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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这位环境督查官先生都会干些什么吗?通俗而言，他的职责就是带领手下在华北六省来回跑，掀井盖、钻下水道、和人吵架。
夜间22点，校改完翌日早间报送国家环保部领导的报告之后，熊跃辉准备离开办公室。站在写字台旁，他拨出了当天最后一个电话，那是打给家里的。在电话里他对妻子说，“我马上就回来了，下点面条吧”。
这是11月10日，北京初冬。白天他去了一趟天津市，与当地环境保护局进行工作衔接，向他们知会一下自己的最新职能，同时也传递一些工作思想和原则——刚刚就任国家环境保护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主任，天津眼下就处于他的辖域内。
回到北京，已是入夜时分。一头钻进办公室，又处理起别的工作。今日之事今日了，这是多年的习惯。他从不把文件压到第二天处理。他说，手下努力好几天加班加点赶出来的文件，要是在我这里压下来，那损失可就大了。
某种程度上，熊跃辉的忙碌显示出中国环境保护战略升级正在不断提速。毫无疑问，中国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环境严峻性问题。中央政府希望能够使环境可持续与经济发展并轨推进，以避免陷入重复治理的恶性循环。
为了提高中央层面对于各地环境状况的掌控效率，早在2003年，原环境保护总局就开始在南方试点设立华东、华南两个分区域督查中心，以便在原有的地方环境保护系统之外建立一套更直接面向北京的大区域信息传递与监察体系。当经验趋于成熟后，东北和西南督查中心也随即成立。现在，轮到熊跃辉操刀的华北督查中心登场了。
这个机构旨在督查包括北京市在内华北六省(市、区)环境污染与治理工作。目前还没有挂牌。明至今，由部机关派出的熊跃辉一直在忙着和底下的环保部门打招呼、忙对接。
不久之前，他还是环保部环境监察局的副局长，担纲这一角色后看起来轻车熟路。比之于以前动辄就要面对来自全国性的问题，现在他只需着重盯紧他的华北区就够了。不过，工作肯定不会轻松的。他随时需要准备吃苦，一点儿也不比以前少。
微服
想知道这位环境督查官先生都会干些什么吗?通俗而言，他的职责就是带领手下在华北六省来回跑，掀井盖、钻下水道、和人吵架。接掌华北中心没有几天，熊跃辉就部署了一次突击行动，派出五个暗查小组潜入华北地区，试图搞清楚辖域内企业污染物排放状况到底怎么样，结果发现情况很不乐观。
这次行动，他们也把网撒到了天津。不打招呼，不露风声，熊跃辉带着两位同事悄悄前往进行随机式暗访。他们先后察看了武清、静海、北辰三个区。在北辰，他们碰到一个没有办理合法环评手续而擅自生产的钢铁厂。熊跃辉和同事登门检查，亮出了执法证，还没有收起来，就被厂里的负责人一把夺了过去。这位市属企业的责任人冲他们咆哮道，“我们是国有企业，你们要执法就找市政府去”。
由于没有地方官陪同，也没有人出面打招呼，三个北京下去的官员就这样被企业控制住了，不允许离开。熊跃辉一位同事口渴，拿起一只纸杯想去饮水机边接点水喝，企业的副总经理一把钳住他的手，抢过杯子，喝道，哪有水给你喝?百般无奈之下，熊跃辉电话叫来了警察、地方政府和环保局的官员，这才得以脱身。
在同一次行动中，他们在当地暗访到一个空调配件厂，场地宽敞，冒着黑烟。熊跃辉想进一步看看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接待他们的企业主立马变脸，阻止他们查看。督查官说，我又不喝你的水又不抽你的烟，没有损害到你的利益，为什么不让看?企业主死活不允。双方发生了争执，这时候厂里冒出一帮人，揪住熊跃辉等人的肩膀就往外推，一边推搡一边吼道，“滚出去!”
