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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娃谁养？——当这个问题占据中国人的话语中心位置时，恰是“全面放开二孩”的前后。生养生养，人们忧心的不是生，而是养。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养一个孩子都要截留老父母的部分晚年生活，遑论再添一个，那简直是名正言顺的“全方位榨取”。从身体到意识，从时间到空间，晚年想象中“含饴弄孙、承欢膝下”的美好图景被无休止的劳作和疲累划出道道伤口，孩子在俘虏老人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所剩无几的“自由”。
这是《“老漂族”，及其相关话题》的理解起点，也是李燕燕将“老漂族”作为一个公共议题陈列在读者面前的基本背景。在此背景上，随迁老人，也就是“老漂族”应时而生，他们和中国的老父母分享共同的处境，又主动或被迫充任那个除不尽的“余数”。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余数定会不断壮大，那么，如何让这个庞大的余数群体实现社会转型期的良性过渡，恐怕是纾解困局、打开二孩乃至多孩护养闸门的一把密钥。
为什么？因为城市“老漂族”是目前中国婴幼儿护养体系中的典型力量，他们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填补人口流动带来的公共育兒服务空缺，而他们的抚育对象，则会汇入未来中国最强大生产力的洪流。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聚集着中国家庭生态向现代生活转型的所有症候：远离故土却难舍乡情，传统的家族和家族观念被城市强行“分割”，漂泊异乡的孤独情绪，安度余生的自然权利屈从于孙辈嗷嗷待哺的现实需要，自我意识遭遇家庭责任的“无期”阻击……以此为原点，可以链接起一个巨大的网络景观，我们也将在这“全息”景观中体验他们的体验，收获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李燕燕必得拣选尽可能广泛的观测样本，而且这些样本要允许不同阶层发声，以确立其田野调查的合法性和说服力。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怀疑李燕燕的诚实。她一开始就把自己想象为一名恪尽职守的记者，扛着她的“文字镜头”，穿梭忙碌于重庆大大小小的社区街巷，体制内的中产、高收入职业者、两地分居的平民夫妇、收入单薄的全职妈妈，至少在第一节，就有四种家庭类型被镜头摄取。在这些由夫妇和孩子组成的“小”家庭之外，“老漂族”们蹒跚而来，他们像等待卸载的小船，本以为可以靠岸，可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自己才是那个被子孙牵系的码头。
这当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只是沿着李燕燕铺好的路径提前透露了“剧情”。在这篇非虚构作品发表的《山西文学》2020年第1期卷首语中，克海不无伤感地表示：“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千篇一律。”如果说“老漂族”这个词语本身在幸与不幸之间尚能保持中立，那么，“老漂族”能够成为一个话题，就必然暗示着某种意义的转向。——文学无须在“幸”的锦缎上绣花;不幸，才是它疗愈的重心。
可是，李燕燕为什么要写那个住在某高档商品房里的高收入家庭呢？这个家庭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幸福的样板;手头阔绰，四位老人均健在，两个儿子双方父母抢着带，各自还雇着钟点工。按理说，他们与“老漂族”的疼痛无关，与本文的关切天壤相隔，应该被作者断然舍弃才是。但它还是硬生生杵在那里，像一枚钉子，扎在我们意识流淌的中途。我认为，这里一定有一个隐蔽的理由，促使作者将它完整地保留。既需隐蔽，我就不好明说，且将它暂且搁置吧。
回到正题，让千千万万“老漂族”陷入困局的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在“老漂族”现象的内部，是否有一只无形之手覆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有，它在哪里？当然，我们可以马上凭经验做出判断：经济的、情感的、观念的、环境的、习惯的、人际的、性格的……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溯及“道德”。这些也是李燕燕在前三节不厌其烦的叙事要素。她力图通过层层加码的讲述，拨云见日，广而告之。我们则在倾听，在辨别，在感受一个个随迁老人是怎样从想象的天空再次跌入泥泞，成为“家”的名义下卑微的奴仆。
