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编辑、编剧生涯中，因工作关系，有时会接触一些高级别的领导，其中有三位部级领导，虽都是文艺界外的，却为了创作影视剧，曾与我一起共“舞”过，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壹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某日，上海气象局办公室主任老鲍来找我说，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想拍一部反映气象工作者生活的故事片，邀请我去写剧本。虽然我对这方面的生活一无所知而难有创作冲动，但盛情难却，加上老鲍一再担保能为我提供创作上的方便，我愿一试。
　　我们一到北京，邹局长立即接见了我。没有宴请，没有送礼，不谈协议，当然也不会有预付稿酬，他只是快人快语地说了两条：一是深情地回忆了在延安时他就受命从事气象工作的情况，让我感受到了党在未夺取政权时就对气象工作非常重视。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气象工作在国家安全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为人民服务上的重要性。为此，他不得不把国家有限的经费投入大多用到气象事业的建设上去了，气象工作者的收入和福利相对较低，尤其是在县级站和野外观察站工作的那些基层气象工作者，不但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还要献子孙，连他们的孩子也跟着一起受苦，他深感对不起他们，所以一直有个愿望，要为他们拍部电影，让全社会都知道：有这样一批人，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安全，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一直守望着天空……我看见了他眼中闪动的泪花。他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是共产党员吗？”我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于是便吩咐秘书老顾陪我先去中央气象台参观采访，再到省市台、地区台、县级站、野外观察站、哨好好走一圈。然后问我有什么要求。他把心底的话兜底都给我说了，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面对那些可爱可敬的气象工作者们，你这个党员编剧看着办吧！他有着父亲邹韬奋的遗传因子，对文艺很懂行，没有硬性规定我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没有划下任何框框，只是让我尽可能多走走，多看看，多采访些人后，从生活出发，逐渐形成一个创作设想，他再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不是以领导的姿态先入为主，高人一筹，而是充分尊重创作者的积极性和艺术的规律。在这样的领导面前，我不得不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取代来时的“我愿一试”。我不敢轻举妄动，我要求老顾和老鲍与我一起组成创作组，我可以执笔，但在思想内容、气象技术和有关气象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上，由他们两位把关，重大问题也便于通过老顾与邹局长沟通。邹局长爽快地同意了我的要求。
　　于是，我与老顾、老鲍，花了两年多时间，采访了上百位各级台站的气象工作者，从一无所知到熟悉亲近，他们那些为世人不知的英雄业绩让我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创作冲动，在几易其稿后，终于写成了电影剧本《笑傲云天》。我们是在征求过不少气象工作者的意见和上影领导审定后，才敢把剧本送至邹局长最后审定。我从老顾那里得知，邹局长在工作上是极其严格的，从不给任何人情面。所以，在剧本送审期间，一直有些恍惚之感。想不到邹局长看过剧本后就立即来沪，要与上影领导商讨拍摄事宜。
　　他特意下榻在离上影很近的衡山宾馆，当夜我就与朱永德厂长去见了他。邹局长对剧本充分肯定，当然也提了些具体的意见。他说，这些意见仅供我们参考，不改也可以拍摄了。于是，他与朱厂长当即达成了投拍协议。他说，他很快要从岗位上退下来了，能在退下之前看到这部影片则是他的一个心愿，他要用这部影片去向他曾经严加要求过的部下们深深地鞠上一躬……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走访了这条战线上的不少地方，见过了日夜埋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上上下下的上百位职工，我能感受到邹局长发自内心的真情。
　　影片开拍前，我父亲病危，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夜我守候在病床前时，手里还拿着这个剧本，琢磨着如何更好地去完善。影片拍成后在沪举行首映式时，我母亲也病故了。在邹局长面前我什么也没有说。当我们主创人员上台接受气象工作者的献花并要求大家说几句感言时，我也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走下台来，把这束鲜花献给了坐在第一排上的邹局长。邹局长楞了一下，立即站起，转身向坐满影院的气象工作者们深深地鞠了三躬，顿时，掌声雷动……
