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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葛浩文的个人统计，截至2013年，其翻译出版的大陆和台湾的文学作品（不包括其他书籍中收入的篇章和节选），共计五十二部，已提交出版社或已签合同、正在进行中的尚有七部，其中有阿来的《格萨尔王传》、王安忆的《富萍》以及贾平凹的《废都》。
在已出版的五十二部译著中，莫言居首，共有九部；其次是萧红和苏童，各有四部；刘恒、毕飞宇和王朔各二部。台湾作家中，葛浩文比较偏爱黄春明，已出版三部。部分翻译是葛浩文与妻子林丽春女士合作完成的，另巴金的《第四病室》（1999年）和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2009）是他和孔海立合译完成。
总体来看，葛浩文的翻译是以当代大陆作家的小说创作为主。但他的早期翻译，则比较杂，既有台湾作家，如陈若曦、李昂，也有大陆作家，如杨绛、张洁；除了当代作家外，也有现代作家，如萧红、端木蕻良。众所周知，他走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之路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女性作家——萧红，让葛浩文提笔翻译的却是另外一位女性作家——陈若曦。葛浩文翻译的第一部中文小说即是台湾作家陈若曦的《尹县长》，1978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出了修订版，这部记录陈若曦在大陆“文革”期间生活的小说集，为她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和她的纪实写作风格。而葛浩文的这第一部译著，也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当年7月2日的《纽约时报》刊发了题为《真实的中国》的书评，从题目上，可想而知评论者的立场和着眼点，这毫不奇怪。该评论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以及陈若曦在中国的经历，似乎完全忽视了该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这一点，可以说是《纽约时报》书评的一贯风格，即便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其将文学和政治混为一谈的风格始终也没有改变。
葛浩文最初的翻译似乎偏爱女作家，最早翻译的十部作品中，除了黄春明和端木蕻良外，都是女性作者，包括杨绛、萧红、张洁、李昂，当然他此时最钟爱的是萧红。在最初翻译的著作中，引起关注的主要是杨绛的《干校六记》和李昂的《杀夫》，这点和两部著作在汉语界引起较高的关注度是一致的。在《干校六记》的评论文章《“臭老九”的再教育》一文里，作者开篇给出了一个通用至今的论断，“就其丰富性、道德的紧迫性和戏剧性来说，没有什么历史事件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具有文学潜力了”。放眼望去，当今中国文坛的主力以及他们的重要作品，可以说多是得益于“文革”提供的丰富素材。而这种深具历史感的文学作品，却成为域外窥探中国的一个窗口，严重的历史错位则又再一次地形成了认识上的荒诞，而关于“文革”，我们写得够多，却思考得不够深，大多一如既往地是一个受害者的视角。
关于《杀夫》，葛浩文在书名上做了大胆的改动，译为The Butcher’s Wife（直译为《屠夫的妻子》），这一改动，相对于原题目的血腥和暴力，显然更含蓄些，也更能给读者充分的想像空间。葛浩文不仅翻译了李昂的作品，也对李昂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性与社会：李昂的创作》一文中，葛浩文详细介绍了李昂的创作历程以及作品中大量涉及性内容的内在心理机制，并充分肯定了李昂正是由于“这种对于个人感觉的深度探索，而不是别的什么，奠定了她作为台湾最大胆和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的名声”。
《杀夫》的出版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洛杉矶时报》很快发表了书评，称该作是“描写关于被男人压迫的女性的作品中，或者在一个冷漠的社会中被扼杀的无助的牺牲品的作品中是最卑劣的也是最恐怖的一本小说”。不能不承认，李昂的《杀夫》在当年两岸读者中都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惊。如果说，鲁迅的《祝福》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冷峻视角描写中国女性的被剥削和被扼杀，李昂的《杀夫》则是采用电影镜头般的手法将女性被欺凌的血腥场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因而也就更有震撼力，而其中不仅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欺凌，更有女性的愚昧阴险对另一天真无知女性的扼杀。
