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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云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对困难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他强调通过实际解决群众困难来焕发群众革命热情，引导实现组织目标；重大的困难考验的不仅是应对能力，而且首先是政治信念、担当精神和大局意识；要高效应对困难，必须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要力求避免出现重大的系统性困难。
[关键词]
陈云；困难；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9-0019-03
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陈云每每临危受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对困难问题进行的系统思考，将困难与领导艺术、政治伦理、形势分析和问题应对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论洞见，可称之为陈云的“困难哲学”。
一、困难感知论：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支点
（一）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是发动群众的关键。1933年1月，陈云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发现苏区党和工会内存在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工人在分田以后经济上的要求等问题。他批评说：“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只有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发挥工人参加革命的积极性。”[1]他还批评那种“事前没有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没有准备好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工人的困难”就贸然开会、单方决定、布置任务的工作方式，指出“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2]在谈到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他强调：“边境的党组织和苏维埃要经常了解白区群众的困难和需要，并利用各种机会去实际帮助他们，在群众面前证明苏维埃政府是全国一切劳苦群众的救星”。[3]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反复论述如何巩固和加强群众工作，指出：“地方党部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事。”[4]
（二）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是领导者的当然职责。延安时期，陈云就指出：“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5]解放前夕，许多工厂面临困难，有人说“倒就倒吧，迟倒不如早倒”。陈云批评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工人来说，就业无论如何苦，总比失业好。对那些一定要倒的工厂，工人、工会、资本家要好好协商，如何协助失业工人度过困难。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应该准备迎接这些困难，并且协助政府解决这些困难。”[6]1954年，私营工业生产出现困难，年底，国务院召开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指出：“既管国营又管私营是很麻烦的，但我们不能怕麻烦。”[7]他还详细阐述了解决工业生产中矛盾的办法，开列了九项具体措施。三年困难时期，陈云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提出了粮食增产和进口、减少吃商品粮人口和少吃等办法，同时大力推广食用大豆来克服营养不良问题。他说：“面对群众的生活困难，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这是政治问题。”[8]
（三）应对困难的方法选择关乎群众的信任和信心。1941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被封锁的环境。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了“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陈云说：“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以加重老百姓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9]由于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办法的成效，边区的金融和物价，大体上是稳定的。建国初期，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运用行政加经济的综合手段，打击投机资本、控制市场、稳定物价的几番斗争也都取得了胜利。
二、困难伦理论：重大的困难就是重大的考验
（一）困难中更要信念坚定。陈云指出：“实现党的决议时，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共产党员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10]不仅要自己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念，而且要把这种勇气和信念传递给相关人员。他告诉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一方面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处在诞生前夜；另一方面财政经济遇到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11]，是暂时困难。全国解放了，新区的工作开展起来了，困难就会减轻。从全局看，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他也重视教育工人阶级提高政治觉悟，说：敌人的封锁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能否因此而灰心失望呢？不能。应该看到，现在我们面临的困难，同过去二十多年奋斗中所碰到的困难相比，不过是一些小的困难。只要我们正视它，是可以很快克服的”。[12]
（二）困难中更要敢于担当。建国初期的稳定物价、统一财经，陈云临危受命，这是一种不畏艰险的政治担当。三年困难时期，陈云不计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救灾工作，这是一种拯救生民的政治担当。面对国内粮食潜力已尽，饥荒未绝的困境，陈云果断向中央提议，向国外进口粮食。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一些人认为是修正主义。然而，不进口粮食，饥荒就无法度过。所以陈云认为，是禁区也得闯。鉴于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陈云决定向毛泽东直接建言实行包产到户。一些人考虑政治风险，曾劝陈云慎重考虑，但他表示：“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13]
（三）困难中更要顾全大局。1949年12月召开的全国钢铁会议，决定把钢铁建设的重心放在东北，而且规定在1950年生产生铁八十八万吨。针对有些地区不愿意把人才送出来，陈云说：“现在国家财政这样困难，下决心在东北建设钢铁工业，这是国家大事，只作本位打算，就是破坏大局，是要不得的。”[14]1950年2月13日，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陈云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15]在讲到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遇到的困难时，他认为对待这个困难有两种方针。一种方针是按照现有力量规定地质工作任务；另一种方针，就是按照国家需要，力争完成计划。采取后一种方针是有困难的，“但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这样做”。[16] 三、困难筹方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一）唯实为基。陈云一贯坚持客观地认识事物，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例如，面对“大跃进”中浮夸风带来的粮食供应紧张，陈云提出精简职工的办法。但大规模精简职工毕竟意味着工业化进程的倒退，特别是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下不了大的决心，还在等待观望，缺乏得力措施。另一方面，把生活条件较为优越的城镇人口精简到农村，许多人也很不情愿。陈云建议全党把这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他强调：“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17]1962年初，灾情有所缓解，有的领导干部对精简职工必要性的认识有所动摇；同时，这一时期需要精简的职工已在城市长期居住，对回到农村有抵触情绪。针对这些情况，陈云再次强调：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二）辩证思考。陈云特别强调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困难的要害、性质和变化趋势。他在分管财经工作时，要求“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应该首先觉悟，并要教育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18]新中国成立之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已有可能，陈云认为：“我们不应偏顾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应该克服小困难，以避免大困难。”[19]他还说道：在人民政府中，公务人员在处理财经问题上合格与否的标准，不单是贪污或廉洁，还在于是否浪费。浪费也不单指铺张滥用，而特别是指办事用钱不分轻重缓急，不分全体、局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20]陈云非常重视全面考察事物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力量消长，据以掌握火候、把握节奏。对于如何解决粮食购销问题，陈云认为一定要处理好国家跟农民、跟消费者、跟私商，中央跟地方以及地方跟地方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他反复考虑过八种方案，经过权衡利弊，他向中央建议采用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简称“统购统销”。那时陈云同志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由于粮食不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因此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在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时，他也采纳了薄一波的建议，给农民留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粮食。
