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吕迪华与陈诚夫人谭祥孩提时一起玩耍过，非常要好，长大后各自成了家便为莫逆之交。在国共决战前夕谭祥随陈诚准备去台湾时，曾力邀我母亲同行，但她终因子女太多而婉言推辞了。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因这一层关系参加了上海市政协学习小组。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母亲的父亲吕苾筹与谭延闿共事廿年，辗转南北，从未离开须臾。在谭氏为孙中山所召，任广州大本营秘书长之前，无论在青岛、上海、南京我们两家不是一墙之隔相邻而居便是合住一处大宅院。因此两家子女童年时曾生活在一起，长大成人后自然都成了好朋友。母亲和祥姨(即谭祥，谭、吕两家既是世交又是姻亲故以此称谓)志趣相近因此过从甚密。祥姨初抵台湾与母亲尚有书信往来，直至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则音讯全无。
　　1989年上海市政协将谭祥逝世的消息告知母亲，我们当即拟就唁电准备拍电报给祥姨长子陈履安。跑邮局之事我便揽下来，但无法获得确切的台湾地址，怎么办?陈履安时任“经济部长”，于是只得发至“经济部”。当时大陆与台湾邮电不通，上海思南路邮局虽然受理台湾的电报业务，但实际上是由香港转发。该电报最后是否送到了陈履安手中则不得而知。即使他收到也会因政务在身不便联系的。有去无回不免使老母亲感觉非常失落，总觉得一件心事并未了却。此举虽以个人名义悼念，实质是一件政治任务。
　　在谭祥逝世一周年之际，母亲为抒发思念之情特与父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前馆员黎叔平)共同完成一篇追思悼念之文。其中除了倾诉离别愁情外还述及谭、吕两家“儿童大军”，年长的大哥谭伯羽(谭延闿长子)组织孩子们读文习字、游戏、甚至体育活动的情景，非常生动又有意义。因不知怎样才能使对方亲自收到信件，无奈只得束之高阁，谁知这一搁竟然就是廿年。父母亲先后去世后，我在整理他们遗物时发现这篇纸张已经泛黄的祭文，总觉得不应让它就这样沉睡于故纸堆中，但一时也没有设想。后来我在整理叔父遗著《文史消闲录》时便把它收集在该书附录中。
　　2008年暑假我赴美探望住在马里兰州的大儿子一家。闲来无事常去Rockville图书馆消磨时间。一天，在一份华文报纸上见到一则消息：《台湾前监察院长陈履安来罗市(Rockville)举行人生哲学讲座》，会场就设在我常去的图书馆。此则新闻使我眼前顿时一亮。行前我有意无意中将直至赴美前夕才成书的《文史消闲录》带去了几本，于是立即电话预约参加此次讲座的入场券。那天会场布置庄重，由于演讲者是一位大人物，故人气甚旺，座无虚席，气氛相当热烈。与会者大部分为台湾人士。我是有备而来，等演讲一结束，便快步抢先走到陈履安面前作一番毛遂自荐。这样一个来自大陆的人跟他“套近乎”，他可能感到有些唐突，但听我说得很真切，他才慢慢回过神来，并接过收录了《悼念表妹谭祥》一文的册子和我预先写好的一封信。这时求见者已排成长队，我便匆匆结束了这次谈话，合影后互留地址、电话。他说常去上海，以后有机会再详谈。
　　我将父母所撰写的文字亲手交给祥姨之子陈履安，了却了父母生前的愿望。
　　陈履安出身于显赫家庭，自己又曾是一位高官，甚至竞选过“总统”。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一派学者风度。儒雅可亲，演讲时自始至终面带微笑，身着一件极其普通的白衬衫，毫无将门之子的傲气。一则因为他研究佛学多年，对世事看得澹泊，另外跟他家教密不可分。我们家里藏有一帧他们小时候的全家照片，父亲陈诚一身戎装，母亲穿着淡雅朴素。男孩子一律白衬衫，女孩子则淡青竹布长衫，不论男孩、女孩脚上穿的都是白底黑布鞋。每次看都觉得很亲切，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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