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才，四川宣汉人，1917年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津浦路西反扫荡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兖州、泰安、宿北、枣庄、莱芜、济南、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一江山岛战役和歼灭小股美蒋武装特务登陆浙东南沿海战斗。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4年在杭州逝世，享年87岁。本文作者赵金东系赵明才之子。
　　我的父亲赵明才出生于1917年，1933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10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父亲有幸被交流到一方面军，分配在中央警卫营任防空排长，1937年2月在延安又幸运地被选拔到毛主席警卫班擔任贴身警卫员。
　　小时候，父亲常对我们五个子女说起他在延安时的往事，延河水、宝塔山、枣园的灯光、杨家岭的窑洞……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终身难忘。父亲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毛主席为了增强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昼夜忙碌。他每天除了批阅大量的公文电报，还要写作，对中国革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实践论》就是在那时完成的。由于白天要开会、作报告，主席只能在晚上写作，他常常写到深夜，直到天快亮了才睡觉。
　　当时毛主席办公的地方是一排五间连着的窑洞，主席住在第二和第三间，外边有个小院子，西边连着一间屋子，住着十几个机要人员和秘书。有一次，天明前轮到父亲站岗，他见主席住的窑洞里还透出微弱的灯光，便凑近桑皮纸糊的窗户，看见主席正在油灯下写文章，心中很是感动。他担心主席熬坏了身体，几次想推门进去劝他休息，又怕打断他工作。直到鸡啼了几遍，天亮了，主席才熄灯上炕睡觉。
　　父亲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当年毛主席手把手教他学文化的事情。父亲当警卫员时，常常见到主席在文件电报上签名，便对主席说：“主席的签名真流畅，可我只会一笔一划地写名字，不会写连笔。”主席告诉父亲：“签名能体现签名人的风格。来，小赵，我教你写连笔字。”就这样，父亲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学会了写连笔字，此后的几十年，他一直用毛主席教他的写法签自己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于上世纪50年代写过几篇回忆长征和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但因年代久远，又经历了多次运动，家中已找不到原件。2019年6月，我和大姐特意到浙江省档案馆、北京国家图书馆查找，查到了当年父亲写的《长征途中过春节》等3篇回忆文章。其中1959年写的《毛主席教我们学时事》真实地反映了毛主席对警卫战士的关心和爱护，今天读来仍然感到格外亲切并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父亲这样写道：
　　在延安时，毛主席身边有个姓蓝的警卫员，人很聪明也很能干，但就是贪玩，不爱学习，一有空就出去到处溜达。当时局势很紧张，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很多地方，东北军退出了东三省，主席几乎天天去军委开会，到抗大、党校讲课，基本上不在家。
　　一天上午，主席从外面回来，小蓝想这一会没什么事了，就悄悄地溜出去玩了。可是主席休息了一会，又要出门，大家到处找小蓝，却哪里也找不到。排长只好从排里另抽一位同志补上。
　　主席要上马了，发现小蓝不在，就问：“小蓝呢？”
　　“方才在这里。”排长回答。
　　“我问的是现在。”主席严肃地说。
　　“现在找不着，可能……”排长脸都涨红了，“也许他有事……”
　　“有没有向你请假？”主席问。
　　“没有。”排长回答。
　　“好，现在出发。他回来以后，叫他到我那里去。”主席说完就上了马。
　　直到下午，主席才回来，刚下马就问排长：“小蓝回来了吗？”
　　“回来了！”
　　“马上叫他来！”
　　“是！”排长答应着走出去。
　　我们想小蓝这回一定要挨主席批评了，他也的确该受到批评。
　　我们跟着主席回到了屋里。主席走到左边窑壁上挂着的一张全国地图前站住了，伸手挪动插在地图右上角的白旗（主席习惯在地图上用各色旗帜标志不同的力量），又拿个小棍在地图上比划着。
　　这时，小蓝低着头走了进来，他连眼皮也不敢抬。主席一看见他，就笑着招呼他说：“唔，你回来了？”然后挥挥手要小蓝过来。小蓝在地图前面站定了，主席用小棍指着地图，看看我们又看看小蓝说：“我今天考一考小蓝。小蓝，你说现在日本鬼子打到哪里了？占领了哪些地方？”
　　“嗯……”小蓝抬起头，眼睛直愣愣地瞅着地图。我们几个人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别怕，说说看，现在鬼子打到哪里了？”主席柔声催促。
　　“打，打……”小蓝实在说不上来。