是的，我们不是奴仆，谁也不是，但我们通常不得不臣服于生活。而古老中国存续至今的血缘纽带和纽带上凝结的浓重情感，又让广大的随迁老人不愿且不能“放手”，在他们看护第三代的行为动机上投射的心理色调复杂而微妙，它关乎道义、良知、血缘、情感，也触及到一个无法回避却难以启齿的担忧，那就是“老无所养”。正是这个隐秘的心结，主宰了他们的选择和行动。所以，他们的“乐于付出”其实是“甘愿牺牲”，“甘愿”里藏着不情愿，“牺牲”里闪避着“只能如此”的无奈。
李燕燕机敏地嗅到了气味，“一碗汤的距离”就是对此做出的灿烂回应。“养儿防老”暗自变身为“养孙防老”，这一戏剧性的置换，着实令人喘不过气来，何况是饱经岁月磨损的老人，他们是在用自己羸弱的肉身，测量生命的韧度吗？不，绝不是！很明显，这里存在一种交易——用现在对第三代的奉献，换取将来得到第二代赡养的“本钱”。你可能认为“交易”这个词赤裸裸、不名誉，但它却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性真相，否则怎么叫守望相助、抱团取暖呢？只要这种交易走正道，遵循世界和生命的伦常法度，它就是“名誉”的。从这个向度看，“老漂族”问心无愧，愧疚的反而应该是子女辈，因为他们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在抚养和赡养的义务契约上，强行把孙辈叠入老父母的抚养界面。此事很可能产生如下后果。
后果一，随迁老人不得不委身于子女组建的新家庭，频生寄人篱下之感。
后果二，因父母和子女生活习惯、性格等的差异，矛盾丛生。
于是就有了后果三，无处容“身”，包括肉体，也包括心灵。
对此，李燕燕的理想解决方案是“一碗汤的距离”。目前看来，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最优”方案。作者在文末的道白中也颇为自信，他说：
一碗汤的距离，不止是物理距离，也是心理上亲密距离的生动比喻。两颗心灵之间的距离，要用温度来测量，而不是用直尺。这个温度是最舒适的28—32℃，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在需要的时候，很快就能将温暖传递过去。
简言之，就是“亲密而有间”。
然而，我认为，这个方案也只能止于“理想”。有一个坎儿就很难跨越：经济。并非所有人都像文中所展示的两例“模范家庭”那样，住所临近或楼上楼下，比如，处于城市边缘的张开贵一家就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反证：全家六口人蜗居在不足六十平方米的二手房里，连拆迁都担心补不齐几万元差价款，又怎么有闲钱再买一套？即便是租，也得掂量一下成本效益。所以“亲密而有间”首先就会遇到大多数普通家庭经济状况不尽如人意的阻隔，更别提租住本身引起的各种副作用了。 说到经济，作者倒是在不经意间制造了一场巧合。现在就让我们把那个“搁置”在上文中的幸福家庭样板移接过来，和“亲密而有间”的模范家庭相互观照，不难发现，一种精确的互应在三者之间赫然伫立，没错，它们都有抵达“幸福”和“模范”的经济能力。这说明，李燕燕很可能在处于思考阶段的前写作时期，就下意识地把经济作为考量“老漂族”事件的唯一或主要标尺，只不过她并不自知。
问题来了，既然作者的药方不具备普遍效能，那么作为其主要支撑构件的经济因素就不能成立。我们必须另寻他路。在这一点上，倒是李燕燕提醒了我，那就是“距离”。不过此距离非彼距离，一切还得向“老漂族”的源头追踪。
漂，是行为动词，对于“老漂族”，该动词的起始处是故乡或原居住地，落脚点在异乡——子女的居住地。换句话说，漂，造成了事实上的距离，它最初作用于身体，而后指向内心。也就是说，“老漂族”的心灵是陪同身体漂移的，伴随其中的还有私人的情感、经验和抹不去的记忆。无根的距离感由此而生。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关键在，这种以身体为核心的迁徙是“逆向”的“反迁徙”。你知道，候鸟是正迁徙，它们永远飞向温暖之地;在这一点上，人类的天性与动物一致，即趋利避害。而老年人的本能不是扩张，而是收缩欲望和领地，回到内心，回到过去，回到生命最初的自然常态。可生活有时是不讲“理”的，它坚硬而冷漠，以不容置疑的理由，“驱遣”着老人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是否出于自愿，都悖离了“自然”。这种违反自然意志的迁徙行为必遭自然的贬损。“距离感”所诱发的重重阻碍，便是自然律压在“老漂族”背上的重轭。