在这一阶段里，葛浩文最勤奋的一年是1990年，共计有五部译著面世，包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白先勇的《孽子》、艾蓓的《红藤绿地母》以及谢丰丞的《少年维特的身后》，从中不难看出，葛浩文在选择书目上还比较盲目或者被动。上述几部作品，都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可以说，也没能抓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品。如今回过头看，葛浩文错过了九十年代前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幸运的是，之后葛浩文的翻译选择就渐入佳境，基本上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学引领潮流的一些代表作家。
1991年，葛浩文翻译出版了贾平凹的《浮躁》，并获得了帕伽索斯文学奖，该译著还于2003年由格罗夫出版社出版了平装本。它的出版，得到了著名学者王德威的关注，其于来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将贾平凹的乡村描写和鲁迅、茅盾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其超越了后两者之处在于增加了心理和意识形态分析，而对于译者，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对原作的改编使其更具可读性。甚至认为“《浮躁》也是一个译者似乎比作者更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的译作”。
1993年，葛浩文遇到了莫言。《红高粱》同时由企鹅出版公司和英国海尼曼出版公司出版，1994年企鹅公司出了经典版。不可否认，该作的翻译开启了葛浩文和莫言长达二十年的良好合作关系，也为莫言最终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立下汗马功劳。其实，早在2000年高行健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时，葛浩文就预言过莫言获奖的今天，不妨这里引述一下他的原话：
高行健的得奖，我很高兴，我认为他是有资格的。你刚才提到的那几位，我认为都有些不足。比如巴金先生，他的文学贡献很大，以作家来看，我也译过他的一本小说，但要算国际一流作家，还有一点问题。巴金自己说：“我不是小说家。”“是魔鬼逼着我写的。”他的作品中，确实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生活，但在艺术上还有不足之处。再说王蒙，他确实是一个有才气、中西贯通的作家，但据我所知，诺贝尔奖还没有先例……还有北岛，他的作品，诗歌不算很多，……出国之后，写的东西没有大发展，没有大作品，他早期的小说写得不错。前几年北岛提名似乎提得多了点，并不利于得奖。另一个年轻作家莫言，我翻了他好几部作品，他还年轻，四十五岁，诺贝尔奖给予五十岁以下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卡夫卡，目前选莫言还有一点难，过十年有希望。我跟他本人说，你要再等十年。他的作品的缺点是有点啰嗦。至于台湾那个李敖先生，我认为评他诺贝尔奖是个笑话，是他自己吹出来的，他也没有什么大作品（葛浩文这里有记忆错误，卡夫卡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作者注）。 如他所言，十二年后莫言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却了全中国人的心愿。葛浩文读过《红高粱》后，为之所吸引并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感觉那才是他要翻译的作品，并立即跟莫言取得了联系。其中还有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是，谭恩美听说了他将翻译《红高粱》后，让自己的经纪人和出版社交涉，硬是将版税增加了四倍之多。《红高粱》出版后不久，同年3月13日的《独立报》就发表了评论文章，作者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莫言的美学风格，即华丽而强烈的对比冲突，作者连用了几个排比句式概括了该作中的美学特点，即“最美的也是最令人厌恶的，最奇特的也是最普通的，最神圣的也是最堕落的，最英雄的也是最野蛮的”。4月18日的《纽约时报》以《无政府状态和显见的厄运》为题也发表了评论文章，作者同样注意到了作者对那种既恐怖又滑稽的残暴血腥的场景给予了生动细致的描绘。
在这一年，葛浩文还完成了刘恒的《黑的雪》，尽管获得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年度最优秀的五部作品之一和年度西方翻译笔会最佳作品，但在评论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在1991-2000这十年间里，葛浩文可以说是接触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批作家，共计翻译出版了十五部作品，除了台湾的王祯和和朱天文，以及大陆的巴金外，其余全部为九十年代当代文学界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包括苏童、王朔、古华、李锐、虹影、马波等人。
