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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06、09、11、27；04”这组数字，马啸至今没有忘记。那是一年前，他离开北京时买8000元双色球的选号。
那是第二场赌博。5年前，他和父亲赌自己能在北京安身立命，他输了。购买彩票像一次“出老千”，如果能中个头奖，他就能反败为赢，不用走父亲规定的道路。
他又输了。他只能像少年时一样，在父亲的护航下，获得人们羡慕的一切。
最后一搏
年前的9月27日，北京下了一场秋雨，凉意渐浓。30岁的马啸兜里揣着一张晚上11点多的火车票，这一天，他要离开漂了4年的北京。临走时，他去了趟彩票店。这个彩票店在西四环玉海园小区附近，距离马啸与朋友“诗人”合租的两室一厅有1000米远。因为下雨，那天彩票店里人不算多。
“02、03、06、09、11、27；04这组数字50倍倍投，其他79注也是50倍倍投，机打。”
柜台后面的小姑娘拾起了头，眼前的大主顾穿着驼色的风衣，戴着黑框眼镜，右手握着一个黑色万向轮行李箱的把手。8000元钱，按照7%的提成，算个大生意。
拿着8000元钱换来的16张，每张5注的50倍倍投彩票，马啸和穿着工装裤的大叔、套着珊瑚绒睡衣的主妇，一身涂料斑点的家装工人、拎着小坤包的白领女孩儿们一起坐在了彩票站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这晚是双色球的开奖日，中或者不中，晚上9点半就会有结果。
彩票站店面不大，墙上挂着各个品种的彩票中奖号码走势图，地上散落着被丢弃的各式彩票。马啸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溜达，等待着开奖。时钟指向21点30分，屋外的雨还在下……“本期的双色球中奖号码为06、10、11、25、32；33；05”，一组数字从中国教育电视台双色球开奖主持人的嘴里念了出来。
马啸低下头核对着手中的16张彩票，“很惨，都没中。看来，必须回家了”，马啸站起来，转身，出门。
夜色中的北京车水马龙，不知名的人们顶着风雨匆匆赶路。打车去西站的路上，马啸特意让师傅多转了个弯，看了看租住多年的房间和曾奋斗过的出版公司。
穿过玉海园，经过林静小吃，开过五棵松地铁站……沿着西长安街，马啸的北漂生活在雨中结束了。明天，他将放弃北京辛苦的奋斗，迎来稳定，高福利、有保障，有安全感的“体制内的幸福”。
那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生活，可马啸，一直都不喜欢。
父亲铺的路
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老马当兵出身。转业后进了政法系统，他也想让我走这条路”。
初中毕业时，马啸第一次见识了父亲权力的力量。
马啸从小成绩忽上忽下，最喜欢的事儿是打篮球。老马在儿子眼里是个“粗人”，不经常回家，但对于自己的篮球运动却很支持。从初一开始，前前后后给他买过十几个样式不同的篮球。
老马第一次变脸是在马啸升入初三下学期后，不仅阻拦马啸去打篮球，还从学校请了三门主课的老师给儿子补习。对于父亲突如其来的严厉，马啸并没有放在心上，敷衍补习的同时策划着周末溜号去打球。那年中考，马啸的成绩毫不意外地没有突破400分大关，距离当年省属示范高中的分数线相差一百多分。马啸着急了，他读的是当地最好的初中，他可从没想过自己考不上高中。
陆陆续续地，同学们拿到了高中，职高或者是中专的录取通知书。其他成绩差的同学的父母们都提着礼物四处奔波，老马却不动声色。
离开学还有一周，马啸的焦灼和对父亲的埋怨达到了制高点，“大不了就不读了”。但没想到，一所省属示范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突然寄到家里。
马啸后来才知道，在中考进入录取阶段一周后，老马就已经帮儿子拿到了示范高中的校长批条。为了给他个教训，才瞒了他一个暑假。
那所重点高中赞助费明码标价是2万元，可光有钱上不了这个学校，马啸渐渐认识到老马的“能量”。
在高中，马啸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和广播电台。他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每周五当一次男主播，让他感觉非常良好。一个不大不小的理想，在他心中默默地生根发芽。
高考后，马啸给自己预估了一个不高也不低的分数，上重点线肯定没戏，但越过本科线不是没可能。他在学校发的填报志愿书里，找出了所有二本和专科的播音主持专业。老马看过儿子填写的草表，甩过来一句“胡闹”就不再说话。马啸很想反驳什么，却开始第一次后悔自己耽误了时光，“如果我的成绩足够好，也许就能安排自己的命运”。
