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企关系是中国的特色，这也是“中国式管理”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
我们要不要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提高执政能力？是的，毫无疑问。
我们要不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是的，毫无疑问。
党组织要不要同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是的，毫无疑问。
那么，关键是怎么结合。
党企关系是中国的特色，这也是“中国式管理”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党组织与企业组织如何互相促进地有效运行，这是考验中国智慧的世纪性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党组织的职能创新，同时也关系到中国企业的组织创新，从管理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中共中央着重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建设和根本任务来抓。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党组织逐渐失去了传统的对经济工作、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和行政事务的处置权，使党的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活动时间和活动经费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影响，企业党组织的存在形式受到挑战。
在新的法人治理结构下，由于企业的股东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日常经营管理权的相互分立，导致了党的组织资源和工作渠道的分割和阻断，企业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受到挑战。
党组织与在现代企业制度融合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党组织职责任务的定位和发生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党组织的需求如何同现代企业的需求有机的结合、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制度如何与现代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相适应。
党的组织、理念怎么与时俱进？
关键词：党建
从历史发展看，建国初期，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领导体制，而是直接延续了战争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党的中央局和地方党委是最高领导机关，党指挥军队、指挥国家。
党组织存在于企业的历史根源，可能要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军事经济模式。在延安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革命根据地，唯有控制一切经济资源服务于军事目的，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并利用敌人的矛盾发展自己。
正如党组织进驻军队一样，党组织进驻企业就是为了保证党对经济资源的绝对控制，从而服务于革命的目的。以当时的环境分析，党组织进驻企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这从共产党夺取政权中的一系列胜利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然而，从建国后直至1978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依然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扮演革命党的角色，甚至在政权稳如泰山的形势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延安式的军事经济也一再失去了转型的机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统治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至1983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党组织在企业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发挥统一领导作用。其显著特点是：企业以党组织为核心对企业生产行政、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组织实行统一领导，一切重要事项，最后决定于党组织。
而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国有工业企业党组织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发挥绝对领导作用。其显著特点是：企业党政合一，企业一切工作置于党组织的直接、绝对领导之下，党委书记是工厂总管家。
由于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这两个时期国有工业企业的管理活动严重混乱，国有工业企业既难以正常地履行作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又缺乏作为经济细胞应有的活力，由于各种矛盾集中于党组织，党组织也无法真正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反而遭到严重削弱。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林尚立认为，我们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以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整合和高度统一的情况下面，政党作为执政的力量，它可以直接通过支配国家资源，可以通过对社会的组织，来实现党所代表的人民的意志，来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整合，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但是，现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的审批，就意味着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所给予的空间，回到你应回到的地位当中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党怎么样来领导国家，怎么来领导社会，就面临着新的问题必须来解决，就必须从过去的直接的领导转向通过制度、通过体制来领导。从过去直接用政策转向法律来实现。
实践证明，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实现跨越性的发展，有效的政治保证非常重要，这个可持续的政治发展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党，在党的建设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才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建设怎样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在21世纪实现它具体目标的政治力量和核心力量。
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关键要随着现实、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发展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的最终成功。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之间的有机的互动，将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政治保障。可持续的政治，加上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成功，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东与西怎么融合？
关键词：现代企业制度
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到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后，十五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股份制正式成为了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在企业的重组改制中，目前有一种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政治应该远离经济组织”，“政治组织要从企业中撤出去”，“要与国际接轨”……似乎经济组织就是纯粹的，就不能有政治的容身之地；政治组织在企业就是异类，企业只有没有政治的成分才能搞好……
在企业中，基本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党组织已经不再行使行政职能，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通过什么方式体现出来？从国际化的视野上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际规则，中国加入WTO后，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要遵照国际规则行事，那么，在国际上看，党组织和企业的关系是怎样的？党要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还是现代企业制度要适应党？
刚与柔怎么互补？
关键词：关系