1995年，葛浩文完成了马波的《血色黄昏》、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和苏童的《米》。
关于《血色黄昏》，评论者给出了题为《一篇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的书评，文中作者谈到，“诚然马波和其他许多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但问题是：没有这些成千上万的热烈的参与者这场革命是否会发生？不幸的是，大多数有关“文革”书籍的作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问题”。的确如此！
《天堂蒜薹之歌》其实是葛浩文最早接触到的莫言的小说，但当他遇到《红高粱》后，考虑到国际影响，还是决定先翻译出版《红高粱》。后来，《天堂蒜薹之歌》也出版了。1995年6月12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书评，题为《你几乎感觉到的乡村中国的“二十二条军规”》，作者评价莫言为中国重要的作家，其作品带有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特点，小说的故事具有粗粝的自然主义的基础，散发着现实生活的气味，因而也充满了幻觉、魔力和怪诞的梦境。在评论者眼里，这个所谓的“天堂”，“简言之，就是一个爱和成功沦为算计和腐败的牺牲品的地方。人们争吵，流血，卑躬屈膝。小说里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到处散发着臭味、到处是老鼠、虱子和蛆虫的腐尸的世界里，到处是混合着血液和尿液的气味，大蒜酸腐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也弥漫在农民的呼吸里”。从《红高粱》的残暴血腥，到《天堂蒜薹之歌》的腐臭肮脏，莫言的精细描绘的确成就了他独有的一种审丑美学特质。
除了1996年完成古华的《贞女》外，葛浩文此后以每年两部的速度匀速进展。1997年，出版了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和李锐的《旧址》；1998年出版的是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和虹影的《饥饿的女儿》；1999年是朱天文的《荒人笔记》（与林丽春合译）和巴金的《第四病室》（与孔海立合译）；2000年是莫言的《酒国》和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这其中，较大改动的就是将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译为Daughterofthe River，意为“河流的女儿”。从这一时期的翻译也不难看出葛浩文的翻译雄心，即，他既关注着大陆，也关注着台湾；既关注着当代，也关注着现代。
进入新世纪，葛浩文的翻译仍然保持着每年两三部的进度。2001年，分别翻译出版了黄春明的《苹果的味道》、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和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前二者都没有引起评论界较大的反响和关注。而莫言则一如既往地吸引着评论界的目光，《纽约时报》、《出版者周刊》和《亚洲书评》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并对莫言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评价，甚至将其比作中国的卡夫卡，认为他具有多重视角检视中国的能力，其在小说中创造出了《变形记》般的奇异的变化，刺激了麻木的官僚主义和冷漠的现代政府。
2002年翻译出版的《尘埃落定》为葛浩文获得了本年度的桐山奖和《洛杉矶时报》最佳图书奖。2002年4月19日的《纽约时报》刊发了长篇书评。作者称赞阿来成功地打造了一个令人心动的虚构世界，并生动刻画了生活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阿来把西方人知之甚少的西藏的一部分过去神话化，如此也创造了既是全景般的又有亲近感的一部历史小说。
2003年，葛浩文翻译出版了李永平的《吉陵春秋》。2004年，翻译出版了春树的《北京娃娃》，二者都获得一些评论界的关注。特别是后者，毫不意外地，被评论者放在棉棉的《糖》和卫慧的《上海宝贝》一起进行了批评。但对于春树的讽刺天分，评论者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如果作者能够抵挡住国内外的各种吹捧，还是有希望的。
