格勒地铁站附近的难民接待处，每天都有几百名难民排队申请得到法国政府的庇护。运气好的难民投靠在法国朋友家，不好的就在路边的帐篷里睡地铺。采访时，厕所的异味几十米外都能闻到。卫生条件差，没有足够的食物、药品，是志愿者最担心的状况。
一方面，法国没有像英国和德国那样相对完善的的接待和救治系统，很长时间连移民机构都未设立。另一方面，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失业率高达10%的国家来讲，这些难民找不到工作，只好先领救济。不论是当局审核资料期间每月340.5欧的补助，还是住房和医疗上的资助，以及潜在的治安隐患，都会引起法国本地人的反弹。“欧洲杯期间，政府也不太想让游客看到这些吧。”表示希望“捍卫难民权利”的法国人威廉瞟了眼路边的帐篷说。
相比巴黎市内零星分布的难民点，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的“丛林”更像一个难以祛除、又惹人注目的顽瘤。距离英国仅38公里的“丛林”，是自90年代起便在加莱周边自发形成、屡拆屡建的难民营。这里每天都会涌入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乍得等国躲避战乱和贫困偷渡而来的难民。
法国加莱难民学校的创始人、尼日利亚难民泽马克琼斯（zimako Jones）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申请在法国避难。更多的人，目标直指他们心目中的天堂——英格兰。办法很简单，趁着夜色直接登上离难民营一两公里、未完全设防的高速公路，偷爬到长途车的后车厢，钻进他们梦想的国度。而驻扎在此的CRS（法国安全防暴警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阻止难民偷爬成功。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猫与老鼠”的游戏。没有赢家。
从巴黎乘坐TGV奔北，列车驰骋过绿色的田野，天空飘起零星雨丝。
奶牛，花丛。低矮的房屋。飞快掠过。我却没有太多心思欣赏。
法国加莱难民学校
两小时后，近了。顺着一条小路往里走，一丛丛绿树和铁丝网对面，各种颜色的帐篷、房舍，好似一个个蚂蚁巢。小路尽头的墙上，一个大大的箭头指向SHOWER（收费淋浴处），一些人从草丛深处鱼贯而出，散步，或是步入旁边的简易厕所。
“Jungle（“丛林”）到了。”从加莱车站送我们来的出租车司机让·弗兰森说。
因为事先和难民学校取得联系，我们顺利通过了难民营路口的关卡。
摄影师老方想了解附近有没有能够俯拍整个难民营的高点？让努着嘴，摇摇头，“你们都看见了，这里全是平地。”
5月29日，法国加莱难民营，一名从里昂增援过来的警察在巡逻。警察说在白天难民们每个人都是正常的、彬彬有礼，但天一黑，所有人都变得疯狂，他们会涌上高速公路，拦截货柜车偷渡前往英国
是的，让说得没错。粗看起来，依草滩洼地而建的难民营分成三部分：下车的地方看似是儒勒·费里中心封闭区，里面住着200名妇女和14岁以下的儿童。这部分人群，即便是记者也不能靠近。紧挨着，是一片政府管理的白色集装箱区域，同样“防守”严密，每个进出的难民，都必须打开门口的盖子，输入密码。资料显示，每个集装箱里能住12个人，不能做饭。因为这个，大部分家庭成员只能选择住在箱子外头的空地上。
第三部分，也是难民营最荒蛮和袒露无遗的地带——帐篷区域。
和常人想象的“难民”形象不同，沿途碰到的许多居民脸带微笑，步伐轻快。一路上遭遇了无数声“你好”的问候，以至于到后来我们都不再称奇。
几个穿长袍的非裔女子拉着行李箱，似乎是要去儒勒·费里中心。看到明敏也拉着箱子，她们露出惊讶又俏皮的表情，脸上写着“哦，你们也要来住吗？”摄影师老方拿起相机“咔嚓”两下速拍，她们并不紧张，而是一路害羞地笑着，朝前跑去。
法国加莱难民营简易的清真寺里，一名难民在做礼拜
来之前，听说难民营里也是按照国别、地区有各自的领地。“上周四这里就发生了械斗，苏丹人和阿富汗人用金属棍棒互相殴打。”让在路上透露。后来我们从不同人嘴里证实了这起事件，据说是因为食品分配冲突而起，当晚有几十人受伤，难民营的迪斯科舞厅也被焚毁。