卸除重轭，谈何容易！经济尽管有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使随迁老人的身体得到安置，心灵却可能仍在记忆的远方。——当然，我愿意相信作者视为楷模的两个家庭成功转型，但我也断定，“一碗汤的距离”只是至高勋章的冒名顶替者，它的作用被修饰、被审美了。在它“最舒适”的温度内部，必然有一个属灵的区域得到了补偿，也得到了自然律的谅解，即，正向的回归感——它取决于子女精神上的“回巢”。不是你回我“家”，而是你回到我們共同的“大家”。一旦子女使老父母获得了自我意识的主体感，精神的创伤便会自动愈合，心安则身安，身体的距离感也会消弭于无形。由此可见，这个看不见的“大家”，才是“老漂族”由边缘走向中心的最合宜的精神居所。
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一个字：孝。但这孝已然调换了它过时的内涵，它是一种尊重，一种理解，一种发自真诚的“回巢”之爱。主动交付和传递这种爱，得到的将是加倍回报。进一步说，把这种爱延展到社会的平面上，或许可以为浮出水面的育幼和养老问题找到一条有效的解决路径。
文章“漂”到这儿，也该有个结尾。在此，我不由得想为作者李燕燕辩护两句。平心而论，没有执着地追问下去，不能全怪作者。面对聒噪的镜头，谁都有被表象干扰的危险。她可能是太过计较对“随迁老人”内在纵深的检视，而忽略或放弃了源头活水。不过，作者无须承担记者的伦理责任，说到底，她只是一位致力于写作的“仿记者”。她努力地记录现场，对各种信息进行裁切、编织、补缀，并精确地施用自己的文学技艺。由此，中国社会转型期某些偏僻的生活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有效地实践了非虚构写作的伦理法度，圆满履行了自己的职任。
听起来很绕口是吧？其实，我只是想说：虽然李燕燕没有像绝大多数非虚构写作者一样，满足于在平滑的表象上逡巡，但她在掘进深度和方向上依然有修正的空间。这也是当前非虚构写作面临的新议题。
【作者简介】王朝军，笔名忆然。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36期高研班学员。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第七届全委会委员，大益文学院签约评论家，“钓鱼城”大学生中文创意写作大赛终评委。获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曾任《名作欣赏》副主编，现供职于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表文学评论、思想随笔若干。出版有评论专著《又一种声音》。
这是《“老漂族”，及其相关话题》的理解起点，也是李燕燕将“老漂族”作为一个公共议题陈列在读者面前的基本背景。在此背景上，随迁老人，也就是“老漂族”应时而生，他们和中国的老父母分享共同的处境，又主动或被迫充任那个除不尽的“余数”。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余数定会不断壮大，那么，如何让这个庞大的余数群体实现社会转型期的良性过渡，恐怕是纾解困局、打开二孩乃至多孩护养闸门的一把密钥。
为什么？因为城市“老漂族”是目前中国婴幼儿护养体系中的典型力量，他们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填补人口流动带来的公共育兒服务空缺，而他们的抚育对象，则会汇入未来中国最强大生产力的洪流。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聚集着中国家庭生态向现代生活转型的所有症候：远离故土却难舍乡情，传统的家族和家族观念被城市强行“分割”，漂泊异乡的孤独情绪，安度余生的自然权利屈从于孙辈嗷嗷待哺的现实需要，自我意识遭遇家庭责任的“无期”阻击……以此为原点，可以链接起一个巨大的网络景观，我们也将在这“全息”景观中体验他们的体验，收获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李燕燕必得拣选尽可能广泛的观测样本，而且这些样本要允许不同阶层发声，以确立其田野调查的合法性和说服力。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怀疑李燕燕的诚实。她一开始就把自己想象为一名恪尽职守的记者，扛着她的“文字镜头”，穿梭忙碌于重庆大大小小的社区街巷，体制内的中产、高收入职业者、两地分居的平民夫妇、收入单薄的全职妈妈，至少在第一节，就有四种家庭类型被镜头摄取。在这些由夫妇和孩子组成的“小”家庭之外，“老漂族”们蹒跚而来，他们像等待卸载的小船，本以为可以靠岸，可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自己才是那个被子孙牵系的码头。