2004年出版的《丰乳肥臀》获得了一位重要的评论者的关注，即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2005年5月9日的《纽约客》发表了厄普代克的长篇评论文章《苦竹》，该评论文章将莫言的《丰乳肥臀》和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一起进行了比较分析。在他看来，莫言设置了大量的残忍的事件、魔幻的现实、妇女崇拜、自然描写，以及大量的隐喻等，认为中国小说缺乏伊丽莎白全盛期在礼仪方面的教导，苏童和莫言都随心所欲地运用身体细节，伴随着性、出生、生病和暴力死亡事件。作者并不同意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看到了人性的退化和中国人性格的萎缩，而旨在引起注意”的评论，认为作品中大量的低俗下流的内容使得作者在道德上的冒险是个失败。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不能不承认，厄普代克的眼光是敏锐的，他也的确是抓住了莫言和苏童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005年，除了《我的帝王生涯》外，葛浩文还翻译出版了另外两种作品，萧红的《染布匠的女儿：萧红小说选》和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可惜两部作品几乎都没有什么反响。
2007年，葛浩文共有三部译著出版，分别是朱天心的《古都》，苏童的《碧奴》和毕飞宇的《青衣》。尽管几部作品在汉语界口碑不错，但在英语界反响平平。仅在《出版者周刊》上发表了评论者关于《古都》和《青衣》的简短评论，而关于苏童的《碧奴》未见只言片语。 2008年，葛浩文同样出版了三部译作：莫言的《生死疲劳》、姜戎的《狼图腾》和张炜的《古船》。可以说，三部作品都有一定的分量。莫言的《生死疲劳》还获得了同年度第一届纽曼文学奖，颁奖地即为笔者此刻所在的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2008年5月4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再生》。该评论认为，该小说就像一部纪录片，记载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变迁，但该小说仍是一部充满了狂野的想像和创造性的小说，评论者同时也指出该书由于充盈着大量的乡村政治和乡村性活动而使得该书显得粗糙、猥亵和滑稽。这一评论和厄普代克如出一辙，在有关莫言小说的评论中也并不鲜见，可惜并未引起莫言的足够重视。
2008年5月4日的《纽约时报》以《野性的呼唤》为题发表了关于《狼图腾》的评论文章，作者认为，小说作者被鲁迅的改变“国民性格”的雄心所激发，很明显想利用他虚构的游牧生活来提出一个观点，不仅是他对中国读者的先入之见导致了该作在西方的挫败，而且作者也没能很好地将他的经历和精神转化成小说，反而使得他的作品读起来更像是关于游牧生活的优越性的辩论。
相对来说，《古船》的反响就有些平淡，仅在《出版者周刊》上出现了简短评论。
2009年，葛浩文出版的译著是和孔海立合译的《鴜鹭湖的忧郁》，也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反响。
2010年，是葛浩文收获颇丰的一年，共有四部译著出版，分别是：苏童的《河岸》、莫言的《变》、毕飞宇的《玉米》和老舍的《骆驼祥子》。《河岸》和《玉米》分别获得了2009、2010年的曼氏亚洲文学奖。出乎意外的是，四部作品中反响最热烈的是毕飞宇的《玉米》，2010年8月9日的《独立报》发表了评论文章。作者给该小说的评价是，这个叙述三姐妹在“文革”结束后的奋斗故事既是一个复杂的道德寓言，也表明了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来并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国家。同时也指出，作者实际上也暗示了人类的精神是复杂的，其真正的寓意也在于中国的觉醒也是要付出代价的。2010年8月15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的书评作者则认为，尽管该小说分量不重，但对西方读者是有用和教育意义的，因为它以一种可感知的人类术语记载了中国妇女的低价值以及乡村和城市的深深割裂。
值得一提的是，葛浩文将苏童的《河岸》译作了The Boatto Redemption，意为“通向救赎的船”。显然这是译者的理解。而笔者则认为，苏童该部小说的主题是“寻找母亲”，而不是“救赎”，关于这点，在《一则关于寻找母亲的寓言》（《名作欣赏》2012年第七期）一文中，笔者曾做过探讨。
2011到2013年度，葛浩文分别完成的是刘震云的《手机》、莫言的《四十一炮》和《檀香刑》。而2012年，借助于葛浩文的翻译，莫言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的翻译事业也到达了顶峰。
莫言仍旧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2013年1月8日的《卫报》刊发了评论文章。认为该作（《四十一炮》）代表了莫言作品中所有的问题，从更广的角度说，可能是代表了三十年中国文学的问题，同时还指出，很多和他同时代的作家的写作都充满了性。1月31日的《纽约时报》也发表了评论文章，作者将主人公比作是肉食艺术家，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吃、性和权力在主人公罗的怪异的故事中是密切相关的，在莫言的其他小说中也是如此。作者认为，评论界赋予莫言小说高度赞许的语调就在于，其作品是非凡的文学想像和农民精神的结合，这样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如今，葛浩文的翻译工作仍旧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的翻译已然是中国当代文学通向世界的一座坚实的桥梁。
