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今中国摄影界说起王东这个名字，或许知道者并不多，但要说起他拍摄的经典照片《小平您好》，则是名副其实的“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如果要用一张照片来印证人们的认同和拥护，很多人会想到《小平您好》。
自1949年春进驻北平后，人民日报社逐步建立了一支专职摄影队伍，前后有近百人。在笔者工作的地方，几十年来不断涌现出勤奋的新闻摄影记者。笔者熟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其中王东应该说是最熟悉的。初进这个大院工作时，他是《人民日报》新闻版面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摄影记者之一。后来，因为笔者主持为其拍摄了一部电视专题片，因此和他打交道很多。
《小平您好》这张经典照片，是王东在1984年10月1日国庆庆典上拍摄的。
曾经有不少人问：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王东拍下《小平您好》这张照片？
笔者以为，这是4个必备条件巧合、叠加的结果。
第一，王东本人争取到了这个本来不属于他的机会。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将举行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和游行活动。这年王东50岁，已经走到时政新闻记者最佳拍摄年龄档的边缘，预定的天安门前拍摄队伍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王东得知后，强烈要求参加，自己执笔起草向编委会的报告，要求增加摄影记者名额。国庆游行前一天的9月30日下午，他的报告获批了。游行活动组委会同意，在天安门前东侧的两座小金水桥之间靠近长安街的地方，为他腾出一个机位。这是第一步。
第二，王东意外获得了一个极佳拍摄位置。当时，天安门城楼前摄影机位已安排满。安置的新机位要比已经安排好的机位高一点，才能无障碍地拍摄天安门城楼上国家领导人检阅时的照片。
王东找到报社车队负责人张喜才，请求他赶紧为自己焊接制作一个高1.5米左右、能安设一个照相机三脚架和站立一人的摄影架。
领导同意后，车队师傅刘殿江领头帮助王东，立即动手，当天午夜在助手帮助下做成了这个摄影架，并在第二天凌晨时分送到天安门金水桥边指定位置架设。这个地方距离长安街游行队伍的北侧8米左右，四周无遮拦，恰恰是后来拍摄《小平您好》照片的最佳位置。
第三，王东携带了两架照相机，这是必需的。如果他当天只带一架相机，《小平您好》就拍不出来了。
王东带足摄影胶卷，将一架长焦相机的焦距对准天安门城楼上中央主要领导人站立的位置。由于相距较远，用肉眼看不清领导人的面部，摄影记者只好把眼睛贴在取景框上时时观察，这就导致大部分在场记者盯住天安门城楼时，不能把相机调过头来。他们必须在一刹那间，恰好转过头来看到长安街上的大学生游行队伍，才能看到一闪而过的“小平您好”横幅。
王东则不同，他将长焦镜头对准了天安门城楼，将一个配置标准镜头的西德制莱卡M3小型相机挂在胸前，使用135毫米黑白胶卷，专门拍摄眼前经过的游行队伍。
王东不时向北观察天安门城楼，按照仪式节点按动长焦相机快门。每拍摄几张领导人照片后，他都会转过身体，向南观察长安街上的游行队伍。
第四，当最佳场景闪电般出现的时候，王东果断捕捉，立即举相机按下两次快门，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天上午，盛大游行紧接阅兵式。北京大学学生队伍来到金水桥前的时候，突然有2名学生打出一条写着“小平您好”4个大字的横幅，场面热烈生动。
当时王东刚好按下了朝向天安门城楼的照相机快门，转过身来，“小平您好”的横幅恰在此时出现。横幅和王东之间没有遮拦物。王东本能地举起挂在胸前的小型相机，朝向这个场面连续两次按动快门。结果第二次按动快门拍的照片画面更好，《小平您好》经典之作由此诞生。
当时天空多云且云层较厚，王东将相机设定的光圈是8/125秒，距离大约设定在10米。在举起相机的时候，他来不及再做细致调整了。因此，这张照片在曝光和对焦上都有不足。但这张照片最大的成功在于抓住、定格了这个瞬间出现的场面。
王东告诉笔者，那场面出现得极快，前后可能只有15秒左右。当时他来不及看横幅上写的是什么，如果要看清的话那场面就过去了。大学生手里的横幅一举，他感到会是一个新闻场面，果断地举起相机拍摄，完全出于摄影记者本能。
上述4个条件必须叠加，少了任何一个，就不会有那张经典照片了。
即便在上述4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拍出了好照片，对这天的王东来说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照片的及时登载。
王东
王东把最精彩的场面即时抓拍了下来，新闻的内核已经被抓住。但是照片能否及时登载出来，还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场面是“计划外动作”，预定的拍摄方案中没有这张照片。
当天晚上，王东将照片送到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夜班编辑们發生了争论。出于谨慎，第1版编辑第一次选片时没有选上，第4版是摄影专版，也没有选上。
第2版编辑曹焕荣却选上了这张照片。由于王东手中的莱卡M3相机没有自动对焦功能，拍摄时事发突然，未及准确对焦，这张照片不够清晰。此外由于有薄雾和逆光，照片中人物的脸部光线偏暗，但可以通过修版得到一定程度调整。曹焕荣向其他编辑说明了这一点。