　　“你们哪一个能说上来？”主席转过脸来问我们。
　　说实话，我们也说不上来，有的人顶多知道一点，也不敢站出来说。
　　“大家放胆说吧，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主席看透了我们的心思，鼓励我们说。
　　过了一会，一个同志鼓起勇气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三省、北平、天津……”
　　主席高兴地点一点头，又微笑着问：“还有呢？”
　　“察哈尔！”有人想了半天才说。
　　主席见我们实在说不上来了，就接下去说：“上海和沿海港口呢？”
　　“也很紧张。”一个同志马上接口说。
　　“对，当前全国局势都很紧张。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革命者，必须以极大的注意力关心时局的发展。目前的情况是……”主席思索了一下，用棍子指点着地图给我们分析：自从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当局仍然继续执行过去错误的妥协政策。东北三省、北平、天津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大规模的侵略计划，正进兵华北及沿海重要港口和城市。察哈尔、上海的战火已经烧起来了。敌人正在加速实施他们第二步、第三步的侵略计划。“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认清局势，清醒头脑，接受教训，团结一致，抵抗日寇。”主席的声调，越说越激昂。 　　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主席的分析，先是为自己的无知、为自己对祖国的命运关心不够而感到羞愧，后来就被国民党的妥协政策和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激起深深的愤怒。主席放下手里的棍子，和蔼地对我们说：“所以大家必须好好学习。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学习时事、学习文化。青年时期是最好的学习时期。一个人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必须善于利用时间学习。”
　　主席挨个地看着我们，然后挥挥手说：“你们都还年轻，将来要为党做很多工作，比现在所做的工作，要繁重得多。那么现在必须好好学习，学习！”主席强调道。他的话就像响亮的洪钟，每一个字、每一句都牢牢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
　　聆听了主席的教诲，大家都深感自己过去学习得太少了，实在对不起党和主席的关怀和期望。大家都下定决心，从现在起，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学习。当天夜里，父亲就开始学习文化，他的文盲帽子就是在延安时期摘掉的。尤其是小蓝，他后来进步得最快，字也写得最好。
　　1937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12月的一天，父亲陪主席散步时，说想加入新四军去打日本鬼子。主席听后，笑着说：“你是吃不惯黑豆小米想回南方吃大米吧？行，有机会我就叫你回南方。”不久，军委作战部副部长聂鹤亭调至新四军工作，临行前来向主席告别，主席就叫我父亲负责聂鹤亭的安全保卫工作，跟他去新四军。谁知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情况有变，周恩来命令聂鹤亭返回延安。父亲急忙告诉周副主席：“毛主席是叫我到新四军的。”于是，办事处另派警卫员护送聂鹤亭回到了延安。
　　1937年底新四军在汉口宣告成立，1938年1月军部移至南昌。到了南昌，“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牌子是我父亲挂上去的。后来父亲跟着张云逸、赖传珠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逃过了“皖南事变”一劫。
　　1944年1月底，在皖东雷官战斗中，父亲胸部负了重伤，伤愈后调到方毅任专员的抗日根据地搞后勤。有一天，父亲的老上级张云逸副军长路过那里，问明情况后二话不说就把父亲带回军部。于是，父亲又干上了老本行，担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连长、保卫副官，直到抗战胜利。

　　1959年，父亲从浙江省军区后勤部调到浙江省公安总队担任副总队长。1960年，毛主席来到杭州，父亲给来杭的毛主席担任警卫，秘书叶子龙一眼认出了父亲并把他带到主席跟前，主席居然也一眼认出了20多年前那个“要去南方吃大米”的小赵。
　　父亲激动地向主席报告：“主席，我又归队了！”主席亲切地询问了他这些年的工作和家庭情況。此时，父亲也顾不得警卫纪律了，提出女儿想见见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欣然同意了。于是，正在上中学的大姐金琳幸运地见到了毛主席，并与主席面对面交谈，席间主席还抓起茶几上的糖给她吃。这幸福的时刻成为姐姐今生最美好的记忆。后来姐姐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成为部队的一名文艺工作者。