是的，你没看错。容纳了3500多人的野“丛林”里不光有住宿的帐篷，还有餐馆、小吃店、茶馆、迪厅、学校、教堂和清真寺。一切全都由难民建造。给餐厅打工，一天干15-17个小时，一月能挣200欧。去迪厅潇洒？可以，自付3欧。流亡的人儿要不要消遣，请看着口袋办。
帐篷也有层级。有的努力做出帝王行宫的气派，更多的破败不堪，只容得下一张地垫。
外面破布飘摇，如同虚设。“这里白天还算安宁，晚上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注意看那些燃气瓶，最危险，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爆炸。”CRS警察这天心情不坏，带着我们溜达了半圈。
据他们介绍，CRS从全国各地调了20个分队来加莱，有13个分队是防暴警察，其余为宪兵。他们的装备包括催泪弹和橡皮弹步枪，唯一真正有杀伤性的是一把左轮手枪，只在自身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才能使用。不过警察们还自费配备了喷雾，每次先喷一点，防止自己被弹药熏坏眼睛。
“下一步，我们还得去欧洲杯、环法。”连轴转的警察们也习惯了这种常态。
“丛林”里的每个店面，无论大小，全都在临街那面墙的中间挖了个方形的窗口，仅够露个人头。一家南亚饼店炉火正旺，窗口旁，贴着张满是笑脸、写着花体字的卖萌广告：I am bread， don’t see me. Just buy me. Thank you. （我是面包呀，别光看着我，来买我吧，谢谢。）
另一家零售店的老板，见我们经过，忙不迭地打招呼：Hey， Chinese？ I’m from Pakistan， we’re good friends！ Come in， come in！ （中国人？我是巴基斯坦的，咱们可是老朋友，过来看看吧！）
节奏感强劲的阿富汗流行歌不时插将进来，和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这一股热气腾腾的劲儿，既消弭了“难民营”3个字的悲凉，又透着一丝日头下的不真实。
中午两点，在帐篷的另一个尽头排队取餐点，我和英语流利的阿富汗人穆斯塔法聊了起来。
24岁的他曾在餐馆工作，有个兄弟在奥地利。两年前他去过英国，因为是打黑工，英国人把他送去瑞典，瑞典人又把他送回了阿富汗。
他再次出来，这回，给了蛇头6000美元，走了6个月。包了一大圈。
来这里两个月，他的生活只有两个内容：白天睡觉，晚上上高速。
我问他，晚上都怎么行动？
“先拿手电照着公路下边的树丛，灯光晃眼，那些卡车司机就会停下。我们就趁着空当赶紧往车上跑。我亲眼看见有人被车碾死。还有人被电死。”
那五六十天，怎么都没成？
“要么没找着合适的机会上车，要么就是警察来了。但他们总有不巡逻的时候。”
“听说现在去，就可以直接安排住的地方。不会像在这里露宿街头。而且我干过餐馆，以后也可以慢慢来。”
穆斯塔法头发黝黑浓密，只是目光黯淡无神。虽然目标执着，却仿佛活在梦境里。
穆斯塔法，阿桑，阿卜杜拉，所有这些我在“丛林”里交流过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男人，逃离家园的原因都一样：塔利班。
无论英语程度如何，他们在说到这里的时候都会用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也许是见过太多亲友死于非命，口气里已经听不出太多伤感。
《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写过，阿富汗人喜欢说：生活总会继续。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成功或失败，只顾像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地缓慢前进。
穆斯塔法们却定然要关心每个夜晚的成败。
手抓着糊状的黄豆咖喱饭和沙拉，他用眼睛扫扫周围的破帐篷，对我直摇头：“这不是生活。你看看，这算什么？”看起来，60天已经快到他的忍耐极限。
在这样真实而颓丧的暮气里，还会有人想要学点什么吗？
远远地，有个绿色的身影，推着自行车朝我们走来。那是难民学校的比利时志愿者奥利维耶。
这个热心的大叔站在路当中就开始为我们介绍情况。
“你看，”他指着路边，“那是达尔富尔人办的艺术中心。他们教钢琴，画画，里头有个男人会用轮胎做鞋子，你给他尺寸，一天就能做好。”