照片在第2版编辑组值班编辑中仍有争议，于是请示当晚第2版主编保育钧。他倾向于刊登，即请示当晚值班副总编辑陆超祺。陆超祺最后拍板：刊登在第2版。
这张照片在1984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上与读者见面了，当时的照片说明文字是：“大学生游行队伍中的一个场面。” 照片刊登后产生巨大反响，口口相传，并且得名《小平您好》。王东拍摄的是新闻照片，然而在此后的岁月里，这张照片总是作为“历史照片”被人们铭记，成为人民衷心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代表作品。从拍摄之时到此后30年间，这张《小平您好》照片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刊登了5次，经过不断修版之后，画面清晰度有了提高。
1984年10月1日，王东拍摄的经典照片《小平您好》 
王文澜拍摄的“小平您好”横幅突现场面
这张照片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也是四川邓小平故居纪念馆中陈列的关于邓小平的最大幅面照片。
王东的感悟是，当摄影记者要敏感果断，碰得上、抓得住机遇。有的场面瞬间即逝，文字记者过后还可以采访，而摄影记者漏拍了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会遗憾一辈子。
顺便说一下，《人民日报》刊出的王东照片《小平您好》立即引发一个故事——“救”了举起这条横幅的那几位北京大学学生。原来，制作和举起这条横幅都是“计划外”的。事后来看，那几个北大学生在白色床单上写好“小平您好”横幅带入游行队伍尚属不难做到，但要使支撑横幅的细竿通过检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他们很是动了一番脑筋。他们的“计划外”动作出现后，校方要对此进行追查。但《人民日报》刊登这张照片后，所有的人都感到释然。这段经历从此成为佳话流传。
王东回忆，这天上午在天安门前金水桥南侧的拍摄点上，大约设置了40个摄像摄影机位，来到天安门前的有上百名摄影记者。
那么，只有王东一人拍到了“小平您好”横幅突现的镜头吗？
据笔者所知，当天有3名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个场景。他们是人民日报社的王东、中国青年报社的贺延光（后任该报摄影部主任）、中国日报社的王文澜（后任该报摄影部主任）。这3人恰是当时中国新闻摄影界的一时之选。拍摄“小平您好”横幅的场面，称得上一次随机测验。那么多摄影记者在场，这3人得分了，绝非偶然。
从新闻摄影成就的角度来说，应该说贺延光、王文澜均在王东之上，然而就《小平您好》这张照片来说，则是王东拍摄得最好，可谓天赐良机，捷足者先登。
贺延光、王文澜和王东几乎同时看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都随即按下了随身携带的小型照相机快门。能拍摄到这个场面已属不易，只不过贺、王在快门按动时间上均晚于王东。
通过观察可知，首先在摄影站位上，王东占优势，他的面前无遮拦物。贺延光、王文澜的拍摄机位比王东靠北，因此掉转头向南拍摄时，照相机镜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挡在前面的人物和照相机长镜头，画面显得凌乱。
在贺延光的照片上，“小平您好”横幅偏远，还没有充分展开。在王文澜的照片上，拉横幅的人已经来到正前方，即将走过，因此在横幅上只能看清“小平”二字，“您好”二字不能辨认。
对此，王东总是强调，《小平您好》的拍摄具有偶然性。但是，这是从他一生拍摄的上万张照片中得到的一张照片。
那么，王东上万张照片的摄影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1934年4月，王东出生在河北邢台县一个农民家庭，3岁时母亲去世，由奶奶抚养长大。他上过乡村小学，由于家境支撑不下去了，还没有毕业就到县城一家小店当学徒店员。
在县城，王东发现身边的书比村子里多得多。一有时间，他就找书来读。读书使他的眼界开阔起来，知道县城以外还有一片广阔天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东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走出县城，去领略外面的大世界。1951年，17岁的王东经人介绍，来到人民日报社当了公务员，工作是沏茶倒水、打扫卫生。
1953年，人民日报社在东北鞍山的鞍钢总公司设立记者站，副总编辑安岗到那里任首席记者。王东跟去了，是安岗的公务员。很快，记者站改设在沈阳，在一个小独院的小楼里办公，记者也多了几个。
王东看到，身边的编辑、记者全是有文化的人，要和这些同事有共同的话题，说得上话，必须提高自己。因此，在那些年里，他到什么城市，就在那里上文化补习学校。
安岗眼界开阔，新闻、文件稿写得很快。他的初稿字迹潦草，经常让王东抄写。王东在抄稿时从安岗的文稿中学到了很多，安岗也成为王东终生敬仰的老师。后来，安岗负责创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首任系主任。
1955年，王东调到人民日报社总社译电组，开始学习明码译电。这是一项需要记忆力的工作，他很快就胜任了。
让王东学习译电，是要派他到驻外记者站做准备。他同时学习开汽车，这在当时还是一项专门技术。
1956年，王東到莫斯科任《人民日报》记者站译电员兼管财务和行政事务，包括当司机。
