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柔和的灯光下,他微闭双眼,金黄的头发随着音乐摆动,仿佛整个空间内只有他和音乐独处。那弦上跃动的音符,演绎着宁静中的思索和欣悦,令人沉醉。他就是Billy McLaughlin。
与带有传奇色彩的吉他演奏家比利·麦克劳伦(Billy McLaughlin)相识,是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他的吉他独奏会作为“The 9th Live”系列音乐会的开幕演出,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利之所以传奇,之所以令人难忘,除了因为他通过另辟蹊径的指法创造出独特的音响世界,更是因为他背后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故事,以及音乐家对它们的体验和感悟,都融在了饱含深情的旋律之中。
音乐家与乐器的契合
比利与吉他是什么关系?如果不演奏吉他,他会不会同样在别的乐器上找到某种契合?
比利说,吉他与他的确有一种仿佛先天的契合与灵犀。“我喜欢吉他,无论是独奏还是与乐队合奏,它总能奏出动人的旋律。我曾幻想让音乐成为我环游世界的方式,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而是作为一个音乐家,与人们分享我的音乐。”年轻的时候。当一名新闻记者曾经是比利的一个计划,直到接触到爵士乐和吉他音乐以后,才彻底改变。对于他来说,在吉他里他仿佛找回了自己,为灵魂找到了量身定做的抒情语言。
更重要的是,比利的吉他演奏风格,并非遵循正规的学院派科班路数。他说他的技巧风格,都是非正统的,完全出自个性的自由表达。或许恰恰因为如此,使得比利的演奏具有一种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魅力。
现在很多吉他演奏家,致力于丰富吉他的音色,让它发出各种各样其他乐器的声音。也有评论说,比利的演奏让人联想到了长笛的音色。但在比利心目中,他希望吉他发出人的声音。他要营造的是一种声带一般的震动感,一种混响与共鸣,从而让他的音乐更加具有歌唱性,更加亲切动人。
疾病,人生路上的新起点
对于大多数音乐家来说,得了手指的肌张力障碍,就等于被宣判演奏生涯的终结。这是最残酷而无法挽回的现实。然而比利却用他真实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别样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疾病,比利的音乐事业可能会一帆风顺;但同样,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疾病,他可能跟很多同行一样,只是一个平凡的、“成功”的吉他手;而他的身上,也不会承载更多令人惊叹的东西。
故事的开端在2001年。录制唱片、频繁地举行巡回演出……当时比利的事业正如日中天,突然晴天霹雳,他发现自己的手指出现了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无法再举行巡回演出,而且要被迫中止与唱片公司的合约。
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比利经历了精神上极大的煎熬,对他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是,他一直无法确知,究竟是什么疾病導致他的手指出现问题。可以说,心理上的折磨,已经远远超过了生理上的病痛本身。比利面对的,不再仅仅是疾病本身,更是如何在意志上战胜它的问题了。
比利尝试了所有可能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甚至是瑜伽。然而,比利愈加感到绝望,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造成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甚至到了精神失控的边缘。最后,令他感到真正解放的是,一位医生成功诊断出了他的病因——局部肌张力障碍症(Focal Dystonia)。
病因诊断出来后,比利意识到,他无法再继续以不明病因为借口,去逃避现实了。他现在必须回答,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所幸的是,这场灾难由此也转化成了比利人生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比利说,他以前一直纠结于出问题的手指,而且为此而消极地停止了其他的努力,后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应该把注意力从失灵的部位,转移到仍然活动灵巧的部位。这不单是一种演奏策略,更是一种面对人生挫折的态度。
从此,比利再次振作,在毁灭性的打击面前,像凤凰一般浴火重生。他尝试改变演奏的指法。用左手去弹奏,慢慢摸索出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指法。在经过多番的尝试和艰苦的练习之后,比利终于在2007年,奇迹般地重返舞台。这时,他的乐器音色更加具有不可抹杀的个人气质。吉他在比利的手上,发出的仿佛是为他专属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少了一份炫技,却多了一份人性、一层对生活的体验。
比利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深受斯蒂夫·里奇和菲利普·格拉斯的影响。两位都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简约音乐运动推广者。他们的音乐风格和理念,自然在比利的作品和演奏中留下了痕迹。但是,比利又从两位音乐大师的影响之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
简约音乐的理念,就是把音乐中最基本的单位、短小的音型,不断重复。而比利强调,他的音乐风格就像瑜伽一样,常常做同旋律的反复,但这种反复又有推进和变化。在这种看似简单的反复里,继续着无限的可能性和情感的广度。比利把即兴音乐的精神通过一种变通,融入到演奏里。比利说,通过它,自己找到了连接身体与心灵的一种直接、澄明的路径。对于他来说,这几乎近于一种修炼。难怪他的音乐,常常呈现出一种精神性的力量。
跟比利交谈的过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 “音乐是我的生命”。由此可见,比利的音乐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并非消遣、娱乐,更不是谋生的职业。相反,这是他生命的声音得以传达的最根本的途径,也是他对自我意义确证的一种方式。对于比利来说,可能恰恰是疾病的灾难,让他找到了这种自我意义的发现与呈现的契机。
与带有传奇色彩的吉他演奏家比利·麦克劳伦(Billy McLaughlin)相识,是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他的吉他独奏会作为“The 9th Live”系列音乐会的开幕演出,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利之所以传奇,之所以令人难忘,除了因为他通过另辟蹊径的指法创造出独特的音响世界,更是因为他背后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故事,以及音乐家对它们的体验和感悟,都融在了饱含深情的旋律之中。
音乐家与乐器的契合
比利与吉他是什么关系?如果不演奏吉他,他会不会同样在别的乐器上找到某种契合?