“第一志愿，我帮你选好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你也不想想自己的成绩能不能上本科。关键是上了本科，哪怕是清华北大，你以为就能落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老马甩下自己的决定离开了马啸的房间。一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对青春期的马啸来说算不上什么。在体制内厮混几十年的老马却特别看重。他的预想没错，多年以后，公务员越来越热。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仅招2万余人，却有137万人报名。
在填报志愿的短短3天里，马啸用沉默作为对父亲无声的反抗。但老马并没有当回事，他看着儿子在提前录取一栏写下了自己选好的学校，就没再理会马啸在后面的志愿栏里齐刷刷地写满“播音主持”。老马离开家后，约了教委的朋友去吃饭。
果然，高考录取刚刚开始，马啸就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录取学校是一所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一所随处可见警官制服的专科学校，让他“感觉被送进了监狱”。
借来的自由
“每一天，我都在酝酿着叛逃。”马啸这样回忆自己的大学时光。
马啸的宿舍住着一位“诗人”，他是另一个地级市领导的孩子。“诗人”本想读中文，马啸本想学主持，他们很快成为了兄弟。老马偶尔会来看马啸，每次来时都会请同宿舍的舍友吃饭。马啸知道，“这是他在帮我织网。蜘蛛的强大，从不在于自己比其他昆虫多出来的脚，而在于那张绵密、细致的蛛网。” 临近毕业，老马就帮儿子安排好了工作，回到市里法院的执法队或者公安局。
“诗人”的父亲也给儿子做了类似的安排，但“诗人”拒绝了，他要报名参加大学中文系的自学考试。“诗人”的选择对马啸的冲击很大，他想起了自己被搁置的“男主播”梦。
那年直到六月底，马啸还没有回家，也没有带回学校发的毕业生就业三方协议书。老马急了，一天数个电话追问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已经为儿子打点好，马啸回来就能进法院的执法队，“比做公安更安全”。
马啸不得不说实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了老马不回家工作的决定。老马大怒，声音在听筒里轰鸣，“要是现在不回来，你以后也别回来”。挂掉电话，马啸一夜未眠，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他已经习惯去走父亲安排好的道路，一旦要自己拐上另外一条小路，既犹疑又兴奋。那天，老马也没睡，挂了电话就找来自己的司机，开着夜车在次日一早赶到了警官学校。
父子见面，马啸一字一顿地说出“你让我自己闯闯。”之后，任凭老马说什么，骂什么，都不回一句话，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离校的毕业生和卖旧货的跳蚤市场。
老马第一次被儿子打败了，他无奈地同意了儿子继续参加自考，工作或者不工作都可以，并提出最好去学法律。之后，他赶回自己熟悉的城市，打点被儿子“放了鸽子”的各种关系。
马啸则和“诗人”一起留在太原，拿着老马的钱在学校外边租了房子，买回考试指导用书。由于省内本科院校还没有开设播音主持的自考考试，他选择了关系较近的新闻学。
自学考试一年最多可以考8门专业课，取得自考毕业证最快的时间是两年。获得自由的马啸，第一次铆足了劲儿用功考试。两年半之后，他顺利地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马啸知道，老马在背后也下了功夫，父亲在教委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自己，“至少是在论文答辩上”。
拿到文凭，马啸开始和“诗人”一起计划未来。去北京，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个决定让老马十分窝火，但他知道儿子主意已定后，要马啸答应他一个条件：可以在北京发展5年，好坏全靠自己；其间，家里不会再给马啸任何资助；5年之后，如果马啸的户口，编制、住房没有得到解决，就要接受父亲的安排，回家工作。
马啸答应了，5年啊！他相信自己会拥有一切。拿着从父亲借来的自由，他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失败了的赌约
2006年2月3日，大年初六，马啸站在了北京西站北广场上。他投奔了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诗人”，两人在阜石路玉海园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房租每月1600元。“诗人”没有做诗人，成为了北京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马啸初去时，这家公司正需要人，因为有熟人介绍，马啸面试很快就通过了。
马啸在这家公司的最初职务是营销编辑。这个职位地位微妙：不负责具体的选题执行，但参与选题的策划；不直接承担发行回款任务，但会为渠道销售做全程的营销规划和服务。在专业出版社中，营销编辑还要负责某一类图书的专项推广。这是一份需要经验的工作。