当时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在莫斯科常有迎来送往的事，要拍照留念。王东觉得很有意思。那时有照相机的人很少，借用不方便，于是王东攒钱买了一台苏联造的和平牌相机。买来时不会用，有人告诉他：“光圈用8，速度定在1/125秒就差不多了。”结果第一次出现好机会拍照时，他就拍砸了。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中国大使馆接见使馆工作人员和部分中国留学生，并与大家合影。
合影之后举行舞会，王东拿起相机为舞池中的毛泽东拍照。当时没有闪光灯，他还是用光圈8和速度1/125秒拍摄。胶卷冲洗出来一看，黑乎乎一片，完全失败了。 失败激发了王东的热情。他下功夫钻研，找专业书阅读，琢磨画刊上的好照片，向摄影记者请教，逐渐掌握了光圈、快门、景深、背景之间的关系，常常在暗房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1966年夏，王东（照片中最高者）在天安门城楼上拍照
王东的照片越拍越好。当时到莫斯科的中国新闻界人士很多，许多留念照片都是王东拍的，他会拍照片的名声也由此传开了。
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人民日报社摄影组多达二三十人，编辑很有影响的《人民画刊》。在反右派运动中，苍石、高粮等多人被划为右派，摄影组散架了，摄影师吕相友单枪匹马干了几年。
1960年，王东回国，在译电组工作。1964年，摄影组重整旗鼓，吕相友将摄影爱好者王东调入，从此摄影成为王东一生的事业。
当摄影记者就要什么都敢拍，上得了殿堂，下得了厨房。这对王东来说不是问题，他在拍摄时能保持平常心，并不特别紧张，在纷乱情况下也能端稳相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东多次拍摄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场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王东认为，这就是历史存在，摄影记者的职责就是记录，诠释者是照片的观众，包括历史学家。
摄影组规定的任务照片要完成，任务之外的照片王东也会主动拍摄。1966年8月18日清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他在城楼上向会聚在广场上的红卫兵挥手致意后，突然走下城楼，走向广场。
此时，四周人群一下拥了上去，人山人海，一时间竟然进退不得。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现场指挥开辟通道。王东恰巧在金水桥附近，拿起相机对焦，拍下了当时的情景。
在那段时期，王东拍摄的关于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照片，频频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王东举起相机，还抓拍了“文革”中的一些动乱场景，尤以一张批斗彭德怀的照片因其写实而珍贵。
彭德怀，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当年统兵百万鏖战沙场，威名扬于千里之外。然而因1959年庐山会议时写的一封信，蒙受了奇冤，从此噩运降临。延至“文革”，他在痛苦中结束了生命。
“文革”肇始，亦是彭德怀晚年悲剧的开始。他被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从成都押回北京，从此处于被“监护”的状态。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几年，是他一生中遭受批斗最多的时期，有若干张照片记录了彭德怀的遭遇，看了发人深思。在所有这些照片中，王东拍摄的那张最清晰，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的残酷与荒唐。拍下这张照片，与王东的眼力和手底功力是分不开的。
1967年8月10日，当时红卫兵运动处于高潮。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与人民日报社造反组织联合举行“斗争反党篡军阴谋家彭德怀及其党羽大会”，地點在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办公大楼的五层会议厅。除上述组织人员外，还有当时进驻人民日报社的“首都红卫兵小组”的骨干。设在北京的亚非记协书记处的人也参加了大会。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当时被“监护”在北京卫戍区的彭德怀。此外，还有人民日报社的“走资派”吴冷西、胡绩伟等人陪斗。
1967年8月10日，彭德怀被押进批斗会场时的情景
当时，一辆卡车把彭德怀押送到报社，看押他的是卫戍区战士。彭德怀穿一件黑色上衣，神态平静地走进会场。
这次批斗会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鉴于7月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批斗彭德怀时殴打了他，北京卫戍区已得到命令，再批斗时不能体罚、打骂、侮辱人格。但是，批斗会组织者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不遵守规定。彭德怀走进会场时，北京卫戍区战士把他交给报社造反组织成员。这些人顿时一拥而上，拉过了彭德怀，以“文革”中常用的“喷气式”（即从两边将他的双臂拧向背后），朝批斗台押解而去。会场上有人呼喊口号：“打倒彭德怀！”