好汉不吃眼前亏，熊跃辉一干人来到厂外，打电话给110，地方政府官员也被叫了过去，这样才得以重新进入这个企业的生产车间。查看之后，证明是一个非法排污企业，污染较为严重。
一回到北京，熊跃辉就通过程序给这些问题企业所在地下了整改通知书。还不清楚当地政府是否能够遵照指令对问题企业如实予以整改。熊跃辉说，在整改期满后他们还要回过头去进行检查，按照环保部与监察部的联合规章，如果仍没有整改，“就要追究地方的行政责任了”。
微服暗查是熊跃辉一干国家环保官员擅长的工作手段。效率自不待言，它能使人看到更真切的状况，掌握话语权。暗查归来，他们会把亲眼所见的各种情况报告给决策层，用以检视地方环保系统传递上来的信息是否属实。督查官说，“我们不是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不给他们总结成绩，不考核他们的业绩，好的地方用不着我们去说。”
吃苦
但是，要看真相委实不易。掀井盖、看下水道也是需要非常人毅力才能做到的。這种事情，自从在环监局工作开始，熊跃辉就干了6年。现在挪了岗位，依然还要干下去。他说，有时候想看看下水道里流的是不是污水，井盖才掀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能把人给熏翻。
至于吵架，更是家常便饭。中国所有成规模的企业眼下都有自己的卫队——保安，这些民间安防势力往往极易被企业主操控，借以经营自己独据一隅、不得擅人的地盘。熊跃辉每次差不多都要面对这样的真空地带。如果连门卫那一关都闯不过去，后面的督查工作就开展不了。这时候，他只能和门卫吵架。
进厂门之前，要是受阻于门卫，熊跃辉就要分出一拨人来和门卫交涉，争吵，另一拨人趁机混入厂区。这叫做迅雷不及掩耳，讲究一个速度，否则等厂方回过神来，可能已经开启污染排放设施，掩盖排污痕迹。
门卫通常都吵不过督查官，由于国家赋予的职责在身，亮出执法证后仍不允通过，他就会警告对方是在干扰执法，需负责任之类。如果对方继而请示厂领导，他会阻止，理由是，我进来执法，你没有权力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这几招常能把对方吓唬住。
“一个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司长，要是放不下架子、闻不了臭气、吃不了亏，我就看不到真实情况。”熊跃辉说。因为这个缘故，每次下去之前他都要和手下约定，到现场后不要说自己是司长，“我就是一个普通查污人员”。
有许多企业并不都在城里，可能在偏远落后的山区。熊跃辉要查污，就得从北京自己开着车子出去，到哪里都是这样。在那些目的地，风餐露宿，一顿好饭吃不上是极正常的事情，有时候连吃饭的地儿都找不到。早上7点多出发，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凑合着睡了。熊跃辉一年之中有120天左右是在做类似事情。
因为在诸多本职领域自我放任，对污染状况视而不见见而不管，中国地方环保部门一直以来遭人怀疑是否陷于瘫痪。鉴于地方环保机构本身在行政与财力两方面均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现实，近年对于环保工作不力的批驳日呈激烈。中国显然需要更多像熊跃辉一样的督查官员，可以一竿子插入基层，以摆脱陷入两眼一抹黑的闭塞境地。督查体系更多时候意在于此。 不过，熊跃辉说，他们搞暗访和督查，并不是不相信地方，也不表明地方不努力。问题在于下面的能力还跟不上。一些县级环保局，只有几个职员，每人每年的工作经费就二三百元，掌管着动辄上千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力所不及；加之地方层面不时出现行政干预和钳制，基层环保部门几乎没有能力正常履职。
智斗
事实上，熊跃辉今日担负的督查官角色，就是对地方环保部门功能失灵的一种修补。在国家层面上，他们没有不尽心尽责的理由。至少就目前来看，他们所遭遇的束缚比地方要少很多。这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体系，即使有时候工作受阻，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可以置之不理。
生活在现实情境中的社会人，显然不可以免除因为利益而发生的牵制与干预。熊跃辉如果要保证有效履职，必然也需要面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两层阻碍。对于企业，可以说熊跃辉已研究得十分透彻。他以“三个1/3”来形容当前那些没有社会责任和环境诚信企业的完整心态：1/3的可能是关系开路，通过各种手段贿赂环保官员，要求放一马；1/3的可能是悄悄排污，尽力通过造假掩盖这种行为，能逃则逃：另外的1/3可能就是不十分在乎被查污，顶多就交点小罚款，不痛不痒。
至于地方政府，熊跃辉不是没有领教过他们的把戏。不过他是京官，有极大的余地将他们顶回去。尽管结果可能弄得谁也不买谁的账，至少他回到北京做出的那些取缔和关停指令到了地方上是不容违拗的，否则就有被行政究责的危险。
2006年，水污染的严峻性促使原环保总局推出流域限批措施，熊跃辉和同事开着车子离开北京沿路暗查巡视，取道安徽巢湖时，发现附近山坡下浓烟滚滚，以为是发生了火灾，折过去一探究竟。发现是一家地条钢企业搞得当地天空乌烟瘴气。找进厂里，得知企业不小，两万吨规模，没有任何污染治理设施。熊跃辉四下拍了几张照片，没有亮明身份，也未讲明来意，就准备离开。才一上车，车门就被企业的人拉开，二话不说，扔进来一摞钞票，3万元。