这当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只是沿着李燕燕铺好的路径提前透露了“剧情”。在这篇非虚构作品发表的《山西文学》2020年第1期卷首语中，克海不无伤感地表示：“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千篇一律。”如果说“老漂族”这个词语本身在幸与不幸之间尚能保持中立，那么，“老漂族”能够成为一个话题，就必然暗示着某种意义的转向。——文学无须在“幸”的锦缎上绣花;不幸，才是它疗愈的重心。
可是，李燕燕为什么要写那个住在某高档商品房里的高收入家庭呢？这个家庭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幸福的样板;手头阔绰，四位老人均健在，两个儿子双方父母抢着带，各自还雇着钟点工。按理说，他们与“老漂族”的疼痛无关，与本文的关切天壤相隔，应该被作者断然舍弃才是。但它还是硬生生杵在那里，像一枚钉子，扎在我们意识流淌的中途。我认为，这里一定有一个隐蔽的理由，促使作者将它完整地保留。既需隐蔽，我就不好明说，且将它暂且搁置吧。
回到正题，让千千万万“老漂族”陷入困局的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在“老漂族”现象的内部，是否有一只无形之手覆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有，它在哪里？当然，我们可以马上凭经验做出判断：经济的、情感的、观念的、环境的、习惯的、人际的、性格的……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溯及“道德”。这些也是李燕燕在前三节不厌其烦的叙事要素。她力图通过层层加码的讲述，拨云见日，广而告之。我们则在倾听，在辨别，在感受一个个随迁老人是怎样从想象的天空再次跌入泥泞，成为“家”的名义下卑微的奴仆。
是的，我们不是奴仆，谁也不是，但我们通常不得不臣服于生活。而古老中国存续至今的血缘纽带和纽带上凝结的浓重情感，又让广大的随迁老人不愿且不能“放手”，在他们看护第三代的行为动机上投射的心理色调复杂而微妙，它关乎道义、良知、血缘、情感，也触及到一个无法回避却难以启齿的担忧，那就是“老无所养”。正是这个隐秘的心结，主宰了他们的选择和行动。所以，他们的“乐于付出”其实是“甘愿牺牲”，“甘愿”里藏着不情愿，“牺牲”里闪避着“只能如此”的无奈。
李燕燕机敏地嗅到了气味，“一碗汤的距离”就是对此做出的灿烂回应。“养儿防老”暗自变身为“养孙防老”，这一戏剧性的置换，着实令人喘不过气来，何况是饱经岁月磨损的老人，他们是在用自己羸弱的肉身，测量生命的韧度吗？不，绝不是！很明显，这里存在一种交易——用现在对第三代的奉献，换取将来得到第二代赡养的“本钱”。你可能认为“交易”这个词赤裸裸、不名誉，但它却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性真相，否则怎么叫守望相助、抱团取暖呢？只要这种交易走正道，遵循世界和生命的伦常法度，它就是“名誉”的。从这个向度看，“老漂族”问心无愧，愧疚的反而应该是子女辈，因为他们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在抚养和赡养的义务契约上，强行把孙辈叠入老父母的抚养界面。此事很可能产生如下后果。
后果一，随迁老人不得不委身于子女组建的新家庭，频生寄人篱下之感。
后果二，因父母和子女生活习惯、性格等的差异，矛盾丛生。
于是就有了后果三，无处容“身”，包括肉体，也包括心灵。
对此，李燕燕的理想解决方案是“一碗汤的距离”。目前看来，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最优”方案。作者在文末的道白中也颇为自信，他说：
一碗汤的距离，不止是物理距离，也是心理上亲密距离的生动比喻。两颗心灵之间的距离，要用温度来测量，而不是用直尺。这个温度是最舒适的28—32℃，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在需要的时候，很快就能将温暖传递过去。
简言之，就是“亲密而有间”。