就在这一瞬间，王东举起手中的照相机，按动快门，拍摄了当时仅有的一张照片，而且这张照片拍得十分清晰。这是因为他先前已调好了光圈、速度，在瞬间对准了焦距，由此拍得一张记录“文革”荒唐岁月的经典照片。
勤奋和胆略过人是王东的特点。他认为有相机在手，看到应该记录的就要拍摄。即便在“文革”中，在许多场面中人们鸦雀无声，束手束脚，王东也敢于挺直腰杆，举起相机拍摄，为历史存照。他认为即使一时没有发表也没关系。
这天的批斗会持续将近2个小时，彭德怀大部分时间低头站在台上。他恢复了平静神态，只有回答问题时才偶尔抬一下头。
批斗会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一个发言者宣读已经拟好的批判词，然后台上台下呼喊“打倒某某”之类的口号。这次批斗会上没有出现殴打现象。
会场上，有批斗者质问：“彭德怀，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彭德怀回答：“我没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他有意见。”
有人质问：“彭德怀，你为什么搞军衔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彭德怀回答：“世界各国军队都是这样的。”
对于有些质问，彭德怀平静地回答：“现场有外国记者，我不能泄密。”
这大概是彭德怀站在台上看到了现场有外国人的缘故。
当批斗者质问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总是以高呼口号了事。
批斗会结束后，彭德怀由士兵押送回监护场所，从此再也没有踏入人民日报社的大门。这里的档案处保留着他担任中央军委负责人时审阅的许多重要文章清样。 1974年，彭德怀在病痛与孤独中辞世，终年76岁。
我们应该感谢拍摄这张照片的王东，他尽到了一名摄影记者的职责。
王东拍摄的代表作《小平您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为一名优秀摄影记者，王东会拍出经典的好照片则是必然的。因为在此前后，他已有上万张新闻照片的拍摄经历。
王东曾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越南，拍摄了中国援越筑路和高炮部队的战斗场面;在“文革”中，他在拍摄中央领导人一系列照片的同时，对这10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及此后发生的唐山大地震等都有照片记录。
王东还用相机记录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在人民中间引起的热烈反响。这些精品照片所具有的深刻历史和美学意义，还将在以后的岁月里凸显出来。
八达岭长城是我国的代表性景观。巧的是，王东拍摄的外国元首的图片报道大都是在八达岭完成的。
1972年2月22日，北京下了大雪。那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第二天雪停了，尼克松一行来到了八达岭长城。他穿着皮领厚大衣，脚穿胶底鞋，在一大群警卫人员与记者的簇拥下登上了长城。他说：“我跋涉了一万六千英里，即使仅仅为了看这座伟大的城墙，也是非常值得的。”王东是随团摄影记者，拍下了当时长城上的热闹场面。
1992年下半年，日本明仁天皇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相继访华。这两次外事活动都让王东赶上了。当时王东有点发怵：一是礼宾制度改革后，对很多情况不是很熟悉;二是年龄大了，怕体力吃不消，交不上照片。
10月23日，日本天皇和皇后抵京，24日游览长城，25日游览故宫。参与天皇访华活动的中外记者有300多人，拍電视新闻的、拍照片的、录音的，都想靠近天皇。王东见缝就钻，端起相机调好焦距就拍。3天在报纸上发了3张照片，完成了任务。事后，新华社和日本大使馆派人到报社要走了天皇游览故宫的照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德有说照片照得好，也要去两张作为留念。
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在北京活动了两天。《人民日报》用了王东拍摄的5张照片。照片虽然不怎么出彩，但拍摄的经历令他难以忘怀。
叶利钦游览长城的一张照片，王东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拍到的。现场有百名记者，拍到这个镜头的只有王东一人。当时，外交部和警卫局怕记者多了场面混乱，于是用绳子把记者拦起来，也就是规定了摄影区。总统从你面前走过，能不能拍上就看你的本事了。王东选的是第一个点，来和去有两次拍照机会。警卫人员对在场中外记者说：“你们不要乱，保证你们有拍照机会。”
叶利钦来了，在场定点记者没有乱，倒是跟随他的记者、警卫、官员乱作一团。秩序一乱，拍出来的照片分不清谁是拍摄主体，构图也被人为打乱。王东的第一次拍照失败。等叶利钦登完长城回来，现场乱得更厉害了。
这时，不少记者收拾东西准备去停车场拍他上车回京的画面。王东因为没有在参观现场拍到理想的照片，有点垂头丧气，跟在叶利钦的随行人员身后慢慢走。突然，叶利钦停了下来，和随行人员说着什么。王东马上爬到一个售货台上，居高临下连拍几张，把叶利钦一行和万里长城收进了镜头。可惜，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版面没有选用这一张，用的是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叶利钦与夫人在一起的照片。虽然没能发表自己的作品感觉挺遗憾的，但王东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中俄历史上的这一瞬间，见证了一段崭新的友好历程，也感到欣慰。
