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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曾雄生研究员生于江西新干，自幼随父母行走于畎亩之间，1979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习史学，毕业后曾在吉安市白鹭洲中学任教两年;1985年考入浙江农业大学（今浙江大学）农史研究室攻读农史专业研究生，师从中国农史专家、稻作史专家游修龄教授;1988年获农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农业遗产分会常务理事，以及《中国农史》《农业考古》《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多家刊物编委。他长期从事中国农业史和农业文化研究，承担过“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农业通史”“科学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亚洲可持续发展”等国际合作或农业部及科学院、所级项目，主持“中国科学院农业史编纂与研究”项目。他在中国稻作史和宋元农业史方面颇有建树，已出版专著《中国农学史》（2008）、《中国稻作文化史》（与游修龄合作，2010）、《中国农业与世界的对话》（2013）、《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卷》（2014）、《中国稻史研究》（2018）、《水稻在北方：10世纪至19世纪南方稻作技术向北方的传播与接受》（2018）、A History of Rice in China（2021）等多种，主编《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2010）等著作，并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多种著作的编撰，同时在《历史研究》《九州学林》《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史》《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南开学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期刊发表论文、译文及科普文章等百余篇。他曾参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并特邀在《稻米之路》等纪录片中担任学术撰稿，还曾创办并主持“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http：//agri-history.ihns.ac.cn）网站。
2017年7月11日，“历史维度下的生态系统与人类文明”暑期学校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开班，曾雄生研究员应邀作为主讲老师做了一期讲座，演讲的题目是“稻香梅雨：1608年江南的天人之际”。课后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光华楼西主楼2114室与几位学员进行了访谈，李伊波、李美娇、李慧娟根据录音对访谈进行了整理。在此基础上，张瑞胜、李伊波、何国璠受《鄱阳湖学刊》的委托，又对曾雄生研究员进行了补充提问，本刊编者也参与提问，曾雄生研究员一一作答，内容涉及自然灾害与粮食安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与环境，江西农业的生态智慧及其绿色发展，以及农史研究方法等方面。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一、自然灾害与粮食安全
张瑞胜：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而由于疫情或者自然灾害引发的区域性粮食短缺危机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时有发生的，请问您可否从农业史的专业视角来解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和政府是如何在灾年促进粮食生产的？
曾雄生：中国被称为“灾荒的国度”，水、旱、蝗等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因此，救荒备荒成为国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儒家经典《周礼》中就有关于“荒政”的内容，讨论“遇凶救济之法”，并设计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应对粮食短缺这样的灾荒问题，如“遗人”“廪人”是也。其中，“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①一有灾害的发生，从中央到地方，群策群力，千方百计，应对灾害。我在《万历三十六年的天人之际——以当年的江南水灾为中心》中就研究了古人如何应对灾害。②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江南水灾号称两百年一遇，损失之惨重据时人所称亘古未有。但自古以来就与水灾打交道的江南人，很早就在农业应对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乃有以徐光启、沈氏和张履祥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针对当年的大水灾及江南水旱灾害，提出具体的救灾减灾、恢复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种植）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当时和其后江南农业的发展（包括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也成为解读中国历史上农民和政府如何在灾年促进粮食生产的又一样本。
史籍中关于救荒备荒的内容很多，除了有专门的像《救荒活民书》这样著作之外，备荒也是古农书的重要内容。如北宋时济州巨野士人鄧御夫所作《农历》一百二十卷，其中就专门提到“备荒之事”，只可惜该著已经失传。元代《王祯农书》中有“备荒论”，专门讨论有关备荒的问题，如“蓄积之法”“备旱荒之法”“救水荒之法”“备虫荒之法”“辟谷之法”等。一些农书虽然没有专门的篇章，但也不时闪耀着备荒救荒的思想和智慧。汉代的《氾胜之书》所记载的高产耕作法——区种法，就是针对旱灾而设计的。该书写道：“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又说：“凡区种，不先治地，便荒地为之。”③通过区种，实现小面积上夺高产，以应对自然灾害。元代《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柜田，则是应对水灾。柜田有点像围田，但规模较小，而且四面都有排水设施，遇到水灾的时候，因田块较小，把田埂加高中固，外面的水进不来，里面的水用水车排出。水浅的地方适宜种植黄穋稻，地势稍高的地方则可以种植旱地作物，这些作物都可以用来救济饥荒，王祯称此为“救水荒之上法”。
古人还从作物选择来思考灾荒的问题，在选择作物时除了因地制宜之外，还根据他们预测的当年或来年的年成（主要是气候）的趋势，来选用适宜的作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占候之学。占候从年头到年尾都要进行，方法之一就是以布袋装各种作物的种子，称好同样的量，埋藏在阴地里，等冬至后五十日再挖出来称一下，份量最重的就是当年最适宜种植的。南宋《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记载：“今人占候，夏至小满至芒种节，则大水已过，然后以黄绿谷种之于湖田。……黄绿谷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①明末《沈氏农书》记载：“稻种以早白稻为上，只肥壅不易调停，少壅不长，多壅又损苗，但喜其米粒粗硬而多饭，所宜多种。黄稻能耐水旱，多壅不害，只怕霜早，米不圆满。其余稻色好歹不同，总无如黄白两种，所宜对半均种，以便次第收斫，不致忙促。先农尝卜其吉者而多种之。”②选择品种以应对灾害，是古代农业传承下来的宝贵经验。 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古人发现一些作物具有特殊的防灾抗灾作用，因而将此作为每年必备的作物种类来加以种植，如：“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③豆科作物，不仅种植简便，而且其根瘤具有固氮作用，有利增进地力;更为重要的是，豆科作物对蝗虫等虫害有规避作用。宋元时期，人们对蝗虫的食性已有所了解。董煟在《救荒活民书》卷二《捕蝗》中记载：“吴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虑其遗种为患，故广收豌豆，教民种食，非惟蝗虫不食，次年三四月间，民大获其利。”王祯也注意到蝗虫不食芋、桑及水中菱、芡等作物，因此主张广种这些作物。④明清时期甚至大量引进外来作物，如番薯、玉米等，也是出于救荒备荒的需要。万历年间，泉州一带发生饥荒，“他谷皆贵，而此蓣独稔，活于蓣者十七八”。⑤最早引种番薯的福建和广东也最早获得种薯之利，“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⑥最早引种番薯的福建人陈经纶、陈世元家族，在明清时期数代人致力于番薯推广，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兴薯利，除蝗害”。
回到你所提到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和政府是如何在灾年促进粮食生产的，我觉得除了兴修水利、精耕细作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两个字——“杂种”，即保持生物多样性，提高农业自身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汉书·食货志》载“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⑦就是对这项措施的经典概括。通过杂种（有时又称“参植”“兼种”“扩种”），尽可能地使种植的作物种类多样化，这样即使一种作物由于虫害等原因受灾，还有其他作物可以弥补，甚至其余作物反而可能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所以不存在严重的灾害问题。杂种是为应对自然灾害、确保粮食稳产、农业持续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插花田式的因土种植，如高田种粟、坡地种麦、低田种稻等，使性质不同的土壤都可以生产出为人所需要的产品，从整体上加强了应对灾害的能力。⑧
李伊波：我现在还关注了一个主粮作物结构与农业灾害的问题。我国从古至今逐渐形成了北面南稻的饮食格局，这个格局显示出小麦与水稻在北方与南方地区的粮食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意味着主粮作物种植的单一化趋势更加明显。我们知道爱尔兰大饥荒是由马铃薯晚疫病引起的，假如同样遇到一种普遍的难以应对的小麦或水稻病害时，那么抵御灾害的能力是否会变差？是否同样会造成一场农业危机？我最近在思考清末“丁戊奇荒”的成因问题，有几点想法：其一，历史上有“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古训，清代华北主粮作物种植的单一化趋势已很明显，而“丁戊奇荒”的重灾区和华北麦作区的重合度较高。其二，从“丁戊奇荒”官员的奏折中可以看到麦作受灾非常严重，相较而言，粟作收成却较好。其三，粟、黍较之麦作有更好的耐旱性。我有个设想：“丁戊奇荒”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场麦灾。理由是：麦作耐旱性更差些，小麦易受干旱影响。从大的气象背景看，明清时期处于寒冷干燥的“小冰期”，“丁戊奇荒”期间又逢极端干旱天气，麦作的大规模单一化种植更易受到旱灾的影响。
曾雄生：有意思。我觉得这应该是存在的。
李伊波：现在有个问题是：在当今及可预见的将来，麦与稻在北方、南方粮食格局中均占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从粮食安全角度考量，您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曾雄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杂种：农业生物多样性与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有过集中的阐述。“杂种”就是前面说的“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中国南方确实是以水稻种植为主，北方以粟、麦为主，但是从未出现作物单一种植的趋势。尽管南方地区主要种植水稻，但也会种植别的作物。就水稻来讲，尽管种的都是水稻，但是品种却有差异。水稻有各种各样的品种，有的是耐旱的，有的是耐涝的，有的是抗虫害的，有的是抗兽害的。即使作物品种相同，古人也会采取避免单一化的措施，比如田埂豆在古代就非常普遍。豆种在田埂上，这是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同时也阻隔了病虫危害，万一水稻遭灾了，豆子还会有些收成。即使大田里稻子颗粒无收了，人们还会抢种些别的，如黑豆、荞麦等救荒作物，徐光启在家乡水灾后就用过。中国灾荒之所以没有像爱尔兰大饥荒那般严重，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产生对单一作物的依赖。我们基本上还是多样性种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还是很丰富的。
李伊波：接着上面说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当今对高产的追求，致使作物种质资源单一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如杂交水稻、西农979小麦品种等，推广面积达上亿亩，这是否意味着其他品种被排斥或被淘汰并潜藏着危机？
曾雄生：这会造成生态脆弱，是有问题的，我也持相同的看法。我们不是生态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只是有这样一些常识：过分的单一化种植确实是脆弱的，会导致抗灾害能力差的风险。中国历史上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汉代以来就有这种说法。在宋代，宋太宗曾有意识地发布诏令：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方，尽可能匀出土地种植北方的旱地作物，在北方有水的地方，也尽量匀出土地种植南方的水稻，并给予不收税的优惠和其他奖励。
二、农业生产技术
张瑞胜：西方现代农业科技对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到底起到了怎样和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自晚清民国以来就争执不休的问题，也是我自己做中美跨国科技史研究很希望弄清楚的一个大框架。我拜读过您的很多著作和论文，包括《中国农学史》《中国稻作文化史》等，您不仅对传统中国农耕文化有很深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对域外的农业科技有很大的兴趣，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曾雄生：这个问题一言难尽，这里只能作简单回答。首先，中国自身有着较为发达的农业，在近代以前养活了最多达4亿的人口，这已经超过了现代美国人口总数和欧洲人口总数的一半，而且主要是依靠传统农业技术来实现的。但也不能说中国完全是靠自力更生完成的，实际上中国古代农业也受到了國外或域外农业的恩惠。我们今天的一些主要农作物，如棉花、小麦、玉米、土豆、西瓜、南瓜、花生、芝麻、辣椒、西红柿、苹果等等，都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从国外传入的;有些农作物虽然原产于中国，但也从国外引进过一些品种。如占城稻是原产于越南的一个水稻品种，因宋真宗的引种而名声大振。实际上，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前，占城稻可能已经通过海上贸易等方式，在唐末、五代时期传入福建。大中祥符五年后，因有皇帝出面推广，占城稻很快在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区得到种植。到南宋初年，占城稻的种植面积已占江西水稻种植面积的70%以上。与此同时，占城稻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一个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分化出生育期不同、性状各异的多个品种。 占城稻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耐旱，不择地而生”的特性。近一千年以来，随着中国人口的激增，山地得到开发，梯田遍及东南丘陵地区，但由于水利设施没有到位，时有干旱之忧。选用耐旱品种就是最省力的一种办法。福建是宋代梯田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又有海路之便，因此成为最早引种占城稻的地方。占城稻的推广与梯田的开发是同步的，梯田最多的地方，也是占城稻最多的地方。后世史家在评价占城稻时，对其耐旱这一特征注意较少，而对“成实早”却过分注意。他们认为，早熟的占城稻使得稻田多熟制（如双季稻、稻麦二熟）成为可能，进而诱发绿色革命、促进人口增长云云。但就宋代来看，占城稻的引入最主要的还是针对抗旱，服务于多熟种植还是次要的。宋代以后，因应各种不同需要，从东南亚引进水稻品种的例子不在少数。如明成化（约1465—1470）初，福建漳州人在云南戍边时，得安南稻一种，五月先熟，米白。此一品种后来在泉州、漳州和台湾地区多有种植。台湾地区就有早占、安南早、吕宋早等品种，分别来自占城、安南和吕宋等东南亚国家。
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于改造中国传统农业、提高农业产量、养活众多人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农药、化肥、种子、灌溉技术都是受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有的直接就是国外的舶来品，如日本的尿素、加拿大的钾肥，甚至包括农业机械和农作物品种。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甚至直接向中国派出农业科技人员，以帮助中国发展农业，中国也有意识地引进西方的农学和农学教育。这些对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促進作用。
当然，对于具体事件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估。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史澜导（Randall E. Stross）对始于1898年美国农业部派员去中国搜集植物种子、终于1937年日本侵华这一时期美国农学家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时美国农学家在华的工作并没有对中国农业起到作用，因为中国农村是一片“僵硬的大地”（the stubborn earth），美国农业的经验推广不下去。在他看来，中国的农村经济落后、资源匮乏，农民没文化、保守、拒绝接受现代的农业科技，并且官吏腐败、能力低下，不可能有效帮助推进现代农业科技。对于这片“僵硬”的大地，美国农学家们没能深入研究和理解，反而盲目乐观热情，以美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去推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推不动这片大地。他的最终论点很清楚：除了中国是“僵硬的大地”之外，美国农学家们的失败还在于他们以美国农业的经验来对待极为不同的中国农业，认为农业的发展需要的是技术革命，没有看到在中国历史条件下“政治、社会、经济的变革都是必需的”。