那些人不希望突然闯入的熊跃辉把看到的情况张扬出去。这时候，他也是二话不说，抓起那摞钱就扔了回去，幾个人开车扬长而去。经历了这件事，熊跃辉刻意在巢湖多停留了一些时间，接连看了几家企业。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已被人盯梢了。
紧接着，熊跃辉接到了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问他是否仍在巢湖，说当地主要领导要求见个面。熊跃辉随口应付道，我已离开巢湖。知道地方上已经摸清他的身份和来意，他想避免和当地官员见面。
一连换了几个酒店，最后故布疑云甚至宣称回南京留宿了，依然躲不过去，被找到了。熊跃辉拗不过，只好答应和地方领导一块吃顿早餐。但这没能改变什么，吃饭归吃饭，问题归问题，熊跃辉回头还是给人家下了整改通知书。
有时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枝节，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一旦调查完毕，他就会在最短时间内驱车离开当地，不做停留。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从北京到郑州调查，在郑州地界没有吃饭，一直将车子开到300公里以外的石家庄，才稍事休息、进食。
这种经历对于熊跃辉来说，发生频次实在太高。他说，很多地方环境意识和责任缺失，一味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麻木政绩观还没有消退，否则也用不着他这个司长直接跑到地方上去督查。
手段
2004年，中央政府颁布命令，对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企业实行调控和淘汰，熊跃辉带领一个检查小组去南方巡视，在广西柳州下辖的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4700万元的贫困县，检查出一个4000吨的电解铝企业，这种小规模、高耗电的企业须予淘汰。县委书记和县长出面请熊跃辉一干人吃饭，席间，县委书记拍拍自己的口袋，里面有一叠发票。书记慨叹说，今年上半年，我的账都还没有报。
这个县当年光发工资财政上就需要支出一亿元，遭检查的该家电解铝企业又是当地唯一一家工业企业，每年能贡献1/4的财政收入，可谓地方经济支柱。可熊跃辉还是没有心软。他说当时没法犹豫，像电解铝这种企业，产生的氟化物污染严重，而且当时中国电解铝大量用于出口，把污染留给自己，把资源输送别人，又赚不到多少利润。权衡一下，应该关掉。
这些年，熊跃辉和地方上大道理讲了不少，他常提起健康代价、环境代价的不可赎回性。“一个污染企业可能给地方每年带来几百万收入，但总有一天你拿出几亿十几亿也未必能治理好环境，你让大家付出了健康代价，只换回来几个小钱，得不偿失。”
他明白没有多少人爱听这番乏味的唠叨。中国目前仍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有许多人通常为了钱可以不要命，趋利尺度难以把握。对付这些，熊跃辉有自己的行事手段。当他不得不与地方进行交涉时，他首先会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举起以人为本这杆旗。已经涉及立场和站队问题，这时候地方官和企业就不敢再有抵触。再去讲环保的重要性，听不进去也得洗耳恭听。
督查官说，“污染环境是个政治问题，你企业能赚钱，但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党不允许的。”
卸下这些人的抵触情绪，像熊跃辉这样的查污老手就会严密排查问题。如果这里查不出实质问题，那儿又把人家好一通教训，难免被人指为空耍嘴皮的官僚主义，所以他的原则是一定要找准问题、找出问题、找大问题，要让人家被查了反过来还感到挺佩服。
这都是入职环保部之后多年积攒的经验，看起来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每次遇到出去做培训，熊跃辉就会把这些经验摆一摆。他说，“当然不能强加于人，可能人家也有更好的方法。”
体味
熊跃辉也是个很现实的人，所以他的心并不都是“狠狠”的，似乎见一个问题企业就要关一个。他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动恻隐之心，会想不通。比如以前在西北地区取缔20万吨以下规模的焦碳企业，有很多企业的投资都是当地老百姓东拼西凑、变卖家产投进去的，几千万的项目还没有点火投产，就要取缔了，这时候不光是血本无归的业主纷纷在那里哭天抢地、寻死觅活的，连官员自己也想不通，感觉有些不近人情。
问题是，国家原先就有了政策，明知故犯，不可能让大家先干几年，拿回投资再说。只能当作是在交学费。
熊跃辉理解地方上那种轻环保重经济的做法，他自己也在换位思考，认为一味责怪地方的书记、市长不客观，经济没搞好，他们不好交代，“没有经济基础，工资发不出去，光着屁股能搞环保吗?能上污水处理厂吗?”