自1949年春进驻北平后，人民日报社逐步建立了一支专职摄影队伍，前后有近百人。在笔者工作的地方，几十年来不断涌现出勤奋的新闻摄影记者。笔者熟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其中王东应该说是最熟悉的。初进这个大院工作时，他是《人民日报》新闻版面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摄影记者之一。后来，因为笔者主持为其拍摄了一部电视专题片，因此和他打交道很多。
《小平您好》这张经典照片，是王东在1984年10月1日国庆庆典上拍摄的。
经典照片《小平您好》是怎么拍出来的
曾经有不少人问：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王东拍下《小平您好》这张照片？
笔者以为，这是4个必备条件巧合、叠加的结果。
第一，王东本人争取到了这个本来不属于他的机会。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将举行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和游行活动。这年王东50岁，已经走到时政新闻记者最佳拍摄年龄档的边缘，预定的天安门前拍摄队伍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王东得知后，强烈要求参加，自己执笔起草向编委会的报告，要求增加摄影记者名额。国庆游行前一天的9月30日下午，他的报告获批了。游行活动组委会同意，在天安门前东侧的两座小金水桥之间靠近长安街的地方，为他腾出一个机位。这是第一步。
第二，王东意外获得了一个极佳拍摄位置。当时，天安门城楼前摄影机位已安排满。安置的新机位要比已经安排好的机位高一点，才能无障碍地拍摄天安门城楼上国家领导人检阅时的照片。
王东找到报社车队负责人张喜才，请求他赶紧为自己焊接制作一个高1.5米左右、能安设一个照相机三脚架和站立一人的摄影架。
领导同意后，车队师傅刘殿江领头帮助王东，立即动手，当天午夜在助手帮助下做成了这个摄影架，并在第二天凌晨时分送到天安门金水桥边指定位置架设。这个地方距离长安街游行队伍的北侧8米左右，四周无遮拦，恰恰是后来拍摄《小平您好》照片的最佳位置。
第三，王东携带了两架照相机，这是必需的。如果他当天只带一架相机，《小平您好》就拍不出来了。
王东带足摄影胶卷，将一架长焦相机的焦距对准天安门城楼上中央主要领导人站立的位置。由于相距较远，用肉眼看不清领导人的面部，摄影记者只好把眼睛贴在取景框上时时观察，这就导致大部分在场记者盯住天安门城楼时，不能把相机调过头来。他们必须在一刹那间，恰好转过头来看到长安街上的大学生游行队伍，才能看到一闪而过的“小平您好”横幅。
王东则不同，他将长焦镜头对准了天安门城楼，将一个配置标准镜头的西德制莱卡M3小型相机挂在胸前，使用135毫米黑白胶卷，专门拍摄眼前经过的游行队伍。
王东不时向北观察天安门城楼，按照仪式节点按动长焦相机快门。每拍摄几张领导人照片后，他都会转过身体，向南观察长安街上的游行队伍。
第四，当最佳场景闪电般出现的时候，王东果断捕捉，立即举相机按下两次快门，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天上午，盛大游行紧接阅兵式。北京大学学生队伍来到金水桥前的时候，突然有2名学生打出一条写着“小平您好”4个大字的横幅，场面热烈生动。
当时王东刚好按下了朝向天安门城楼的照相机快门，转过身来，“小平您好”的横幅恰在此时出现。横幅和王东之间没有遮拦物。王东本能地举起挂在胸前的小型相机，朝向这个场面连续两次按动快门。结果第二次按动快门拍的照片画面更好，《小平您好》经典之作由此诞生。
当时天空多云且云层较厚，王东将相机设定的光圈是8/125秒，距离大约设定在10米。在举起相机的时候，他来不及再做细致调整了。因此，这张照片在曝光和对焦上都有不足。但这张照片最大的成功在于抓住、定格了这个瞬间出现的场面。
王东告诉笔者，那场面出现得极快，前后可能只有15秒左右。当时他来不及看横幅上写的是什么，如果要看清的话那场面就过去了。大学生手里的横幅一举，他感到会是一个新闻场面，果断地举起相机拍摄，完全出于摄影记者本能。
上述4个条件必须叠加，少了任何一个，就不会有那张经典照片了。
即便在上述4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拍出了好照片，对这天的王东来说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照片的及时登载。
《小平您好》是怎样刊登出来的
王东把最精彩的场面即时抓拍了下来，新闻的内核已经被抓住。但是照片能否及时登载出来，还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场面是“计划外动作”，预定的拍摄方案中没有这张照片。
当天晚上，王东将照片送到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夜班编辑们發生了争论。出于谨慎，第1版编辑第一次选片时没有选上，第4版是摄影专版，也没有选上。
第2版编辑曹焕荣却选上了这张照片。由于王东手中的莱卡M3相机没有自动对焦功能，拍摄时事发突然，未及准确对焦，这张照片不够清晰。此外由于有薄雾和逆光，照片中人物的脸部光线偏暗，但可以通过修版得到一定程度调整。曹焕荣向其他编辑说明了这一点。
照片在第2版编辑组值班编辑中仍有争议，于是请示当晚第2版主编保育钧。他倾向于刊登，即请示当晚值班副总编辑陆超祺。陆超祺最后拍板：刊登在第2版。