初来乍到的马啸尚未在北京建立起广阔的人际关系，除了“诗人”，他几乎没有朋友。警官学校的同学大多都回到地方政法系统。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有每月1800元的基本工资，业务提成约为0。交完房租、水电之后，口袋里还有不到1000元钱。马啸算过，这些钱就算都存下来，一年以后，也只能购买北京1.5平方米的房子。
日子在维持中向前，播音的梦渐行渐远。来北京的第三年，随着人脉的积累，马啸开始独立做图书策划，经手的几本图书也有了不错的销量。马啸开始向老马报喜，但老马对儿子这份没有编制，不解决住房，待遇和公务员相差甚远的工作却完全不看好。
2010年，马啸来北京的第四年，由于业绩良好，他获得了一次升职做主管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不止是职业平台的扩展，待遇也会升档。马啸踌躇满志，自己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他提前把好消息告诉了老马。但没想到的是，在最后时刻，他失败了，“职位最后给了副社长推荐的人，是上边的关系”。马啸并不清楚，哪里是上边，但这次失利却令他心生挫败，“或许，老马是对的，这是一个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时代，就像我曾挤掉别人一样，报应终于来了”。
升职事件后，马啸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老马的耐心也已消耗殆尽。虽然，那一年马啸的工资多时能有一万左右，少时也有五六千元，但北京的繁华地带房价却已突破三万大关，租住的玉海园小区也在不断涨价，曾经的两居室已经涨到了3200元每月。
没房、没车、没编制……2011年，老马下了最后通牒，“赶紧回家，法院系统的招考要开始了”。
是坚持，还是回家？从老马下达命令的那天就折磨着马啸。他一直拖着，拖到2011年7月，距离与父亲的约定还有半年的时候，考试的前三天，回家了。那场考试，马啸顺利达线了。5人进入复试，只招收1人，老马的关系让马啸成了那个幸运的“分子”。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和“副社长推荐的人”一模一样。
在职位公示期间，马啸回到北京，辞去工作、退掉房子，只是心里仍旧不甘心。于是，临走的雨夜，他买了8000元钱彩票，做最后的一搏，他失败了。
现在，每天早上8点，马啸就要赶到法院。虽然比北京的工作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可这里的工作要轻松很多。马啸的办公室有一半的空间摆放着收纳柜，里面是各类刑事，民事案件的卷宗，泛黄的与崭新的；另一半的空间是一起共事的3个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面前都摆放着一杯茶水，一份报纸。
在这里，马啸一天也开口说不了几句话，时间像静水般缓慢，翻翻卷宗、写写文件，时间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回来半年多，我知道自己老了”。
马啸知道，在别人眼中，他就是那个所谓的“既得利益者”，那是他一直想逃避的角色。只要闲下来，他就会想一个问题，“如果老马不能为我铺垫前程，对我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世上没有关系一说，自由是不是就能公平地生长？如果，那个雨夜我中了大奖，北京是不是就能属于我？” 直到现在，老马也不知道那8000元钱彩票的故事，那是马啸自己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选的那组特别号码——“02、03、06、09、11、27、04”意为“2006年2月3日，来到北京；2011年9月27日，离开北京，5年时光有4年很快乐。”那是只有他读得懂的密码。（文中人物为化名）
【链接：好爸爸，坏爸爸】
徐一龙
似乎突然之间，那种古往今来父与子之间难以逃脱的矛盾，都消失了——没有代沟、没有叛逆、没有儿子的理想、没有老爸的顽固，就连文学家和精神科专家坚信的“弑父情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成年的子女们变得孝顺和务实，心满意足地在父亲的余荫下开始自己的人生；老爸们变得充满权威，子女对他言听计从。这幅父慈子孝的场景，却没什么可夸耀之处，有人称它为“拼爹时代”。
因为那些慈父、孝子不过是特定人群。一些身为公务人员的父亲们，可以把权力变现为金钱、仕途和其他一切割裂看来美好的事物，供儿子们享用。儿子们安静地享受着这一切。在这个诞生“屏丝”一词的时代，人们越发羡慕：干得好不如生得好。
调查数据显示：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群子女高出13%。