“你看，咱们要去的学校是这里的主要建筑。周围还有清真寺，天主教堂，我们不想让他们（政府）拆掉，还真保留下来了。这些全都是精神性的场所，必须保存。”
年轻时的奥利维耶崇拜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曾在布鲁塞尔学电影。当过音效师，乏味了。搞过摄影，做过多媒体，网站设计。这几年他干的是给大庄园管理房子，“不动产。租出去，维修和保养，打理。”
加莱，和这些毫不相干。
海鸟在头顶盘旋。站在油菜花野地里的奥利维耶神采奕奕。“我在这里每天都在学习。有一回我碰到一个哥们儿（难民），我们俩笑看着对方。会说英语吗？No。会说法语吗？No。会说西班牙语吗？还是No。突然间，他说起了Flemish（弗拉芒语），我简直不敢相信！于是我试着调动起我所有会的弗拉芒词汇，我们俩快活地交谈了5分钟。”
他说他从中学会了一件事，永远不要放弃一门语言。 语言，正是难民学校最主要的课程。
上午10点到下午7点，能容纳50人的语言教室总是坐得满满当当。
奥利维耶说，学生们很爱学习，想去英国（避难）的便学英语，想学法语的学法语。有两位律师经常来，帮助解答法律援助和移民细则的问题。有人受轻伤时也会来这里治疗。
他在工作室里教难民学生写诗。“我希望能提供给他们在苦难中，一种文学式的生活。这里就是世界村。看起来似乎充满了问题和暴力，但其实又有点乌托邦。”
谈话间，一位叫法里斯（Faris）的乍得青年坐在了奥利维耶身边。法里斯一只手拿着手机，一只手拿着烟，若有所思。奥利维耶在本子上逐句记录，和法里斯讨论、翻译，最后呈现的，就是文章开头的那首诗《人道》。
“这里有很多个像法里斯一样的文学爱好者。他们逃离家园的时候也是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爱写日记，比如来自苏丹的阿卜杜尔法塔赫（Abdulfatah Ibrahim）。他在来难民营3个月、成功去英国避难前，写了两首动人的游牧诗歌。Babak Inaloo 和他的伊朗朋友Ali Haghgooei在这里专门拍了有关难民营的纪录片。他们特别关心和懂得表达自我的权利。”
奥利维耶说，不管有没天分，很有可能，这是他们生命里头一次作诗。诗既能帮助他们获得勇气和舒缓，也给了他们一种新的途径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潜能。“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能把他们在这里的状况公布出去。”
学校没有门，角落里的鲜花看得出是从外头移植来的，开得正烂漫。几个孩子在场地中央的蹦床上翻滚、跳跃。上午11点，志愿者还在清洗头天夜里30人聚餐遗留的餐盘。
“这是第一间教室，是两个英国建筑师带着8个人一周之内建起来的。房子很好。”奥利维耶指着眼前这幢用板材和金属建造的简易房，语带赞赏和自豪。
水都是用泵抽，电则是靠太阳能。会议室里，沙发、吉他、电视，甚至还有健身器，一应俱全。一个穿着运动服、趿拉着拖鞋的黑人青年走进来，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取暖的壁炉”几个字，跟着我们念出中文发音，然后哈哈大笑。
“泽马克——他才是这儿的老大。”奥利维耶调侃说。
竟然是他，难民学校的创始人、尼日利亚难民泽马克·琼斯（Zimako Jones）。
顽皮青年收起了笑容，“所有来这里的人都是有故事的。可是没有人能告诉你真正的故事，都很沉重。”
他没有告诉我们背井离乡的具体缘由。我们只知道，2010年12月3日凌晨4点，25岁的泽马克坐着出租车从尼日利亚前往贝宁。然后是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利比亚……
泽马克看起来很健硕。但在利比亚的沙漠里。他白天不吃东西，晚上喝水，吃枣子。每天从早上6点徒步到晚上6点。大衣拉链拉起来当被子。全部行囊就是一个双肩包，加3000美金。
“到处都是黑帮。也碰到叛军和政府军交火。”他什么都不怕。也没有烦恼。
但他有一套完备的生存逻辑。
“出门在外，要不你有钱，有问题就回家。如果什么都没有，困住了，也就没命。但精神上要非常强大。”有麻烦的时候，他试着付钱通过，行不通就往回走。
