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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来临前后，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一代80后，以叛逆的思维进入大众视野。
而当三十而立的韩寒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担当转而又彻底崩塌，他与走入黄昏的公知大V们一起，为这个同质化的时代留下了怎样的注脚？
叛逆十年：
韩寒、蒋方舟们的精神救赎
2000年，一夜暴红的“韩寒现象”还是一个公众话题。当年韩寒18岁，刚刚成年，如今他已35岁，已为人父。
现在想来，当年对“韩寒现象”的讨论抑或批判实则是“80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一次预演。众所周知，那时的韩寒一年前退学，但已经出版《三重门》和《零下一度》，拒绝就读复旦大学，从此走出自己的路。出道以来，韩寒被大众一直关注着，从一个前途未卜的文学青年，到转变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选韩寒当市长？这一点也不耸动。不喜欢的人还是觉得他嘻嘻哈哈，但是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喜欢他对公共事件锐利的、一针见血的评论，喜欢他一个比喻就把装正经的人推倒在地的那种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韩寒身上的标签被用来标注整个80后群体。但这个群体无法绕过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郭敬明。在这个“粉丝经济”时代，要么取利，要么留名，郭敬明显然属于前者。“电影《小时代》里全是90后，甚至00后的笑点、泪点、尖叫点”。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但是世界是不是垃圾场并不是郭敬明要关心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要把这些垃圾变现成郭敬明的名牌。这就是郭式价值观。而这和我们这个高度追求物质成功和GDP增长的国度相辅相成：当物质得到满足，精神尽可抛却。
对于韩寒或者郭敬明，很多人觉得代表了两种价值观，少年成名的80后作家蒋方舟认为它并不是代表了两种人，而是一种人的两种状态。日前，蒋方舟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讲述了九个有关逃离的故事。同样受关注的是80后评论家、诗人杨庆祥出版的《80后，怎么办？》。
这批曾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年轻人生长在一个变革的年代：中国社会的分野是如此明显，更多的年轻人分享到最大的社会红利，是拥有了“走出去”的机会。1990年代兴起的重商主义大潮，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受洗群体；而新技术时代所带来的文明与价值观的碰撞，他们则是必然的担当者。
“80后不过是被催熟的果子。”文学评论家朱大可曾做出如此评价。
知名媒体人许知远这么评价那个时候风头强劲的韩寒：“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韩寒觉得许知远说的是对的，“我特别理解他说的所有东西”。
任何聪明都不能超越时代。让时光倒转近80年，巴金也在韩寒这个年龄。巴金也是从中学走向社会，他在同人媒体上写文章抨击时事的时候，比韩寒小，也是凭藉少年的直觉、热情和理想，其锐利却不输于韩寒前些年的杂文。在今天的韩寒这么大时，巴金早已完成了传诵至今的作品。
巴金只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群星中的一颗，古往今来，每个时代能够攀上思想顶峰的人，都对思想有着最为沉重的承担。韩寒却似乎是今日广大青年中的孤独标杆。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家”？这究竟揭示了他的某种特异素质，还是我们时代的病症？
公知大V们的黄昏：
青年们需要怎样的精神领袖？
曾几何时，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大V”，这个中国互联网深具标志意义的新生群体，正面临未曾有过的挑战。拥有1600万粉丝的房地产商潘石屹，以卖萌的姿态表达了郁闷：“为什么当初要在我们头上加个V？”潘石屹老友兼同行任志强，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微博无限好，大V近黄昏？”
早在微博出现之前，青年学者唐小兵就在《“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一文里指出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立场决定言说，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互动；讨论社会问题模式化与“平庸化”，依据思维惯性和固有知识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
而微博的兴起显然放大了这些缺点，更何况，这个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进而不愿意接受简单说教的人越来越多，到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680万人。
与“专家”、“教授”等词汇一样，“公知”也渐渐成了带贬义的词汇。在很多语境中，“公知”往往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一位公知大V自我介绍写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他发了三千多条微博，“最大的诱惑是即刻的影响力，你会看多少转发、多少粉丝，多少人赞同你的观点，这是人性的弱点。”他说，微博会让人自大，“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于是越来越自信，其实社会已经很多元化了。”
我们则猛然发现，网络上的话语权仍与现实中成正比，只是换了一个场域而已，大佬还是大佬，屌丝还是屌丝。现实中拥尽各种资源的成功人士们在微博上依然风生水起，被大量粉丝所簇拥，甚至随着网络的几何式扩散，风头一时盖过现实中的自己，在“转发”和“评论”的合力下造就了一个个虚幻的“大V”形象。
在话语权和传播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公知”一词的性质也悄然生变，这个被过度消费的词汇，本身所代表的群体也发生了戏剧性的移位，关于知识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变成了消费和娱乐，各种盲从和片面之词也粉墨登场。
朱大可说，微博拓展了公知和民众发言的空间，但知识分子发言的专业性却变得越来越弱，许多人除了发布140字的短句，没有找到运用专业知识去从事文化建构的道路。于是这种声音就很容易沦为“姿态”。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必然会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竹内好在谈及日本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困惑时说：“青年的主要要求，如果离开直接的生存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自我完成吧。在以表面是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的人，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发现问题。”