不过他不认为经济和环保是一对矛盾。很多时候，两者是可以协调的。他曾奉命彻查过温家宝总理批示的一个案子。在四川省资中县，当地县委书记自浙江省招商引资招去一个化工厂，370万的投资规模，产品本身对环境无害，但生产原料是活化氢，属有害物质。
由于资中是贫困县，当地环保、安全等职能部门一看是县委书记引进的项目，未能 正确引导按规定和规范建设，厂址距居民住宅区只有80米远，不符要求。投产后，生产原料挥发，导致四周植物死亡，破坏生态，居民起而告到了北京。熊跃辉下去之后，工厂被关掉了。
就是这个亲手查办的案子，熊跃辉从中得到不少启示，他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协调到位的，如果厂址能建远一些，或者治理设施到位，就不会使环保与发展变得不可协调。职能部门没有主动对企业进行引导和服务。
价值观
有必要再注意一下这位督查官的工作状况。干了十年环保工作，他自认与别的官员没有什么两样。热爱自己的职业，不断使自己显得更称职。尽管这工作在外人看来不免棘手，但他说，任何一件事情，你要干好它都会苦的。除非你偷工减料、不求上进、虚度年华。“某种程度上，你热爱它，这个苦就是乐趣。”
2005年冬天，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爆炸引致松花江污染事件，人们只知最终迫使原环保总局局长引咎辞职，却不知道这些官员都在干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为了处理这起事件，那段时间，在环监局任职的熊跃辉接连20来天是在办公室度过，睡在沙发上得了重感冒，还得通宵处理工作，直至说不出话。
他说，“那是头一次感觉说不出话的味道，只能以笔交流。”
重感冒的熊跃辉某次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通宵办完事情后，翌日一早开车到部机关办理文件。短短12公里的一段路程他就在车上睡着了三次，看到前面的红绿灯，惊出冷汗，最后不断敲着脑袋把车开到部机关。工作不允许停下来住院，只能吃点药应付。松花江事件前后，他一共办了60多个文件，都是和手下齐心协力拿出来的。这些事情他極少对人说起，怕被误解是在邀功。
“你要体现你的作用和价值，”熊跃辉说，“如果你干不好，你就要现丑，不是现你个人的丑，是现国家环保部的丑。”
他明白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不敢怠慢。一旦在这个位置上做不好，影响到的可能就是一条线，从上到下，全国性瘫痪。在他的机构里，是看不到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游离职守的人的。所以他自己连个文件都一定要及时处理妥当。他说，做不好，良心上就过不去。
收入丰厚吗?绝不是。52岁的熊跃辉告诫手下，如果你要图什么，那你就去下海，去挣钱，你干个体户收入都比现在高，但到了这个地方，你就不应图太多。对于钱的态度他毫不隐讳。他认为10万元和1亿元没有什么差别，吃穿住用，国家给了薪水就够了。
“我当然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嘛”，深夜里，他笑笑。目前的工作虽然看起来显得麻烦，但他说，“我们这些人，再不为老百姓做点事、说点话，老百姓靠谁去啊?”