　　1968年6月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沈阳军区、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成员。在休息厅等待接见时，在主席身边工作了40多年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发现了我父亲，就把他拉进休息厅喝茶，凑巧主席经过休息厅，又认出了我父亲。主席询问了父亲的近况，并嘱咐他要认真学习。
　　在父亲5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一生刻苦学习文化知识，是抗大五分校和解放军后勤学院指挥系毕业的高材生。
　　在父母的熏陶和支持下，大姐和哥哥大学毕业后也到了部队工作。哥哥赵金光是浙江大学无线电系的高材生，大学快毕业时，国防科委到学校去挑选专业人才，哥哥无论哪方面都是最佳人选，但就是身体不好，患有周期性麻痹症，不适应艰苦地区的部队生活。但国防科研部门选中了他，认为这个工作非他莫属，于是派人上家中找父母亲做工作。父亲听了情况后，对来人说：“这种艰苦的地方，我的孩子不去，谁去？你们放心，他是军人的后代，军人的后代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一定叫他按时去报到。”被派来做工作的干部激动地握住父亲的手说：“太感谢你们了，你们不愧是老红军、老前辈！”
　　其实，哪有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孩子的？但身为老红军，在他们的心里国防事业就是最大最要紧的事。就这样，哥哥到了那个连饮用水都要从数百公里外运进来的极其艰苦的地方——国防科委新疆某试验基地，一干就是16年！当哥哥转业回到家时，原本不健壮的身体更虚弱了，父亲摸着儿子因为长期受放射性元素辐射而过早谢顶的头时流下了眼泪。他说：“儿子，你是为了祖国的强大做出了自己应有的牺牲，值得！光荣！你是我的儿子，我也光荣！”
　　上世纪90年代初，哥哥转业回到北京，曾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通信总站站长，直到2015年退休，他带过的技术员都成为了将军。哥哥这一生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希望，为祖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父母亲的支持和哥哥姐姐的影响下，我和二姐、妹妹也相继参军，全家7口全都是兵。 　　父亲戎马一生，淡泊名利，从不在乎荣誉、地位、待遇。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不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任劳任怨、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干一行爱一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以及歼灭小股美蒋武装特务登陆浙江东南沿海战斗。上世纪50年代父亲担任浙江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参与组建了驻浙江部队的大部分医院。他把部队的医务人员和留用的知识分子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把医院管理得井井有条。每逢有危重病人手术时，他总是亲临手术室，直到手术完成。父亲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娃，成长为一个有文化的技术管理干部。
　　1958年，上级决定：驻杭州三军指战员利用休息时间以义务劳动的形式修建一条杭城至笕桥机场的杭笕公路，为建国10周年和杭州人民献上一份厚礼。父亲领命担任公路修建工程总指挥。在工地上，参加劳动的既有身经百战的将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叱咤战场的战斗英雄、翱翔蓝天的飞行员，也有年轻的战士甚至正在住院的病号。父亲吃住在工地上，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难得回趟家也是一身的泥灰。经过驻杭部队官兵的辛勤付出，这条高质量的杭笕公路提前建成通车，受到了省市领导及杭州人民的高度赞扬。
　　1968年夏，上級命令父亲带领部队赴丽水执行任务。途中父亲的车发生碰撞事故，父亲被撞成脑震荡，头部缝了7针。上级要派人将父亲接回杭州治疗，父亲坚决拒绝，并表示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去，一直坚持到完成任务才返回杭州做进一步治疗。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哥哥和二姐在浙江军区西湖小学读书，毎逢周末回家，星期日中午总能吃到满满一大沙锅的野兔炖萝卜，少肉缺油的我们高兴得就像过了大节！那时父亲只要没任务，星期六晚上就会背上他的猎枪，带上头灯，跑遍杭州周边的山山水水，就为了让周末回家的我们吃上一顿荤腥。而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最期待的就是每年的国庆节，每到那天，父母都会带着我们去看游行和焰火晚会，还会拿出积蓄让我们吃一顿大餐。
　　父亲虽是一个普通的兵爸爸，但在我们孩子的心中是永远不倒的丰碑！
　　〔责任编辑 周佳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