党建如何与现代企业制度融合？关键是要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做政治思想工作是党组织的长项，从管理的角度看，其效用是提升员工的工作热情以提高工作效率。从管理本质看，要讲求刚柔并济，现代企业制度更多是刚性的一面，那么党组织是否应该发挥柔性的一面，又如何发挥？
从管理的阶段上来看，制度化管理模式也存在着不足，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有一定冲突。
如果国内企业像西方企业一样，完全是制度化管理，也是行不通的，应当提倡制度下的情感管理模式。即以制度化管理模式为基础，适当吸收和利用情感管理、温情管理和激励管理模式中某些优点。
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对待问题的处理原则，往往是按照情、理、法这个顺序来思考，即首先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处理是否符合人情世故、是否合乎常理，然后才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制度、法律，这种原则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而制度化管理模式，遇事不讲人情常理，只看是否符合制度，显得比较“呆板”、有时甚至“残酷”，特别是当制度与情感相互对立时，容易激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管理中被管理的对象是人，人不是一般的物品，他们是有感情的，有思维的，具有能动性，适当的人情味可以软化制度管理的刚性，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加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管理的效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党务工作参与生产经营关键在把握“度”。实际上，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说不完全是个“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认识生产经营、行政工作、党建工作三者关系，及其各自工作范围和工作程序的问题。如果仅仅把参与和干预的区别看成是个如何把握“度”的问题，便会很自然地得出生产经营即行政工作，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就是以行政工作为中心，参与就是参与行政工作的错误结论。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生产经营。
所谓生产经营，是围绕企业产品的投入、产出、销售、分配乃至保持简单再生产或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开展的各种有组织的活动的总称。生产经营是企业各项工作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系统。党的基本路线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在企业就是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在这里生产经营是经济建设在企业的代称，与行政管理工作不是一个概念。因此，以生产经营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在企业方向上的体现，并不是说要以某项具体工作、某个方面的工作为中心。
生产经营作为一个系统，包含了企业工作的全部内容，既包含了行政管理、技术开发，具体的生产、销售过程，也包含了党的建设，包含了有效地化解生产关系中的各种矛盾，调动职工创造性地工作，从而围绕生产经营这一中心形成了各个子系统。而各个子系统之间从逻辑上看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共同从属于生产经营这一中心，这里不存在处于生产经营这个中心之外的另一个中心。
专家指出， 在企业中设置党组织并切实发挥作用，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在企业的必然要求。未来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一种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国有企业振兴和发展的政企关系、社企关系，是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有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同我们的政治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够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实践证明，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得好，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落实得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就会有起色。现代企业制度不仅不排斥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而且为党员科学地实施对企业的政治领导提供了体制依托和规范化的程序。公司中的党组织能不能继续像在国有企业内一样行使权力？党组织在公司中依《党章》办事，保证监督的作用不应发生变化，但发挥作用的形式和途径需要重新调整。党组织的作用主要应通过党员干部、党员的个人活动显现出来。党员干部应凭借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或监事会，在董事会、监事会中的活动受法律制约。
中国式管理如何拓展？
关键词：组织
从管理科学的视角看，党和企业都是组织，前者为政治组织，后者为经济组织，两种组织如何在一起一体化运营？从组织的角度看，党组织在现代企业中要发挥哪些功能？如何发挥？如何认识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党建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是典型的中国式管理问题，中国的企业管理确实存在着只属于自己的鲜明的地域、民族和文化特色；这种有别于其它地域与民族的“特色”，也正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制胜的关键“竞争力“所在；中国想要产生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化大企业，需要管理理论的支撑，这也正是中国式管理肩负的历史使命。
从我国的企业实践中可以看出：党组织在企业中非但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累赘和急于要甩出去的包袱，而且是企业明显可以信赖、朝夕都离不开、非常难能可贵的优势和财富。
早在计划经济的时候，由于党组织的优势和努力，才能凝聚、积淀为大庆的精神、作风，才能有“王铁人”式的英雄群体的涌现，才能一举甩掉我国“贫油国”的落后帽子；也由于有这些组织的优势和努力，才能有我国制造发明“两弹一星”的震惊世界的壮举，这些奇迹不是单靠某一两个什么企业“头”、“老板”能够制造出来的。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企业要重组改制、深化改革、抓大放小、放开搞活，有的要走关、停、并、转的道路，有的要搞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有的要寻求再就业渠道，解决下岗职工第二次就业的问题等等。一道道难题、一连串事关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主要都是靠企业里的党组织走在最前面。可见经济组织里的政治优势不能丢、财富不可失。
从大的时代背景上看，党建与现代企业制度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两个不同的学科，究其本质，是站在工商管理的领域来探讨公共管理领域的事。因为政府管理、政党管理这些都是公共领域里的事，公共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主进行了很多创新，创新的走势就是引入了很多工商管理的范畴，包括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等等。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提出的“企业化政府”模式（即“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种单一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如下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化政府”模式对于党建工作在企业的创新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怎么走？
关键词：创新
很多企业在党建工作中被一些问题所困扰，比如企业党建工作方式陈旧，形式主义的东西过多，没有找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最佳结合点。
建立公司制后，有的企业党组织仍然坚持要以党委的名义对企业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有的甚至党委不批准的，董事会无权做出决策，对新形势下如何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思想上不清楚。
在工作方法上，形式主义的东西较多。
一是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党建工作的标准仍停留在开多少次会，簿册记载全不全，每年搞了“几比”、几学”、几抓”、“几结合”。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对经济工作促进不大。
二是教育内容上缺乏新思路，不能结合实际、针对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对党员进行行之有效的教育。
三是上级对企业党建考核过细、过繁，要求也不切实际，事事定量打分，表格、记录层层填写，表面上看抓得很实，实际上分散了企业的精力，增加了企业负担。
失去了传统的对经济工作、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和行政事务的处置权，党组织在企业中应该具体管些什么，怎么管才能不和现代企业制度相矛盾？从管理的角度看，党组织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能？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党建创新，应该是一种理念的创新，是一种组织的创新。