这张照片在1984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上与读者见面了，当时的照片说明文字是：“大学生游行队伍中的一个场面。” 照片刊登后产生巨大反响，口口相传，并且得名《小平您好》。王东拍摄的是新闻照片，然而在此后的岁月里，这张照片总是作为“历史照片”被人们铭记，成为人民衷心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代表作品。从拍摄之时到此后30年间，这张《小平您好》照片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刊登了5次，经过不断修版之后，画面清晰度有了提高。
这张照片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也是四川邓小平故居纪念馆中陈列的关于邓小平的最大幅面照片。
王东的感悟是，当摄影记者要敏感果断，碰得上、抓得住机遇。有的场面瞬间即逝，文字记者过后还可以采访，而摄影记者漏拍了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会遗憾一辈子。
顺便说一下，《人民日报》刊出的王东照片《小平您好》立即引发一个故事——“救”了举起这条横幅的那几位北京大学学生。原来，制作和举起这条横幅都是“计划外”的。事后来看，那几个北大学生在白色床单上写好“小平您好”横幅带入游行队伍尚属不难做到，但要使支撑横幅的细竿通过检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他们很是动了一番脑筋。他们的“计划外”动作出现后，校方要对此进行追查。但《人民日报》刊登这张照片后，所有的人都感到释然。这段经历从此成为佳话流传。
这天还有谁拍到了“小平您好”横幅
王东回忆，这天上午在天安门前金水桥南侧的拍摄点上，大约设置了40个摄像摄影机位，来到天安门前的有上百名摄影记者。
那么，只有王东一人拍到了“小平您好”横幅突现的镜头吗？
据笔者所知，当天有3名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个场景。他们是人民日报社的王东、中国青年报社的贺延光（后任该报摄影部主任）、中国日报社的王文澜（后任该报摄影部主任）。这3人恰是当时中国新闻摄影界的一时之选。拍摄“小平您好”横幅的场面，称得上一次随机测验。那么多摄影记者在场，这3人得分了，绝非偶然。
从新闻摄影成就的角度来说，应该说贺延光、王文澜均在王东之上，然而就《小平您好》这张照片来说，则是王东拍摄得最好，可谓天赐良机，捷足者先登。
贺延光、王文澜和王东几乎同时看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都随即按下了随身携带的小型照相机快门。能拍摄到这个场面已属不易，只不过贺、王在快门按动时间上均晚于王东。
通过观察可知，首先在摄影站位上，王东占优势，他的面前无遮拦物。贺延光、王文澜的拍摄机位比王东靠北，因此掉转头向南拍摄时，照相机镜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挡在前面的人物和照相机长镜头，画面显得凌乱。
在贺延光的照片上，“小平您好”横幅偏远，还没有充分展开。在王文澜的照片上，拉横幅的人已经来到正前方，即将走过，因此在横幅上只能看清“小平”二字，“您好”二字不能辨认。
对此，王东总是强调，《小平您好》的拍摄具有偶然性。但是，这是从他一生拍摄的上万张照片中得到的一张照片。
那么，王东上万张照片的摄影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从河北农村到人民日报社
1934年4月，王东出生在河北邢台县一个农民家庭，3岁时母亲去世，由奶奶抚养长大。他上过乡村小学，由于家境支撑不下去了，还没有毕业就到县城一家小店当学徒店员。
在县城，王东发现身边的书比村子里多得多。一有时间，他就找书来读。读书使他的眼界开阔起来，知道县城以外还有一片广阔天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东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走出县城，去领略外面的大世界。1951年，17岁的王东经人介绍，来到人民日报社当了公务员，工作是沏茶倒水、打扫卫生。
1953年，人民日报社在东北鞍山的鞍钢总公司设立记者站，副总编辑安岗到那里任首席记者。王东跟去了，是安岗的公务员。很快，记者站改设在沈阳，在一个小独院的小楼里办公，记者也多了几个。
王东看到，身边的编辑、记者全是有文化的人，要和这些同事有共同的话题，说得上话，必须提高自己。因此，在那些年里，他到什么城市，就在那里上文化补习学校。
安岗眼界开阔，新闻、文件稿写得很快。他的初稿字迹潦草，经常让王东抄写。王东在抄稿时从安岗的文稿中学到了很多，安岗也成为王东终生敬仰的老师。后来，安岗负责创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首任系主任。
1955年，王东调到人民日报社总社译电组，开始学习明码译电。这是一项需要记忆力的工作，他很快就胜任了。
在莫斯科学摄影
让王东学习译电，是要派他到驻外记者站做准备。他同时学习开汽车，这在当时还是一项专门技术。
1956年，王東到莫斯科任《人民日报》记者站译电员兼管财务和行政事务，包括当司机。
当时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在莫斯科常有迎来送往的事，要拍照留念。王东觉得很有意思。那时有照相机的人很少，借用不方便，于是王东攒钱买了一台苏联造的和平牌相机。买来时不会用，有人告诉他：“光圈用8，速度定在1/125秒就差不多了。”结果第一次出现好机会拍照时，他就拍砸了。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中国大使馆接见使馆工作人员和部分中国留学生，并与大家合影。