在已出版的五十二部译著中，莫言居首，共有九部；其次是萧红和苏童，各有四部；刘恒、毕飞宇和王朔各二部。台湾作家中，葛浩文比较偏爱黄春明，已出版三部。部分翻译是葛浩文与妻子林丽春女士合作完成的，另巴金的《第四病室》（1999年）和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2009）是他和孔海立合译完成。
一
总体来看，葛浩文的翻译是以当代大陆作家的小说创作为主。但他的早期翻译，则比较杂，既有台湾作家，如陈若曦、李昂，也有大陆作家，如杨绛、张洁；除了当代作家外，也有现代作家，如萧红、端木蕻良。众所周知，他走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之路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女性作家——萧红，让葛浩文提笔翻译的却是另外一位女性作家——陈若曦。葛浩文翻译的第一部中文小说即是台湾作家陈若曦的《尹县长》，1978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出了修订版，这部记录陈若曦在大陆“文革”期间生活的小说集，为她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和她的纪实写作风格。而葛浩文的这第一部译著，也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当年7月2日的《纽约时报》刊发了题为《真实的中国》的书评，从题目上，可想而知评论者的立场和着眼点，这毫不奇怪。该评论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以及陈若曦在中国的经历，似乎完全忽视了该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这一点，可以说是《纽约时报》书评的一贯风格，即便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其将文学和政治混为一谈的风格始终也没有改变。
葛浩文最初的翻译似乎偏爱女作家，最早翻译的十部作品中，除了黄春明和端木蕻良外，都是女性作者，包括杨绛、萧红、张洁、李昂，当然他此时最钟爱的是萧红。在最初翻译的著作中，引起关注的主要是杨绛的《干校六记》和李昂的《杀夫》，这点和两部著作在汉语界引起较高的关注度是一致的。在《干校六记》的评论文章《“臭老九”的再教育》一文里，作者开篇给出了一个通用至今的论断，“就其丰富性、道德的紧迫性和戏剧性来说，没有什么历史事件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具有文学潜力了”。放眼望去，当今中国文坛的主力以及他们的重要作品，可以说多是得益于“文革”提供的丰富素材。而这种深具历史感的文学作品，却成为域外窥探中国的一个窗口，严重的历史错位则又再一次地形成了认识上的荒诞，而关于“文革”，我们写得够多，却思考得不够深，大多一如既往地是一个受害者的视角。
关于《杀夫》，葛浩文在书名上做了大胆的改动，译为The Butcher’s Wife（直译为《屠夫的妻子》），这一改动，相对于原题目的血腥和暴力，显然更含蓄些，也更能给读者充分的想像空间。葛浩文不仅翻译了李昂的作品，也对李昂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性与社会：李昂的创作》一文中，葛浩文详细介绍了李昂的创作历程以及作品中大量涉及性内容的内在心理机制，并充分肯定了李昂正是由于“这种对于个人感觉的深度探索，而不是别的什么，奠定了她作为台湾最大胆和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的名声”。
《杀夫》的出版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洛杉矶时报》很快发表了书评，称该作是“描写关于被男人压迫的女性的作品中，或者在一个冷漠的社会中被扼杀的无助的牺牲品的作品中是最卑劣的也是最恐怖的一本小说”。不能不承认，李昂的《杀夫》在当年两岸读者中都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惊。如果说，鲁迅的《祝福》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冷峻视角描写中国女性的被剥削和被扼杀，李昂的《杀夫》则是采用电影镜头般的手法将女性被欺凌的血腥场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因而也就更有震撼力，而其中不仅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欺凌，更有女性的愚昧阴险对另一天真无知女性的扼杀。