专家指出，理顺党企关系，我们必须既要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历史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和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制企业已经为我们提供的科学企业领导体制或法人治理结构的一般规范和规则要求，同时又要切实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某些一成不变的所谓西方成熟经验或某个马列经典论断出发，通过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体制的改革，努力探索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国际惯例的一般规则和规范要求，又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和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或国有法人治理结构形式。
中国企业改革五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扩权让利，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
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1986年底，是扩权让利改革的深化。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利改税。
第三阶段：从1987年到1990年底，企业改革进入对政企职责进行定位的探索。这一阶段企业的指导思想或者基本思路从通过扩权让利、利改税来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转向了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
第四阶段：从1991年到1993年，企业改革转入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全面探索。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企业推向市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努力塑造国有企业独立的法人地位，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以贯彻落实《企业法》、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重点，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深化和完善各类企业改革试点。
第五阶段：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从1993年底开始，我国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着力进行企业制度创新，解决深层次矛盾，逐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奠定基础。
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有：
企业法人制度。企业法人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企业法人制度，是出资者为了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获取利润，出资构造的一种经营组织并使其人格化，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能够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
有限责任制度。实行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有限责任制度有两层意思：一是企业只以全部法人财产为限，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二是当企业破产清盘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
科学的组织制度。科学的组织制度使企业的权力机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之间的责任明确，并且互相制约，使每一方的利益得到保障，同时，企业行为又受到合理的约束。
所以，当前我国各级正在深入进行的各项社会管理体制（包括各项宏观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各项微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实现形式改革、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改革等，都应为有利于从根本上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党企关系，实现上述要求，努力创造良好环境，尽量提供方便条件。
我们要不要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提高执政能力？是的，毫无疑问。
我们要不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是的，毫无疑问。
党组织要不要同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是的，毫无疑问。
那么，关键是怎么结合。
党企关系是中国的特色，这也是“中国式管理”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党组织与企业组织如何互相促进地有效运行，这是考验中国智慧的世纪性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党组织的职能创新，同时也关系到中国企业的组织创新，从管理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中共中央着重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建设和根本任务来抓。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党组织逐渐失去了传统的对经济工作、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和行政事务的处置权，使党的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活动时间和活动经费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影响，企业党组织的存在形式受到挑战。
在新的法人治理结构下，由于企业的股东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日常经营管理权的相互分立，导致了党的组织资源和工作渠道的分割和阻断，企业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受到挑战。
党组织与在现代企业制度融合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党组织职责任务的定位和发生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党组织的需求如何同现代企业的需求有机的结合、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制度如何与现代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相适应。
党的组织、理念怎么与时俱进？
关键词：党建
从历史发展看，建国初期，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领导体制，而是直接延续了战争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党的中央局和地方党委是最高领导机关，党指挥军队、指挥国家。
党组织存在于企业的历史根源，可能要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军事经济模式。在延安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革命根据地，唯有控制一切经济资源服务于军事目的，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并利用敌人的矛盾发展自己。
正如党组织进驻军队一样，党组织进驻企业就是为了保证党对经济资源的绝对控制，从而服务于革命的目的。以当时的环境分析，党组织进驻企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这从共产党夺取政权中的一系列胜利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然而，从建国后直至1978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依然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扮演革命党的角色，甚至在政权稳如泰山的形势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延安式的军事经济也一再失去了转型的机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统治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至1983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党组织在企业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发挥统一领导作用。其显著特点是：企业以党组织为核心对企业生产行政、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组织实行统一领导，一切重要事项，最后决定于党组织。
而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国有工业企业党组织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发挥绝对领导作用。其显著特点是：企业党政合一，企业一切工作置于党组织的直接、绝对领导之下，党委书记是工厂总管家。