合影之后举行舞会，王东拿起相机为舞池中的毛泽东拍照。当时没有闪光灯，他还是用光圈8和速度1/125秒拍摄。胶卷冲洗出来一看，黑乎乎一片，完全失败了。 失败激发了王东的热情。他下功夫钻研，找专业书阅读，琢磨画刊上的好照片，向摄影记者请教，逐渐掌握了光圈、快门、景深、背景之间的关系，常常在暗房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王东的照片越拍越好。当时到莫斯科的中国新闻界人士很多，许多留念照片都是王东拍的，他会拍照片的名声也由此传开了。
在跌宕起伏的政治风浪中拍照片
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人民日报社摄影组多达二三十人，编辑很有影响的《人民画刊》。在反右派运动中，苍石、高粮等多人被划为右派，摄影组散架了，摄影师吕相友单枪匹马干了几年。
1960年，王东回国，在译电组工作。1964年，摄影组重整旗鼓，吕相友将摄影爱好者王东调入，从此摄影成为王东一生的事业。
当摄影记者就要什么都敢拍，上得了殿堂，下得了厨房。这对王东来说不是问题，他在拍摄时能保持平常心，并不特别紧张，在纷乱情况下也能端稳相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东多次拍摄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场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王东认为，这就是历史存在，摄影记者的职责就是记录，诠释者是照片的观众，包括历史学家。
摄影组规定的任务照片要完成，任务之外的照片王东也会主动拍摄。1966年8月18日清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他在城楼上向会聚在广场上的红卫兵挥手致意后，突然走下城楼，走向广场。
此时，四周人群一下拥了上去，人山人海，一时间竟然进退不得。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现场指挥开辟通道。王东恰巧在金水桥附近，拿起相机对焦，拍下了当时的情景。
在那段时期，王东拍摄的关于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照片，频频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王东举起相机，还抓拍了“文革”中的一些动乱场景，尤以一张批斗彭德怀的照片因其写实而珍贵。
彭德怀，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当年统兵百万鏖战沙场，威名扬于千里之外。然而因1959年庐山会议时写的一封信，蒙受了奇冤，从此噩运降临。延至“文革”，他在痛苦中结束了生命。
“文革”肇始，亦是彭德怀晚年悲剧的开始。他被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从成都押回北京，从此处于被“监护”的状态。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几年，是他一生中遭受批斗最多的时期，有若干张照片记录了彭德怀的遭遇，看了发人深思。在所有这些照片中，王东拍摄的那张最清晰，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的残酷与荒唐。拍下这张照片，与王东的眼力和手底功力是分不开的。
1967年8月10日，当时红卫兵运动处于高潮。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与人民日报社造反组织联合举行“斗争反党篡军阴谋家彭德怀及其党羽大会”，地點在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办公大楼的五层会议厅。除上述组织人员外，还有当时进驻人民日报社的“首都红卫兵小组”的骨干。设在北京的亚非记协书记处的人也参加了大会。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当时被“监护”在北京卫戍区的彭德怀。此外，还有人民日报社的“走资派”吴冷西、胡绩伟等人陪斗。
当时，一辆卡车把彭德怀押送到报社，看押他的是卫戍区战士。彭德怀穿一件黑色上衣，神态平静地走进会场。
这次批斗会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鉴于7月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批斗彭德怀时殴打了他，北京卫戍区已得到命令，再批斗时不能体罚、打骂、侮辱人格。但是，批斗会组织者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不遵守规定。彭德怀走进会场时，北京卫戍区战士把他交给报社造反组织成员。这些人顿时一拥而上，拉过了彭德怀，以“文革”中常用的“喷气式”（即从两边将他的双臂拧向背后），朝批斗台押解而去。会场上有人呼喊口号：“打倒彭德怀！”
就在这一瞬间，王东举起手中的照相机，按动快门，拍摄了当时仅有的一张照片，而且这张照片拍得十分清晰。这是因为他先前已调好了光圈、速度，在瞬间对准了焦距，由此拍得一张记录“文革”荒唐岁月的经典照片。