在这一阶段里，葛浩文最勤奋的一年是1990年，共计有五部译著面世，包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白先勇的《孽子》、艾蓓的《红藤绿地母》以及谢丰丞的《少年维特的身后》，从中不难看出，葛浩文在选择书目上还比较盲目或者被动。上述几部作品，都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可以说，也没能抓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品。如今回过头看，葛浩文错过了九十年代前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幸运的是，之后葛浩文的翻译选择就渐入佳境，基本上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学引领潮流的一些代表作家。
二
1991年，葛浩文翻译出版了贾平凹的《浮躁》，并获得了帕伽索斯文学奖，该译著还于2003年由格罗夫出版社出版了平装本。它的出版，得到了著名学者王德威的关注，其于来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将贾平凹的乡村描写和鲁迅、茅盾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其超越了后两者之处在于增加了心理和意识形态分析，而对于译者，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对原作的改编使其更具可读性。甚至认为“《浮躁》也是一个译者似乎比作者更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的译作”。
1993年，葛浩文遇到了莫言。《红高粱》同时由企鹅出版公司和英国海尼曼出版公司出版，1994年企鹅公司出了经典版。不可否认，该作的翻译开启了葛浩文和莫言长达二十年的良好合作关系，也为莫言最终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立下汗马功劳。其实，早在2000年高行健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时，葛浩文就预言过莫言获奖的今天，不妨这里引述一下他的原话：
高行健的得奖，我很高兴，我认为他是有资格的。你刚才提到的那几位，我认为都有些不足。比如巴金先生，他的文学贡献很大，以作家来看，我也译过他的一本小说，但要算国际一流作家，还有一点问题。巴金自己说：“我不是小说家。”“是魔鬼逼着我写的。”他的作品中，确实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生活，但在艺术上还有不足之处。再说王蒙，他确实是一个有才气、中西贯通的作家，但据我所知，诺贝尔奖还没有先例……还有北岛，他的作品，诗歌不算很多，……出国之后，写的东西没有大发展，没有大作品，他早期的小说写得不错。前几年北岛提名似乎提得多了点，并不利于得奖。另一个年轻作家莫言，我翻了他好几部作品，他还年轻，四十五岁，诺贝尔奖给予五十岁以下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卡夫卡，目前选莫言还有一点难，过十年有希望。我跟他本人说，你要再等十年。他的作品的缺点是有点啰嗦。至于台湾那个李敖先生，我认为评他诺贝尔奖是个笑话，是他自己吹出来的，他也没有什么大作品（葛浩文这里有记忆错误，卡夫卡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作者注）。 如他所言，十二年后莫言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却了全中国人的心愿。葛浩文读过《红高粱》后，为之所吸引并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感觉那才是他要翻译的作品，并立即跟莫言取得了联系。其中还有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是，谭恩美听说了他将翻译《红高粱》后，让自己的经纪人和出版社交涉，硬是将版税增加了四倍之多。《红高粱》出版后不久，同年3月13日的《独立报》就发表了评论文章，作者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莫言的美学风格，即华丽而强烈的对比冲突，作者连用了几个排比句式概括了该作中的美学特点，即“最美的也是最令人厌恶的，最奇特的也是最普通的，最神圣的也是最堕落的，最英雄的也是最野蛮的”。4月18日的《纽约时报》以《无政府状态和显见的厄运》为题也发表了评论文章，作者同样注意到了作者对那种既恐怖又滑稽的残暴血腥的场景给予了生动细致的描绘。
在这一年，葛浩文还完成了刘恒的《黑的雪》，尽管获得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年度最优秀的五部作品之一和年度西方翻译笔会最佳作品，但在评论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在1991-2000这十年间里，葛浩文可以说是接触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批作家，共计翻译出版了十五部作品，除了台湾的王祯和和朱天文，以及大陆的巴金外，其余全部为九十年代当代文学界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包括苏童、王朔、古华、李锐、虹影、马波等人。
1995年，葛浩文完成了马波的《血色黄昏》、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和苏童的《米》。
