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在某一个固定时期内全民齐说“嗣”“雷”“打酱油”“俯卧撑”，当一本“那些事儿”砸出响动，上百种“事儿”飞蝗匝地，当这“事儿”那“事儿”经数年而阴魂不散，而“回家吃饭”传个几日就化作“如烟”成了往事，我们不禁问自己：这世界怎么了?是该庆幸人民(网民)智慧无限，还是该感叹人情冷暧嬗变无常?有人说，这时代是物质时代。更贴切的说法其实我们现处消费时代，消费物质，消费资源，消费环境，消费服务，消费尊严，消费情感，消费不可消费之物。北京作家庸人多年深挖人性中美善和丑恶的二致，有扬弃，也有辨正。他也是我视线之内拷问人类良心和良知的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
　　庸人是有历史感的作家，他的笔力公认的尖利，所涉题材刀刀指向曾经的历史、流变的此在、虚构的文学真实，《谋天下》是虚构历史，《中国丁克》首度触及20世纪国人丁克现象；《电视》一网打尽20世纪70年代当代中国百姓生活，《北京爷们儿》《痞爷》追溯20世纪80年代草根青春；《我不是人》堪称《变形记》的中国版本等等。但同时他又是最没历史感的作家，他在索隐历史的同时也在消解历史。最终的效果成了他从现实历史和文学历史那儿借来若干关键词，演绎出来的则是自己的另一套文学图志。
　　拿眼下这本《大烟帮》来说，与其说是历史小说，毋宁读作荒诞文学。民国史学者指出篡改过的历史不是历史。从字面意义上讲，这一判断是真理。透过字面看过去，庸人的写作有点新历史主义的味道。让我们共同温习新历史主义的这段经典论述：“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简直就是对庸人写作《大烟帮》的绝妙注解。单看人名，温义(瘟疫)、罗敷(汉乐府中人，文学美女形象)、张快(快嘴记者)、张奇夫(奇怪的男人)、津井(出甜水的井)，庸人正用、反用、引申用，玩得不亦乐乎。日本小青年为了证明大和民族血统高贵、是比华夏民族更纯的爷们，与温义打赌，六个烟泡烧下来就现了形，由此引发了卢沟桥之变。这么天马行空这么不靠谱的伪历史难怪惹得民国史学者不高兴。庸人这新历史主义换个好懂点儿的词来说可以说是批判现实主义。
　　换个思路来想问题，可以发现庸人的苦胆苦心：他虚构历史、消解历史的目的其实是提供给中国读者新的历史想象的可能。满纸荒诞感，不真实感的“伪历史文本”可以看作一个隐喻文本。该隐喻的深意其实是提醒国人警惕历史健忘症，物质形式上的大烟成了历史，历史健忘症是新的更可怕的精神鸦片。遗忘历史等于背叛，牢记历史不等于泄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最大效用是为后来者提供镜鉴。智力健全的读者读此书应懂小说与历史的区别，何况民国史学者赵云声说《大烟帮》不是历史小说，也就是说，不愿辩证思维的读者大可把该书当做“纯虚构”小说来读。庸人用思想勾兑荒诞，我猜他想说现实比小说荒诞。
　　我与庸人的机缘始于我在磨铁文化总编辑任上之时，他那本《射雕时代》以隐喻手法针砭骗术江湖，尽管不必放大到说他剑指无所不在的人心之伪之腐之魅，不妨碍有心的读者自我检视自己的内心。这一机缘延续到我在漫友文化副总编辑任上创立和操作红人馆品牌之时，一本《我不是人》，从文本到策划，设计俘获了王朔、余华的读者和韩寒的粉丝。眼下这本《大烟帮》和《白眼狼》则是我自创多来多米品牌并与含章行文合作的庸人新作。庸人说，他的作品只要我不嫌弃，都会交给我操作。这一承诺的做出对于作者来说实非易事，因此每个作者如是决断时，我都会备加珍惜。
　　出版圈和作者圈中常以。我的哥们丹飞”况我，我称庸人倒可以呼一声“我的兄弟庸人”，也正因此，才夯实了策划人和作者之间的赏识与信任基质。庸人身上的耿介之爷劲使得他在写作中和人际交往的某些场合显得稍稍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而又是这股子“不合时宜”，吸引了为数不少的铁杆读者和数量庞大的铁杆朋友。对于这部分铁杆来说，他情商大开，游刃有余。另一方面，他又极善于经营自己的小说和剧本创作事业，遍地开花，夺目花红。这样的作家，值得更多读者为之结“丝”成“迷”。
　　庸人是个红人，他的小说多被拍成电视剧，他还是大戏《欢天喜地七仙女》Ⅸ幸福来了你就喊》《铁爷茶馆》的编剧。他的红本质上也得益于他写的是“京味小说”。北京人的爷劲、贫劲让他的作品显出举重若轻的味道。玩世不恭其实是很较真。对于读者们来说，读庸人的书很有乐子，随着未来《大烟帮》连播版、电视剧版的开演，收听收音机、MP3和网络电台的听众，电视机、电脑屏幕前的观众，少不了还有盗版书、盗版碟的庞大消费群，都可以享受庸人带来的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