由于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这两个时期国有工业企业的管理活动严重混乱，国有工业企业既难以正常地履行作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又缺乏作为经济细胞应有的活力，由于各种矛盾集中于党组织，党组织也无法真正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反而遭到严重削弱。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林尚立认为，我们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以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整合和高度统一的情况下面，政党作为执政的力量，它可以直接通过支配国家资源，可以通过对社会的组织，来实现党所代表的人民的意志，来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整合，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但是，现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的审批，就意味着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所给予的空间，回到你应回到的地位当中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党怎么样来领导国家，怎么来领导社会，就面临着新的问题必须来解决，就必须从过去的直接的领导转向通过制度、通过体制来领导。从过去直接用政策转向法律来实现。
实践证明，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实现跨越性的发展，有效的政治保证非常重要，这个可持续的政治发展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党，在党的建设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才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建设怎样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在21世纪实现它具体目标的政治力量和核心力量。
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关键要随着现实、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发展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的最终成功。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之间的有机的互动，将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政治保障。可持续的政治，加上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成功，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东与西怎么融合？
关键词：现代企业制度
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到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后，十五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股份制正式成为了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在企业的重组改制中，目前有一种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政治应该远离经济组织”，“政治组织要从企业中撤出去”，“要与国际接轨”……似乎经济组织就是纯粹的，就不能有政治的容身之地；政治组织在企业就是异类，企业只有没有政治的成分才能搞好……
在企业中，基本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党组织已经不再行使行政职能，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通过什么方式体现出来？从国际化的视野上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际规则，中国加入WTO后，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要遵照国际规则行事，那么，在国际上看，党组织和企业的关系是怎样的？党要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还是现代企业制度要适应党？
刚与柔怎么互补？
关键词：关系
党建如何与现代企业制度融合？关键是要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做政治思想工作是党组织的长项，从管理的角度看，其效用是提升员工的工作热情以提高工作效率。从管理本质看，要讲求刚柔并济，现代企业制度更多是刚性的一面，那么党组织是否应该发挥柔性的一面，又如何发挥？
从管理的阶段上来看，制度化管理模式也存在着不足，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有一定冲突。
如果国内企业像西方企业一样，完全是制度化管理，也是行不通的，应当提倡制度下的情感管理模式。即以制度化管理模式为基础，适当吸收和利用情感管理、温情管理和激励管理模式中某些优点。
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对待问题的处理原则，往往是按照情、理、法这个顺序来思考，即首先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处理是否符合人情世故、是否合乎常理，然后才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制度、法律，这种原则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而制度化管理模式，遇事不讲人情常理，只看是否符合制度，显得比较“呆板”、有时甚至“残酷”，特别是当制度与情感相互对立时，容易激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管理中被管理的对象是人，人不是一般的物品，他们是有感情的，有思维的，具有能动性，适当的人情味可以软化制度管理的刚性，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加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管理的效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党务工作参与生产经营关键在把握“度”。实际上，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说不完全是个“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认识生产经营、行政工作、党建工作三者关系，及其各自工作范围和工作程序的问题。如果仅仅把参与和干预的区别看成是个如何把握“度”的问题，便会很自然地得出生产经营即行政工作，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就是以行政工作为中心，参与就是参与行政工作的错误结论。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生产经营。
所谓生产经营，是围绕企业产品的投入、产出、销售、分配乃至保持简单再生产或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开展的各种有组织的活动的总称。生产经营是企业各项工作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系统。党的基本路线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在企业就是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在这里生产经营是经济建设在企业的代称，与行政管理工作不是一个概念。因此，以生产经营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在企业方向上的体现，并不是说要以某项具体工作、某个方面的工作为中心。
生产经营作为一个系统，包含了企业工作的全部内容，既包含了行政管理、技术开发，具体的生产、销售过程，也包含了党的建设，包含了有效地化解生产关系中的各种矛盾，调动职工创造性地工作，从而围绕生产经营这一中心形成了各个子系统。而各个子系统之间从逻辑上看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共同从属于生产经营这一中心，这里不存在处于生产经营这个中心之外的另一个中心。
专家指出， 在企业中设置党组织并切实发挥作用，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在企业的必然要求。未来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一种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国有企业振兴和发展的政企关系、社企关系，是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有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同我们的政治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够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实践证明，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得好，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落实得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就会有起色。现代企业制度不仅不排斥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而且为党员科学地实施对企业的政治领导提供了体制依托和规范化的程序。公司中的党组织能不能继续像在国有企业内一样行使权力？党组织在公司中依《党章》办事，保证监督的作用不应发生变化，但发挥作用的形式和途径需要重新调整。党组织的作用主要应通过党员干部、党员的个人活动显现出来。党员干部应凭借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或监事会，在董事会、监事会中的活动受法律制约。