关于《血色黄昏》，评论者给出了题为《一篇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的书评，文中作者谈到，“诚然马波和其他许多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但问题是：没有这些成千上万的热烈的参与者这场革命是否会发生？不幸的是，大多数有关“文革”书籍的作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问题”。的确如此！
《天堂蒜薹之歌》其实是葛浩文最早接触到的莫言的小说，但当他遇到《红高粱》后，考虑到国际影响，还是决定先翻译出版《红高粱》。后来，《天堂蒜薹之歌》也出版了。1995年6月12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书评，题为《你几乎感觉到的乡村中国的“二十二条军规”》，作者评价莫言为中国重要的作家，其作品带有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特点，小说的故事具有粗粝的自然主义的基础，散发着现实生活的气味，因而也充满了幻觉、魔力和怪诞的梦境。在评论者眼里，这个所谓的“天堂”，“简言之，就是一个爱和成功沦为算计和腐败的牺牲品的地方。人们争吵，流血，卑躬屈膝。小说里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到处散发着臭味、到处是老鼠、虱子和蛆虫的腐尸的世界里，到处是混合着血液和尿液的气味，大蒜酸腐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也弥漫在农民的呼吸里”。从《红高粱》的残暴血腥，到《天堂蒜薹之歌》的腐臭肮脏，莫言的精细描绘的确成就了他独有的一种审丑美学特质。
除了1996年完成古华的《贞女》外，葛浩文此后以每年两部的速度匀速进展。1997年，出版了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和李锐的《旧址》；1998年出版的是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和虹影的《饥饿的女儿》；1999年是朱天文的《荒人笔记》（与林丽春合译）和巴金的《第四病室》（与孔海立合译）；2000年是莫言的《酒国》和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这其中，较大改动的就是将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译为Daughterofthe River，意为“河流的女儿”。从这一时期的翻译也不难看出葛浩文的翻译雄心，即，他既关注着大陆，也关注着台湾；既关注着当代，也关注着现代。
三
进入新世纪，葛浩文的翻译仍然保持着每年两三部的进度。2001年，分别翻译出版了黄春明的《苹果的味道》、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和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前二者都没有引起评论界较大的反响和关注。而莫言则一如既往地吸引着评论界的目光，《纽约时报》、《出版者周刊》和《亚洲书评》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并对莫言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评价，甚至将其比作中国的卡夫卡，认为他具有多重视角检视中国的能力，其在小说中创造出了《变形记》般的奇异的变化，刺激了麻木的官僚主义和冷漠的现代政府。
2002年翻译出版的《尘埃落定》为葛浩文获得了本年度的桐山奖和《洛杉矶时报》最佳图书奖。2002年4月19日的《纽约时报》刊发了长篇书评。作者称赞阿来成功地打造了一个令人心动的虚构世界，并生动刻画了生活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阿来把西方人知之甚少的西藏的一部分过去神话化，如此也创造了既是全景般的又有亲近感的一部历史小说。
2003年，葛浩文翻译出版了李永平的《吉陵春秋》。2004年，翻译出版了春树的《北京娃娃》，二者都获得一些评论界的关注。特别是后者，毫不意外地，被评论者放在棉棉的《糖》和卫慧的《上海宝贝》一起进行了批评。但对于春树的讽刺天分，评论者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如果作者能够抵挡住国内外的各种吹捧，还是有希望的。
2004年出版的《丰乳肥臀》获得了一位重要的评论者的关注，即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2005年5月9日的《纽约客》发表了厄普代克的长篇评论文章《苦竹》，该评论文章将莫言的《丰乳肥臀》和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一起进行了比较分析。在他看来，莫言设置了大量的残忍的事件、魔幻的现实、妇女崇拜、自然描写，以及大量的隐喻等，认为中国小说缺乏伊丽莎白全盛期在礼仪方面的教导，苏童和莫言都随心所欲地运用身体细节，伴随着性、出生、生病和暴力死亡事件。作者并不同意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看到了人性的退化和中国人性格的萎缩，而旨在引起注意”的评论，认为作品中大量的低俗下流的内容使得作者在道德上的冒险是个失败。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不能不承认，厄普代克的眼光是敏锐的，他也的确是抓住了莫言和苏童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005年，除了《我的帝王生涯》外，葛浩文还翻译出版了另外两种作品，萧红的《染布匠的女儿：萧红小说选》和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可惜两部作品几乎都没有什么反响。