似乎突然之间，“儿子们”的个人奋斗变得艰难起来，年轻人开始逃离北上广，外企也不如公务员吃香，靠着有势力的父亲谋得一条出路变得理所应当。可55岁以上的人，闭上眼睛，那个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梦的时代，分明还历历在目。那是个刚刚改革开放进城路径的时代，一个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一个打破“铁饭碗”的时代，一个甚至连“爹”都没有的民企能够大获成功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之前，人们原本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几混蛋。当儿子们可以摆脱这个血统论的咒语时，他们兴奋地一路狂奔——把自己的命运和父亲切割，才更像个强者。
其实，血统论从未消失。1980年代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亦有身为军队高官的一个母亲，在战前，试图把自己的儿子调出作战部队的桥段。这位女军官破坏了军队的原则，被军长拒绝。
在改革开放之初，官员的子女们利用双轨制漏洞，搞来批条，左手以计划经济的价格买来物资，右手以市场经济的价格卖出物资。“拼爹”如同一条暗流，在集体主义时代和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都涓涓不断。只是，在信息匿乏的时代，人们对“拼爹”的容忍度非常之高。当前提条件开始反转，而“拼爹”现象有增无减时，人们的不满情绪便难以抑制了。
至于子女在父辈财富恩泽下的生活方式引发的激辩，其实很简单。理论上，只要财富来源合法，炫富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法，他们有权过那种别人眼中“荒唐、堕落”的生活。那或许也是一种糟糕的父与子的关系，但与公共利益无关。
一个能量强大的父亲该怎么帮助儿子，人们期待有更良性的关系。蜘蛛侠的叔叔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关于父辈的责任，可以小到帮助儿子成为一个善良、幸福、有能力的人；也可大到帮助儿子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当然，每个父亲都有这个责任，那些看起来更强大的父亲，更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
那是第二场赌博。5年前，他和父亲赌自己能在北京安身立命，他输了。购买彩票像一次“出老千”，如果能中个头奖，他就能反败为赢，不用走父亲规定的道路。
他又输了。他只能像少年时一样，在父亲的护航下，获得人们羡慕的一切。
最后一搏
年前的9月27日，北京下了一场秋雨，凉意渐浓。30岁的马啸兜里揣着一张晚上11点多的火车票，这一天，他要离开漂了4年的北京。临走时，他去了趟彩票店。这个彩票店在西四环玉海园小区附近，距离马啸与朋友“诗人”合租的两室一厅有1000米远。因为下雨，那天彩票店里人不算多。
“02、03、06、09、11、27；04这组数字50倍倍投，其他79注也是50倍倍投，机打。”
柜台后面的小姑娘拾起了头，眼前的大主顾穿着驼色的风衣，戴着黑框眼镜，右手握着一个黑色万向轮行李箱的把手。8000元钱，按照7%的提成，算个大生意。
拿着8000元钱换来的16张，每张5注的50倍倍投彩票，马啸和穿着工装裤的大叔、套着珊瑚绒睡衣的主妇，一身涂料斑点的家装工人、拎着小坤包的白领女孩儿们一起坐在了彩票站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这晚是双色球的开奖日，中或者不中，晚上9点半就会有结果。
彩票站店面不大，墙上挂着各个品种的彩票中奖号码走势图，地上散落着被丢弃的各式彩票。马啸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溜达，等待着开奖。时钟指向21点30分，屋外的雨还在下……“本期的双色球中奖号码为06、10、11、25、32；33；05”，一组数字从中国教育电视台双色球开奖主持人的嘴里念了出来。
马啸低下头核对着手中的16张彩票，“很惨，都没中。看来，必须回家了”，马啸站起来，转身，出门。
夜色中的北京车水马龙，不知名的人们顶着风雨匆匆赶路。打车去西站的路上，马啸特意让师傅多转了个弯，看了看租住多年的房间和曾奋斗过的出版公司。
穿过玉海园，经过林静小吃，开过五棵松地铁站……沿着西长安街，马啸的北漂生活在雨中结束了。明天，他将放弃北京辛苦的奋斗，迎来稳定，高福利、有保障，有安全感的“体制内的幸福”。
那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生活，可马啸，一直都不喜欢。
父亲铺的路
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老马当兵出身。转业后进了政法系统，他也想让我走这条路”。
初中毕业时，马啸第一次见识了父亲权力的力量。
