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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古神话拥有一套独特的关于死亡的话语解释系统，它所记载的死亡并非对生命的单纯式否定，而是“死亡——再生”的“否定——肯定”的生命模式。中国上古神话是轻视和回避普通个体的死亡，推重现世意义的历史，这为“实用理性”死亡观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实际上，只有觉醒生命的主体意识，洞察生命本体存在的终极超越，努力拓展生命本身的无限意义，才能真正地将有限的生命幻化做无限的存在。
关键词：死亡类型；再生模式；生命意识；精神消解；超越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01-02
中国上古神话是反应古代人类对世界的起源、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的原始朦胧理解，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说。与希腊神话相比较，虽然中国古代神话记载零碎散乱，缺乏专门而系统的典籍，但是作为华夏文化的源头，它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存储，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当人们探究文化传统、自然观念、民族心理、历史宗教、文学民俗等文化内涵时，不得不上溯到“神话”这片圣地。通观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作为文化因子的中国上古神话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精神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民族文化态势、生存哲学以及社会发展。
上古时代，死亡激发了原始人类谋求生存和改变的意识，以及在幻想在获得生命本体的永生的才能。上古神话拥有一套独特的关于死亡的话语解释系统，利用神话的特殊的意义解释方式来表达对生命不朽的渴望，这也成为中国人生死观的文化源泉。在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生命观首先表现在对死亡的记载与认知上。在古代神话典籍当中，存在大量关于死亡现象的记录，主要现存于古老的《山海经》中，其间对死亡缘由与类型的呈现是纷繁多样的。主要有以下死亡类型：
第一，因创世化生而殁：以盘古开天辟地、蚩尤桎梏化为枫林等为典型；第二，因意外事故而殁，表现人类在自然面前生命的脆弱：羿为逢蒙射杀、二妃溺于湘江等为典型；第三，因抗争而殁，在部族利益战争中向“强权者”付出生命代价：以帝杀刑天、皇帝杀蚩尤等为典型；第四，为社稷事业而献身：以舜勤民事野死、禹劳天下等为典型；第五，因获刑而殁，触犯神界秩序和神规遭受杀戮，体现了一种道德的教化：以王子夜之尸、震蒙氏之女沉江而死等为典型；第六，为祭仪而“牺牲”：以以袂蔽面的女丑之尸、操戈而立的无首夏耕等为典型。
在中国古代神话典籍当中，除了这些死亡典型记录外，还有与死亡密切相关的安葬地记录，如：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山海经·大荒南经》）这从另一个侧面扩充了死亡记录的内容，是对灵魂永存的记载。为了追寻生命的永恒，神话中还记载了“不死树”、“不死药”、“不死民”等。如：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山海经·大荒西经》）在神话典籍中，很多医疗效用的动植物、矿物药材不仅说明先民们对于药物的早期认识，更从一个侧面含蓄折射出先民渴求长寿健康的生命意识。从这种以独特视角记录的死亡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灿烂悠久的华夏文明与宗法文化塑造了炎黄子孙敬祖心神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正肇端于神话死亡记录。然而神话传说记载的死亡并非对生命的单纯否定，而是再生意识的复苏，是一种建立在对死亡的忧虑和对生的渴望与执着的基础之上的永生生命观念。
在神话典籍中这种再生意识主要体现为“变形”和“复生”两种死生转化形式，从而获得长存的生命本体。如女娲死后肠化为十神人、鲧死而禹生等，这些神话故事都有死亡的悲剧，然而在大神生命失去的基础上伴随着新生命的诞生。对于神话中的诸神来说，死亡反而是新生命转化与诞生的契机。因此，随着“舜之二妃变湘水二神、冯夷变河伯”等这些从死亡中走来的新神形象的诞生，可推知神话时代人类的死亡意识：死亡仅是一种身体形式的转换，这显然与上古人类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对自然的认识有关。神话中的死亡属于死生转化，这种“转化与变形”的结果是一个生命体被另一个生命体取代。
神话中的死亡更多的带有想象色彩，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1]（P82—84），用“变形”、“复生”代替生命体的直接死亡，固守生命不灭的理念，是上古神话的共有模式，也构成了古代人类死亡意识的核心。关注死亡的背后是对生命意义的崇敬与尊重，更意味着一种灵魂的超越和德性的象征，也可以从中透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神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较之生命更为重要的真与善的价值意义，也看到了迎难而上的坚韧品格、乐于奉献的伟大精神、勇于抗争宁死不屈的顽强精神、重伦尚道的德性原则，而这些也正是中华民族得以成长的源泉和前进的动力。[1](104--105)
总之，在中国上古神话里记载的死亡现象，并非对生命的单纯否定，而是一种新形象出现的必然条件。这种“死亡－再生”的“否定－肯定”的生命模式多通过变形或复生再现生命的新形象。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神话时代的先民们，“他们的生命观是综合的，生命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在这种生死转化中隐含着对立统一的哲理，隐含着先民们对死亡的深沉忧患意识以及对生命长存、灵魂不灭的渴求，也深深寄托着先民们超越有限死亡、求得无限生命延续的强烈生命意识。
