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月12日上午,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张涌泉发来短信,告诉我张平老师周六(7月10日)去世了,并问能否参加14日上午在深圳举行的告别仪式。当时我正准备去机场赶往外地开会,接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突然,随即马上与有关人员联系,调整行程,7月13日会议结束后连夜搭机赶赴深圳。14日上午,我和昔日的同学、老师一起在低沉的哀乐声中,向张平老师告别。
虽然行程紧张了点,路途劳顿,但能到现场送别老师,使我特别惋惜的心绪略略地感到了一丝慰藉。去年师兄王松奇对我提起,他曾去深圳看望过张平老师,说张老师看上去就是身体有点虚弱,其他还好。我说有机会一定也去深圳看看老师,可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没想到竟成了终身的遗憾。
1971年我从浙江杭州到内蒙古支边,1980年从内蒙古考入天津财经大学,那时还叫天津财经学院,它是1958年院系调整时,从南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分离出来的,起先叫河北财经学院,后来改为天津财经学院。学校座落在天津市河西区土城灰堆,四周全是农田,通向学校的仅一条小路。校园里无论是教学楼、教学设施还是学生的宿舍楼都比较简陋、陈旧,只有那些粗大的杨树、柳树证明着这所学府的历史。在动荡年代,与其他财经类院校相比,没有被遣散,而是被降格保留,对学校来讲已是非常幸运,因此被保留下来的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有一批知名学者。张平老师195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78年4月调入天津财经学院,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张平老师,是我入学后的第二年,当时因为年龄较大,又有多年的工作经历,一进校门我就被指定担任学生干部,与老师的联系因此也比较多。一天上午趁课余时间我在教学楼过道上和班主任蒋老师说事,迎面看到一位个子稍高,体型适中,皮肤略黑,身穿深灰色中山装,腋下夹着一本厚厚讲义的中年人,急匆匆地走出教研室,站在我旁边的蒋老师小声告诉我说,这是张平老师。“哦,这就是张老师啊!”我回过头去,望着张老师的背影,见他步履虽不轻盈,却很坚实。其实在见到张老师之前,我就已经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了,多次在《金融研究》等刊物上拜读过他与王荫乔、朱新天两位老师合写的文章,三位老师合编的《金融辞典》也是我用得比较多的一本工具书。因对学问的渴求,学生对老师的崇敬早已油然而生,这一次总算把名字和人对上号了,遗憾的是那时还没直接聆听过张平老师的讲课。
说来也真是幸运,到了上专业课的时候,我们班的货币流通课,就是由张平老师讲授。这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由于刚开始学习,同学们对金融方面的知识还了解不多,不知道流通中的货币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初学这门课大家的感觉是既新鲜又困惑,课堂课间不时提问。张平老师对同学们的问题,总是能结合自己曾在人民银行、财政部门工作的实践体会,十分耐心地给予讲解。当时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很多,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问题更是时常成为课堂讨论的热点。张平老师给同学们讲解到,物价上涨主要是由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引起的,货币发行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发行,一种是财政发行。经济发行主要是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要,可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财政发行是财政向银行的透支,会引发通货膨胀,应当尽可能避免。在课堂上,张平老师认真地讲述课程的要点、介绍各种学术理论,也不时阐述自己的观点,使大家深深地感受到他严谨的治学精神、深邃的学术造诣,加之张老师说话幽默风趣,教学方法深入浅出,那时他的课总是最受同学们的欢迎。这门货币流通课也成为同学们思想最活跃、获益最多、学得最好的课程之一。大概也有这个因素吧,不少同学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都与货币流通、通货膨胀有关。
平日里的张平老师并没有什么当老师的架子,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同学们则把张平老师当作可信赖的长辈,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記得有一次过节,班里搞活动,给系里的老师们都发了邀请,结果只来了两位,一位老师没坐多久就有事先走了,另一位就是张平老师,他和我们一起到活动结束。当时活动的内容很简单,把教室里的课桌拼在一起,买点瓜子、糖果之类的,大家围在一起喝点茶聊聊天,再穿插点小游戏什么的。张平老师虽比同学们年长很多,但始终兴致很高地和大家一起聊天、说笑。那个年代的学生生活比较单调,用录音机放些音乐就算是很时尚了,我们的活动也照例放了点背景音乐,不知是有人故意的还是疏忽了,录音机里传出了“何日君再来”的旋律,这样的曲子在当时是被学校禁止的,一旦发现,轻则没收播放设备,重则通报做检查。我很少听音乐,基本是个乐盲,既不清楚那会放的是什么曲子,也没注意到音乐的变化。活动就这样进行着,直到结束张平老师最后才说了句“刚才有个曲子不好”。事后同学们都很感慨,说张平老师很能理解学生。
张平老师不仅教书育人,在生活中也是一位强者,他的原配妻子卧病在床数年,里里外外的家务事基本全由他一人承担。一次我有一个问题找张老师,他让我去他家里谈。一进门就看到张平老师正忙着从刚消完毒的注射盒里拿出针筒,按针抽药,准备给妻子打针,熟练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医院的护士。我问他,你怎么还会打针呢。他笑着对我说,这也没办法,不然哪有时间天天去医院啊,就学着自已打,这样方便一点。从张平老师家出来,越发打心底里钦佩我的这位老师!