马啸从小成绩忽上忽下，最喜欢的事儿是打篮球。老马在儿子眼里是个“粗人”，不经常回家，但对于自己的篮球运动却很支持。从初一开始，前前后后给他买过十几个样式不同的篮球。
老马第一次变脸是在马啸升入初三下学期后，不仅阻拦马啸去打篮球，还从学校请了三门主课的老师给儿子补习。对于父亲突如其来的严厉，马啸并没有放在心上，敷衍补习的同时策划着周末溜号去打球。那年中考，马啸的成绩毫不意外地没有突破400分大关，距离当年省属示范高中的分数线相差一百多分。马啸着急了，他读的是当地最好的初中，他可从没想过自己考不上高中。
陆陆续续地，同学们拿到了高中，职高或者是中专的录取通知书。其他成绩差的同学的父母们都提着礼物四处奔波，老马却不动声色。
离开学还有一周，马啸的焦灼和对父亲的埋怨达到了制高点，“大不了就不读了”。但没想到，一所省属示范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突然寄到家里。
马啸后来才知道，在中考进入录取阶段一周后，老马就已经帮儿子拿到了示范高中的校长批条。为了给他个教训，才瞒了他一个暑假。
那所重点高中赞助费明码标价是2万元，可光有钱上不了这个学校，马啸渐渐认识到老马的“能量”。
在高中，马啸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和广播电台。他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每周五当一次男主播，让他感觉非常良好。一个不大不小的理想，在他心中默默地生根发芽。
高考后，马啸给自己预估了一个不高也不低的分数，上重点线肯定没戏，但越过本科线不是没可能。他在学校发的填报志愿书里，找出了所有二本和专科的播音主持专业。老马看过儿子填写的草表，甩过来一句“胡闹”就不再说话。马啸很想反驳什么，却开始第一次后悔自己耽误了时光，“如果我的成绩足够好，也许就能安排自己的命运”。
“第一志愿，我帮你选好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你也不想想自己的成绩能不能上本科。关键是上了本科，哪怕是清华北大，你以为就能落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老马甩下自己的决定离开了马啸的房间。一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对青春期的马啸来说算不上什么。在体制内厮混几十年的老马却特别看重。他的预想没错，多年以后，公务员越来越热。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仅招2万余人，却有137万人报名。
在填报志愿的短短3天里，马啸用沉默作为对父亲无声的反抗。但老马并没有当回事，他看着儿子在提前录取一栏写下了自己选好的学校，就没再理会马啸在后面的志愿栏里齐刷刷地写满“播音主持”。老马离开家后，约了教委的朋友去吃饭。
果然，高考录取刚刚开始，马啸就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录取学校是一所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一所随处可见警官制服的专科学校，让他“感觉被送进了监狱”。
借来的自由
“每一天，我都在酝酿着叛逃。”马啸这样回忆自己的大学时光。
马啸的宿舍住着一位“诗人”，他是另一个地级市领导的孩子。“诗人”本想读中文，马啸本想学主持，他们很快成为了兄弟。老马偶尔会来看马啸，每次来时都会请同宿舍的舍友吃饭。马啸知道，“这是他在帮我织网。蜘蛛的强大，从不在于自己比其他昆虫多出来的脚，而在于那张绵密、细致的蛛网。” 临近毕业，老马就帮儿子安排好了工作，回到市里法院的执法队或者公安局。
“诗人”的父亲也给儿子做了类似的安排，但“诗人”拒绝了，他要报名参加大学中文系的自学考试。“诗人”的选择对马啸的冲击很大，他想起了自己被搁置的“男主播”梦。
那年直到六月底，马啸还没有回家，也没有带回学校发的毕业生就业三方协议书。老马急了，一天数个电话追问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已经为儿子打点好，马啸回来就能进法院的执法队，“比做公安更安全”。
马啸不得不说实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了老马不回家工作的决定。老马大怒，声音在听筒里轰鸣，“要是现在不回来，你以后也别回来”。挂掉电话，马啸一夜未眠，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他已经习惯去走父亲安排好的道路，一旦要自己拐上另外一条小路，既犹疑又兴奋。那天，老马也没睡，挂了电话就找来自己的司机，开着夜车在次日一早赶到了警官学校。
父子见面，马啸一字一顿地说出“你让我自己闯闯。”之后，任凭老马说什么，骂什么，都不回一句话，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离校的毕业生和卖旧货的跳蚤市场。