勤奋和胆略过人是王东的特点。他认为有相机在手，看到应该记录的就要拍摄。即便在“文革”中，在许多场面中人们鸦雀无声，束手束脚，王东也敢于挺直腰杆，举起相机拍摄，为历史存照。他认为即使一时没有发表也没关系。
这天的批斗会持续将近2个小时，彭德怀大部分时间低头站在台上。他恢复了平静神态，只有回答问题时才偶尔抬一下头。
批斗会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一个发言者宣读已经拟好的批判词，然后台上台下呼喊“打倒某某”之类的口号。这次批斗会上没有出现殴打现象。
会场上，有批斗者质问：“彭德怀，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彭德怀回答：“我没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他有意见。”
有人质问：“彭德怀，你为什么搞军衔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彭德怀回答：“世界各国军队都是这样的。”
对于有些质问，彭德怀平静地回答：“现场有外国记者，我不能泄密。”
这大概是彭德怀站在台上看到了现场有外国人的缘故。
当批斗者质问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总是以高呼口号了事。
批斗会结束后，彭德怀由士兵押送回监护场所，从此再也没有踏入人民日报社的大门。这里的档案处保留着他担任中央军委负责人时审阅的许多重要文章清样。 1974年，彭德怀在病痛与孤独中辞世，终年76岁。
我们应该感谢拍摄这张照片的王东，他尽到了一名摄影记者的职责。
抓拍外国元首
王东拍摄的代表作《小平您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为一名优秀摄影记者，王东会拍出经典的好照片则是必然的。因为在此前后，他已有上万张新闻照片的拍摄经历。
王东曾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越南，拍摄了中国援越筑路和高炮部队的战斗场面;在“文革”中，他在拍摄中央领导人一系列照片的同时，对这10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及此后发生的唐山大地震等都有照片记录。
王东还用相机记录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在人民中间引起的热烈反响。这些精品照片所具有的深刻历史和美学意义，还将在以后的岁月里凸显出来。
八达岭长城是我国的代表性景观。巧的是，王东拍摄的外国元首的图片报道大都是在八达岭完成的。
1972年2月22日，北京下了大雪。那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第二天雪停了，尼克松一行来到了八达岭长城。他穿着皮领厚大衣，脚穿胶底鞋，在一大群警卫人员与记者的簇拥下登上了长城。他说：“我跋涉了一万六千英里，即使仅仅为了看这座伟大的城墙，也是非常值得的。”王东是随团摄影记者，拍下了当时长城上的热闹场面。
1992年下半年，日本明仁天皇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相继访华。这两次外事活动都让王东赶上了。当时王东有点发怵：一是礼宾制度改革后，对很多情况不是很熟悉;二是年龄大了，怕体力吃不消，交不上照片。
10月23日，日本天皇和皇后抵京，24日游览长城，25日游览故宫。参与天皇访华活动的中外记者有300多人，拍電视新闻的、拍照片的、录音的，都想靠近天皇。王东见缝就钻，端起相机调好焦距就拍。3天在报纸上发了3张照片，完成了任务。事后，新华社和日本大使馆派人到报社要走了天皇游览故宫的照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德有说照片照得好，也要去两张作为留念。
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在北京活动了两天。《人民日报》用了王东拍摄的5张照片。照片虽然不怎么出彩，但拍摄的经历令他难以忘怀。
叶利钦游览长城的一张照片，王东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拍到的。现场有百名记者，拍到这个镜头的只有王东一人。当时，外交部和警卫局怕记者多了场面混乱，于是用绳子把记者拦起来，也就是规定了摄影区。总统从你面前走过，能不能拍上就看你的本事了。王东选的是第一个点，来和去有两次拍照机会。警卫人员对在场中外记者说：“你们不要乱，保证你们有拍照机会。”
叶利钦来了，在场定点记者没有乱，倒是跟随他的记者、警卫、官员乱作一团。秩序一乱，拍出来的照片分不清谁是拍摄主体，构图也被人为打乱。王东的第一次拍照失败。等叶利钦登完长城回来，现场乱得更厉害了。
这时，不少记者收拾东西准备去停车场拍他上车回京的画面。王东因为没有在参观现场拍到理想的照片，有点垂头丧气，跟在叶利钦的随行人员身后慢慢走。突然，叶利钦停了下来，和随行人员说着什么。王东马上爬到一个售货台上，居高临下连拍几张，把叶利钦一行和万里长城收进了镜头。可惜，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版面没有选用这一张，用的是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叶利钦与夫人在一起的照片。虽然没能发表自己的作品感觉挺遗憾的，但王东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中俄历史上的这一瞬间，见证了一段崭新的友好历程，也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