本科快毕业时,我准备报考研究生,看了当时的研究生招生目录,有天津财经学院的王荫乔、朱新天、张平三位副教授联合招生的信息,因为比较熟悉这几位老师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报考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结果我和周志成就成了他们名下首次公开招收的两个硕士研究生,张平老师就此成了我的硕士导师之一,使我还能有机会聆听张平老师的讲课。在研究生期间,张平老师讲授《中央银行学》,本来是专门给本专业研究生开的课,但来听课的人却不少,除了金融系的青年教师,还有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因为那时人民银行刚刚独立出来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很多事情还在完善的过程中,张平老师从理论上、实践上讲述了自已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主张后来大都实现了,也给我以后的研究留下了很深的影响。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转型时期的利率政策”,论文写好后,需同时交给三位导师审阅,那天在去交论文的路上正好碰上了张平老师,我便把论文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论文中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已在《财贸经济》等刊物上发表了,他则很客气地说:“先睹为快!先睹为快!”
1987年硕士毕业,我离开天津回到了杭州老家,与学校的往来联系就不那么方便了,主要靠写信、打电话。在浙江,工作也时常有变动,除了杭州,还在湖州、温州两地工作过,偶尔到北京出差,基本上也是来去匆匆,一直没有再回学校去看看当年的老师和同学,直到2000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才找机会回母校看了看。在此期间,与张平老师通过几次电话,主要都是为他儿子的事。有一次在电话里,他告诉我已经离开天津去了深圳,而他后来的老伴也去世了。
张老师一生坎坷,历经了很多的风雨和创伤,但他始终以乐观向上的精神走完了八十二载的人生旅程。他很普通,除了教书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默默耕耘,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为社会有用之才。听黄绍宏讲,到了晚年,张平老师还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有自已的看法,同时他也十分关心着学生们的成长。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生中能做的事、能做成的事更是有限,张平老师以其做人做事的品格给他的学生和同事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
虽然行程紧张了点,路途劳顿,但能到现场送别老师,使我特别惋惜的心绪略略地感到了一丝慰藉。去年师兄王松奇对我提起,他曾去深圳看望过张平老师,说张老师看上去就是身体有点虚弱,其他还好。我说有机会一定也去深圳看看老师,可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没想到竟成了终身的遗憾。
1971年我从浙江杭州到内蒙古支边,1980年从内蒙古考入天津财经大学,那时还叫天津财经学院,它是1958年院系调整时,从南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分离出来的,起先叫河北财经学院,后来改为天津财经学院。学校座落在天津市河西区土城灰堆,四周全是农田,通向学校的仅一条小路。校园里无论是教学楼、教学设施还是学生的宿舍楼都比较简陋、陈旧,只有那些粗大的杨树、柳树证明着这所学府的历史。在动荡年代,与其他财经类院校相比,没有被遣散,而是被降格保留,对学校来讲已是非常幸运,因此被保留下来的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有一批知名学者。张平老师195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78年4月调入天津财经学院,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张平老师,是我入学后的第二年,当时因为年龄较大,又有多年的工作经历,一进校门我就被指定担任学生干部,与老师的联系因此也比较多。一天上午趁课余时间我在教学楼过道上和班主任蒋老师说事,迎面看到一位个子稍高,体型适中,皮肤略黑,身穿深灰色中山装,腋下夹着一本厚厚讲义的中年人,急匆匆地走出教研室,站在我旁边的蒋老师小声告诉我说,这是张平老师。“哦,这就是张老师啊!”我回过头去,望着张老师的背影,见他步履虽不轻盈,却很坚实。其实在见到张老师之前,我就已经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了,多次在《金融研究》等刊物上拜读过他与王荫乔、朱新天两位老师合写的文章,三位老师合编的《金融辞典》也是我用得比较多的一本工具书。因对学问的渴求,学生对老师的崇敬早已油然而生,这一次总算把名字和人对上号了,遗憾的是那时还没直接聆听过张平老师的讲课。
