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财富造福更多的人，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样的财富才是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企业家和富人才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生活在人们尊敬中的慈善家，比孤独地占有银行存折上僵死的数字的守财奴要更荣光、更快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爱财有财的人越来越多，有道无道实在含混得很。
　　4月11日，胡润2006年中国内地慈善榜发布，前五强杀出两匹“黑马”：一个是蒙牛集团的牛根生，一个是吉利集团的李书福。不久前有报道说，吉利集团这些年投给教育事业的资金起码有9亿元，是民营企业中对教育贡献最大的之一。在3月底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仪式上，吉利又拿出5000万元资助1000名贫困学生。
　　在一些人看来，吉利的做法难免有做秀之嫌。但是，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吉利并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大的，更不是最有钱的。身处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担着风险一边创新一边烧钱，还拿出数亿元投入教育。要是我们的企业真都善于这样“做秀”，也是幸事一桩。
　　不过，这个榜单让人在欣喜之余多少有些失望：没有几家年利润数百亿的大企业慷慨解囊，也未曾得见有几个爬上胡润百富排行榜的款爷们倾情奉献，更不见赚得盆满钵满的某个房地产巨头的热心资助。
　　再往前看，一年前，胡润的2005年中国慈善榜中，2004年百富榜上的富豪只有24位上榜，中国销售额最大的10家公司也不见踪影。这位先生的富豪排行榜历来为一些富者所不齿，但却令局外人很是看好。不齿的原因之一，未尝不是埋怨胡先生“陷”其于不义。
　　当然，钱都是血汗钱，挣得多，多缴税就是了。可是每年的纳税光荣榜上，百富榜上的富豪未必都在其中，税收的杠杆未必奏效。倒是有一种潜在的食物链很起作用，而且还能“双赢”。比如，有一种极端的情形，就像纸币换银元，有人扛着钞票四处公关，只为拿下更大的项目，赚得更多的钱财。既是散财，也是敛财。
　　最为低级的散财便是消费。君不见款爷们一桌酒菜动辄数万，泡泡温泉唱唱歌，就是好几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一些穷乡僻壤的领导甚至也学会了款爷的风范，不是有个穷乡的领导就拿高档酒款待几名志愿者么？这些学子不懂得消受，心疼得哭了。
　　在社会财富分配尚嫌不均的今天，研究一下散财之道很有必要。它能帮助我们看清这些财富的前世，是污浊还是清白。“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的一句名言，让越来越多的人寻味。而“饮水思源”这一古训，更体现在许多人的言行中。对于企业家和富人来说，这两句内涵丰富的语句，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回报他人和社会，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责任。
　　在现代意义上，这种回报早已超越“感恩戴德”、“知恩图报”的层次。一个企业要发展，离不开社会提供的优良环境和支持。另一方面，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社会责任，企业越强大，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多。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企业发展的成果，应当成为企业家的价值观。
　　在现代社会，办慈善事业是这种回报的重要方式。从目前我国企业家和富人投身慈善事业的比重、捐助的数额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慈善事业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扶弱济贫、助人为乐，作为中华民族传承的精神财富，也折射出人类社会的道德良知和思想光芒。慈善作为这种智慧的体现形式，是一个社会、民族文明的标志，也是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实现社会和谐的一个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富人自愿通过多种形式捐助和帮扶他人，是一种以道德、爱心为基础的分配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投身慈善活动，企业有付出，也有获得。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最应关注企业长期获得利润的能力。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能够在社会上获得较高的认可和信任，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助于增强企业的长远发展能力。
　　李嘉诚说过：“强者特别要学习聆听弱者无声的呐喊，没有怜悯心的强者，不外是个庸俗匹夫。”他的善举不仅使他一直占据华人慈善家榜首，也有力地支撑着他事业的进步，成为全世界华人首富。
　　从事慈善活动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一次性为慈善机构捐了多少钱，更在于对慈善的一种深切认知和持久责任。江苏黄埔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规定每年都要从企业净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纳入慈善基金，列出捐赠目标计划表，专款专用。这种对慈善事业的制度化投入，逐渐在企业中形成了一种慈善文化，也带动了员工从事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慈善成为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可以为企业带来长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印度一位哲人说：“财富无常而仁德永恒，故一旦有财须及时行善。”对于企业家和富人而言，我们应当树立一种新的财富观：为富不仁者耻，乐善好施者荣。用自己的财富造福更多的人，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样的财富才是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企业家和富人才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生活在人们尊敬中的慈善家，比孤独地占有银行存折上僵死的数字的守财奴要更荣光、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