老马第一次被儿子打败了，他无奈地同意了儿子继续参加自考，工作或者不工作都可以，并提出最好去学法律。之后，他赶回自己熟悉的城市，打点被儿子“放了鸽子”的各种关系。
马啸则和“诗人”一起留在太原，拿着老马的钱在学校外边租了房子，买回考试指导用书。由于省内本科院校还没有开设播音主持的自考考试，他选择了关系较近的新闻学。
自学考试一年最多可以考8门专业课，取得自考毕业证最快的时间是两年。获得自由的马啸，第一次铆足了劲儿用功考试。两年半之后，他顺利地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马啸知道，老马在背后也下了功夫，父亲在教委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自己，“至少是在论文答辩上”。
拿到文凭，马啸开始和“诗人”一起计划未来。去北京，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个决定让老马十分窝火，但他知道儿子主意已定后，要马啸答应他一个条件：可以在北京发展5年，好坏全靠自己；其间，家里不会再给马啸任何资助；5年之后，如果马啸的户口，编制、住房没有得到解决，就要接受父亲的安排，回家工作。
马啸答应了，5年啊！他相信自己会拥有一切。拿着从父亲借来的自由，他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失败了的赌约
2006年2月3日，大年初六，马啸站在了北京西站北广场上。他投奔了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诗人”，两人在阜石路玉海园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房租每月1600元。“诗人”没有做诗人，成为了北京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马啸初去时，这家公司正需要人，因为有熟人介绍，马啸面试很快就通过了。
马啸在这家公司的最初职务是营销编辑。这个职位地位微妙：不负责具体的选题执行，但参与选题的策划；不直接承担发行回款任务，但会为渠道销售做全程的营销规划和服务。在专业出版社中，营销编辑还要负责某一类图书的专项推广。这是一份需要经验的工作。
初来乍到的马啸尚未在北京建立起广阔的人际关系，除了“诗人”，他几乎没有朋友。警官学校的同学大多都回到地方政法系统。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有每月1800元的基本工资，业务提成约为0。交完房租、水电之后，口袋里还有不到1000元钱。马啸算过，这些钱就算都存下来，一年以后，也只能购买北京1.5平方米的房子。
日子在维持中向前，播音的梦渐行渐远。来北京的第三年，随着人脉的积累，马啸开始独立做图书策划，经手的几本图书也有了不错的销量。马啸开始向老马报喜，但老马对儿子这份没有编制，不解决住房，待遇和公务员相差甚远的工作却完全不看好。
2010年，马啸来北京的第四年，由于业绩良好，他获得了一次升职做主管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不止是职业平台的扩展，待遇也会升档。马啸踌躇满志，自己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他提前把好消息告诉了老马。但没想到的是，在最后时刻，他失败了，“职位最后给了副社长推荐的人，是上边的关系”。马啸并不清楚，哪里是上边，但这次失利却令他心生挫败，“或许，老马是对的，这是一个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时代，就像我曾挤掉别人一样，报应终于来了”。
升职事件后，马啸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老马的耐心也已消耗殆尽。虽然，那一年马啸的工资多时能有一万左右，少时也有五六千元，但北京的繁华地带房价却已突破三万大关，租住的玉海园小区也在不断涨价，曾经的两居室已经涨到了3200元每月。
没房、没车、没编制……2011年，老马下了最后通牒，“赶紧回家，法院系统的招考要开始了”。
是坚持，还是回家？从老马下达命令的那天就折磨着马啸。他一直拖着，拖到2011年7月，距离与父亲的约定还有半年的时候，考试的前三天，回家了。那场考试，马啸顺利达线了。5人进入复试，只招收1人，老马的关系让马啸成了那个幸运的“分子”。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和“副社长推荐的人”一模一样。
在职位公示期间，马啸回到北京，辞去工作、退掉房子，只是心里仍旧不甘心。于是，临走的雨夜，他买了8000元钱彩票，做最后的一搏，他失败了。
现在，每天早上8点，马啸就要赶到法院。虽然比北京的工作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可这里的工作要轻松很多。马啸的办公室有一半的空间摆放着收纳柜，里面是各类刑事，民事案件的卷宗，泛黄的与崭新的；另一半的空间是一起共事的3个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面前都摆放着一杯茶水，一份报纸。