史澜导低估了美国农学家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陈意新指出，如果史澜导把他的研究展向1937年以后的中国农业，他的结论也许会不一样。1937年以前美国农学家在中国工作还只是刚刚展开，1937年以后他们与中国政府、社会团体、学术机构共同作了许多努力。至1949年前后，洛夫（Harry Love）在1925年培育的“金大2905”已成为中国广为种植的小麦品种;美棉已占了全中国棉花播种面积总数的一半。这两件事至少可以说明：对于美国农学家而言，中国农村不是“僵硬的大地”。1949年美国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已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农学家，他们后来分别是中国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领袖，并且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正领导当代中国的农业。①直到今天，活跃在农业科研一线的农学家也多有留学欧美、日本的背景。
何国璠：前段时间“内卷化”这个词在网络上很是火热，②用于形容当下社会各方面陷入激烈竞争的内耗，而这个词也常被用于论述历史时期江南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生产模式。由此我也想请问曾老师，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中国农业发展会重复“精耕细作”或者说“内卷化”的道路吗？
曾雄生：我很早的时候就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读到“内卷化”这一提法，但很遗憾，我并没有太读懂“内卷化”的内容。从农民的生存逻辑来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福祉，他们的确会不计成本地辛勤劳作。如果按照投入和产出去计算的话，那肯定是边际投资效益下降，甚至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形至今如此。现在在我老家江西农村，像我父母这样七老八十的人，每天从小老板那里领来一些小活，如做小夹子之类，夜以继日地干，为的是那几块到十多块不等的收入。在他们的观念中，时间是不计算在成本之内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每天有几块到十几块钱的收入，饭钱就有了。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缺少经济理性，如果有更省事、更来钱的活，他们也会选择效益更好的活计来干。最近三四十年来，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个简单的原因就在于经商务工的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一个月打工挣的钱或许要抵上一年的农业收入。在这种比较效益之下，农民不愿意在农业上花工夫和成本，以“粪多力勤”为特征的传统的精耕细作因此肯定难以实现，除非他们从事农业的收入可以超过工副业。不充分的市场，缺少比较效益的选择，是“内卷化”形成的原因。但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内卷化”甚至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环。我年迈的父母辛勤做出的小夹子，通过国内外市场到达消费者的手中，其中有部分成为中外果农生产优质水果、供应全球市场的辅助工具。
顺便提一下我前两年做的一项考证。我们在讲中国传统农业时，经常会用到“精耕细作”这一成语来高度概括中国古老农作法的最主要的特征。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成语应当很早就出现了，因为符合这一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此后一直存留在千百年来农民的实践之中，即使这一成语不是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同步出现，但也不会相距太远。但历史实际却并非如此。我通过检索发现，“精耕细作”作为一句成语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才开始流行，而它的形成又与当时中共领导的延安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在运动中被树立为典型的劳动英雄吴满有等模范人物有关。吴满有等人通过“改进农作法”提高产量，支援边区建设，经过媒体报道，其经验被总结为“深耕”、“深耕细锄”或“深耕细作”，而后这些语汇又可能是受到国统区传入的“精耕”一词的影响，最终在1943年底及1944年定型为“精耕细作”，并且在1957年经毛泽东的再次提及之后，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新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它的使用及影响也已超出农业之外。③ 三、农业与环境
张瑞胜：农业与环境是任何国家在历史或现在、将来都需要平衡的两个基本的社会问题。我们现在有一种历史观认为，由于西方的农业科技引入中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恐慌和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转基因作物，化学杀虫剂（如DDT、BHC），化学肥料，机械化生产取代传统精耕细作，兽药和家畜抗生素，以及疫苗的使用等等。请问您在研究中是否发现中国传统农业可以有效避免污染生态环境问题？假设我们沿用并仅依靠内在的动力来改进中国传统农业，我们是否可以实现农业产量和环境保护的兼得？
曾雄生：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于改造中国传统农业、提高农业产量、养活众多人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西方的农业科技引入中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恐慌和生态环境问题，于是有人提出要回归传统。其实，这既误解了现代，也误解了传统。传统农业的发展也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一般说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形成时期，但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的若干问题就已开始暴露出来，到处提倡“垦草”“治莱”使得一些地方出现“无所刍牧牛马之地”（《战国策·魏策一》）。唐宋时期，中国传统农业达到其巅峰水平，更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的局面，以至于“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①与此同时，林地遭到开垦，植被也遭到破坏。虽然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有关森林保护的声音，但仍然没有阻止唐宋时期童山秃岭的出现。唐代诗人陆龟蒙就在其《渔具诗》中对竭泽而渔的“药鱼”提出强烈的批评：“香饵缀金钩，日（一作目）中悬者几。盈川是毒流，细大同时死。不唯空饲犬。便可将贻蚁。苟负竭泽心，其他尽如此。”②北宋沈括发现：“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南宋魏岘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一书中记载四明（今浙江宁波）由于植被破坏所引发的水土流失、田畴失溉的情形：曾经“万山深秀”“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亦甚茂密”的地方，由于乱砍滥伐，导致“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为之一空”，水土流失严重，从此“舟楫不通，田畴失溉”。③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虎耳如锯猜想：基于环境史的解读》，这可能算得上是一篇生态环境史的文章。我在文中谈到，北宋时期福建汀州出现了“虎耳有缺”“两耳如锯”的记载，并且将之与老虎吃人联系起来，认为虎每食一人则耳成一缺。我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提出一种猜想，认为虎耳上的缺口乃“伤口”，“两耳如锯”则是说此虎伤痕累累，这些都是老虎生存竞争的结果。而老虎生存竞争并在身上留下缺口至宋代时为人所留意，则又与唐宋时期的人口增长、经济开发以及植被的破坏有着密切的关系。福建是北宋时期梯田开发最多、也是占城稻引进最早的地区，而汀州则是其属郡，虎耳“有缺”“如锯”也可以视作当地环境恶化的标志。④
传统农业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农业可以有效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污染或破坏的问题。我们沿用并仅依靠内在的动力来改进中国传统农业，很难实现农业产量和环境保护的兼得。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与周遭的世界发生冲突和摩擦。从人与环境的角度来看，要生存就会有毁灭。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任务，就是通过自我奋斗，以最小的环境牺牲和毁灭为代价，来赢得人类最大最长久的生存与发展。解决科技发展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恐慌和生态环境问题，还必须依靠科学。人类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利用科学技术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汲取传统农业的精华，剔除传统农业的糟粕，在科学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基于科学的精耕细作，不是简单的“粪多力勤”，而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同时又保护环境，实现环境友好。
何国璠：与历史时期不同，当下的农业耕作方式长期依赖农药化肥，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损害，甚至于不施肥，稻谷都会干瘪。怎样实现农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课题。除了现代科技，历史上人们曾利用人畜粪便肥田，请问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曾雄生：這个跟刚才瑞胜的问题有关联。我们的先民在成千上万年的农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用地养地的绿肥种植、选种育种一穗传、稻田灌溉的水温调节、接力追肥的看苒施肥、田间管理的晒田烤田、植物保护的以虫治虫等等，这些宝贵经验后来被概括为“精耕细作”。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扩大）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中提到：“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①同一讲话中两次提到“精耕细作”，可见毛泽东对精耕细作的重视。
除了精耕细作，我觉得最可资借鉴的就是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是前面所说到的杂种、兼种或扩种。如果说，精耕细作主要是为了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话，那么杂种、兼种或扩种，则主要是为了提高农业总产量、总收成。自古以来，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多地少。人多地少迫使我们用尽可能少的耕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以满足人口的需要，这就是中国农业走向精耕细作的主要原因。但另一个方面，我们的先民也在尽可能地扩大耕地面积，以提高农业总产量。于是就有所谓“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局面的出现，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不断出现，如梯田、架田（葑田）、围田、圩田、垸田、沙田、砂田、垛田等等。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汉书·食货志》给农业的定义是“辟土殖谷曰农”。辟土只是手段，殖谷才是目的，扩大耕地面积最终是为了生产人类所需要的农产品。
古人更多是在“殖谷”上做文章，在经营农业时强调因地制宜，不仅包括要依据地势的不同特点进行土地规划和改造，也包括选用不同的物种进行“因土种植”。比如易旱的高田，除开凿陂塘之外，还需要耐旱且生育期短的所谓“早稻”品种来配套。“高田早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或旱，不过灌溉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②宋真宗时，占城稻的引进便是出于此种目的。易涝的低田，除了筑堤作圩之外，也需要黄穋稻、观音柳、丈水红、乌口稻等品种。这些品种耐水性强，生育期也短，“黄绿谷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③乌口稻可“备潦余补种”。④海滨涂田，“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⑤但还要配合上如咸稻、大塞、乌芒稻、咸水允稻等能够在卤田咸水中生长的品种。山区冷水田，除了“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⑥还需有“耐水与寒”的“冷水谷”“乌口稻”等适应品种。明清时期，山地和滩涂的开发利用，也是与玉米、番薯的引进推广同步进行的。几乎可以说，任何土地的开垦都必须有相应的作物或作物品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开垦的意义。不同的作物，甚至是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在土地的开发利用中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土地利用的一个基本要求。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多样性的作物及作物品种相辅相成。有时，只要有适当的作物种类或品种，在不对土地作更多加工的情况下，就可以达到扩大生产面积的目的。“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树以竹木。”（《淮南子·主术训》）即便是那些“阜劳之地，不任耕稼”，①“不宜五谷”或“下田停水之处，不得五谷者”②或“山阜之曲”③等，通过种枣、榆、柳、柞（橡）等，也能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明末徐光启提倡利用荒山隙地种植乌桕、女贞等经济林木，制造照明燃料，减少麻、菽、荏、菜等常规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以便腾出更多的土地用于生产粮食。④
因土种植的原则，并不过分地强调为了使自然环境适应于某一类作物的生长而对环境作出千篇一律且劳民伤财的改造。这种以生物多样性适应自然环境多样性的土地利用方法，不仅节省民力，也保护了生态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也因此才会有如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提到的“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⑤明徐光启又说：“方舆之内，山陬海澨，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⑥因地制宜，因土种植，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景观的多样性，是中国土地利用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侯学煜等人提出的“大农业”和“大粮食”的思想是一致的。⑦
此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通过改变耕作制度，实行多熟种植乃至种植和养殖相结合等方式来实现土地的深层次利用，而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就是其中的关键。如桑黍混作，“椹藉黍力，易为生发，又遮日色”⑧，“桑发黍，黍发桑”。⑨桑间种植绿豆、黑豆、芝麻、瓜、芋等，可使“桑郁茂，明年叶增二、三分”。⑩桑下栽苎，“因粪苎，即桑亦获肥益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11}明清时期桑间种植的种类已发展到花生、红薯、棉花、芝麻、小豆、绿豆、瓜、蓣、大麦、小麦、豌豆、胡豆、菜子等几十种，特别是桑间种豆已经遍及两浙。