中国式管理如何拓展？
关键词：组织
从管理科学的视角看，党和企业都是组织，前者为政治组织，后者为经济组织，两种组织如何在一起一体化运营？从组织的角度看，党组织在现代企业中要发挥哪些功能？如何发挥？如何认识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党建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是典型的中国式管理问题，中国的企业管理确实存在着只属于自己的鲜明的地域、民族和文化特色；这种有别于其它地域与民族的“特色”，也正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制胜的关键“竞争力“所在；中国想要产生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化大企业，需要管理理论的支撑，这也正是中国式管理肩负的历史使命。
从我国的企业实践中可以看出：党组织在企业中非但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累赘和急于要甩出去的包袱，而且是企业明显可以信赖、朝夕都离不开、非常难能可贵的优势和财富。
早在计划经济的时候，由于党组织的优势和努力，才能凝聚、积淀为大庆的精神、作风，才能有“王铁人”式的英雄群体的涌现，才能一举甩掉我国“贫油国”的落后帽子；也由于有这些组织的优势和努力，才能有我国制造发明“两弹一星”的震惊世界的壮举，这些奇迹不是单靠某一两个什么企业“头”、“老板”能够制造出来的。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企业要重组改制、深化改革、抓大放小、放开搞活，有的要走关、停、并、转的道路，有的要搞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有的要寻求再就业渠道，解决下岗职工第二次就业的问题等等。一道道难题、一连串事关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主要都是靠企业里的党组织走在最前面。可见经济组织里的政治优势不能丢、财富不可失。
从大的时代背景上看，党建与现代企业制度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两个不同的学科，究其本质，是站在工商管理的领域来探讨公共管理领域的事。因为政府管理、政党管理这些都是公共领域里的事，公共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主进行了很多创新，创新的走势就是引入了很多工商管理的范畴，包括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等等。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提出的“企业化政府”模式（即“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种单一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如下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化政府”模式对于党建工作在企业的创新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怎么走？
关键词：创新
很多企业在党建工作中被一些问题所困扰，比如企业党建工作方式陈旧，形式主义的东西过多，没有找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最佳结合点。
建立公司制后，有的企业党组织仍然坚持要以党委的名义对企业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有的甚至党委不批准的，董事会无权做出决策，对新形势下如何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思想上不清楚。
在工作方法上，形式主义的东西较多。
一是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党建工作的标准仍停留在开多少次会，簿册记载全不全，每年搞了“几比”、几学”、几抓”、“几结合”。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对经济工作促进不大。
二是教育内容上缺乏新思路，不能结合实际、针对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对党员进行行之有效的教育。
三是上级对企业党建考核过细、过繁，要求也不切实际，事事定量打分，表格、记录层层填写，表面上看抓得很实，实际上分散了企业的精力，增加了企业负担。
失去了传统的对经济工作、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和行政事务的处置权，党组织在企业中应该具体管些什么，怎么管才能不和现代企业制度相矛盾？从管理的角度看，党组织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能？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党建创新，应该是一种理念的创新，是一种组织的创新。
专家指出，理顺党企关系，我们必须既要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历史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和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制企业已经为我们提供的科学企业领导体制或法人治理结构的一般规范和规则要求，同时又要切实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某些一成不变的所谓西方成熟经验或某个马列经典论断出发，通过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体制的改革，努力探索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国际惯例的一般规则和规范要求，又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和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或国有法人治理结构形式。
中国企业改革五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扩权让利，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
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1986年底，是扩权让利改革的深化。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利改税。
第三阶段：从1987年到1990年底，企业改革进入对政企职责进行定位的探索。这一阶段企业的指导思想或者基本思路从通过扩权让利、利改税来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转向了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
第四阶段：从1991年到1993年，企业改革转入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全面探索。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企业推向市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努力塑造国有企业独立的法人地位，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以贯彻落实《企业法》、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重点，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深化和完善各类企业改革试点。
第五阶段：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从1993年底开始，我国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着力进行企业制度创新，解决深层次矛盾，逐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奠定基础。
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有：
企业法人制度。企业法人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企业法人制度，是出资者为了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获取利润，出资构造的一种经营组织并使其人格化，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能够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
有限责任制度。实行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有限责任制度有两层意思：一是企业只以全部法人财产为限，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二是当企业破产清盘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
科学的组织制度。科学的组织制度使企业的权力机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之间的责任明确，并且互相制约，使每一方的利益得到保障，同时，企业行为又受到合理的约束。
所以，当前我国各级正在深入进行的各项社会管理体制（包括各项宏观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各项微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实现形式改革、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改革等，都应为有利于从根本上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党企关系，实现上述要求，努力创造良好环境，尽量提供方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