“有很多人来加莱，没钱就困住了。但你不光要有PLAN A，还要有PLAN B和C。这就是生活。”他看得明白。在非洲，100欧就可以创业，修车，路边摆摊就可以。买张电话卡，就可以做生意。就像这营地，有能耐的人照样开餐馆、办超市一样。
利比亚之后的故事，来不及讲。泽马克从不会正经地坐在沙发上和你谈话，他要么老是摆弄手里的电视遥控器琢磨怎么球赛信号还没进来，要么眼睛像鹰隼一样盯着门外，说着说着就跑出门去，四处探视。
“这里是私人领域，对面是医院。孩子们在这里生活。只有认识的人才能到游乐场来。”奥利维耶说过，泽马克特别关心孩子的安危。
几分钟后，他又进来。“上周火并的两帮人，夜里打完，第二天又来学校上课。没人触及夜晚的事，我们也不提。”
“作为老师，也不教育他们文明准则吗？”
“学校不涉及政治，不谈宗教，肤色。对每个人都是欢迎的。”泽马克说。
他在Chemin des Dunes办的第一所学校2015年7月开课，但可惜在今年3月政府对南部难民营的整体拆毁中被损坏。好在泽马克去年10月又建了一所，今年2月6日正式开放授课。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来自英法德等地的志愿者都参与了建造。
他认为语言能解决问题，更强调人的自主性。
“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语言是帮助融入的第一步。会讲会认它，你就独立自主了。”
“人人都想去英国？为什么你不想？”
“都说英格兰是天堂。”他笑了。“即使没有证件也可以工作。那里有人权。有美丽的生活。可是生活里没有什么是简单的。来到欧洲，钱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一直沉默地听我们交谈的伊拉克人巴巴克忽然插话：“是的，来之前我对这里充满了幻想。结果现实狠狠地砸在我脸上。”
我想起明敏告诉我今年一部进入法国新闻业最高奖“Albert Londres”候选名单的纪录片，两位欧洲导演跟着两个阿富汗人一路拍摄他们流浪来法的经过。影片的名字就叫“就像一场香水雨”，因为阿富汗人以为到了法国，香水会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没想到他们会遭遇所有的困苦、饥饿、压榨和欺骗。
写诗的乍得大学生法里斯称“丛林”是“隐形的监狱”。泽马克不同意。
“生活里没有真相。你实现你的梦想。只有用你的手，用锯子，一下一下，这桌子才能锯开。”他做了个从中劈开的动作。
“未来是从此刻开始建造的。2015年到现在，这里有七千多人来去。多少人在家（帐篷里）睡觉？多少人来上课？你说谁有未来？”他拿手指着窗外。
刹那间，你明白了他如何能沙漠徒步三天，走到这里。如何能团结那么多不认识的人，白手打造一个给无数人带来希望的灵魂之地。
“我们都知道他们（警察）在监视。你可以形容这里是个监狱，可是我们要把大门打开，把空间和心灵打开。”他冲着法里斯大声说。“警察，他们存在，也是不存在的。就像你写你的诗，你朗读它们，你不再是个囚犯。”
“可是当你要爬上卡车，他们拦住你，你怎么能无视呢？”法里斯追问。
“在非洲，警察走向你，先观察你是怎样的人。在非洲，警察会让路给我。”泽马克说，他从来不会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即便在加莱，5个月的避难申请，音信渺茫，也不是他的世界末日。
走出学校，难民营的变电室墙上，喷漆的字迹依然清晰：Together we’re strong， never give up hope. （携起手来我们便不再弱小，绝不放弃希望。）
“丛林”的难民们，还在跋涉、煎熬、迁徙当中。他们会是未来法国或者英国的合法移民，真正地为欧洲社会接纳吗？
我们不知道，CRS的警察说，他们也不知道。但我相信，泽马克自有他心中的答案。
（参考资料：程小牧《法国这十年》，科西嘉译《市中心的暴力：恐袭亲历》，新华社《法国总理：欧洲杯球迷区安保达标》。特别感谢吴明敏策划与协调及在法全程翻译，赵艺徽、邱彦渝在北京的翻译工作，以及米歇尔·马克顿、石仁林、徐波、李晓雅、潘敏、石恒宇、叶黎芳对采访的大力帮助。黄思邈、刘飘、蒋露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里是丛林
没人想在这儿建真正的玻璃、水泥的房子
这里是丛林
我们和姐妹、兄弟、孩子一起居住
这里就是屎