比多熟种植层次更高的是种养结合，最典型的就是利用稻田养鱼、养鸭，它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兼有除草、灭虫及肥田的作用。在稻田养鱼、养鸭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粮、桑（果）、鱼、畜综合经营、立体化生产的循环农业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以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以塘泥肥田种禾等。池塘除养鱼之外，还会种植莲藕、菱角、菰米、芡实（鸡头米）等水生植物，即便是塘中所养家鱼也通过合理的组合，以提高鱼塘产量。多层次的种植和养殖结合，实现了土地的综合利用、立体利用和循环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杂种不仅可备灾害，还可以缓解由于耕地不足、地力下降、劳动力不足、天灾人祸等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保持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用以解决其自身所面临诸多问题的一把万能的钥匙，但这把钥匙本身也存在缺陷。对劳动力需求量大，不利于机械化作業，反过来导致人口过剩、劳动生产率偏低，这也是中国传统农具没有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多样性的稳产和单一性的高产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为了应付人口增长的压力，古人也总是有意识地选种一些高产作物，这也是导致单一化种植的根源。但盱衡利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多样性比单一化更符合人类长远的利益。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一千多年前的中国老祖宗就提出“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①一千多年后我们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耕地、精耕细作同等重要。虽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战胜各种自然灾害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生物多样性仍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而使用本地的材料作为研究原种更容易取得成功。中国农业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所有的农业生物都在同一环境下存在了几百乃至数千年。它们是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经自然和人工选择保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在满足人们口粮的同时还能够满足人们其他方面的需要，如生产、生活、民俗、宗教、文化、医疗保健等。所以，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时，我们尤其要重视保护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品种资源。这些在我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都有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参考。
四、江西农业的生态智慧及其绿色发展
编者：江西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省份，您如何看待农业尤其粮食生产在江西乃至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曾雄生：我来自江西。有道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作为江西人，我除了与江西保持着血肉联系，我的父老兄弟也大多生活在江西。我记得我在2018出版的《中国稻史研究》一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我对本书的内容还有那么一点自信的话，那一定不是来自故纸堆那些生涩的文字，而是田埂上的脚印。”我想至今这些脚印还留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同时，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也对江西的历史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我在《中国稻史研究》一书中就专门辟有一章研究江西水稻品种的历史。江西是水稻主产区。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稻作遗存的发现，显示一万年以前江西已有水稻种植。江西所在禹贡扬州之地，自古就被认定为“其谷宜稻”之区。南北朝时期，江西已成为重要的粮食供应地。雷次宗《豫章记》云：“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沃野垦辟，家给人足，畜藏无缺，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②南朝的大粮仓多数设在江西境内，据《隋书·食货志》载：“京都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也，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所贮总不过五十余万。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并是大贮备之处。”①其中豫章、钓矶两仓都在江西境内的南昌和都昌，占三分之二。
宋代更是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时期，我大学时候的老师许怀林教授对此有专门的论述。②从农业生产来说，宋代的江西也走在全国的前列。根据《梦溪笔谈》等文献的记载，北宋时每年从南方运到京师的620万石稻米中，来自江南西路的就有120.89万石。其中，吉泰盆地的表现尤为亮眼，在这120多万石中，庐陵输出的就有40万石之多，占了三分之一。南宋初李正民记载：“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秔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舻蔽水，朝廷倚为根本。”（《大隐集·吴运使启》）而据北宋泰和人曾安止的估计，吉安粮食外调的比例比这还要高。他说：“漕台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除了供应京师之外，江西的粮食还大量销往外地。因此，曾安止又说：“春夏之间，淮甸荆湖，新陈不续，小民艰食，豪商巨贾，水浮陆驱，通此饶而阜彼乏者，不知其几千万亿计。”丰富的农产品也吸引了外来人口。以鄱阳县而言，这里有“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林麓木植之饶，水草蔬果之衍，鱼鳖禽畜之富。……铜冶铸钱，陶埴为器”，③因为这里“地沃土平，饮食丰贱，众士往往凑聚。每日赏华，恣口所须”。④ 发达的稻作农业养育了发达的稻作文化。中国第一本水稻品种志《禾谱》及其作者曾安止，当代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都诞生在江西，不是没有原因的。
编者：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中，江西农业有何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发展优势？
曾雄生：江西虽然有较为发达的农业，但是近代以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现在我们也经常在媒体中听到称江西为阿卡林省，存在感比较差。《史记》云：“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⑤发展工业和商业是富民强省的必由之路，历史上江西在这两个方面都曾有过人之处。比如，以陶瓷制造名扬天下的景德镇被誉为世界瓷都;有种说法认为，景德镇顶峰时经济总量曾占中国的一半。建筑业方面，故宫的建造者——样式雷（雷发达家族）就来自江西永修。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稱，其祖籍是江西婺源。而商业方面，唐代诗人白居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显示当时江西有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江右商帮（赣商）又是与晋商、徽商等鼎足而立的、中国古代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
但在我看来，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中，江西还是要首先发展农业和教育。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17世纪江西奉新人宋应星在其所著《天工开物》中，明确提出“贵五谷而贱金玉”。该书开篇便是“乃粒”，“乃粒”即粮食。在江西流传有这样的话，“农民会养猪，子女会读书”，所说的就是农业和教育，这也是江西千年以来取得成功的经验。养猪主要不是为了吃肉，在传统农业中，它主要是解决农业生产（主要是水稻生产）所需要的肥料来源问题。“养猪不挣钱，回头望望田。”只要猪多肥多，粮就会多起来。江西粮食自给有余，在粮食充裕的情况下实现孔子所说的“富而后教”，才有“文章节义”之邦的出现。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就有三家，他们是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虽然不是江西人，但却深受江西文化影响。苏洵在苏轼、苏辙兄弟年幼的时候就曾到江西赣州等地访学;苏辙则较长时间在江西高安做官;苏轼与江西士人之间保持长久的联系，欧阳修是他的老师，而黄庭坚是他的学生，他甚至把自己当作是江西人，说“江西山水真吾邦”。
说到江西农业有何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发展优势？我觉得有下面几点：
一是重视农业。南宋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陆九渊，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大臣、哲学家，可是出身农家的他并没有因此忘记农业，而是继续保持对农业的重视。陆九渊记载他家利用长大镢头进行深耕，通过提高粒数来提高水稻产量的经验。江西人重视农业，至少从宋代开始就出现了农学的写作传统。宋代的曾安止和他的侄孙曾之谨就分别写有《禾谱》和《农器谱》两部农书。在宋代江西还有一个名为胜私的作者写有《农书》三卷。①如果将朱熹在江西时所作的《劝农文》也算在内，则宋代江西在农学上的贡献已相当可观。明清时期，江西的这种农学传统还在延续，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奉新人——宋应星、刘应棠和帅念祖，他们分别写作了《天工开物》、《梭山农谱》和《区田编》。
自古以来，地方官员出城下乡劝农就形成了传统，江西的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如南宋抚州的地方官员黄震在劝抚州人种麦方面更是苦口婆心、不遗余力，成为典范。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清末。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何刚德奉调任抚州知府时曾“劝办农务”。他上任后，设立农局，开辟官荒四处，试种各种作物。当时虽有学堂，但学生不辨土壤，不识害虫，不知土化之学，于是设农学课，讲授辨土、用肥、杀虫三科。同时，他又在公务之暇，访问乡绅，请教老农，调查农产，从事著述，目的是使“业农者有所遵循，以深悉其衰旺之故”。他于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完成《抚郡农产考略》，由抚郡学堂印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再由苏省刷印局重印。
近代以后，江西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也得到发展。清光绪三十年（1904）就已设立农事试验场，是全国较早开设的农业科研场所之一。1905年创办的江西实业学堂，1908年更名为江西高等农业学堂。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6日，在原有的农事试验场、林场、农艺专科学校及农科职业学校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了江西省农业院，隶属江西省政府。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创办，中正大学农学院为今江西农业大学的前身。1948年组建农林试验总场，为农林处直属事业单位，主事农林牧试验和品种选育工作。1950年，江西省农事试验总场更名为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1952年组建江西农学院。1958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创办，随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全国农业教育的一面旗帜。1975年成立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二是重视品种。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宋真宗“遣使福建州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并出种法，分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占城稻引进之后，很快在江西得到了推广。到南宋初年，“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李纲《申省乞施行籴纳晚米状》），显示出江西人对品种的重视与敏锐。
北宋时，江西庐陵（今吉安）人欧阳修写过一篇《洛阳牡丹记》，记载洛阳牡丹花品、花名及风俗，成为宋代牡丹文化繁荣的标志。欧阳修非常重视牡丹品种的价值，因而牡丹品种成为《洛阳牡丹记》中最主要的内容。文中一共记载了姚黄、魏紫等24个牡丹品种，其中提到魏家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①当时牡丹已普遍采用嫁接技术，名品牡丹接穗的价格昂贵，“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②出于对品种的重视，泰和人曾安止在其所著《禾谱》一书中一共记载了近50个水稻品种，这些水稻品种除泰和本地的品种之外，还包括近自龙泉（江西遂川）、远至太平（安徽当涂）的水稻品种，因而也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志。 《天工开物》虽然不是一本专门的农学著作，但同样表现出对品种的重视。如“乃粒”篇就提到：“凡稻种最多。……凡稻谷形有长芒短芒，江南名长芒者曰刘阳早，短芒者曰吉安早，长粒、尖粒、圆顶、扁面不一，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书中提到“早者七十日即收获”的早熟品种，也提到“历夏及冬二百日方收获”的迟熟品种;提到再生秧这种“历四五两月，任从烈日暵干无忧”的超级耐旱品种，也提到“高山可插”的旱稻。他还提到“香稻一种，取其芳气，以供贵人，收实甚少，滋益全无，不足尚也”，反映出他的品种价值观。清末《抚郡农产考略》所记以水稻最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到了56个水稻品种的栽培技术和经验。这些内容与《天工开物》等比较起来，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近代以来，江西省的农业科技人员仍然将品种选育作为主攻目标。江西省农业院成立以后，对江西省的水稻品种进行改良，其培育的南特号水稻品种是杂交水稻之前影响最大、推广面积最广的一个品种。在此之前江西的水稻品种已在中国稻作史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一个叫“豫章青稻”的品种，显然这是来自江西南昌等地的一个水稻品种。明清时期江西的早稻品种更辐射到邻近的一些省份。1608年，江浙等地发生了两百年一遇的大水灾，来自江西的一个水稻赤米品种，在当地水灾过后的农业生产恢复中大显身手。
三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江西有“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山区开发一直是江西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最早的“梯田”一词便出现在江西宜春境内。那是南宋乾道九年（1173）闰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范成大在去广西任职的路上，途经江西袁州仰山时，见“缘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③虽然梯田开发技术在宋元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结合江西山区的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开发，仍然有待总结和提高。清初刘应棠长期隐居在江西奉新县西北的梭山，务农讲学，在总结当地山区水稻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写成《梭山农谱》（1674）一书，极富地方特色。书中记载了耕具中的塍铲和塍刀，它们是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专门用以整治田埂。书中还首次记载了用于稻田除虫的工具——虫梳，主要用来梳杀稻苞虫和卷叶螟之类的害虫。书中还提到梭山当地的两大农业灾害，一是稻谷扬花吐穗时持续低温引发的“青风”（寒露风），二是中伏酷热熏蒸、持续高温时出现的虫害。
清末何刚德撰写的《抚郡农产考略》虽为官修著作，但又与一般官修农书不同，书中所记内容多为“乡农所口陈，文人所身验”（黄申甫序）的地方性知识。全书共记载了谷、草、木等143种当地农村常见的栽培植物，对所记的物产从天时、地利、人事、物用四个方面分别进行叙述。特别是“地利”方面讲土宜，要求适地适种。书后还附有临川知县江召棠的《种田杂说》一文。此文是依据临川情况，总结种田、施肥及治虫的经验，其中提到“田有九等，土有五色，不辨土性，地利无由兴也。曲尽人力，以变化地质，未有不足以补天时之缺憾者”。①
江西发展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就以水稻品种而言，江西历史上的水稻品种的特色，不仅数量多、产量高和质量好，而且还表现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对自然灾害的抗性等方面。比如，耐旱性品种就有山禾、干禾、旱谷、陆稻、菱禾、龙茅占、江东占、团谷早、五月早、白粘等多种，耐涝性品种有深水红、乌谷子、黄六禾、绵子糯、撒红籼、框头晚、命命子、硬稿、柳絮晚、憨糯、梗颈红等多种。至今鄱阳湖滨还有一种“糠头晚”（疑即框头晚）品种，可以在洪水退后撒播，撒到哪里收到哪里，一直可以撒到立秋之后，是一种难得的救荒品种。抗倒伏方面，既有矮杆品种，如童子粘、矮黏、矮青、矮黄、矮齐、童子糯（又名稚子糯、矮脚糯、矮子糯、矮糯）、矮稿、白矮等，又有一些茎杆坚强、抗倒伏能力特强的品种，如桅杆早（又称桅上早，独不仆）、铁脚撑、铁脚黏、铁脚秈、铁脚粳、铁脚糯、铁秆糯、硬稿早粘、硬稿白等。此外，耐肥性品种有硬毫白、肥田豉等，耐瘠性品种有懒担粪、瘦田白等，耐寒性品种有寒籼、寒粘、寒青、寒糯、寒籼糯、寒谷糯等，防鸟兽害品种有赤芒谷、芒谷、虾须谷、长须禾、铁芒黎、独须早、须占、长须占、羊须占、黑须、柳须、芒须糯、马鬃糯、羊须、芒嘴、洞占、乌谷、冷水秋、早大禾、黄尖嘴、大禾、七月糙、乌大禾、金丝糯、鹿见愁等。这些优秀的地方种质基因的存在，为江西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江西发展农业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江西人的开拓进取精神。江西由于农业发达，人口众多，至少从宋代就开始外迁从事农业生产。如江西袁（宜春）、吉（吉安）地区的百姓就曾迁徙到相邻的湖南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深耕穊种，率致富饶”。②广东梅州地区也有来自江西赣州的农民在那里侨居耕种（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二·梅州》）。南宋时，江西赣州、吉州的农民每到农闲季节，“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宋会要辑稿·食货》）。明代丘濬在分析江西向荆湖移民的原因时说：“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③清代唐鉴认为，华北平原一些水淀及旁地，可以发展水稻种植，“惟北农不谙种稻法，若果欲行，则当先募湖南、北，江西等处农民若干人，相地开垦，以为之倡”。④可见江西人善于种田，在古代已获得了肯定。这种懂技术而又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是江西发展农业的潜在优势之一。