有谁相信中国最终能出现司长不用微服查污，处处蓝天碧水的那一天吗?说实话，这是一个令人丧失耐心的问题。不过，熊跃辉是相信的。中国政府正努力促使环保工作实现历史性转变，虽然督查官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但他说，相信会有一天，自己不用再一竿子插到底。
夜间22点，校改完翌日早间报送国家环保部领导的报告之后，熊跃辉准备离开办公室。站在写字台旁，他拨出了当天最后一个电话，那是打给家里的。在电话里他对妻子说，“我马上就回来了，下点面条吧”。
这是11月10日，北京初冬。白天他去了一趟天津市，与当地环境保护局进行工作衔接，向他们知会一下自己的最新职能，同时也传递一些工作思想和原则——刚刚就任国家环境保护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主任，天津眼下就处于他的辖域内。
回到北京，已是入夜时分。一头钻进办公室，又处理起别的工作。今日之事今日了，这是多年的习惯。他从不把文件压到第二天处理。他说，手下努力好几天加班加点赶出来的文件，要是在我这里压下来，那损失可就大了。
某种程度上，熊跃辉的忙碌显示出中国环境保护战略升级正在不断提速。毫无疑问，中国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环境严峻性问题。中央政府希望能够使环境可持续与经济发展并轨推进，以避免陷入重复治理的恶性循环。
为了提高中央层面对于各地环境状况的掌控效率，早在2003年，原环境保护总局就开始在南方试点设立华东、华南两个分区域督查中心，以便在原有的地方环境保护系统之外建立一套更直接面向北京的大区域信息传递与监察体系。当经验趋于成熟后，东北和西南督查中心也随即成立。现在，轮到熊跃辉操刀的华北督查中心登场了。
这个机构旨在督查包括北京市在内华北六省(市、区)环境污染与治理工作。目前还没有挂牌。明至今，由部机关派出的熊跃辉一直在忙着和底下的环保部门打招呼、忙对接。
不久之前，他还是环保部环境监察局的副局长，担纲这一角色后看起来轻车熟路。比之于以前动辄就要面对来自全国性的问题，现在他只需着重盯紧他的华北区就够了。不过，工作肯定不会轻松的。他随时需要准备吃苦，一点儿也不比以前少。
微服
想知道这位环境督查官先生都会干些什么吗?通俗而言，他的职责就是带领手下在华北六省来回跑，掀井盖、钻下水道、和人吵架。接掌华北中心没有几天，熊跃辉就部署了一次突击行动，派出五个暗查小组潜入华北地区，试图搞清楚辖域内企业污染物排放状况到底怎么样，结果发现情况很不乐观。
这次行动，他们也把网撒到了天津。不打招呼，不露风声，熊跃辉带着两位同事悄悄前往进行随机式暗访。他们先后察看了武清、静海、北辰三个区。在北辰，他们碰到一个没有办理合法环评手续而擅自生产的钢铁厂。熊跃辉和同事登门检查，亮出了执法证，还没有收起来，就被厂里的负责人一把夺了过去。这位市属企业的责任人冲他们咆哮道，“我们是国有企业，你们要执法就找市政府去”。
由于没有地方官陪同，也没有人出面打招呼，三个北京下去的官员就这样被企业控制住了，不允许离开。熊跃辉一位同事口渴，拿起一只纸杯想去饮水机边接点水喝，企业的副总经理一把钳住他的手，抢过杯子，喝道，哪有水给你喝?百般无奈之下，熊跃辉电话叫来了警察、地方政府和环保局的官员，这才得以脱身。
在同一次行动中，他们在当地暗访到一个空调配件厂，场地宽敞，冒着黑烟。熊跃辉想进一步看看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接待他们的企业主立马变脸，阻止他们查看。督查官说，我又不喝你的水又不抽你的烟，没有损害到你的利益，为什么不让看?企业主死活不允。双方发生了争执，这时候厂里冒出一帮人，揪住熊跃辉等人的肩膀就往外推，一边推搡一边吼道，“滚出去!”