2007年，葛浩文共有三部译著出版，分别是朱天心的《古都》，苏童的《碧奴》和毕飞宇的《青衣》。尽管几部作品在汉语界口碑不错，但在英语界反响平平。仅在《出版者周刊》上发表了评论者关于《古都》和《青衣》的简短评论，而关于苏童的《碧奴》未见只言片语。 2008年，葛浩文同样出版了三部译作：莫言的《生死疲劳》、姜戎的《狼图腾》和张炜的《古船》。可以说，三部作品都有一定的分量。莫言的《生死疲劳》还获得了同年度第一届纽曼文学奖，颁奖地即为笔者此刻所在的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2008年5月4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再生》。该评论认为，该小说就像一部纪录片，记载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变迁，但该小说仍是一部充满了狂野的想像和创造性的小说，评论者同时也指出该书由于充盈着大量的乡村政治和乡村性活动而使得该书显得粗糙、猥亵和滑稽。这一评论和厄普代克如出一辙，在有关莫言小说的评论中也并不鲜见，可惜并未引起莫言的足够重视。
2008年5月4日的《纽约时报》以《野性的呼唤》为题发表了关于《狼图腾》的评论文章，作者认为，小说作者被鲁迅的改变“国民性格”的雄心所激发，很明显想利用他虚构的游牧生活来提出一个观点，不仅是他对中国读者的先入之见导致了该作在西方的挫败，而且作者也没能很好地将他的经历和精神转化成小说，反而使得他的作品读起来更像是关于游牧生活的优越性的辩论。
相对来说，《古船》的反响就有些平淡，仅在《出版者周刊》上出现了简短评论。
2009年，葛浩文出版的译著是和孔海立合译的《鴜鹭湖的忧郁》，也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反响。
2010年，是葛浩文收获颇丰的一年，共有四部译著出版，分别是：苏童的《河岸》、莫言的《变》、毕飞宇的《玉米》和老舍的《骆驼祥子》。《河岸》和《玉米》分别获得了2009、2010年的曼氏亚洲文学奖。出乎意外的是，四部作品中反响最热烈的是毕飞宇的《玉米》，2010年8月9日的《独立报》发表了评论文章。作者给该小说的评价是，这个叙述三姐妹在“文革”结束后的奋斗故事既是一个复杂的道德寓言，也表明了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来并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国家。同时也指出，作者实际上也暗示了人类的精神是复杂的，其真正的寓意也在于中国的觉醒也是要付出代价的。2010年8月15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的书评作者则认为，尽管该小说分量不重，但对西方读者是有用和教育意义的，因为它以一种可感知的人类术语记载了中国妇女的低价值以及乡村和城市的深深割裂。
值得一提的是，葛浩文将苏童的《河岸》译作了The Boatto Redemption，意为“通向救赎的船”。显然这是译者的理解。而笔者则认为，苏童该部小说的主题是“寻找母亲”，而不是“救赎”，关于这点，在《一则关于寻找母亲的寓言》（《名作欣赏》2012年第七期）一文中，笔者曾做过探讨。
2011到2013年度，葛浩文分别完成的是刘震云的《手机》、莫言的《四十一炮》和《檀香刑》。而2012年，借助于葛浩文的翻译，莫言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的翻译事业也到达了顶峰。
莫言仍旧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2013年1月8日的《卫报》刊发了评论文章。认为该作（《四十一炮》）代表了莫言作品中所有的问题，从更广的角度说，可能是代表了三十年中国文学的问题，同时还指出，很多和他同时代的作家的写作都充满了性。1月31日的《纽约时报》也发表了评论文章，作者将主人公比作是肉食艺术家，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吃、性和权力在主人公罗的怪异的故事中是密切相关的，在莫言的其他小说中也是如此。作者认为，评论界赋予莫言小说高度赞许的语调就在于，其作品是非凡的文学想像和农民精神的结合，这样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如今，葛浩文的翻译工作仍旧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的翻译已然是中国当代文学通向世界的一座坚实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