编者：您如何看待绿色农业、循环农业或生态农业？可否举例谈谈历史上江西的农业生态智慧？
曾雄生：绿色农业是农业发展的目标。绿色农业是指将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协调起来，在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保护环境、保证农产品绿色无污染的农业发展类型。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循环农业则是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农业内部的循环，减少外源投入，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减肥减药，才能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一切都必须以生态农业为基础，而生态农业又必须以生物多样性为前提，这就回到我前面所说的“杂种”上去了。古人就是依靠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來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 江西作为水稻主产省份，历史上的水稻生产一直是与养猪、养鸭、养鱼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使水稻的生物产量几乎都变成了经济产量，而人畜利用之后所遗下的垃圾和粪便等又都回到了大田，变成了稻田的肥料。猪多、肥多、粮也多，而粮多在供给人类食用之外，又为畜禽业的发展提供了饲料基础。江西的一些名牌产品，如莲花血鸭、鸭鸭羽绒服和“煌上煌”烤禽等，都可以视作绿色农业、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的产物。我认为，江西省的农业发展还是要以粮食为主，以水稻种植为主要抓手，通过种养结合，以实现循环农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绿色农产品。在大型牲畜发展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稻田养鸭或养鱼（鳖、蛙、鳝、鳅、虾）等综合种养模式，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五、提出问题永远比提出方法更重要
李慧娟：曾老师，我有一个方法论问题想请教您。我发现历史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对资料和方法关注比较多，我注意到您在研究中就用到了很多的史料。目前学术界比较前沿的一个发展方向是数字人文，很多人文社科学者也开始使用一些电子数据库以及大数据相关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请问您在做研究的时候是如何搜集史料的，都会使用什么样的数据库？
曾雄生：数据库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搜集史料的能力，我从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数据库了。记得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大家出门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只能通过网上数据库检索的方式来获取研究所需的史料。那时刚好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四库全书》电子版数据库。记得当时大家都认为非典的暴发与果子狸传播的SARS病毒有关，因此全国大规模捕杀果子狸，给果子狸的养殖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我就关注果子狸的问题。当时我主要从《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数据库中检索关于果子狸的记载。由于果子狸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同的名字，所以要先把历史上用过的果子狸名称都列出来，然后到古籍数据库中检索相关史料，最后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果子狸》一文。这篇文章主要从农业史的角度对历史时期果子狸的驯养过程、利用方式以及地域分布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最后刊发在香港的《九州学林》上。
我当时提出的问题就是：不能把SARS的暴发一味归罪于果子貍，真正受损失的是那些果子狸养殖户。当时全国大概有60万果子狸养殖户，一夜之间命令他们把所有的果子狸都给灭掉，结果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是做农业史研究的，就会从农业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人类有农业也就是近万年的历史，那么在这一万年以前，在有农业和畜牧业以前，人类所食用的所有动植物都是野生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果子狸，它只不过是由野生到驯养过程中一种半野生半家养的动物。如果说是因为吃了果子狸而导致SARS病毒传播，那么我就回溯历史上人们是怎么看待果子狸的。经过研究，我发现最初中国人是把果子狸当作家猫来使用的，是养在家里吓唬老鼠的。中医认为果子狸对治疗一种疯病有特殊的疗效，所以也要驯养果子狸。到明朝的时候，人们发现果子狸的肉质比较鲜美，就有意识地人工驯养果子狸。另外，通过比较，我发现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果子狸的地理分布与后来的历史分布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历史上尤其是宋代对果子狸的食用特别普遍。宋代不是把果子狸当作普通的用食，而是当作高级的补品在文人之间相互赠送。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关注果子狸的命运。现在要求把果子狸大量处理掉，那我就会关注：中国人为什么要吃果子狸？特别热衷于吃某种动植物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将这一问题跟中国的农业传统结合起来？中国农业结构是主谷式农业，但人类又普遍存在着肉食渴望，那么如何满足这种欲望呢？野生动物就成了很重要的替代品。所以在文章最后，我提出要使果子狸真正得到解放，就需要中国大量发展畜牧养殖业。只有中国人的肉食结构真正丰富起来之后，才不会再去吃野生动物。
张瑞胜：您对于果子狸的研究，是将农业问题、医疗问题和环境问题都结合在一起，这是将历史学与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综合研究的典范。我想问您一个有关江南研究的问题。现在许多做江南研究的内容都趋向于量化研究，比如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江南的农业问题，还有一些将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那么如何把农业问题和江南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除了已有的研究角度，您是否可以提出一些新的研究建议给我们？
曾雄生：现在关于江南的研究的确是提出了很多的研究角度、方法，量化研究也被大家认为是当前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方法，方法是为你研究问题服务的，你研究不同的问题自然有不同的方法。在我看来，提出问题永远比提出方法更重要。你首先要想清楚在江南研究中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个好的问题才是开展研究的关键，如果提不出问题，再好的方法也没用。
最近10余年来，环境史的研究确实比较热。我仔细关注过国内做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是学农史出身的，比如复旦大学的王建革老师、南开大学的王利华老师等，从农业史转到环境史的研究其实是很有优势的;另一方面是学世界史出身的，他们可能会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然后将环境史相关的方法介绍到国内来，比如清华大学的梅雪芹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国荣老师、北京大学的包茂红老师等。农业史之所以很容易和环境史联系起来，是因为农业本来就要和环境打交道。《吕氏春秋》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①农业要涉及人、天、地和作物之间的关系，而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展开来研究，其实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其实可以归纳为环境史学。比如司马迁曾经说过“究天人之际”，表达的就是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许多环境史学者的主张也大抵如此。
张瑞胜、李美娇、何国璠：作为年轻学者，我们在拜读您的研究著作时，总是不由赞叹通篇不仅基础扎实，而且常常可以出新观点、出制高点。请问您从事农史研究，是否与您有过田间劳作的生活经历有关？当代农业史青年学者通过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来弥补农业生产或是农村生活经验的不足，而环境史学者也尝试走出教室参与公共环保活动，您认为这些社会实践对于他们做好各自的学术研究是否有帮助？现在由于很多方面的限制，我们能够接触到农业劳动的机会比较少，那么我们做农业史研究是不是应该找机会到农田里体验一下劳作的过程？ 曾雄生：我从事农史研究，的确与我的出身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我出生在江西农村，干过许多农活。我1979年上大学之前还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在生产队的田里干农活。由于从小耳濡目染，使我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我在讲到古农书时感到亲切。我给自己起了个网名“识字农夫”。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农民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多认识几个字而已。我比较能够理解农民的行为，这对我研究农业历史肯定是有帮助的。
但正像你们所说的，现在多数学生对于农业的接触相对较少，没有很多机会去获得劳作经验，其实古代的知识分子也都有这个困惑。如清代的知识分子张履祥，他以前也是个读书人，对农业了解不多，在明清鼎革之际放弃官职，跑到乡下种地，以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与此同时，他也教点书，贴补一点家用。但是，他作为一个读书人，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田要怎么种呢？他不会种田，所以第一步就是看农书。他马上找到了《沈氏农书》，抄了一遍，然后照做。但随后又遇到一个问题，《沈氏农书》写的是湖州的情况，而张履祥是在桐乡，桐乡地势比较高，蚕桑占据了很大的份额;湖州地势比较低，以种水稻为主。他发现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后来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对《沈氏农书》作了补充，写了《补农书》。总之就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就摸到了规律，毕竟农业还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活计，但要干得好还是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巧。古代知识分子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点都不懂农业的话，那就跟种石板一样，把庄稼种到石板上，是不可能有收成的。
因此，我确实主张大家能够对农业生产有更多的体验，很希望做农史研究的同学能够对农业生产有直观的认知，或者有农业劳作的一些背景，这些对于农业史的研究是很有利的。我招学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要么是从农村来的，要么是学农的，要么是学历史的。西方学者，尤其是做人类学研究的，就要求有一些在地的经验，至少一年以上。比如白馥兰（Francesca Bray）为了研究李约瑟的农业卷，亲自到印度尼西亚待了一年，研究那里的稻作。虽然她后来转向科技史、科技与性别等方面的研究，但她最基本的工作还是农业史。她近些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关注的还是农业、稻米。前年她出版了一本新书《全球网络与水稻新史》，研究的基础还是她做农业田野调查积累的经验，加上这些年的思考。
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经验不足也同样可以从事农史研究，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或许有所不同。农业是个综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生产、运输、分配和消费等许多环节。农民更多只是扮演了其中的生产者角色。作为消费者，我们同样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农业的问题。约20年前，时任美国农史学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彼德·考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教授提出了農史研究的一个新概念，即“转换的耕作”（shifting cultivation），①以此作为研究农业历史的新范式。这一概念使得农业生产与销售、分配等有机地联系起来。考克莱尼斯提出这个新概念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许多从事农业史研究的学者将自己限制在农业生产之中，以至于他们不能有效地把握农业因素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二是因为在现代生活中，随着农业的地位越来越相对下降，特别是在研究者将农业孤立于社会和经济生活之外的时候，越来越少的学者有兴趣来研究农业史。他认为，转换农史研究的范式，使我们不仅能够写出更加准确的农业史研究文章，而且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
这样看来，无论是种稻米的还是吃稻米的，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稻史。“作为农业历史学家，我们不是处于农业领域，而是处在食物（和纤维）领域。按照里维特的理论，我们应该追随‘消费者’，采用‘食物体系’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问题。把食物生产更紧密地与食品商业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有较好的机会在未来持续成为一支合乎时世、适以生存和充满活力的群体，尽管农业会变得越来越产业化、整个世界的农民会不断地退出舞台。”②
李伊波：在作物史研究领域，您的《中国稻史研究》《中国稻作文化史》等皆为稻作史研究的力作，但至今却仍未出现一部有分量的麦作史专著。您在稻作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同时对麦作的研究也有许多成果，请问当前中国麦作史研究的难点与重点有哪些？
曾雄生：麦子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有三分之一以上人口以麦子为主食。麦子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在中国其重要性也仅次于水稻。麦子原产于西亚和北非，大约八九千年以前，位于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居民，就开始了小麦和大麦的种植。大约距今5千年左右，麦子进入中国，又经过两三千年的本土化，麦子终于在中国取得了一谷之下、百谷之上的地位，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农业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人认为，汉唐的兴盛就与麦作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对于这样一种在中国如此重要的农作物，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有分量的麦作史专著，的确是个遗憾。虽然我们也注意到学者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近年考古工作者赵志军、刘歆益等对于麦作东传的研究，①历史地理学者韩茂莉等对于麦作历史地理的研究，②农史工作者惠富平等对麦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③我个人也曾对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作过一点探索，④但这些工作还不够。我们期待一本集成性的中国麦作史著作，整合已有的资料，吸收现有的成果，以填补中国作物史的一个空白。现在国内除稻作史外，粟作史、棉作史、大豆栽培史甚至南瓜史都有了专著，是时候有中国麦作史了，并且我相信三五年之内或许就会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现。
我对麦作史的研究也不够，所以我也很难说清当前中国麦作史研究的难点与重点有哪些。不过依据我的有限理解，中国麦作史首先应该搞清楚麦子是什么时候、是如何进入中国的？经历了什么样的路线？近年来这方面的考古学成果很多，我们还可以从作物史、农业史、民族关系史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其次应该考察麦作在中国本土的传播。我虽然作过一点思考，但还很肤浅。我们要考虑麦作与其他农作的关系，不能就麦论麦。麦子的历史，也是它与同行竞争的历史。麦作在北方是如何淘汰原有的一些农作物，取得独步天下的地位的？南方稻麦二熟制的形成及其在农业史中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为什么稻麦二熟制首先出现在云南？稻麦二熟制对北方有何影响？麦作技术（包括加工技术）与其他旱粮作物有哪些共性与个性？麦作在中国不同农作区的分布及其变化是怎样的？上述问题都值得研究。
第三，作为麦作史，最主要的还是要关注下面这些问题：不同时期的人们有哪些关于麦作知识的累积？小麦和大麦在农作上的共性与个性是什么？春麦（旋麦）和冬麦（宿麦）是如何分化的，在地域分布上是否有不同？麦作史的核心内容当然还是麦子的品种、农具和技术、产量以及加工和食用等的历史。对于加工和食用尤其应该多加注意，因为这可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麦作文化。中国人将面粉加工成馒头、包子和面条，与其他文化中加工成面包有很大的不同。我甚至觉得，南方米粉（米线）的出现是受到面条的影响。