然而，我认为，这个方案也只能止于“理想”。有一个坎儿就很难跨越：经济。并非所有人都像文中所展示的两例“模范家庭”那样，住所临近或楼上楼下，比如，处于城市边缘的张开贵一家就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反证：全家六口人蜗居在不足六十平方米的二手房里，连拆迁都担心补不齐几万元差价款，又怎么有闲钱再买一套？即便是租，也得掂量一下成本效益。所以“亲密而有间”首先就会遇到大多数普通家庭经济状况不尽如人意的阻隔，更别提租住本身引起的各种副作用了。 说到经济，作者倒是在不经意间制造了一场巧合。现在就让我们把那个“搁置”在上文中的幸福家庭样板移接过来，和“亲密而有间”的模范家庭相互观照，不难发现，一种精确的互应在三者之间赫然伫立，没错，它们都有抵达“幸福”和“模范”的经济能力。这说明，李燕燕很可能在处于思考阶段的前写作时期，就下意识地把经济作为考量“老漂族”事件的唯一或主要标尺，只不过她并不自知。
问题来了，既然作者的药方不具备普遍效能，那么作为其主要支撑构件的经济因素就不能成立。我们必须另寻他路。在这一点上，倒是李燕燕提醒了我，那就是“距离”。不过此距离非彼距离，一切还得向“老漂族”的源头追踪。
漂，是行为动词，对于“老漂族”，该动词的起始处是故乡或原居住地，落脚点在异乡——子女的居住地。换句话说，漂，造成了事实上的距离，它最初作用于身体，而后指向内心。也就是说，“老漂族”的心灵是陪同身体漂移的，伴随其中的还有私人的情感、经验和抹不去的记忆。无根的距离感由此而生。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关键在，这种以身体为核心的迁徙是“逆向”的“反迁徙”。你知道，候鸟是正迁徙，它们永远飞向温暖之地;在这一点上，人类的天性与动物一致，即趋利避害。而老年人的本能不是扩张，而是收缩欲望和领地，回到内心，回到过去，回到生命最初的自然常态。可生活有时是不讲“理”的，它坚硬而冷漠，以不容置疑的理由，“驱遣”着老人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是否出于自愿，都悖离了“自然”。这种违反自然意志的迁徙行为必遭自然的贬损。“距离感”所诱发的重重阻碍，便是自然律压在“老漂族”背上的重轭。
卸除重轭，谈何容易！经济尽管有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使随迁老人的身体得到安置，心灵却可能仍在记忆的远方。——当然，我愿意相信作者视为楷模的两个家庭成功转型，但我也断定，“一碗汤的距离”只是至高勋章的冒名顶替者，它的作用被修饰、被审美了。在它“最舒适”的温度内部，必然有一个属灵的区域得到了补偿，也得到了自然律的谅解，即，正向的回归感——它取决于子女精神上的“回巢”。不是你回我“家”，而是你回到我們共同的“大家”。一旦子女使老父母获得了自我意识的主体感，精神的创伤便会自动愈合，心安则身安，身体的距离感也会消弭于无形。由此可见，这个看不见的“大家”，才是“老漂族”由边缘走向中心的最合宜的精神居所。
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一个字：孝。但这孝已然调换了它过时的内涵，它是一种尊重，一种理解，一种发自真诚的“回巢”之爱。主动交付和传递这种爱，得到的将是加倍回报。进一步说，把这种爱延展到社会的平面上，或许可以为浮出水面的育幼和养老问题找到一条有效的解决路径。
文章“漂”到这儿，也该有个结尾。在此，我不由得想为作者李燕燕辩护两句。平心而论，没有执着地追问下去，不能全怪作者。面对聒噪的镜头，谁都有被表象干扰的危险。她可能是太过计较对“随迁老人”内在纵深的检视，而忽略或放弃了源头活水。不过，作者无须承担记者的伦理责任，说到底，她只是一位致力于写作的“仿记者”。她努力地记录现场，对各种信息进行裁切、编织、补缀，并精确地施用自己的文学技艺。由此，中国社会转型期某些偏僻的生活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有效地实践了非虚构写作的伦理法度，圆满履行了自己的职任。
听起来很绕口是吧？其实，我只是想说：虽然李燕燕没有像绝大多数非虚构写作者一样，满足于在平滑的表象上逡巡，但她在掘进深度和方向上依然有修正的空间。这也是当前非虚构写作面临的新议题。
【作者简介】王朝军，笔名忆然。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36期高研班学员。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第七届全委会委员，大益文学院签约评论家，“钓鱼城”大学生中文创意写作大赛终评委。获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曾任《名作欣赏》副主编，现供职于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表文学评论、思想随笔若干。出版有评论专著《又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