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活在此地
但 不快乐
生活不是丛林
不是关掉边境
生活不是把我们关进监牢
或者竭力阻挠我们前往英国
英国不想要我们
法国也不欢迎我们
于是我们又掉进了陷阱里
没人能够拯救我们
没人
——《人道》，“丛林”乍得难民法里斯原创
在巴黎斯大林格勒地铁站附近的难民接待处，每天都有几百名难民排队申请得到法国政府的庇护。运气好的难民投靠在法国朋友家，不好的就在路边的帐篷里睡地铺。采访时，厕所的异味几十米外都能闻到。卫生条件差，没有足够的食物、药品，是志愿者最担心的状况。
一方面，法国没有像英国和德国那样相对完善的的接待和救治系统，很长时间连移民机构都未设立。另一方面，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失业率高达10%的国家来讲，这些难民找不到工作，只好先领救济。不论是当局审核资料期间每月340.5欧的补助，还是住房和医疗上的资助，以及潜在的治安隐患，都会引起法国本地人的反弹。“欧洲杯期间，政府也不太想让游客看到这些吧。”表示希望“捍卫难民权利”的法国人威廉瞟了眼路边的帐篷说。
相比巴黎市内零星分布的难民点，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的“丛林”更像一个难以祛除、又惹人注目的顽瘤。距离英国仅38公里的“丛林”，是自90年代起便在加莱周边自发形成、屡拆屡建的难民营。这里每天都会涌入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乍得等国躲避战乱和贫困偷渡而来的难民。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申请在法国避难。更多的人，目标直指他们心目中的天堂——英格兰。办法很简单，趁着夜色直接登上离难民营一两公里、未完全设防的高速公路，偷爬到长途车的后车厢，钻进他们梦想的国度。而驻扎在此的CRS（法国安全防暴警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阻止难民偷爬成功。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猫与老鼠”的游戏。没有赢家。
丛林里的小社会
从巴黎乘坐TGV奔北，列车驰骋过绿色的田野，天空飘起零星雨丝。
奶牛，花丛。低矮的房屋。飞快掠过。我却没有太多心思欣赏。
两小时后，近了。顺着一条小路往里走，一丛丛绿树和铁丝网对面，各种颜色的帐篷、房舍，好似一个个蚂蚁巢。小路尽头的墙上，一个大大的箭头指向SHOWER（收费淋浴处），一些人从草丛深处鱼贯而出，散步，或是步入旁边的简易厕所。
“Jungle（“丛林”）到了。”从加莱车站送我们来的出租车司机让·弗兰森说。
因为事先和难民学校取得联系，我们顺利通过了难民营路口的关卡。
摄影师老方想了解附近有没有能够俯拍整个难民营的高点？让努着嘴，摇摇头，“你们都看见了，这里全是平地。”
是的，让说得没错。粗看起来，依草滩洼地而建的难民营分成三部分：下车的地方看似是儒勒·费里中心封闭区，里面住着200名妇女和14岁以下的儿童。这部分人群，即便是记者也不能靠近。紧挨着，是一片政府管理的白色集装箱区域，同样“防守”严密，每个进出的难民，都必须打开门口的盖子，输入密码。资料显示，每个集装箱里能住12个人，不能做饭。因为这个，大部分家庭成员只能选择住在箱子外头的空地上。
第三部分，也是难民营最荒蛮和袒露无遗的地带——帐篷区域。
和常人想象的“难民”形象不同，沿途碰到的许多居民脸带微笑，步伐轻快。一路上遭遇了无数声“你好”的问候，以至于到后来我们都不再称奇。
几个穿长袍的非裔女子拉着行李箱，似乎是要去儒勒·费里中心。看到明敏也拉着箱子，她们露出惊讶又俏皮的表情，脸上写着“哦，你们也要来住吗？”摄影师老方拿起相机“咔嚓”两下速拍，她们并不紧张，而是一路害羞地笑着，朝前跑去。
来之前，听说难民营里也是按照国别、地区有各自的领地。“上周四这里就发生了械斗，苏丹人和阿富汗人用金属棍棒互相殴打。”让在路上透露。后来我们从不同人嘴里证实了这起事件，据说是因为食品分配冲突而起，当晚有几十人受伤，难民营的迪斯科舞厅也被焚毁。