第四，要探究麦作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以国家之力去推广一种具体的粮食作物，在宋代以前应该就是麦子了，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租佃制度对南方麦作推广有何影响？国家在调整漕运、灌溉和面粉加工之间的矛盾方面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第五，在我看来，麦子是一种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作物，我们还可以从全球史的角度来打量中国麦作的历史。同样是源自西亚的麦子，传到西方后变成了餐桌上的面包，而传到东方则变成了口中的馒头。中外麦作文化的交流与比较也是值得研究的。我曾经看过一部很有意思的电视纪录片《面条之路》，它可能也是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故事，但比丝绸对人类的影响或实际作用可能更大。
责任编辑：胡颖峰
责任校对：王俊暐 徐 敏
2017年7月11日，“历史维度下的生态系统与人类文明”暑期学校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开班，曾雄生研究员应邀作为主讲老师做了一期讲座，演讲的题目是“稻香梅雨：1608年江南的天人之际”。课后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光华楼西主楼2114室与几位学员进行了访谈，李伊波、李美娇、李慧娟根据录音对访谈进行了整理。在此基础上，张瑞胜、李伊波、何国璠受《鄱阳湖学刊》的委托，又对曾雄生研究员进行了补充提问，本刊编者也参与提问，曾雄生研究员一一作答，内容涉及自然灾害与粮食安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与环境，江西农业的生态智慧及其绿色发展，以及农史研究方法等方面。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一、自然灾害与粮食安全
张瑞胜：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而由于疫情或者自然灾害引发的区域性粮食短缺危机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时有发生的，请问您可否从农业史的专业视角来解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和政府是如何在灾年促进粮食生产的？
曾雄生：中国被称为“灾荒的国度”，水、旱、蝗等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因此，救荒备荒成为国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儒家经典《周礼》中就有关于“荒政”的内容，讨论“遇凶救济之法”，并设计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应对粮食短缺这样的灾荒问题，如“遗人”“廪人”是也。其中，“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①一有灾害的发生，从中央到地方，群策群力，千方百计，应对灾害。我在《万历三十六年的天人之际——以当年的江南水灾为中心》中就研究了古人如何应对灾害。②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江南水灾号称两百年一遇，损失之惨重据时人所称亘古未有。但自古以来就与水灾打交道的江南人，很早就在农业应对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乃有以徐光启、沈氏和张履祥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针对当年的大水灾及江南水旱灾害，提出具体的救灾减灾、恢复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种植）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当时和其后江南农业的发展（包括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也成为解读中国历史上农民和政府如何在灾年促进粮食生产的又一样本。
史籍中关于救荒备荒的内容很多，除了有专门的像《救荒活民书》这样著作之外，备荒也是古农书的重要内容。如北宋时济州巨野士人鄧御夫所作《农历》一百二十卷，其中就专门提到“备荒之事”，只可惜该著已经失传。元代《王祯农书》中有“备荒论”，专门讨论有关备荒的问题，如“蓄积之法”“备旱荒之法”“救水荒之法”“备虫荒之法”“辟谷之法”等。一些农书虽然没有专门的篇章，但也不时闪耀着备荒救荒的思想和智慧。汉代的《氾胜之书》所记载的高产耕作法——区种法，就是针对旱灾而设计的。该书写道：“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又说：“凡区种，不先治地，便荒地为之。”③通过区种，实现小面积上夺高产，以应对自然灾害。元代《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柜田，则是应对水灾。柜田有点像围田，但规模较小，而且四面都有排水设施，遇到水灾的时候，因田块较小，把田埂加高中固，外面的水进不来，里面的水用水车排出。水浅的地方适宜种植黄穋稻，地势稍高的地方则可以种植旱地作物，这些作物都可以用来救济饥荒，王祯称此为“救水荒之上法”。
古人还从作物选择来思考灾荒的问题，在选择作物时除了因地制宜之外，还根据他们预测的当年或来年的年成（主要是气候）的趋势，来选用适宜的作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占候之学。占候从年头到年尾都要进行，方法之一就是以布袋装各种作物的种子，称好同样的量，埋藏在阴地里，等冬至后五十日再挖出来称一下，份量最重的就是当年最适宜种植的。南宋《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记载：“今人占候，夏至小满至芒种节，则大水已过，然后以黄绿谷种之于湖田。……黄绿谷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①明末《沈氏农书》记载：“稻种以早白稻为上，只肥壅不易调停，少壅不长，多壅又损苗，但喜其米粒粗硬而多饭，所宜多种。黄稻能耐水旱，多壅不害，只怕霜早，米不圆满。其余稻色好歹不同，总无如黄白两种，所宜对半均种，以便次第收斫，不致忙促。先农尝卜其吉者而多种之。”②选择品种以应对灾害，是古代农业传承下来的宝贵经验。 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古人发现一些作物具有特殊的防灾抗灾作用，因而将此作为每年必备的作物种类来加以种植，如：“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③豆科作物，不仅种植简便，而且其根瘤具有固氮作用，有利增进地力;更为重要的是，豆科作物对蝗虫等虫害有规避作用。宋元时期，人们对蝗虫的食性已有所了解。董煟在《救荒活民书》卷二《捕蝗》中记载：“吴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虑其遗种为患，故广收豌豆，教民种食，非惟蝗虫不食，次年三四月间，民大获其利。”王祯也注意到蝗虫不食芋、桑及水中菱、芡等作物，因此主张广种这些作物。④明清时期甚至大量引进外来作物，如番薯、玉米等，也是出于救荒备荒的需要。万历年间，泉州一带发生饥荒，“他谷皆贵，而此蓣独稔，活于蓣者十七八”。⑤最早引种番薯的福建和广东也最早获得种薯之利，“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⑥最早引种番薯的福建人陈经纶、陈世元家族，在明清时期数代人致力于番薯推广，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兴薯利，除蝗害”。
回到你所提到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和政府是如何在灾年促进粮食生产的，我觉得除了兴修水利、精耕细作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两个字——“杂种”，即保持生物多样性，提高农业自身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汉书·食货志》载“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⑦就是对这项措施的经典概括。通过杂种（有时又称“参植”“兼种”“扩种”），尽可能地使种植的作物种类多样化，这样即使一种作物由于虫害等原因受灾，还有其他作物可以弥补，甚至其余作物反而可能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所以不存在严重的灾害问题。杂种是为应对自然灾害、确保粮食稳产、农业持续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插花田式的因土种植，如高田种粟、坡地种麦、低田种稻等，使性质不同的土壤都可以生产出为人所需要的产品，从整体上加强了应对灾害的能力。⑧
李伊波：我现在还关注了一个主粮作物结构与农业灾害的问题。我国从古至今逐渐形成了北面南稻的饮食格局，这个格局显示出小麦与水稻在北方与南方地区的粮食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意味着主粮作物种植的单一化趋势更加明显。我们知道爱尔兰大饥荒是由马铃薯晚疫病引起的，假如同样遇到一种普遍的难以应对的小麦或水稻病害时，那么抵御灾害的能力是否会变差？是否同样会造成一场农业危机？我最近在思考清末“丁戊奇荒”的成因问题，有几点想法：其一，历史上有“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古训，清代华北主粮作物种植的单一化趋势已很明显，而“丁戊奇荒”的重灾区和华北麦作区的重合度较高。其二，从“丁戊奇荒”官员的奏折中可以看到麦作受灾非常严重，相较而言，粟作收成却较好。其三，粟、黍较之麦作有更好的耐旱性。我有个设想：“丁戊奇荒”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场麦灾。理由是：麦作耐旱性更差些，小麦易受干旱影响。从大的气象背景看，明清时期处于寒冷干燥的“小冰期”，“丁戊奇荒”期间又逢极端干旱天气，麦作的大规模单一化种植更易受到旱灾的影响。
曾雄生：有意思。我觉得这应该是存在的。
李伊波：现在有个问题是：在当今及可预见的将来，麦与稻在北方、南方粮食格局中均占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从粮食安全角度考量，您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曾雄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杂种：农业生物多样性与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有过集中的阐述。“杂种”就是前面说的“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中国南方确实是以水稻种植为主，北方以粟、麦为主，但是从未出现作物单一种植的趋势。尽管南方地区主要种植水稻，但也会种植别的作物。就水稻来讲，尽管种的都是水稻，但是品种却有差异。水稻有各种各样的品种，有的是耐旱的，有的是耐涝的，有的是抗虫害的，有的是抗兽害的。即使作物品种相同，古人也会采取避免单一化的措施，比如田埂豆在古代就非常普遍。豆种在田埂上，这是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同时也阻隔了病虫危害，万一水稻遭灾了，豆子还会有些收成。即使大田里稻子颗粒无收了，人们还会抢种些别的，如黑豆、荞麦等救荒作物，徐光启在家乡水灾后就用过。中国灾荒之所以没有像爱尔兰大饥荒那般严重，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产生对单一作物的依赖。我们基本上还是多样性种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还是很丰富的。
李伊波：接着上面说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当今对高产的追求，致使作物种质资源单一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如杂交水稻、西农979小麦品种等，推广面积达上亿亩，这是否意味着其他品种被排斥或被淘汰并潜藏着危机？
曾雄生：这会造成生态脆弱，是有问题的，我也持相同的看法。我们不是生态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只是有这样一些常识：过分的单一化种植确实是脆弱的，会导致抗灾害能力差的风险。中国历史上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汉代以来就有这种说法。在宋代，宋太宗曾有意识地发布诏令：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方，尽可能匀出土地种植北方的旱地作物，在北方有水的地方，也尽量匀出土地种植南方的水稻，并给予不收税的优惠和其他奖励。
二、农业生产技术
张瑞胜：西方现代农业科技对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到底起到了怎样和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自晚清民国以来就争执不休的问题，也是我自己做中美跨国科技史研究很希望弄清楚的一个大框架。我拜读过您的很多著作和论文，包括《中国农学史》《中国稻作文化史》等，您不仅对传统中国农耕文化有很深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对域外的农业科技有很大的兴趣，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曾雄生：这个问题一言难尽，这里只能作简单回答。首先，中国自身有着较为发达的农业，在近代以前养活了最多达4亿的人口，这已经超过了现代美国人口总数和欧洲人口总数的一半，而且主要是依靠传统农业技术来实现的。但也不能说中国完全是靠自力更生完成的，实际上中国古代农业也受到了國外或域外农业的恩惠。我们今天的一些主要农作物，如棉花、小麦、玉米、土豆、西瓜、南瓜、花生、芝麻、辣椒、西红柿、苹果等等，都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从国外传入的;有些农作物虽然原产于中国，但也从国外引进过一些品种。如占城稻是原产于越南的一个水稻品种，因宋真宗的引种而名声大振。实际上，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前，占城稻可能已经通过海上贸易等方式，在唐末、五代时期传入福建。大中祥符五年后，因有皇帝出面推广，占城稻很快在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区得到种植。到南宋初年，占城稻的种植面积已占江西水稻种植面积的70%以上。与此同时，占城稻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一个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分化出生育期不同、性状各异的多个品种。 占城稻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耐旱，不择地而生”的特性。近一千年以来，随着中国人口的激增，山地得到开发，梯田遍及东南丘陵地区，但由于水利设施没有到位，时有干旱之忧。选用耐旱品种就是最省力的一种办法。福建是宋代梯田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又有海路之便，因此成为最早引种占城稻的地方。占城稻的推广与梯田的开发是同步的，梯田最多的地方，也是占城稻最多的地方。后世史家在评价占城稻时，对其耐旱这一特征注意较少，而对“成实早”却过分注意。他们认为，早熟的占城稻使得稻田多熟制（如双季稻、稻麦二熟）成为可能，进而诱发绿色革命、促进人口增长云云。但就宋代来看，占城稻的引入最主要的还是针对抗旱，服务于多熟种植还是次要的。宋代以后，因应各种不同需要，从东南亚引进水稻品种的例子不在少数。如明成化（约1465—1470）初，福建漳州人在云南戍边时，得安南稻一种，五月先熟，米白。此一品种后来在泉州、漳州和台湾地区多有种植。台湾地区就有早占、安南早、吕宋早等品种，分别来自占城、安南和吕宋等东南亚国家。
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于改造中国传统农业、提高农业产量、养活众多人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农药、化肥、种子、灌溉技术都是受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有的直接就是国外的舶来品，如日本的尿素、加拿大的钾肥，甚至包括农业机械和农作物品种。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甚至直接向中国派出农业科技人员，以帮助中国发展农业，中国也有意识地引进西方的农学和农学教育。这些对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促進作用。
当然，对于具体事件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估。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史澜导（Randall E. Stross）对始于1898年美国农业部派员去中国搜集植物种子、终于1937年日本侵华这一时期美国农学家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时美国农学家在华的工作并没有对中国农业起到作用，因为中国农村是一片“僵硬的大地”（the stubborn earth），美国农业的经验推广不下去。在他看来，中国的农村经济落后、资源匮乏，农民没文化、保守、拒绝接受现代的农业科技，并且官吏腐败、能力低下，不可能有效帮助推进现代农业科技。对于这片“僵硬”的大地，美国农学家们没能深入研究和理解，反而盲目乐观热情，以美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去推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推不动这片大地。他的最终论点很清楚：除了中国是“僵硬的大地”之外，美国农学家们的失败还在于他们以美国农业的经验来对待极为不同的中国农业，认为农业的发展需要的是技术革命，没有看到在中国历史条件下“政治、社会、经济的变革都是必需的”。
史澜导低估了美国农学家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陈意新指出，如果史澜导把他的研究展向1937年以后的中国农业，他的结论也许会不一样。1937年以前美国农学家在中国工作还只是刚刚展开，1937年以后他们与中国政府、社会团体、学术机构共同作了许多努力。至1949年前后，洛夫（Harry Love）在1925年培育的“金大2905”已成为中国广为种植的小麦品种;美棉已占了全中国棉花播种面积总数的一半。这两件事至少可以说明：对于美国农学家而言，中国农村不是“僵硬的大地”。1949年美国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已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农学家，他们后来分别是中国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领袖，并且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正领导当代中国的农业。①直到今天，活跃在农业科研一线的农学家也多有留学欧美、日本的背景。