每一代年轻人都在千万次地问，向同时代的青年导师提问，也在向自己提问。
而当三十而立的韩寒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担当转而又彻底崩塌，他与走入黄昏的公知大V们一起，为这个同质化的时代留下了怎样的注脚？
叛逆十年：
韩寒、蒋方舟们的精神救赎
2000年，一夜暴红的“韩寒现象”还是一个公众话题。当年韩寒18岁，刚刚成年，如今他已35岁，已为人父。
现在想来，当年对“韩寒现象”的讨论抑或批判实则是“80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一次预演。众所周知，那时的韩寒一年前退学，但已经出版《三重门》和《零下一度》，拒绝就读复旦大学，从此走出自己的路。出道以来，韩寒被大众一直关注着，从一个前途未卜的文学青年，到转变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选韩寒当市长？这一点也不耸动。不喜欢的人还是觉得他嘻嘻哈哈，但是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喜欢他对公共事件锐利的、一针见血的评论，喜欢他一个比喻就把装正经的人推倒在地的那种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韩寒身上的标签被用来标注整个80后群体。但这个群体无法绕过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郭敬明。在这个“粉丝经济”时代，要么取利，要么留名，郭敬明显然属于前者。“电影《小时代》里全是90后，甚至00后的笑点、泪点、尖叫点”。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但是世界是不是垃圾场并不是郭敬明要关心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要把这些垃圾变现成郭敬明的名牌。这就是郭式价值观。而这和我们这个高度追求物质成功和GDP增长的国度相辅相成：当物质得到满足，精神尽可抛却。
对于韩寒或者郭敬明，很多人觉得代表了两种价值观，少年成名的80后作家蒋方舟认为它并不是代表了两种人，而是一种人的两种状态。日前，蒋方舟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讲述了九个有关逃离的故事。同样受关注的是80后评论家、诗人杨庆祥出版的《80后，怎么办？》。
这批曾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年轻人生长在一个变革的年代：中国社会的分野是如此明显，更多的年轻人分享到最大的社会红利，是拥有了“走出去”的机会。1990年代兴起的重商主义大潮，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受洗群体；而新技术时代所带来的文明与价值观的碰撞，他们则是必然的担当者。
“80后不过是被催熟的果子。”文学评论家朱大可曾做出如此评价。
知名媒体人许知远这么评价那个时候风头强劲的韩寒：“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韩寒觉得许知远说的是对的，“我特别理解他说的所有东西”。
任何聪明都不能超越时代。让时光倒转近80年，巴金也在韩寒这个年龄。巴金也是从中学走向社会，他在同人媒体上写文章抨击时事的时候，比韩寒小，也是凭藉少年的直觉、热情和理想，其锐利却不输于韩寒前些年的杂文。在今天的韩寒这么大时，巴金早已完成了传诵至今的作品。
巴金只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群星中的一颗，古往今来，每个时代能够攀上思想顶峰的人，都对思想有着最为沉重的承担。韩寒却似乎是今日广大青年中的孤独标杆。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家”？这究竟揭示了他的某种特异素质，还是我们时代的病症？
公知大V们的黄昏：
青年们需要怎样的精神领袖？
曾几何时，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大V”，这个中国互联网深具标志意义的新生群体，正面临未曾有过的挑战。拥有1600万粉丝的房地产商潘石屹，以卖萌的姿态表达了郁闷：“为什么当初要在我们头上加个V？”潘石屹老友兼同行任志强，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微博无限好，大V近黄昏？”
早在微博出现之前，青年学者唐小兵就在《“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一文里指出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立场决定言说，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互动；讨论社会问题模式化与“平庸化”，依据思维惯性和固有知识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
而微博的兴起显然放大了这些缺点，更何况，这个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进而不愿意接受简单说教的人越来越多，到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680万人。
与“专家”、“教授”等词汇一样，“公知”也渐渐成了带贬义的词汇。在很多语境中，“公知”往往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一位公知大V自我介绍写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他发了三千多条微博，“最大的诱惑是即刻的影响力，你会看多少转发、多少粉丝，多少人赞同你的观点，这是人性的弱点。”他说，微博会让人自大，“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于是越来越自信，其实社会已经很多元化了。”
我们则猛然发现，网络上的话语权仍与现实中成正比，只是换了一个场域而已，大佬还是大佬，屌丝还是屌丝。现实中拥尽各种资源的成功人士们在微博上依然风生水起，被大量粉丝所簇拥，甚至随着网络的几何式扩散，风头一时盖过现实中的自己，在“转发”和“评论”的合力下造就了一个个虚幻的“大V”形象。
在话语权和传播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公知”一词的性质也悄然生变，这个被过度消费的词汇，本身所代表的群体也发生了戏剧性的移位，关于知识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变成了消费和娱乐，各种盲从和片面之词也粉墨登场。
朱大可说，微博拓展了公知和民众发言的空间，但知识分子发言的专业性却变得越来越弱，许多人除了发布140字的短句，没有找到运用专业知识去从事文化建构的道路。于是这种声音就很容易沦为“姿态”。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必然会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竹内好在谈及日本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困惑时说：“青年的主要要求，如果离开直接的生存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自我完成吧。在以表面是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的人，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发现问题。”
每一代年轻人都在千万次地问，向同时代的青年导师提问，也在向自己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