在这里，马啸一天也开口说不了几句话，时间像静水般缓慢，翻翻卷宗、写写文件，时间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回来半年多，我知道自己老了”。
马啸知道，在别人眼中，他就是那个所谓的“既得利益者”，那是他一直想逃避的角色。只要闲下来，他就会想一个问题，“如果老马不能为我铺垫前程，对我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世上没有关系一说，自由是不是就能公平地生长？如果，那个雨夜我中了大奖，北京是不是就能属于我？” 直到现在，老马也不知道那8000元钱彩票的故事，那是马啸自己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选的那组特别号码——“02、03、06、09、11、27、04”意为“2006年2月3日，来到北京；2011年9月27日，离开北京，5年时光有4年很快乐。”那是只有他读得懂的密码。（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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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龙
似乎突然之间，那种古往今来父与子之间难以逃脱的矛盾，都消失了——没有代沟、没有叛逆、没有儿子的理想、没有老爸的顽固，就连文学家和精神科专家坚信的“弑父情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成年的子女们变得孝顺和务实，心满意足地在父亲的余荫下开始自己的人生；老爸们变得充满权威，子女对他言听计从。这幅父慈子孝的场景，却没什么可夸耀之处，有人称它为“拼爹时代”。
因为那些慈父、孝子不过是特定人群。一些身为公务人员的父亲们，可以把权力变现为金钱、仕途和其他一切割裂看来美好的事物，供儿子们享用。儿子们安静地享受着这一切。在这个诞生“屏丝”一词的时代，人们越发羡慕：干得好不如生得好。
调查数据显示：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群子女高出13%。
似乎突然之间，“儿子们”的个人奋斗变得艰难起来，年轻人开始逃离北上广，外企也不如公务员吃香，靠着有势力的父亲谋得一条出路变得理所应当。可55岁以上的人，闭上眼睛，那个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梦的时代，分明还历历在目。那是个刚刚改革开放进城路径的时代，一个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一个打破“铁饭碗”的时代，一个甚至连“爹”都没有的民企能够大获成功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之前，人们原本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几混蛋。当儿子们可以摆脱这个血统论的咒语时，他们兴奋地一路狂奔——把自己的命运和父亲切割，才更像个强者。
其实，血统论从未消失。1980年代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亦有身为军队高官的一个母亲，在战前，试图把自己的儿子调出作战部队的桥段。这位女军官破坏了军队的原则，被军长拒绝。
在改革开放之初，官员的子女们利用双轨制漏洞，搞来批条，左手以计划经济的价格买来物资，右手以市场经济的价格卖出物资。“拼爹”如同一条暗流，在集体主义时代和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都涓涓不断。只是，在信息匿乏的时代，人们对“拼爹”的容忍度非常之高。当前提条件开始反转，而“拼爹”现象有增无减时，人们的不满情绪便难以抑制了。
至于子女在父辈财富恩泽下的生活方式引发的激辩，其实很简单。理论上，只要财富来源合法，炫富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法，他们有权过那种别人眼中“荒唐、堕落”的生活。那或许也是一种糟糕的父与子的关系，但与公共利益无关。
一个能量强大的父亲该怎么帮助儿子，人们期待有更良性的关系。蜘蛛侠的叔叔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关于父辈的责任，可以小到帮助儿子成为一个善良、幸福、有能力的人；也可大到帮助儿子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当然，每个父亲都有这个责任，那些看起来更强大的父亲，更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