何国璠：前段时间“内卷化”这个词在网络上很是火热，②用于形容当下社会各方面陷入激烈竞争的内耗，而这个词也常被用于论述历史时期江南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生产模式。由此我也想请问曾老师，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中国农业发展会重复“精耕细作”或者说“内卷化”的道路吗？
曾雄生：我很早的时候就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读到“内卷化”这一提法，但很遗憾，我并没有太读懂“内卷化”的内容。从农民的生存逻辑来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福祉，他们的确会不计成本地辛勤劳作。如果按照投入和产出去计算的话，那肯定是边际投资效益下降，甚至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形至今如此。现在在我老家江西农村，像我父母这样七老八十的人，每天从小老板那里领来一些小活，如做小夹子之类，夜以继日地干，为的是那几块到十多块不等的收入。在他们的观念中，时间是不计算在成本之内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每天有几块到十几块钱的收入，饭钱就有了。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缺少经济理性，如果有更省事、更来钱的活，他们也会选择效益更好的活计来干。最近三四十年来，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个简单的原因就在于经商务工的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一个月打工挣的钱或许要抵上一年的农业收入。在这种比较效益之下，农民不愿意在农业上花工夫和成本，以“粪多力勤”为特征的传统的精耕细作因此肯定难以实现，除非他们从事农业的收入可以超过工副业。不充分的市场，缺少比较效益的选择，是“内卷化”形成的原因。但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内卷化”甚至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环。我年迈的父母辛勤做出的小夹子，通过国内外市场到达消费者的手中，其中有部分成为中外果农生产优质水果、供应全球市场的辅助工具。
顺便提一下我前两年做的一项考证。我们在讲中国传统农业时，经常会用到“精耕细作”这一成语来高度概括中国古老农作法的最主要的特征。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成语应当很早就出现了，因为符合这一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此后一直存留在千百年来农民的实践之中，即使这一成语不是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同步出现，但也不会相距太远。但历史实际却并非如此。我通过检索发现，“精耕细作”作为一句成语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才开始流行，而它的形成又与当时中共领导的延安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在运动中被树立为典型的劳动英雄吴满有等模范人物有关。吴满有等人通过“改进农作法”提高产量，支援边区建设，经过媒体报道，其经验被总结为“深耕”、“深耕细锄”或“深耕细作”，而后这些语汇又可能是受到国统区传入的“精耕”一词的影响，最终在1943年底及1944年定型为“精耕细作”，并且在1957年经毛泽东的再次提及之后，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新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它的使用及影响也已超出农业之外。③ 三、农业与环境
张瑞胜：农业与环境是任何国家在历史或现在、将来都需要平衡的两个基本的社会问题。我们现在有一种历史观认为，由于西方的农业科技引入中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恐慌和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转基因作物，化学杀虫剂（如DDT、BHC），化学肥料，机械化生产取代传统精耕细作，兽药和家畜抗生素，以及疫苗的使用等等。请问您在研究中是否发现中国传统农业可以有效避免污染生态环境问题？假设我们沿用并仅依靠内在的动力来改进中国传统农业，我们是否可以实现农业产量和环境保护的兼得？
曾雄生：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于改造中国传统农业、提高农业产量、养活众多人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西方的农业科技引入中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恐慌和生态环境问题，于是有人提出要回归传统。其实，这既误解了现代，也误解了传统。传统农业的发展也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一般说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形成时期，但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的若干问题就已开始暴露出来，到处提倡“垦草”“治莱”使得一些地方出现“无所刍牧牛马之地”（《战国策·魏策一》）。唐宋时期，中国传统农业达到其巅峰水平，更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的局面，以至于“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①与此同时，林地遭到开垦，植被也遭到破坏。虽然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有关森林保护的声音，但仍然没有阻止唐宋时期童山秃岭的出现。唐代诗人陆龟蒙就在其《渔具诗》中对竭泽而渔的“药鱼”提出强烈的批评：“香饵缀金钩，日（一作目）中悬者几。盈川是毒流，细大同时死。不唯空饲犬。便可将贻蚁。苟负竭泽心，其他尽如此。”②北宋沈括发现：“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南宋魏岘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一书中记载四明（今浙江宁波）由于植被破坏所引发的水土流失、田畴失溉的情形：曾经“万山深秀”“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亦甚茂密”的地方，由于乱砍滥伐，导致“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为之一空”，水土流失严重，从此“舟楫不通，田畴失溉”。③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虎耳如锯猜想：基于环境史的解读》，这可能算得上是一篇生态环境史的文章。我在文中谈到，北宋时期福建汀州出现了“虎耳有缺”“两耳如锯”的记载，并且将之与老虎吃人联系起来，认为虎每食一人则耳成一缺。我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提出一种猜想，认为虎耳上的缺口乃“伤口”，“两耳如锯”则是说此虎伤痕累累，这些都是老虎生存竞争的结果。而老虎生存竞争并在身上留下缺口至宋代时为人所留意，则又与唐宋时期的人口增长、经济开发以及植被的破坏有着密切的关系。福建是北宋时期梯田开发最多、也是占城稻引进最早的地区，而汀州则是其属郡，虎耳“有缺”“如锯”也可以视作当地环境恶化的标志。④
传统农业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农业可以有效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污染或破坏的问题。我们沿用并仅依靠内在的动力来改进中国传统农业，很难实现农业产量和环境保护的兼得。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与周遭的世界发生冲突和摩擦。从人与环境的角度来看，要生存就会有毁灭。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任务，就是通过自我奋斗，以最小的环境牺牲和毁灭为代价，来赢得人类最大最长久的生存与发展。解决科技发展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恐慌和生态环境问题，还必须依靠科学。人类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利用科学技术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汲取传统农业的精华，剔除传统农业的糟粕，在科学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基于科学的精耕细作，不是简单的“粪多力勤”，而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同时又保护环境，实现环境友好。
何国璠：与历史时期不同，当下的农业耕作方式长期依赖农药化肥，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损害，甚至于不施肥，稻谷都会干瘪。怎样实现农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课题。除了现代科技，历史上人们曾利用人畜粪便肥田，请问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曾雄生：這个跟刚才瑞胜的问题有关联。我们的先民在成千上万年的农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用地养地的绿肥种植、选种育种一穗传、稻田灌溉的水温调节、接力追肥的看苒施肥、田间管理的晒田烤田、植物保护的以虫治虫等等，这些宝贵经验后来被概括为“精耕细作”。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扩大）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中提到：“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①同一讲话中两次提到“精耕细作”，可见毛泽东对精耕细作的重视。
除了精耕细作，我觉得最可资借鉴的就是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是前面所说到的杂种、兼种或扩种。如果说，精耕细作主要是为了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话，那么杂种、兼种或扩种，则主要是为了提高农业总产量、总收成。自古以来，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多地少。人多地少迫使我们用尽可能少的耕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以满足人口的需要，这就是中国农业走向精耕细作的主要原因。但另一个方面，我们的先民也在尽可能地扩大耕地面积，以提高农业总产量。于是就有所谓“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局面的出现，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不断出现，如梯田、架田（葑田）、围田、圩田、垸田、沙田、砂田、垛田等等。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汉书·食货志》给农业的定义是“辟土殖谷曰农”。辟土只是手段，殖谷才是目的，扩大耕地面积最终是为了生产人类所需要的农产品。
古人更多是在“殖谷”上做文章，在经营农业时强调因地制宜，不仅包括要依据地势的不同特点进行土地规划和改造，也包括选用不同的物种进行“因土种植”。比如易旱的高田，除开凿陂塘之外，还需要耐旱且生育期短的所谓“早稻”品种来配套。“高田早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或旱，不过灌溉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②宋真宗时，占城稻的引进便是出于此种目的。易涝的低田，除了筑堤作圩之外，也需要黄穋稻、观音柳、丈水红、乌口稻等品种。这些品种耐水性强，生育期也短，“黄绿谷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③乌口稻可“备潦余补种”。④海滨涂田，“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⑤但还要配合上如咸稻、大塞、乌芒稻、咸水允稻等能够在卤田咸水中生长的品种。山区冷水田，除了“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⑥还需有“耐水与寒”的“冷水谷”“乌口稻”等适应品种。明清时期，山地和滩涂的开发利用，也是与玉米、番薯的引进推广同步进行的。几乎可以说，任何土地的开垦都必须有相应的作物或作物品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开垦的意义。不同的作物，甚至是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在土地的开发利用中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土地利用的一个基本要求。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多样性的作物及作物品种相辅相成。有时，只要有适当的作物种类或品种，在不对土地作更多加工的情况下，就可以达到扩大生产面积的目的。“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树以竹木。”（《淮南子·主术训》）即便是那些“阜劳之地，不任耕稼”，①“不宜五谷”或“下田停水之处，不得五谷者”②或“山阜之曲”③等，通过种枣、榆、柳、柞（橡）等，也能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明末徐光启提倡利用荒山隙地种植乌桕、女贞等经济林木，制造照明燃料，减少麻、菽、荏、菜等常规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以便腾出更多的土地用于生产粮食。④
因土种植的原则，并不过分地强调为了使自然环境适应于某一类作物的生长而对环境作出千篇一律且劳民伤财的改造。这种以生物多样性适应自然环境多样性的土地利用方法，不仅节省民力，也保护了生态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也因此才会有如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提到的“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⑤明徐光启又说：“方舆之内，山陬海澨，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⑥因地制宜，因土种植，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景观的多样性，是中国土地利用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侯学煜等人提出的“大农业”和“大粮食”的思想是一致的。⑦
此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通过改变耕作制度，实行多熟种植乃至种植和养殖相结合等方式来实现土地的深层次利用，而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就是其中的关键。如桑黍混作，“椹藉黍力，易为生发，又遮日色”⑧，“桑发黍，黍发桑”。⑨桑间种植绿豆、黑豆、芝麻、瓜、芋等，可使“桑郁茂，明年叶增二、三分”。⑩桑下栽苎，“因粪苎，即桑亦获肥益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11}明清时期桑间种植的种类已发展到花生、红薯、棉花、芝麻、小豆、绿豆、瓜、蓣、大麦、小麦、豌豆、胡豆、菜子等几十种，特别是桑间种豆已经遍及两浙。
比多熟种植层次更高的是种养结合，最典型的就是利用稻田养鱼、养鸭，它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兼有除草、灭虫及肥田的作用。在稻田养鱼、养鸭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粮、桑（果）、鱼、畜综合经营、立体化生产的循环农业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以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以塘泥肥田种禾等。池塘除养鱼之外，还会种植莲藕、菱角、菰米、芡实（鸡头米）等水生植物，即便是塘中所养家鱼也通过合理的组合，以提高鱼塘产量。多层次的种植和养殖结合，实现了土地的综合利用、立体利用和循环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杂种不仅可备灾害，还可以缓解由于耕地不足、地力下降、劳动力不足、天灾人祸等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保持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用以解决其自身所面临诸多问题的一把万能的钥匙，但这把钥匙本身也存在缺陷。对劳动力需求量大，不利于机械化作業，反过来导致人口过剩、劳动生产率偏低，这也是中国传统农具没有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多样性的稳产和单一性的高产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为了应付人口增长的压力，古人也总是有意识地选种一些高产作物，这也是导致单一化种植的根源。但盱衡利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多样性比单一化更符合人类长远的利益。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一千多年前的中国老祖宗就提出“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①一千多年后我们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耕地、精耕细作同等重要。虽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战胜各种自然灾害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生物多样性仍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而使用本地的材料作为研究原种更容易取得成功。中国农业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所有的农业生物都在同一环境下存在了几百乃至数千年。它们是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经自然和人工选择保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在满足人们口粮的同时还能够满足人们其他方面的需要，如生产、生活、民俗、宗教、文化、医疗保健等。所以，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时，我们尤其要重视保护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品种资源。这些在我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都有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参考。