　　几年后，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前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在去超市购物回来准备驾车回家时，遭遇劫匪，英勇搏斗，不幸遇难。读过噩耗，我呆了很久很久……
　　贰
　　为了影视剧的创作，我竟还与上海市检察院的检察长一起共“舞”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上海市检察院的一位处长，邀我去创作一部反映检察官生活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到这种地方去写这种电视剧，让我又面临了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不敢怠慢，下定决心要全身心地投入，我吃住在检察院，日夜阅读他们提供的案例宗卷、采访各级检察官，寻找创作的契机，逐渐有了些设想。某日夜，那位处长陪同时任检察长的吴光裕到招待所来看我，我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向他汇报了我的一些创作设想，恭请这位上海市检察院的最高领导作出指示拍板决策。想不到他竟会说出这样一段话来：我们不会要求你为我们检察官大唱赞歌，更不会让你去为他们涂脂抹粉，只希望这个作品能教育人挽救人，哪怕只挽救了一个人，救人一命也胜造七级浮屠。如果你同意我的想法，我们就一起去奔赴这个目标，至于创作上的具体事宜，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你尽管说……他的这些话，深沉地体现了检察官们人性化的内心世界，让我非常感动，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于是，我们就随便地聊了起来，想不到我们不但是同乡，而且他还是我故乡母校高一届的校友，我外婆还是他们吴家的人。为此，我就多了一份责任感，一定要更好地完成这次任务，并在检察院的工作与生活中，更应严格地要求自己，决不给这位同乡、校友和世亲丢脸！
　　我继续深入生活，到上海女子监狱去作了大量的采访和调查后，写出了长篇电视连续剧《深崖情暖》，其主题就是吴光裕说的那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拍成后送市里审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肯定，市里还发了“红头文件”，把此片作为法制教材，各单位要组织观看。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写出电影剧本《死刑宣判之后》，由上影投拍，主题还是吴光裕说的那句话。电视剧和影片投入市场后，都获得了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在这过程中，我从未得到过吴光裕的任何特殊照顾，跟去国家气象局见邹局长时一样，没有宴请，没有礼品，不谈稿酬，住的是招待所，吃的是盒饭，而在我突发胆囊炎进医院开刀时，光裕却派人去医院关照，说我是因公而病的，希望加以精心治疗。虽上影的同志已都给我安排好了，我还是很感激。我从家乡人那里知道，光裕廉洁得老家老母亲烧饭用的煤饼都是由家人去拉回家的。我对他的乡情该体现在维护他的廉洁，为此，我们一直友好地相处到如今，我从未求他去办过一件私人的事。
　　我在检察院完成了一部电视剧、一部影片的创作任务与吴光裕告别时，曾约他出来在检察院附近的一家小饭店中吃过一顿便饭，谁都想不到这位上海市的最高检察官竟会到这种地方来用餐。我们相谈甚欢，谈到了家乡历史上一个值得骄傲的现象：历朝历代，走出家乡有幸出去当官人中，有不少是干政法工作的，却从未出过一个贪官，都能安全着陆，老来回乡欢度晚年……光裕脱口而出：“我当然也不能丢家乡人的脸！”
　　以后，我们时有往来，曾相约在节假日一起回家乡看看，每次他都叮嘱我，绝不能去惊动家乡的官员。他带我去过他的老家，老屋都败落了，所以亲属都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让我感叹不已……他在谈到我送他的新出版的好几本小书时，总是鼓励我要写出不辜负时代的大作品来。我笑道，我自认是一个平民写者，只想也只能为我所见所闻中能触动我心弦的阿三、阿四们写上点什么，别无他想。他听后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却在有一次我们一起受邀参加家乡的一个活动他被家乡的官员们簇拥着时，一把把躲在人群后的我拉了出来，如数家珍地向众人介绍我在我这个领域中所取得的那些成绩，真让我有入地无门之感。是的，我们都不失“我算老几”的思维，于此，我们退休后都能过上平稳安全的生活……
　　叁
　　2013年4月27日，我71岁生日前两天的晚上，我突发心肌梗塞，送医院抢救。我在救护车上，让老伴给北京的一位领导打了一个电话。一个星期前我去北京在他那里接受了一个重要的创作任务，如今肯定无法完成了，请他赶快另易他人，并表示歉意。想不到我在急诊室抢救时，上影老厂长朱永德赶来了，一问是北京的那位领导通知他前来救急的。同时，我老板又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北京的那位领导在上海的一位老部下某处长打来的，再三询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另一个电话是我们影视剧的投资人打来的，问要不要送钱来救急。我明白，这些都是北京的那位领导所采取的紧急措施。虽然我们都能自行解决，我还是对在我生死关头，能如此向我伸出援手的北京那位领导感激不尽，增添了我得活下来以创作去感恩的信心……