是的，你没看错。容纳了3500多人的野“丛林”里不光有住宿的帐篷，还有餐馆、小吃店、茶馆、迪厅、学校、教堂和清真寺。一切全都由难民建造。给餐厅打工，一天干15-17个小时，一月能挣200欧。去迪厅潇洒？可以，自付3欧。流亡的人儿要不要消遣，请看着口袋办。
帐篷也有层级。有的努力做出帝王行宫的气派，更多的破败不堪，只容得下一张地垫。
外面破布飘摇，如同虚设。“这里白天还算安宁，晚上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注意看那些燃气瓶，最危险，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爆炸。”CRS警察这天心情不坏，带着我们溜达了半圈。
据他们介绍，CRS从全国各地调了20个分队来加莱，有13个分队是防暴警察，其余为宪兵。他们的装备包括催泪弹和橡皮弹步枪，唯一真正有杀伤性的是一把左轮手枪，只在自身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才能使用。不过警察们还自费配备了喷雾，每次先喷一点，防止自己被弹药熏坏眼睛。
“下一步，我们还得去欧洲杯、环法。”连轴转的警察们也习惯了这种常态。
生活总要继续
“丛林”里的每个店面，无论大小，全都在临街那面墙的中间挖了个方形的窗口，仅够露个人头。一家南亚饼店炉火正旺，窗口旁，贴着张满是笑脸、写着花体字的卖萌广告：I am bread， don’t see me. Just buy me. Thank you. （我是面包呀，别光看着我，来买我吧，谢谢。）
另一家零售店的老板，见我们经过，忙不迭地打招呼：Hey， Chinese？ I’m from Pakistan， we’re good friends！ Come in， come in！ （中国人？我是巴基斯坦的，咱们可是老朋友，过来看看吧！）
节奏感强劲的阿富汗流行歌不时插将进来，和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这一股热气腾腾的劲儿，既消弭了“难民营”3个字的悲凉，又透着一丝日头下的不真实。
中午两点，在帐篷的另一个尽头排队取餐点，我和英语流利的阿富汗人穆斯塔法聊了起来。
24岁的他曾在餐馆工作，有个兄弟在奥地利。两年前他去过英国，因为是打黑工，英国人把他送去瑞典，瑞典人又把他送回了阿富汗。
他再次出来，这回，给了蛇头6000美元，走了6个月。包了一大圈。
来这里两个月，他的生活只有两个内容：白天睡觉，晚上上高速。
我问他，晚上都怎么行动？
“先拿手电照着公路下边的树丛，灯光晃眼，那些卡车司机就会停下。我们就趁着空当赶紧往车上跑。我亲眼看见有人被车碾死。还有人被电死。”
那五六十天，怎么都没成？
“要么没找着合适的机会上车，要么就是警察来了。但他们总有不巡逻的时候。”
英国有那么好？
“听说现在去，就可以直接安排住的地方。不会像在这里露宿街头。而且我干过餐馆，以后也可以慢慢来。”
穆斯塔法头发黝黑浓密，只是目光黯淡无神。虽然目标执着，却仿佛活在梦境里。
穆斯塔法，阿桑，阿卜杜拉，所有这些我在“丛林”里交流过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男人，逃离家园的原因都一样：塔利班。
无论英语程度如何，他们在说到这里的时候都会用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也许是见过太多亲友死于非命，口气里已经听不出太多伤感。
《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写过，阿富汗人喜欢说：生活总会继续。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成功或失败，只顾像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地缓慢前进。
穆斯塔法们却定然要关心每个夜晚的成败。
手抓着糊状的黄豆咖喱饭和沙拉，他用眼睛扫扫周围的破帐篷，对我直摇头：“这不是生活。你看看，这算什么？”看起来，60天已经快到他的忍耐极限。
铁丝网里的诗意
在这样真实而颓丧的暮气里，还会有人想要学点什么吗？
远远地，有个绿色的身影，推着自行车朝我们走来。那是难民学校的比利时志愿者奥利维耶。
这个热心的大叔站在路当中就开始为我们介绍情况。