四、江西农业的生态智慧及其绿色发展
编者：江西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省份，您如何看待农业尤其粮食生产在江西乃至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曾雄生：我来自江西。有道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作为江西人，我除了与江西保持着血肉联系，我的父老兄弟也大多生活在江西。我记得我在2018出版的《中国稻史研究》一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我对本书的内容还有那么一点自信的话，那一定不是来自故纸堆那些生涩的文字，而是田埂上的脚印。”我想至今这些脚印还留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同时，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也对江西的历史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我在《中国稻史研究》一书中就专门辟有一章研究江西水稻品种的历史。江西是水稻主产区。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稻作遗存的发现，显示一万年以前江西已有水稻种植。江西所在禹贡扬州之地，自古就被认定为“其谷宜稻”之区。南北朝时期，江西已成为重要的粮食供应地。雷次宗《豫章记》云：“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沃野垦辟，家给人足，畜藏无缺，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②南朝的大粮仓多数设在江西境内，据《隋书·食货志》载：“京都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也，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所贮总不过五十余万。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并是大贮备之处。”①其中豫章、钓矶两仓都在江西境内的南昌和都昌，占三分之二。
宋代更是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时期，我大学时候的老师许怀林教授对此有专门的论述。②从农业生产来说，宋代的江西也走在全国的前列。根据《梦溪笔谈》等文献的记载，北宋时每年从南方运到京师的620万石稻米中，来自江南西路的就有120.89万石。其中，吉泰盆地的表现尤为亮眼，在这120多万石中，庐陵输出的就有40万石之多，占了三分之一。南宋初李正民记载：“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秔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舻蔽水，朝廷倚为根本。”（《大隐集·吴运使启》）而据北宋泰和人曾安止的估计，吉安粮食外调的比例比这还要高。他说：“漕台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除了供应京师之外，江西的粮食还大量销往外地。因此，曾安止又说：“春夏之间，淮甸荆湖，新陈不续，小民艰食，豪商巨贾，水浮陆驱，通此饶而阜彼乏者，不知其几千万亿计。”丰富的农产品也吸引了外来人口。以鄱阳县而言，这里有“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林麓木植之饶，水草蔬果之衍，鱼鳖禽畜之富。……铜冶铸钱，陶埴为器”，③因为这里“地沃土平，饮食丰贱，众士往往凑聚。每日赏华，恣口所须”。④ 发达的稻作农业养育了发达的稻作文化。中国第一本水稻品种志《禾谱》及其作者曾安止，当代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都诞生在江西，不是没有原因的。
编者：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中，江西农业有何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发展优势？
曾雄生：江西虽然有较为发达的农业，但是近代以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现在我们也经常在媒体中听到称江西为阿卡林省，存在感比较差。《史记》云：“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⑤发展工业和商业是富民强省的必由之路，历史上江西在这两个方面都曾有过人之处。比如，以陶瓷制造名扬天下的景德镇被誉为世界瓷都;有种说法认为，景德镇顶峰时经济总量曾占中国的一半。建筑业方面，故宫的建造者——样式雷（雷发达家族）就来自江西永修。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稱，其祖籍是江西婺源。而商业方面，唐代诗人白居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显示当时江西有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江右商帮（赣商）又是与晋商、徽商等鼎足而立的、中国古代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
但在我看来，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中，江西还是要首先发展农业和教育。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17世纪江西奉新人宋应星在其所著《天工开物》中，明确提出“贵五谷而贱金玉”。该书开篇便是“乃粒”，“乃粒”即粮食。在江西流传有这样的话，“农民会养猪，子女会读书”，所说的就是农业和教育，这也是江西千年以来取得成功的经验。养猪主要不是为了吃肉，在传统农业中，它主要是解决农业生产（主要是水稻生产）所需要的肥料来源问题。“养猪不挣钱，回头望望田。”只要猪多肥多，粮就会多起来。江西粮食自给有余，在粮食充裕的情况下实现孔子所说的“富而后教”，才有“文章节义”之邦的出现。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就有三家，他们是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虽然不是江西人，但却深受江西文化影响。苏洵在苏轼、苏辙兄弟年幼的时候就曾到江西赣州等地访学;苏辙则较长时间在江西高安做官;苏轼与江西士人之间保持长久的联系，欧阳修是他的老师，而黄庭坚是他的学生，他甚至把自己当作是江西人，说“江西山水真吾邦”。
说到江西农业有何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发展优势？我觉得有下面几点：
一是重视农业。南宋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陆九渊，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大臣、哲学家，可是出身农家的他并没有因此忘记农业，而是继续保持对农业的重视。陆九渊记载他家利用长大镢头进行深耕，通过提高粒数来提高水稻产量的经验。江西人重视农业，至少从宋代开始就出现了农学的写作传统。宋代的曾安止和他的侄孙曾之谨就分别写有《禾谱》和《农器谱》两部农书。在宋代江西还有一个名为胜私的作者写有《农书》三卷。①如果将朱熹在江西时所作的《劝农文》也算在内，则宋代江西在农学上的贡献已相当可观。明清时期，江西的这种农学传统还在延续，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奉新人——宋应星、刘应棠和帅念祖，他们分别写作了《天工开物》、《梭山农谱》和《区田编》。
自古以来，地方官员出城下乡劝农就形成了传统，江西的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如南宋抚州的地方官员黄震在劝抚州人种麦方面更是苦口婆心、不遗余力，成为典范。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清末。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何刚德奉调任抚州知府时曾“劝办农务”。他上任后，设立农局，开辟官荒四处，试种各种作物。当时虽有学堂，但学生不辨土壤，不识害虫，不知土化之学，于是设农学课，讲授辨土、用肥、杀虫三科。同时，他又在公务之暇，访问乡绅，请教老农，调查农产，从事著述，目的是使“业农者有所遵循，以深悉其衰旺之故”。他于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完成《抚郡农产考略》，由抚郡学堂印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再由苏省刷印局重印。
近代以后，江西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也得到发展。清光绪三十年（1904）就已设立农事试验场，是全国较早开设的农业科研场所之一。1905年创办的江西实业学堂，1908年更名为江西高等农业学堂。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6日，在原有的农事试验场、林场、农艺专科学校及农科职业学校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了江西省农业院，隶属江西省政府。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创办，中正大学农学院为今江西农业大学的前身。1948年组建农林试验总场，为农林处直属事业单位，主事农林牧试验和品种选育工作。1950年，江西省农事试验总场更名为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1952年组建江西农学院。1958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创办，随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全国农业教育的一面旗帜。1975年成立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二是重视品种。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宋真宗“遣使福建州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并出种法，分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占城稻引进之后，很快在江西得到了推广。到南宋初年，“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李纲《申省乞施行籴纳晚米状》），显示出江西人对品种的重视与敏锐。
北宋时，江西庐陵（今吉安）人欧阳修写过一篇《洛阳牡丹记》，记载洛阳牡丹花品、花名及风俗，成为宋代牡丹文化繁荣的标志。欧阳修非常重视牡丹品种的价值，因而牡丹品种成为《洛阳牡丹记》中最主要的内容。文中一共记载了姚黄、魏紫等24个牡丹品种，其中提到魏家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①当时牡丹已普遍采用嫁接技术，名品牡丹接穗的价格昂贵，“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②出于对品种的重视，泰和人曾安止在其所著《禾谱》一书中一共记载了近50个水稻品种，这些水稻品种除泰和本地的品种之外，还包括近自龙泉（江西遂川）、远至太平（安徽当涂）的水稻品种，因而也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志。 《天工开物》虽然不是一本专门的农学著作，但同样表现出对品种的重视。如“乃粒”篇就提到：“凡稻种最多。……凡稻谷形有长芒短芒，江南名长芒者曰刘阳早，短芒者曰吉安早，长粒、尖粒、圆顶、扁面不一，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书中提到“早者七十日即收获”的早熟品种，也提到“历夏及冬二百日方收获”的迟熟品种;提到再生秧这种“历四五两月，任从烈日暵干无忧”的超级耐旱品种，也提到“高山可插”的旱稻。他还提到“香稻一种，取其芳气，以供贵人，收实甚少，滋益全无，不足尚也”，反映出他的品种价值观。清末《抚郡农产考略》所记以水稻最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到了56个水稻品种的栽培技术和经验。这些内容与《天工开物》等比较起来，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近代以来，江西省的农业科技人员仍然将品种选育作为主攻目标。江西省农业院成立以后，对江西省的水稻品种进行改良，其培育的南特号水稻品种是杂交水稻之前影响最大、推广面积最广的一个品种。在此之前江西的水稻品种已在中国稻作史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一个叫“豫章青稻”的品种，显然这是来自江西南昌等地的一个水稻品种。明清时期江西的早稻品种更辐射到邻近的一些省份。1608年，江浙等地发生了两百年一遇的大水灾，来自江西的一个水稻赤米品种，在当地水灾过后的农业生产恢复中大显身手。
三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江西有“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山区开发一直是江西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最早的“梯田”一词便出现在江西宜春境内。那是南宋乾道九年（1173）闰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范成大在去广西任职的路上，途经江西袁州仰山时，见“缘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③虽然梯田开发技术在宋元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结合江西山区的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开发，仍然有待总结和提高。清初刘应棠长期隐居在江西奉新县西北的梭山，务农讲学，在总结当地山区水稻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写成《梭山农谱》（1674）一书，极富地方特色。书中记载了耕具中的塍铲和塍刀，它们是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专门用以整治田埂。书中还首次记载了用于稻田除虫的工具——虫梳，主要用来梳杀稻苞虫和卷叶螟之类的害虫。书中还提到梭山当地的两大农业灾害，一是稻谷扬花吐穗时持续低温引发的“青风”（寒露风），二是中伏酷热熏蒸、持续高温时出现的虫害。
清末何刚德撰写的《抚郡农产考略》虽为官修著作，但又与一般官修农书不同，书中所记内容多为“乡农所口陈，文人所身验”（黄申甫序）的地方性知识。全书共记载了谷、草、木等143种当地农村常见的栽培植物，对所记的物产从天时、地利、人事、物用四个方面分别进行叙述。特别是“地利”方面讲土宜，要求适地适种。书后还附有临川知县江召棠的《种田杂说》一文。此文是依据临川情况，总结种田、施肥及治虫的经验，其中提到“田有九等，土有五色，不辨土性，地利无由兴也。曲尽人力，以变化地质，未有不足以补天时之缺憾者”。①
江西发展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就以水稻品种而言，江西历史上的水稻品种的特色，不仅数量多、产量高和质量好，而且还表现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对自然灾害的抗性等方面。比如，耐旱性品种就有山禾、干禾、旱谷、陆稻、菱禾、龙茅占、江东占、团谷早、五月早、白粘等多种，耐涝性品种有深水红、乌谷子、黄六禾、绵子糯、撒红籼、框头晚、命命子、硬稿、柳絮晚、憨糯、梗颈红等多种。至今鄱阳湖滨还有一种“糠头晚”（疑即框头晚）品种，可以在洪水退后撒播，撒到哪里收到哪里，一直可以撒到立秋之后，是一种难得的救荒品种。抗倒伏方面，既有矮杆品种，如童子粘、矮黏、矮青、矮黄、矮齐、童子糯（又名稚子糯、矮脚糯、矮子糯、矮糯）、矮稿、白矮等，又有一些茎杆坚强、抗倒伏能力特强的品种，如桅杆早（又称桅上早，独不仆）、铁脚撑、铁脚黏、铁脚秈、铁脚粳、铁脚糯、铁秆糯、硬稿早粘、硬稿白等。此外，耐肥性品种有硬毫白、肥田豉等，耐瘠性品种有懒担粪、瘦田白等，耐寒性品种有寒籼、寒粘、寒青、寒糯、寒籼糯、寒谷糯等，防鸟兽害品种有赤芒谷、芒谷、虾须谷、长须禾、铁芒黎、独须早、须占、长须占、羊须占、黑须、柳须、芒须糯、马鬃糯、羊须、芒嘴、洞占、乌谷、冷水秋、早大禾、黄尖嘴、大禾、七月糙、乌大禾、金丝糯、鹿见愁等。这些优秀的地方种质基因的存在，为江西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江西发展农业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江西人的开拓进取精神。江西由于农业发达，人口众多，至少从宋代就开始外迁从事农业生产。如江西袁（宜春）、吉（吉安）地区的百姓就曾迁徙到相邻的湖南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深耕穊种，率致富饶”。②广东梅州地区也有来自江西赣州的农民在那里侨居耕种（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二·梅州》）。南宋时，江西赣州、吉州的农民每到农闲季节，“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宋会要辑稿·食货》）。明代丘濬在分析江西向荆湖移民的原因时说：“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③清代唐鉴认为，华北平原一些水淀及旁地，可以发展水稻种植，“惟北农不谙种稻法，若果欲行，则当先募湖南、北，江西等处农民若干人，相地开垦，以为之倡”。④可见江西人善于种田，在古代已获得了肯定。这种懂技术而又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是江西发展农业的潜在优势之一。
编者：您如何看待绿色农业、循环农业或生态农业？可否举例谈谈历史上江西的农业生态智慧？