　　北京的那位领导，是公安部原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兼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局长朱恩涛同志。我与他和他的妻子杨子是有十八年友龄的文友。他毕业于南开大学外语系，喜欢写作。杨子是北京晚报的名编辑，是位多产作家。十八年前，他们创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缉毒警察》是由上影投拍出品的，我是他们的责任编辑。自那以后，凡是他们创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都来邀我当责编或文学统筹，十八年来共合作了《缉毒警察》《公安局长》《红色天网》《白雪皑皑》《南海深深》和《黑金烈》六部，大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这过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恩涛同志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对他毕生从事的公安工作无比热爱。在这些电视剧中，不但成功地塑造了公安战线上的各式英雄人物，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这条特殊战线上的各种艰难，让公众能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一起搞好社会治安，维护社会安定。同时，他又从不护短，也揭示了这条战线上的复杂性。特别让我敬佩的是，他在选择题材时所有的超前意识，体现了他对这条战线当务之急的思考，发人深思。他的这个“业余爱好”，其实是他各种的延续，而不是去附庸风雅，追逐名利。这种出发点和无缝连结所彰显的特色，是同类电视剧所难以企及的。
　　他始终把政治正确放在首位，但又从不教条，极其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当我们一起讨论如何把英雄人物推向漩涡的极致时，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他从不因有风险而退避，努力与大家一起加以完善，既要体现好政治正确，又能使英雄人物得以深刻的塑造。
　　我有时会书生气十足，在影视剧的创作中遇到十分气人的事，常会一怒之下，佛袖而去。在我们的合作中，就发生过此类事，当时，恩涛同志的秘书追出来请我回去好好商量我都置之不理，这该是个让在场解决问题的恩涛同志十分尴尬的场面。事后，有在场者告诉我，恩涛同志对我这种太过分的举动，非但没有发怒，还说了我不少好话，并严肃地告诫当事者，不应做出不该做的事，说出不该说的话，把陆老师气成这样！我听后，忙用行动来纠正我的过分，此事也就自然而然地平息了下来，让拍摄顺利地进行。我忽然想起了“士愿为知己者死”的那句老古话，这便有了我们连续成功地合作了六部长篇电视连续剧。
　　在这些电视剧的创作和拍摄过程中，恩涛同志从未利用过自己的职权去假公济私，所以并非如有人想象的那样：公安部部长助理要拍他创作的电视剧，肯定会一路顺风……其实，其他电视剧在创作和摄制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都遇到过，每每此时，他只是用自己的智慧以及亲和力去协调好各方，才让拍摄在艰难的情况下得以顺利进行。每部电视剧的摄制，他最辛苦，既廉洁又敢承担责任，大家有目共睹。
　　世上好些事都难以预料，2015年10月，恩涛同志突然病逝。杨子告诉我，他在被查出得了绝症的半年中，再三叮嘱家人，千万不要惊动亲朋好友去看他。在我一无所知中，便有了这个“难以预料”的“突然”，他在“走”的过程中，还不忘给大家带去温情暖意……
　　恩涛同志在他的战线上曾为国家、人民立过大功，组织上为他写的“生平”中，肯定得很多很多。前来为他送行的队伍排得很长很长。他的功绩实在太多了，在他的“生平”中，他对文艺所作出的贡献还排不上号。然而，“文艺”会永远记着他，在他病危时，正值他们夫妻所创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黑金烈》在中央一台播出。他是在病床上看完了这部电视剧后才走的。“文艺”为他送行……
　　行文至此，我想读者不会再责我此文的题目是否有点轻佻了。我只想为当下影视剧所呈现的种种佻达，提供一些解决的启示：一是大家都应增强些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二是大家都该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尤其是要从生活出发；三是把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好好调动起来。在这三点上，行内的领导如不及行外的领导，要成笑话的。我希望能看到大家一起为此舞动起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