“你看，”他指着路边，“那是达尔富尔人办的艺术中心。他们教钢琴，画画，里头有个男人会用轮胎做鞋子，你给他尺寸，一天就能做好。”
“你看，咱们要去的学校是这里的主要建筑。周围还有清真寺，天主教堂，我们不想让他们（政府）拆掉，还真保留下来了。这些全都是精神性的场所，必须保存。”
年轻时的奥利维耶崇拜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曾在布鲁塞尔学电影。当过音效师，乏味了。搞过摄影，做过多媒体，网站设计。这几年他干的是给大庄园管理房子，“不动产。租出去，维修和保养，打理。”
加莱，和这些毫不相干。
海鸟在头顶盘旋。站在油菜花野地里的奥利维耶神采奕奕。“我在这里每天都在学习。有一回我碰到一个哥们儿（难民），我们俩笑看着对方。会说英语吗？No。会说法语吗？No。会说西班牙语吗？还是No。突然间，他说起了Flemish（弗拉芒语），我简直不敢相信！于是我试着调动起我所有会的弗拉芒词汇，我们俩快活地交谈了5分钟。”
他说他从中学会了一件事，永远不要放弃一门语言。 语言，正是难民学校最主要的课程。
上午10点到下午7点，能容纳50人的语言教室总是坐得满满当当。
奥利维耶说，学生们很爱学习，想去英国（避难）的便学英语，想学法语的学法语。有两位律师经常来，帮助解答法律援助和移民细则的问题。有人受轻伤时也会来这里治疗。
他在工作室里教难民学生写诗。“我希望能提供给他们在苦难中，一种文学式的生活。这里就是世界村。看起来似乎充满了问题和暴力，但其实又有点乌托邦。”
谈话间，一位叫法里斯（Faris）的乍得青年坐在了奥利维耶身边。法里斯一只手拿着手机，一只手拿着烟，若有所思。奥利维耶在本子上逐句记录，和法里斯讨论、翻译，最后呈现的，就是文章开头的那首诗《人道》。
“这里有很多个像法里斯一样的文学爱好者。他们逃离家园的时候也是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爱写日记，比如来自苏丹的阿卜杜尔法塔赫（Abdulfatah Ibrahim）。他在来难民营3个月、成功去英国避难前，写了两首动人的游牧诗歌。Babak Inaloo 和他的伊朗朋友Ali Haghgooei在这里专门拍了有关难民营的纪录片。他们特别关心和懂得表达自我的权利。”
奥利维耶说，不管有没天分，很有可能，这是他们生命里头一次作诗。诗既能帮助他们获得勇气和舒缓，也给了他们一种新的途径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潜能。“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能把他们在这里的状况公布出去。”
强者泽马克
学校没有门，角落里的鲜花看得出是从外头移植来的，开得正烂漫。几个孩子在场地中央的蹦床上翻滚、跳跃。上午11点，志愿者还在清洗头天夜里30人聚餐遗留的餐盘。
“这是第一间教室，是两个英国建筑师带着8个人一周之内建起来的。房子很好。”奥利维耶指着眼前这幢用板材和金属建造的简易房，语带赞赏和自豪。
水都是用泵抽，电则是靠太阳能。会议室里，沙发、吉他、电视，甚至还有健身器，一应俱全。一个穿着运动服、趿拉着拖鞋的黑人青年走进来，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取暖的壁炉”几个字，跟着我们念出中文发音，然后哈哈大笑。
“泽马克——他才是这儿的老大。”奥利维耶调侃说。
竟然是他，难民学校的创始人、尼日利亚难民泽马克·琼斯（Zimako Jones）。
“能说说你的故事吗？”
顽皮青年收起了笑容，“所有来这里的人都是有故事的。可是没有人能告诉你真正的故事，都很沉重。”
他没有告诉我们背井离乡的具体缘由。我们只知道，2010年12月3日凌晨4点，25岁的泽马克坐着出租车从尼日利亚前往贝宁。然后是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利比亚……
泽马克看起来很健硕。但在利比亚的沙漠里。他白天不吃东西，晚上喝水，吃枣子。每天从早上6点徒步到晚上6点。大衣拉链拉起来当被子。全部行囊就是一个双肩包，加3000美金。
“到处都是黑帮。也碰到叛军和政府军交火。”他什么都不怕。也没有烦恼。
但他有一套完备的生存逻辑。
“出门在外，要不你有钱，有问题就回家。如果什么都没有，困住了，也就没命。但精神上要非常强大。”有麻烦的时候，他试着付钱通过，行不通就往回走。