曾雄生：绿色农业是农业发展的目标。绿色农业是指将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协调起来，在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保护环境、保证农产品绿色无污染的农业发展类型。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循环农业则是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农业内部的循环，减少外源投入，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减肥减药，才能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一切都必须以生态农业为基础，而生态农业又必须以生物多样性为前提，这就回到我前面所说的“杂种”上去了。古人就是依靠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來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 江西作为水稻主产省份，历史上的水稻生产一直是与养猪、养鸭、养鱼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使水稻的生物产量几乎都变成了经济产量，而人畜利用之后所遗下的垃圾和粪便等又都回到了大田，变成了稻田的肥料。猪多、肥多、粮也多，而粮多在供给人类食用之外，又为畜禽业的发展提供了饲料基础。江西的一些名牌产品，如莲花血鸭、鸭鸭羽绒服和“煌上煌”烤禽等，都可以视作绿色农业、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的产物。我认为，江西省的农业发展还是要以粮食为主，以水稻种植为主要抓手，通过种养结合，以实现循环农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绿色农产品。在大型牲畜发展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稻田养鸭或养鱼（鳖、蛙、鳝、鳅、虾）等综合种养模式，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五、提出问题永远比提出方法更重要
李慧娟：曾老师，我有一个方法论问题想请教您。我发现历史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对资料和方法关注比较多，我注意到您在研究中就用到了很多的史料。目前学术界比较前沿的一个发展方向是数字人文，很多人文社科学者也开始使用一些电子数据库以及大数据相关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请问您在做研究的时候是如何搜集史料的，都会使用什么样的数据库？
曾雄生：数据库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搜集史料的能力，我从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数据库了。记得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大家出门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只能通过网上数据库检索的方式来获取研究所需的史料。那时刚好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四库全书》电子版数据库。记得当时大家都认为非典的暴发与果子狸传播的SARS病毒有关，因此全国大规模捕杀果子狸，给果子狸的养殖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我就关注果子狸的问题。当时我主要从《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数据库中检索关于果子狸的记载。由于果子狸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同的名字，所以要先把历史上用过的果子狸名称都列出来，然后到古籍数据库中检索相关史料，最后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果子狸》一文。这篇文章主要从农业史的角度对历史时期果子狸的驯养过程、利用方式以及地域分布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最后刊发在香港的《九州学林》上。
我当时提出的问题就是：不能把SARS的暴发一味归罪于果子貍，真正受损失的是那些果子狸养殖户。当时全国大概有60万果子狸养殖户，一夜之间命令他们把所有的果子狸都给灭掉，结果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是做农业史研究的，就会从农业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人类有农业也就是近万年的历史，那么在这一万年以前，在有农业和畜牧业以前，人类所食用的所有动植物都是野生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果子狸，它只不过是由野生到驯养过程中一种半野生半家养的动物。如果说是因为吃了果子狸而导致SARS病毒传播，那么我就回溯历史上人们是怎么看待果子狸的。经过研究，我发现最初中国人是把果子狸当作家猫来使用的，是养在家里吓唬老鼠的。中医认为果子狸对治疗一种疯病有特殊的疗效，所以也要驯养果子狸。到明朝的时候，人们发现果子狸的肉质比较鲜美，就有意识地人工驯养果子狸。另外，通过比较，我发现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果子狸的地理分布与后来的历史分布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历史上尤其是宋代对果子狸的食用特别普遍。宋代不是把果子狸当作普通的用食，而是当作高级的补品在文人之间相互赠送。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关注果子狸的命运。现在要求把果子狸大量处理掉，那我就会关注：中国人为什么要吃果子狸？特别热衷于吃某种动植物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将这一问题跟中国的农业传统结合起来？中国农业结构是主谷式农业，但人类又普遍存在着肉食渴望，那么如何满足这种欲望呢？野生动物就成了很重要的替代品。所以在文章最后，我提出要使果子狸真正得到解放，就需要中国大量发展畜牧养殖业。只有中国人的肉食结构真正丰富起来之后，才不会再去吃野生动物。
张瑞胜：您对于果子狸的研究，是将农业问题、医疗问题和环境问题都结合在一起，这是将历史学与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综合研究的典范。我想问您一个有关江南研究的问题。现在许多做江南研究的内容都趋向于量化研究，比如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江南的农业问题，还有一些将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那么如何把农业问题和江南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除了已有的研究角度，您是否可以提出一些新的研究建议给我们？
曾雄生：现在关于江南的研究的确是提出了很多的研究角度、方法，量化研究也被大家认为是当前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方法，方法是为你研究问题服务的，你研究不同的问题自然有不同的方法。在我看来，提出问题永远比提出方法更重要。你首先要想清楚在江南研究中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个好的问题才是开展研究的关键，如果提不出问题，再好的方法也没用。
最近10余年来，环境史的研究确实比较热。我仔细关注过国内做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是学农史出身的，比如复旦大学的王建革老师、南开大学的王利华老师等，从农业史转到环境史的研究其实是很有优势的;另一方面是学世界史出身的，他们可能会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然后将环境史相关的方法介绍到国内来，比如清华大学的梅雪芹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国荣老师、北京大学的包茂红老师等。农业史之所以很容易和环境史联系起来，是因为农业本来就要和环境打交道。《吕氏春秋》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①农业要涉及人、天、地和作物之间的关系，而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展开来研究，其实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其实可以归纳为环境史学。比如司马迁曾经说过“究天人之际”，表达的就是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许多环境史学者的主张也大抵如此。
张瑞胜、李美娇、何国璠：作为年轻学者，我们在拜读您的研究著作时，总是不由赞叹通篇不仅基础扎实，而且常常可以出新观点、出制高点。请问您从事农史研究，是否与您有过田间劳作的生活经历有关？当代农业史青年学者通过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来弥补农业生产或是农村生活经验的不足，而环境史学者也尝试走出教室参与公共环保活动，您认为这些社会实践对于他们做好各自的学术研究是否有帮助？现在由于很多方面的限制，我们能够接触到农业劳动的机会比较少，那么我们做农业史研究是不是应该找机会到农田里体验一下劳作的过程？ 曾雄生：我从事农史研究，的确与我的出身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我出生在江西农村，干过许多农活。我1979年上大学之前还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在生产队的田里干农活。由于从小耳濡目染，使我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我在讲到古农书时感到亲切。我给自己起了个网名“识字农夫”。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农民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多认识几个字而已。我比较能够理解农民的行为，这对我研究农业历史肯定是有帮助的。
但正像你们所说的，现在多数学生对于农业的接触相对较少，没有很多机会去获得劳作经验，其实古代的知识分子也都有这个困惑。如清代的知识分子张履祥，他以前也是个读书人，对农业了解不多，在明清鼎革之际放弃官职，跑到乡下种地，以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与此同时，他也教点书，贴补一点家用。但是，他作为一个读书人，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田要怎么种呢？他不会种田，所以第一步就是看农书。他马上找到了《沈氏农书》，抄了一遍，然后照做。但随后又遇到一个问题，《沈氏农书》写的是湖州的情况，而张履祥是在桐乡，桐乡地势比较高，蚕桑占据了很大的份额;湖州地势比较低，以种水稻为主。他发现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后来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对《沈氏农书》作了补充，写了《补农书》。总之就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就摸到了规律，毕竟农业还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活计，但要干得好还是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巧。古代知识分子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点都不懂农业的话，那就跟种石板一样，把庄稼种到石板上，是不可能有收成的。
因此，我确实主张大家能够对农业生产有更多的体验，很希望做农史研究的同学能够对农业生产有直观的认知，或者有农业劳作的一些背景，这些对于农业史的研究是很有利的。我招学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要么是从农村来的，要么是学农的，要么是学历史的。西方学者，尤其是做人类学研究的，就要求有一些在地的经验，至少一年以上。比如白馥兰（Francesca Bray）为了研究李约瑟的农业卷，亲自到印度尼西亚待了一年，研究那里的稻作。虽然她后来转向科技史、科技与性别等方面的研究，但她最基本的工作还是农业史。她近些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关注的还是农业、稻米。前年她出版了一本新书《全球网络与水稻新史》，研究的基础还是她做农业田野调查积累的经验，加上这些年的思考。
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经验不足也同样可以从事农史研究，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或许有所不同。农业是个综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生产、运输、分配和消费等许多环节。农民更多只是扮演了其中的生产者角色。作为消费者，我们同样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农业的问题。约20年前，时任美国农史学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彼德·考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教授提出了農史研究的一个新概念，即“转换的耕作”（shifting cultivation），①以此作为研究农业历史的新范式。这一概念使得农业生产与销售、分配等有机地联系起来。考克莱尼斯提出这个新概念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许多从事农业史研究的学者将自己限制在农业生产之中，以至于他们不能有效地把握农业因素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二是因为在现代生活中，随着农业的地位越来越相对下降，特别是在研究者将农业孤立于社会和经济生活之外的时候，越来越少的学者有兴趣来研究农业史。他认为，转换农史研究的范式，使我们不仅能够写出更加准确的农业史研究文章，而且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
这样看来，无论是种稻米的还是吃稻米的，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稻史。“作为农业历史学家，我们不是处于农业领域，而是处在食物（和纤维）领域。按照里维特的理论，我们应该追随‘消费者’，采用‘食物体系’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问题。把食物生产更紧密地与食品商业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有较好的机会在未来持续成为一支合乎时世、适以生存和充满活力的群体，尽管农业会变得越来越产业化、整个世界的农民会不断地退出舞台。”②
李伊波：在作物史研究领域，您的《中国稻史研究》《中国稻作文化史》等皆为稻作史研究的力作，但至今却仍未出现一部有分量的麦作史专著。您在稻作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同时对麦作的研究也有许多成果，请问当前中国麦作史研究的难点与重点有哪些？
曾雄生：麦子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有三分之一以上人口以麦子为主食。麦子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在中国其重要性也仅次于水稻。麦子原产于西亚和北非，大约八九千年以前，位于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居民，就开始了小麦和大麦的种植。大约距今5千年左右，麦子进入中国，又经过两三千年的本土化，麦子终于在中国取得了一谷之下、百谷之上的地位，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农业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人认为，汉唐的兴盛就与麦作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对于这样一种在中国如此重要的农作物，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有分量的麦作史专著，的确是个遗憾。虽然我们也注意到学者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近年考古工作者赵志军、刘歆益等对于麦作东传的研究，①历史地理学者韩茂莉等对于麦作历史地理的研究，②农史工作者惠富平等对麦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③我个人也曾对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作过一点探索，④但这些工作还不够。我们期待一本集成性的中国麦作史著作，整合已有的资料，吸收现有的成果，以填补中国作物史的一个空白。现在国内除稻作史外，粟作史、棉作史、大豆栽培史甚至南瓜史都有了专著，是时候有中国麦作史了，并且我相信三五年之内或许就会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现。
我对麦作史的研究也不够，所以我也很难说清当前中国麦作史研究的难点与重点有哪些。不过依据我的有限理解，中国麦作史首先应该搞清楚麦子是什么时候、是如何进入中国的？经历了什么样的路线？近年来这方面的考古学成果很多，我们还可以从作物史、农业史、民族关系史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其次应该考察麦作在中国本土的传播。我虽然作过一点思考，但还很肤浅。我们要考虑麦作与其他农作的关系，不能就麦论麦。麦子的历史，也是它与同行竞争的历史。麦作在北方是如何淘汰原有的一些农作物，取得独步天下的地位的？南方稻麦二熟制的形成及其在农业史中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为什么稻麦二熟制首先出现在云南？稻麦二熟制对北方有何影响？麦作技术（包括加工技术）与其他旱粮作物有哪些共性与个性？麦作在中国不同农作区的分布及其变化是怎样的？上述问题都值得研究。
第三，作为麦作史，最主要的还是要关注下面这些问题：不同时期的人们有哪些关于麦作知识的累积？小麦和大麦在农作上的共性与个性是什么？春麦（旋麦）和冬麦（宿麦）是如何分化的，在地域分布上是否有不同？麦作史的核心内容当然还是麦子的品种、农具和技术、产量以及加工和食用等的历史。对于加工和食用尤其应该多加注意，因为这可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麦作文化。中国人将面粉加工成馒头、包子和面条，与其他文化中加工成面包有很大的不同。我甚至觉得，南方米粉（米线）的出现是受到面条的影响。
第四，要探究麦作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以国家之力去推广一种具体的粮食作物，在宋代以前应该就是麦子了，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租佃制度对南方麦作推广有何影响？国家在调整漕运、灌溉和面粉加工之间的矛盾方面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第五，在我看来，麦子是一种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作物，我们还可以从全球史的角度来打量中国麦作的历史。同样是源自西亚的麦子，传到西方后变成了餐桌上的面包，而传到东方则变成了口中的馒头。中外麦作文化的交流与比较也是值得研究的。我曾经看过一部很有意思的电视纪录片《面条之路》，它可能也是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故事，但比丝绸对人类的影响或实际作用可能更大。
责任编辑：胡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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