好汉不吃眼前亏，熊跃辉一干人来到厂外，打电话给110，地方政府官员也被叫了过去，这样才得以重新进入这个企业的生产车间。查看之后，证明是一个非法排污企业，污染较为严重。
一回到北京，熊跃辉就通过程序给这些问题企业所在地下了整改通知书。还不清楚当地政府是否能够遵照指令对问题企业如实予以整改。熊跃辉说，在整改期满后他们还要回过头去进行检查，按照环保部与监察部的联合规章，如果仍没有整改，“就要追究地方的行政责任了”。
微服暗查是熊跃辉一干国家环保官员擅长的工作手段。效率自不待言，它能使人看到更真切的状况，掌握话语权。暗查归来，他们会把亲眼所见的各种情况报告给决策层，用以检视地方环保系统传递上来的信息是否属实。督查官说，“我们不是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不给他们总结成绩，不考核他们的业绩，好的地方用不着我们去说。”
吃苦
但是，要看真相委实不易。掀井盖、看下水道也是需要非常人毅力才能做到的。這种事情，自从在环监局工作开始，熊跃辉就干了6年。现在挪了岗位，依然还要干下去。他说，有时候想看看下水道里流的是不是污水，井盖才掀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能把人给熏翻。
至于吵架，更是家常便饭。中国所有成规模的企业眼下都有自己的卫队——保安，这些民间安防势力往往极易被企业主操控，借以经营自己独据一隅、不得擅人的地盘。熊跃辉每次差不多都要面对这样的真空地带。如果连门卫那一关都闯不过去，后面的督查工作就开展不了。这时候，他只能和门卫吵架。
进厂门之前，要是受阻于门卫，熊跃辉就要分出一拨人来和门卫交涉，争吵，另一拨人趁机混入厂区。这叫做迅雷不及掩耳，讲究一个速度，否则等厂方回过神来，可能已经开启污染排放设施，掩盖排污痕迹。
门卫通常都吵不过督查官，由于国家赋予的职责在身，亮出执法证后仍不允通过，他就会警告对方是在干扰执法，需负责任之类。如果对方继而请示厂领导，他会阻止，理由是，我进来执法，你没有权力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这几招常能把对方吓唬住。
“一个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司长，要是放不下架子、闻不了臭气、吃不了亏，我就看不到真实情况。”熊跃辉说。因为这个缘故，每次下去之前他都要和手下约定，到现场后不要说自己是司长，“我就是一个普通查污人员”。
有许多企业并不都在城里，可能在偏远落后的山区。熊跃辉要查污，就得从北京自己开着车子出去，到哪里都是这样。在那些目的地，风餐露宿，一顿好饭吃不上是极正常的事情，有时候连吃饭的地儿都找不到。早上7点多出发，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凑合着睡了。熊跃辉一年之中有120天左右是在做类似事情。
因为在诸多本职领域自我放任，对污染状况视而不见见而不管，中国地方环保部门一直以来遭人怀疑是否陷于瘫痪。鉴于地方环保机构本身在行政与财力两方面均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现实，近年对于环保工作不力的批驳日呈激烈。中国显然需要更多像熊跃辉一样的督查官员，可以一竿子插入基层，以摆脱陷入两眼一抹黑的闭塞境地。督查体系更多时候意在于此。 不过，熊跃辉说，他们搞暗访和督查，并不是不相信地方，也不表明地方不努力。问题在于下面的能力还跟不上。一些县级环保局，只有几个职员，每人每年的工作经费就二三百元，掌管着动辄上千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力所不及；加之地方层面不时出现行政干预和钳制，基层环保部门几乎没有能力正常履职。
智斗
事实上，熊跃辉今日担负的督查官角色，就是对地方环保部门功能失灵的一种修补。在国家层面上，他们没有不尽心尽责的理由。至少就目前来看，他们所遭遇的束缚比地方要少很多。这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体系，即使有时候工作受阻，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可以置之不理。
生活在现实情境中的社会人，显然不可以免除因为利益而发生的牵制与干预。熊跃辉如果要保证有效履职，必然也需要面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两层阻碍。对于企业，可以说熊跃辉已研究得十分透彻。他以“三个1/3”来形容当前那些没有社会责任和环境诚信企业的完整心态：1/3的可能是关系开路，通过各种手段贿赂环保官员，要求放一马；1/3的可能是悄悄排污，尽力通过造假掩盖这种行为，能逃则逃：另外的1/3可能就是不十分在乎被查污，顶多就交点小罚款，不痛不痒。
至于地方政府，熊跃辉不是没有领教过他们的把戏。不过他是京官，有极大的余地将他们顶回去。尽管结果可能弄得谁也不买谁的账，至少他回到北京做出的那些取缔和关停指令到了地方上是不容违拗的，否则就有被行政究责的危险。
2006年，水污染的严峻性促使原环保总局推出流域限批措施，熊跃辉和同事开着车子离开北京沿路暗查巡视，取道安徽巢湖时，发现附近山坡下浓烟滚滚，以为是发生了火灾，折过去一探究竟。发现是一家地条钢企业搞得当地天空乌烟瘴气。找进厂里，得知企业不小，两万吨规模，没有任何污染治理设施。熊跃辉四下拍了几张照片，没有亮明身份，也未讲明来意，就准备离开。才一上车，车门就被企业的人拉开，二话不说，扔进来一摞钞票，3万元。