“有很多人来加莱，没钱就困住了。但你不光要有PLAN A，还要有PLAN B和C。这就是生活。”他看得明白。在非洲，100欧就可以创业，修车，路边摆摊就可以。买张电话卡，就可以做生意。就像这营地，有能耐的人照样开餐馆、办超市一样。
利比亚之后的故事，来不及讲。泽马克从不会正经地坐在沙发上和你谈话，他要么老是摆弄手里的电视遥控器琢磨怎么球赛信号还没进来，要么眼睛像鹰隼一样盯着门外，说着说着就跑出门去，四处探视。
“这里是私人领域，对面是医院。孩子们在这里生活。只有认识的人才能到游乐场来。”奥利维耶说过，泽马克特别关心孩子的安危。
几分钟后，他又进来。“上周火并的两帮人，夜里打完，第二天又来学校上课。没人触及夜晚的事，我们也不提。”
“作为老师，也不教育他们文明准则吗？”
“学校不涉及政治，不谈宗教，肤色。对每个人都是欢迎的。”泽马克说。
他在Chemin des Dunes办的第一所学校2015年7月开课，但可惜在今年3月政府对南部难民营的整体拆毁中被损坏。好在泽马克去年10月又建了一所，今年2月6日正式开放授课。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来自英法德等地的志愿者都参与了建造。
他认为语言能解决问题，更强调人的自主性。
“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语言是帮助融入的第一步。会讲会认它，你就独立自主了。”
“人人都想去英国？为什么你不想？”
“都说英格兰是天堂。”他笑了。“即使没有证件也可以工作。那里有人权。有美丽的生活。可是生活里没有什么是简单的。来到欧洲，钱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一直沉默地听我们交谈的伊拉克人巴巴克忽然插话：“是的，来之前我对这里充满了幻想。结果现实狠狠地砸在我脸上。”
我想起明敏告诉我今年一部进入法国新闻业最高奖“Albert Londres”候选名单的纪录片，两位欧洲导演跟着两个阿富汗人一路拍摄他们流浪来法的经过。影片的名字就叫“就像一场香水雨”，因为阿富汗人以为到了法国，香水会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没想到他们会遭遇所有的困苦、饥饿、压榨和欺骗。
写诗的乍得大学生法里斯称“丛林”是“隐形的监狱”。泽马克不同意。
“生活里没有真相。你实现你的梦想。只有用你的手，用锯子，一下一下，这桌子才能锯开。”他做了个从中劈开的动作。
“未来是从此刻开始建造的。2015年到现在，这里有七千多人来去。多少人在家（帐篷里）睡觉？多少人来上课？你说谁有未来？”他拿手指着窗外。
刹那间，你明白了他如何能沙漠徒步三天，走到这里。如何能团结那么多不认识的人，白手打造一个给无数人带来希望的灵魂之地。
“我们都知道他们（警察）在监视。你可以形容这里是个监狱，可是我们要把大门打开，把空间和心灵打开。”他冲着法里斯大声说。“警察，他们存在，也是不存在的。就像你写你的诗，你朗读它们，你不再是个囚犯。”
“可是当你要爬上卡车，他们拦住你，你怎么能无视呢？”法里斯追问。
“在非洲，警察走向你，先观察你是怎样的人。在非洲，警察会让路给我。”泽马克说，他从来不会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即便在加莱，5个月的避难申请，音信渺茫，也不是他的世界末日。
走出学校，难民营的变电室墙上，喷漆的字迹依然清晰：Together we’re strong， never give up hope. （携起手来我们便不再弱小，绝不放弃希望。）
“丛林”的难民们，还在跋涉、煎熬、迁徙当中。他们会是未来法国或者英国的合法移民，真正地为欧洲社会接纳吗？
我们不知道，CRS的警察说，他们也不知道。但我相信，泽马克自有他心中的答案。
（参考资料：程小牧《法国这十年》，科西嘉译《市中心的暴力：恐袭亲历》，新华社《法国总理：欧洲杯球迷区安保达标》。特别感谢吴明敏策划与协调及在法全程翻译，赵艺徽、邱彦渝在北京的翻译工作，以及米歇尔·马克顿、石仁林、徐波、李晓雅、潘敏、石恒宇、叶黎芳对采访的大力帮助。黄思邈、刘飘、蒋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