在中国人的文化中，为正义献身而被看成牺牲者人格升华的过程，被看成是灵魂长存、精神不朽的一种途径，所谓“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这种生死观念将生命个体的社会价值，延长到生命本体存在的最后时刻，崇尚生存的社会价值。上古先民实际注重追求生命的现世意义，死亡仅仅是一种媒介和手段，因为它最终还是会以新的生命形式出现，继续完成宏大视野中的道德理想和社会责任，而死亡本身的复杂内涵却被忽视，更不会将它引申到个体本身的生命过程中来审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上古神话是轻视和回避普通个体的死亡，推重现世意义的历史，这为“实用理性”死亡观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
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人文精神的悲剧性在于：人生一无所有，被偶然地扔在此世间，无所依凭，只能自己去建立归依。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这一“悲剧”温和中庸地对待，赋予了宇宙和人生以积极的意义。这种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和实践理性精神塑造了华夏儿女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民族精神遗产。古代先民面对威胁生命的挑战时，无法寻找到精神消解与信念归属，只好转而珍视现世意义，注重当下生命体验。中国人在死亡面前执着于肉体的生存与寿命的延续，这种乐感文化并非历史温情脉脉的产物。历代皇帝中为寻求不死仙丹和练就不死之术，不惜付出血雨腥风的代价的不在少数，连普通百姓也为这种妄念神魂颠倒。面对这样的死亡观，我们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将死亡当作深刻的哲学问题来探讨，勇敢正视死亡。
虽然死亡让人们恐惧和忧虑，但事实上生命活动在拓展，死亡并未毁灭朝气蓬勃的人类世界。人类应当如何在自我生存意识中消解、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如何面对死亡意识的摧毁，这是生命之谜，也是意识之谜，当然也是文化、宗教和哲学之谜。死亡是一种生存状态的事实，死亡意识则是一种意识事实。人类只能运用意识功能和生存论功能，去战胜和克服死亡意识中的恐惧，而征服死亡甚至超越死亡的谜底，存在于每个曾经活过或现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灵深处，即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洞察。因此，人的生命和死亡应该是融为一体的，只有在有限的生命旅途中，努力寻求生命本体存在的最大价值，去努力拓展生命本身的无限意义，才能在必然的死亡面前超然物外，将有限的生命幻化做无限的存在。
注释：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参考文献：
[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3]刘安．淮南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4]袁珂．中国古代神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5]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6]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张华．博物志[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关键词：死亡类型；再生模式；生命意识；精神消解；超越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01-02
中国上古神话是反应古代人类对世界的起源、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的原始朦胧理解，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说。与希腊神话相比较，虽然中国古代神话记载零碎散乱，缺乏专门而系统的典籍，但是作为华夏文化的源头，它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存储，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当人们探究文化传统、自然观念、民族心理、历史宗教、文学民俗等文化内涵时，不得不上溯到“神话”这片圣地。通观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作为文化因子的中国上古神话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精神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民族文化态势、生存哲学以及社会发展。
上古时代，死亡激发了原始人类谋求生存和改变的意识，以及在幻想在获得生命本体的永生的才能。上古神话拥有一套独特的关于死亡的话语解释系统，利用神话的特殊的意义解释方式来表达对生命不朽的渴望，这也成为中国人生死观的文化源泉。在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生命观首先表现在对死亡的记载与认知上。在古代神话典籍当中，存在大量关于死亡现象的记录，主要现存于古老的《山海经》中，其间对死亡缘由与类型的呈现是纷繁多样的。主要有以下死亡类型：
第一，因创世化生而殁：以盘古开天辟地、蚩尤桎梏化为枫林等为典型；第二，因意外事故而殁，表现人类在自然面前生命的脆弱：羿为逢蒙射杀、二妃溺于湘江等为典型；第三，因抗争而殁，在部族利益战争中向“强权者”付出生命代价：以帝杀刑天、皇帝杀蚩尤等为典型；第四，为社稷事业而献身：以舜勤民事野死、禹劳天下等为典型；第五，因获刑而殁，触犯神界秩序和神规遭受杀戮，体现了一种道德的教化：以王子夜之尸、震蒙氏之女沉江而死等为典型；第六，为祭仪而“牺牲”：以以袂蔽面的女丑之尸、操戈而立的无首夏耕等为典型。