那些人不希望突然闯入的熊跃辉把看到的情况张扬出去。这时候，他也是二话不说，抓起那摞钱就扔了回去，幾个人开车扬长而去。经历了这件事，熊跃辉刻意在巢湖多停留了一些时间，接连看了几家企业。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已被人盯梢了。
紧接着，熊跃辉接到了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问他是否仍在巢湖，说当地主要领导要求见个面。熊跃辉随口应付道，我已离开巢湖。知道地方上已经摸清他的身份和来意，他想避免和当地官员见面。
一连换了几个酒店，最后故布疑云甚至宣称回南京留宿了，依然躲不过去，被找到了。熊跃辉拗不过，只好答应和地方领导一块吃顿早餐。但这没能改变什么，吃饭归吃饭，问题归问题，熊跃辉回头还是给人家下了整改通知书。
有时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枝节，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一旦调查完毕，他就会在最短时间内驱车离开当地，不做停留。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从北京到郑州调查，在郑州地界没有吃饭，一直将车子开到300公里以外的石家庄，才稍事休息、进食。
这种经历对于熊跃辉来说，发生频次实在太高。他说，很多地方环境意识和责任缺失，一味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麻木政绩观还没有消退，否则也用不着他这个司长直接跑到地方上去督查。
手段
2004年，中央政府颁布命令，对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企业实行调控和淘汰，熊跃辉带领一个检查小组去南方巡视，在广西柳州下辖的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4700万元的贫困县，检查出一个4000吨的电解铝企业，这种小规模、高耗电的企业须予淘汰。县委书记和县长出面请熊跃辉一干人吃饭，席间，县委书记拍拍自己的口袋，里面有一叠发票。书记慨叹说，今年上半年，我的账都还没有报。
这个县当年光发工资财政上就需要支出一亿元，遭检查的该家电解铝企业又是当地唯一一家工业企业，每年能贡献1/4的财政收入，可谓地方经济支柱。可熊跃辉还是没有心软。他说当时没法犹豫，像电解铝这种企业，产生的氟化物污染严重，而且当时中国电解铝大量用于出口，把污染留给自己，把资源输送别人，又赚不到多少利润。权衡一下，应该关掉。
这些年，熊跃辉和地方上大道理讲了不少，他常提起健康代价、环境代价的不可赎回性。“一个污染企业可能给地方每年带来几百万收入，但总有一天你拿出几亿十几亿也未必能治理好环境，你让大家付出了健康代价，只换回来几个小钱，得不偿失。”
他明白没有多少人爱听这番乏味的唠叨。中国目前仍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有许多人通常为了钱可以不要命，趋利尺度难以把握。对付这些，熊跃辉有自己的行事手段。当他不得不与地方进行交涉时，他首先会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举起以人为本这杆旗。已经涉及立场和站队问题，这时候地方官和企业就不敢再有抵触。再去讲环保的重要性，听不进去也得洗耳恭听。
督查官说，“污染环境是个政治问题，你企业能赚钱，但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党不允许的。”
卸下这些人的抵触情绪，像熊跃辉这样的查污老手就会严密排查问题。如果这里查不出实质问题，那儿又把人家好一通教训，难免被人指为空耍嘴皮的官僚主义，所以他的原则是一定要找准问题、找出问题、找大问题，要让人家被查了反过来还感到挺佩服。
这都是入职环保部之后多年积攒的经验，看起来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每次遇到出去做培训，熊跃辉就会把这些经验摆一摆。他说，“当然不能强加于人，可能人家也有更好的方法。”
体味
熊跃辉也是个很现实的人，所以他的心并不都是“狠狠”的，似乎见一个问题企业就要关一个。他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动恻隐之心，会想不通。比如以前在西北地区取缔20万吨以下规模的焦碳企业，有很多企业的投资都是当地老百姓东拼西凑、变卖家产投进去的，几千万的项目还没有点火投产，就要取缔了，这时候不光是血本无归的业主纷纷在那里哭天抢地、寻死觅活的，连官员自己也想不通，感觉有些不近人情。
问题是，国家原先就有了政策，明知故犯，不可能让大家先干几年，拿回投资再说。只能当作是在交学费。
熊跃辉理解地方上那种轻环保重经济的做法，他自己也在换位思考，认为一味责怪地方的书记、市长不客观，经济没搞好，他们不好交代，“没有经济基础，工资发不出去，光着屁股能搞环保吗?能上污水处理厂吗?”