说来也真是幸运,到了上专业课的时候,我们班的货币流通课,就是由张平老师讲授。这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由于刚开始学习,同学们对金融方面的知识还了解不多,不知道流通中的货币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初学这门课大家的感觉是既新鲜又困惑,课堂课间不时提问。张平老师对同学们的问题,总是能结合自己曾在人民银行、财政部门工作的实践体会,十分耐心地给予讲解。当时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很多,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问题更是时常成为课堂讨论的热点。张平老师给同学们讲解到,物价上涨主要是由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引起的,货币发行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发行,一种是财政发行。经济发行主要是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要,可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财政发行是财政向银行的透支,会引发通货膨胀,应当尽可能避免。在课堂上,张平老师认真地讲述课程的要点、介绍各种学术理论,也不时阐述自己的观点,使大家深深地感受到他严谨的治学精神、深邃的学术造诣,加之张老师说话幽默风趣,教学方法深入浅出,那时他的课总是最受同学们的欢迎。这门货币流通课也成为同学们思想最活跃、获益最多、学得最好的课程之一。大概也有这个因素吧,不少同学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都与货币流通、通货膨胀有关。
平日里的张平老师并没有什么当老师的架子,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同学们则把张平老师当作可信赖的长辈,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記得有一次过节,班里搞活动,给系里的老师们都发了邀请,结果只来了两位,一位老师没坐多久就有事先走了,另一位就是张平老师,他和我们一起到活动结束。当时活动的内容很简单,把教室里的课桌拼在一起,买点瓜子、糖果之类的,大家围在一起喝点茶聊聊天,再穿插点小游戏什么的。张平老师虽比同学们年长很多,但始终兴致很高地和大家一起聊天、说笑。那个年代的学生生活比较单调,用录音机放些音乐就算是很时尚了,我们的活动也照例放了点背景音乐,不知是有人故意的还是疏忽了,录音机里传出了“何日君再来”的旋律,这样的曲子在当时是被学校禁止的,一旦发现,轻则没收播放设备,重则通报做检查。我很少听音乐,基本是个乐盲,既不清楚那会放的是什么曲子,也没注意到音乐的变化。活动就这样进行着,直到结束张平老师最后才说了句“刚才有个曲子不好”。事后同学们都很感慨,说张平老师很能理解学生。
张平老师不仅教书育人,在生活中也是一位强者,他的原配妻子卧病在床数年,里里外外的家务事基本全由他一人承担。一次我有一个问题找张老师,他让我去他家里谈。一进门就看到张平老师正忙着从刚消完毒的注射盒里拿出针筒,按针抽药,准备给妻子打针,熟练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医院的护士。我问他,你怎么还会打针呢。他笑着对我说,这也没办法,不然哪有时间天天去医院啊,就学着自已打,这样方便一点。从张平老师家出来,越发打心底里钦佩我的这位老师!
本科快毕业时,我准备报考研究生,看了当时的研究生招生目录,有天津财经学院的王荫乔、朱新天、张平三位副教授联合招生的信息,因为比较熟悉这几位老师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报考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结果我和周志成就成了他们名下首次公开招收的两个硕士研究生,张平老师就此成了我的硕士导师之一,使我还能有机会聆听张平老师的讲课。在研究生期间,张平老师讲授《中央银行学》,本来是专门给本专业研究生开的课,但来听课的人却不少,除了金融系的青年教师,还有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因为那时人民银行刚刚独立出来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很多事情还在完善的过程中,张平老师从理论上、实践上讲述了自已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主张后来大都实现了,也给我以后的研究留下了很深的影响。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转型时期的利率政策”,论文写好后,需同时交给三位导师审阅,那天在去交论文的路上正好碰上了张平老师,我便把论文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论文中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已在《财贸经济》等刊物上发表了,他则很客气地说:“先睹为快!先睹为快!”
1987年硕士毕业,我离开天津回到了杭州老家,与学校的往来联系就不那么方便了,主要靠写信、打电话。在浙江,工作也时常有变动,除了杭州,还在湖州、温州两地工作过,偶尔到北京出差,基本上也是来去匆匆,一直没有再回学校去看看当年的老师和同学,直到2000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才找机会回母校看了看。在此期间,与张平老师通过几次电话,主要都是为他儿子的事。有一次在电话里,他告诉我已经离开天津去了深圳,而他后来的老伴也去世了。
张老师一生坎坷,历经了很多的风雨和创伤,但他始终以乐观向上的精神走完了八十二载的人生旅程。他很普通,除了教书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默默耕耘,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为社会有用之才。听黄绍宏讲,到了晚年,张平老师还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有自已的看法,同时他也十分关心着学生们的成长。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生中能做的事、能做成的事更是有限,张平老师以其做人做事的品格给他的学生和同事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