在中国古代神话典籍当中，除了这些死亡典型记录外，还有与死亡密切相关的安葬地记录，如：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山海经·大荒南经》）这从另一个侧面扩充了死亡记录的内容，是对灵魂永存的记载。为了追寻生命的永恒，神话中还记载了“不死树”、“不死药”、“不死民”等。如：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山海经·大荒西经》）在神话典籍中，很多医疗效用的动植物、矿物药材不仅说明先民们对于药物的早期认识，更从一个侧面含蓄折射出先民渴求长寿健康的生命意识。从这种以独特视角记录的死亡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灿烂悠久的华夏文明与宗法文化塑造了炎黄子孙敬祖心神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正肇端于神话死亡记录。然而神话传说记载的死亡并非对生命的单纯否定，而是再生意识的复苏，是一种建立在对死亡的忧虑和对生的渴望与执着的基础之上的永生生命观念。
在神话典籍中这种再生意识主要体现为“变形”和“复生”两种死生转化形式，从而获得长存的生命本体。如女娲死后肠化为十神人、鲧死而禹生等，这些神话故事都有死亡的悲剧，然而在大神生命失去的基础上伴随着新生命的诞生。对于神话中的诸神来说，死亡反而是新生命转化与诞生的契机。因此，随着“舜之二妃变湘水二神、冯夷变河伯”等这些从死亡中走来的新神形象的诞生，可推知神话时代人类的死亡意识：死亡仅是一种身体形式的转换，这显然与上古人类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对自然的认识有关。神话中的死亡属于死生转化，这种“转化与变形”的结果是一个生命体被另一个生命体取代。
神话中的死亡更多的带有想象色彩，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1]（P82—84），用“变形”、“复生”代替生命体的直接死亡，固守生命不灭的理念，是上古神话的共有模式，也构成了古代人类死亡意识的核心。关注死亡的背后是对生命意义的崇敬与尊重，更意味着一种灵魂的超越和德性的象征，也可以从中透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神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较之生命更为重要的真与善的价值意义，也看到了迎难而上的坚韧品格、乐于奉献的伟大精神、勇于抗争宁死不屈的顽强精神、重伦尚道的德性原则，而这些也正是中华民族得以成长的源泉和前进的动力。[1](104--105)
总之，在中国上古神话里记载的死亡现象，并非对生命的单纯否定，而是一种新形象出现的必然条件。这种“死亡－再生”的“否定－肯定”的生命模式多通过变形或复生再现生命的新形象。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神话时代的先民们，“他们的生命观是综合的，生命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在这种生死转化中隐含着对立统一的哲理，隐含着先民们对死亡的深沉忧患意识以及对生命长存、灵魂不灭的渴求，也深深寄托着先民们超越有限死亡、求得无限生命延续的强烈生命意识。
在中国人的文化中，为正义献身而被看成牺牲者人格升华的过程，被看成是灵魂长存、精神不朽的一种途径，所谓“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这种生死观念将生命个体的社会价值，延长到生命本体存在的最后时刻，崇尚生存的社会价值。上古先民实际注重追求生命的现世意义，死亡仅仅是一种媒介和手段，因为它最终还是会以新的生命形式出现，继续完成宏大视野中的道德理想和社会责任，而死亡本身的复杂内涵却被忽视，更不会将它引申到个体本身的生命过程中来审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上古神话是轻视和回避普通个体的死亡，推重现世意义的历史，这为“实用理性”死亡观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
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人文精神的悲剧性在于：人生一无所有，被偶然地扔在此世间，无所依凭，只能自己去建立归依。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这一“悲剧”温和中庸地对待，赋予了宇宙和人生以积极的意义。这种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和实践理性精神塑造了华夏儿女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民族精神遗产。古代先民面对威胁生命的挑战时，无法寻找到精神消解与信念归属，只好转而珍视现世意义，注重当下生命体验。中国人在死亡面前执着于肉体的生存与寿命的延续，这种乐感文化并非历史温情脉脉的产物。历代皇帝中为寻求不死仙丹和练就不死之术，不惜付出血雨腥风的代价的不在少数，连普通百姓也为这种妄念神魂颠倒。面对这样的死亡观，我们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将死亡当作深刻的哲学问题来探讨，勇敢正视死亡。
虽然死亡让人们恐惧和忧虑，但事实上生命活动在拓展，死亡并未毁灭朝气蓬勃的人类世界。人类应当如何在自我生存意识中消解、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如何面对死亡意识的摧毁，这是生命之谜，也是意识之谜，当然也是文化、宗教和哲学之谜。死亡是一种生存状态的事实，死亡意识则是一种意识事实。人类只能运用意识功能和生存论功能，去战胜和克服死亡意识中的恐惧，而征服死亡甚至超越死亡的谜底，存在于每个曾经活过或现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灵深处，即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洞察。因此，人的生命和死亡应该是融为一体的，只有在有限的生命旅途中，努力寻求生命本体存在的最大价值，去努力拓展生命本身的无限意义，才能在必然的死亡面前超然物外，将有限的生命幻化做无限的存在。
注释：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参考文献：
[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3]刘安．淮南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4]袁珂．中国古代神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5]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6]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张华．博物志[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