不过他不认为经济和环保是一对矛盾。很多时候，两者是可以协调的。他曾奉命彻查过温家宝总理批示的一个案子。在四川省资中县，当地县委书记自浙江省招商引资招去一个化工厂，370万的投资规模，产品本身对环境无害，但生产原料是活化氢，属有害物质。
由于资中是贫困县，当地环保、安全等职能部门一看是县委书记引进的项目，未能 正确引导按规定和规范建设，厂址距居民住宅区只有80米远，不符要求。投产后，生产原料挥发，导致四周植物死亡，破坏生态，居民起而告到了北京。熊跃辉下去之后，工厂被关掉了。
就是这个亲手查办的案子，熊跃辉从中得到不少启示，他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协调到位的，如果厂址能建远一些，或者治理设施到位，就不会使环保与发展变得不可协调。职能部门没有主动对企业进行引导和服务。
价值观
有必要再注意一下这位督查官的工作状况。干了十年环保工作，他自认与别的官员没有什么两样。热爱自己的职业，不断使自己显得更称职。尽管这工作在外人看来不免棘手，但他说，任何一件事情，你要干好它都会苦的。除非你偷工减料、不求上进、虚度年华。“某种程度上，你热爱它，这个苦就是乐趣。”
2005年冬天，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爆炸引致松花江污染事件，人们只知最终迫使原环保总局局长引咎辞职，却不知道这些官员都在干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为了处理这起事件，那段时间，在环监局任职的熊跃辉接连20来天是在办公室度过，睡在沙发上得了重感冒，还得通宵处理工作，直至说不出话。
他说，“那是头一次感觉说不出话的味道，只能以笔交流。”
重感冒的熊跃辉某次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通宵办完事情后，翌日一早开车到部机关办理文件。短短12公里的一段路程他就在车上睡着了三次，看到前面的红绿灯，惊出冷汗，最后不断敲着脑袋把车开到部机关。工作不允许停下来住院，只能吃点药应付。松花江事件前后，他一共办了60多个文件，都是和手下齐心协力拿出来的。这些事情他極少对人说起，怕被误解是在邀功。
“你要体现你的作用和价值，”熊跃辉说，“如果你干不好，你就要现丑，不是现你个人的丑，是现国家环保部的丑。”
他明白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不敢怠慢。一旦在这个位置上做不好，影响到的可能就是一条线，从上到下，全国性瘫痪。在他的机构里，是看不到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游离职守的人的。所以他自己连个文件都一定要及时处理妥当。他说，做不好，良心上就过不去。
收入丰厚吗?绝不是。52岁的熊跃辉告诫手下，如果你要图什么，那你就去下海，去挣钱，你干个体户收入都比现在高，但到了这个地方，你就不应图太多。对于钱的态度他毫不隐讳。他认为10万元和1亿元没有什么差别，吃穿住用，国家给了薪水就够了。
“我当然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嘛”，深夜里，他笑笑。目前的工作虽然看起来显得麻烦，但他说，“我们这些人，再不为老百姓做点事、说点话，老百姓靠谁去啊?”
有谁相信中国最终能出现司长不用微服查污，处处蓝天碧水的那一天吗?说实话，这是一个令人丧失耐心的问题。不过，熊跃辉是相信的。中国政府正努力促使环保工作实现历史性转变，虽然督查官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但他说，相信会有一天，自己不用再一竿子插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