比利说,吉他与他的确有一种仿佛先天的契合与灵犀。“我喜欢吉他,无论是独奏还是与乐队合奏,它总能奏出动人的旋律。我曾幻想让音乐成为我环游世界的方式,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而是作为一个音乐家,与人们分享我的音乐。”年轻的时候。当一名新闻记者曾经是比利的一个计划,直到接触到爵士乐和吉他音乐以后,才彻底改变。对于他来说,在吉他里他仿佛找回了自己,为灵魂找到了量身定做的抒情语言。
更重要的是,比利的吉他演奏风格,并非遵循正规的学院派科班路数。他说他的技巧风格,都是非正统的,完全出自个性的自由表达。或许恰恰因为如此,使得比利的演奏具有一种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魅力。
现在很多吉他演奏家,致力于丰富吉他的音色,让它发出各种各样其他乐器的声音。也有评论说,比利的演奏让人联想到了长笛的音色。但在比利心目中,他希望吉他发出人的声音。他要营造的是一种声带一般的震动感,一种混响与共鸣,从而让他的音乐更加具有歌唱性,更加亲切动人。
疾病,人生路上的新起点
对于大多数音乐家来说,得了手指的肌张力障碍,就等于被宣判演奏生涯的终结。这是最残酷而无法挽回的现实。然而比利却用他真实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别样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疾病,比利的音乐事业可能会一帆风顺;但同样,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疾病,他可能跟很多同行一样,只是一个平凡的、“成功”的吉他手;而他的身上,也不会承载更多令人惊叹的东西。
故事的开端在2001年。录制唱片、频繁地举行巡回演出……当时比利的事业正如日中天,突然晴天霹雳,他发现自己的手指出现了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无法再举行巡回演出,而且要被迫中止与唱片公司的合约。
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比利经历了精神上极大的煎熬,对他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是,他一直无法确知,究竟是什么疾病導致他的手指出现问题。可以说,心理上的折磨,已经远远超过了生理上的病痛本身。比利面对的,不再仅仅是疾病本身,更是如何在意志上战胜它的问题了。
比利尝试了所有可能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甚至是瑜伽。然而,比利愈加感到绝望,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造成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甚至到了精神失控的边缘。最后,令他感到真正解放的是,一位医生成功诊断出了他的病因——局部肌张力障碍症(Focal Dystonia)。
病因诊断出来后,比利意识到,他无法再继续以不明病因为借口,去逃避现实了。他现在必须回答,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所幸的是,这场灾难由此也转化成了比利人生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比利说,他以前一直纠结于出问题的手指,而且为此而消极地停止了其他的努力,后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应该把注意力从失灵的部位,转移到仍然活动灵巧的部位。这不单是一种演奏策略,更是一种面对人生挫折的态度。
从此,比利再次振作,在毁灭性的打击面前,像凤凰一般浴火重生。他尝试改变演奏的指法。用左手去弹奏,慢慢摸索出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指法。在经过多番的尝试和艰苦的练习之后,比利终于在2007年,奇迹般地重返舞台。这时,他的乐器音色更加具有不可抹杀的个人气质。吉他在比利的手上,发出的仿佛是为他专属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少了一份炫技,却多了一份人性、一层对生活的体验。
比利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深受斯蒂夫·里奇和菲利普·格拉斯的影响。两位都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简约音乐运动推广者。他们的音乐风格和理念,自然在比利的作品和演奏中留下了痕迹。但是,比利又从两位音乐大师的影响之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
简约音乐的理念,就是把音乐中最基本的单位、短小的音型,不断重复。而比利强调,他的音乐风格就像瑜伽一样,常常做同旋律的反复,但这种反复又有推进和变化。在这种看似简单的反复里,继续着无限的可能性和情感的广度。比利把即兴音乐的精神通过一种变通,融入到演奏里。比利说,通过它,自己找到了连接身体与心灵的一种直接、澄明的路径。对于他来说,这几乎近于一种修炼。难怪他的音乐,常常呈现出一种精神性的力量。
跟比利交谈的过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 “音乐是我的生命”。由此可见,比利的音乐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并非消遣、娱乐,更不是谋生的职业。相反,这是他生命的声音得以传达的最根本的途径,也是他对自我意义确证的一种方式。对于比利来说,可能恰恰是疾病的灾难,让他找到了这种自我意义的发现与呈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