（三）深入调查。陈云指出：“只要弄清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21]1949年7月下旬，面对复杂而又严峻的全国财经形势，陈云同志亲自到解放不久的上海调查研究，集中力量抓平抑金融物价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三年困难时期，陈云也是从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开始。1960年9月，陈云考察了天津、河北的工业和农业，10月又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继续考察。有关煤炭、机械问题，陈云曾找煤炭和机械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详细情况。有关钢铁问题，不但找冶金部和地方的有关人士座谈过，还到一些矿山亲自调查过，甚至不顾体弱多病，两次下到矿井，去调查采掘情况。1961年6、7月间，陈云到家乡上海青浦做农村调查，他蹲在这个调查点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陈云的调查，不是走马看花，也不是隔靴搔痒，而是算账式的调查，他的调查所得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四）重视学习。陈云强调：“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要成为一个章程。领导干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尽到领导责任。”[22]陈云之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比别人见得早，看得远，办法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学习。他提出统购统销的办法就是借鉴了英国的经验；力主用食豆子解决城镇居民的营养不良问题，也是从国家科委一个内部刊物的文章得到了启发。他还召集营养学家座谈协商，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过战争年代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干部和部队的食谱，在《对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意见》中，特别讲了食用豆子问题。
四、困难预防论：竭力防止发生系统性困难
（一）按规律办事。陈云反复强调要尊重实际，尊重科学，按规律办事。他告诫说：在中国，对广大农村，对农业生产的任何懈怠，都将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他认为，把基本建设投资和增加劳动力这两件事管住了，就不至于出大乱子。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经济建设必须做到综合平衡，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等等。
（二）堵制度漏洞。在《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中，陈云警示：“只要一不小心，开一个漏洞，潮水就可以往里头钻，资本家就可以利用这个缺口来向我们进攻。比如滞纳金（所谓滞纳金，就是不按期缴纳税款者，按日计算，一天罚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就不能取消，取消了就会天下大乱。我们有一条规定，就是不管有没有争论，要先付钱，不付钱就要罚滞纳金，不能因为有争论就可以缓纳。如果说有争论就可以缓纳，他天天可以和我们争论，我们就会收不到税。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让步”。[23]因此一定要筑牢制度的笼子，防止破窗效应。
（三）要防害于先。在改革开放不久，陈云就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全国各地的水资源情况，要求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二是工业污染问题，指出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24]
参考文献：
[1][2][3][4][5][10]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23.28.167.173.140.
[6][7][11][12][14][15][16][18]陈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267.1.21.45.62.183.61.
[8][9][17][19][21][22] 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9.282-283.169.72.272.45.
[13] 孙业礼等.陈云的非常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0-201.
[20]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61.
[23] 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8.
[24]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5.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 捷
陈云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对困难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他强调通过实际解决群众困难来焕发群众革命热情，引导实现组织目标；重大的困难考验的不仅是应对能力，而且首先是政治信念、担当精神和大局意识；要高效应对困难，必须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要力求避免出现重大的系统性困难。
[关键词]
陈云；困难；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9-0019-03
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陈云每每临危受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对困难问题进行的系统思考，将困难与领导艺术、政治伦理、形势分析和问题应对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论洞见，可称之为陈云的“困难哲学”。
一、困难感知论：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支点
（一）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是发动群众的关键。1933年1月，陈云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发现苏区党和工会内存在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工人在分田以后经济上的要求等问题。他批评说：“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只有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发挥工人参加革命的积极性。”[1]他还批评那种“事前没有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没有准备好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工人的困难”就贸然开会、单方决定、布置任务的工作方式，指出“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2]在谈到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他强调：“边境的党组织和苏维埃要经常了解白区群众的困难和需要，并利用各种机会去实际帮助他们，在群众面前证明苏维埃政府是全国一切劳苦群众的救星”。[3]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反复论述如何巩固和加强群众工作，指出：“地方党部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事。”[4]
（二）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是领导者的当然职责。延安时期，陈云就指出：“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5]解放前夕，许多工厂面临困难，有人说“倒就倒吧，迟倒不如早倒”。陈云批评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工人来说，就业无论如何苦，总比失业好。对那些一定要倒的工厂，工人、工会、资本家要好好协商，如何协助失业工人度过困难。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应该准备迎接这些困难，并且协助政府解决这些困难。”[6]1954年，私营工业生产出现困难，年底，国务院召开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指出：“既管国营又管私营是很麻烦的，但我们不能怕麻烦。”[7]他还详细阐述了解决工业生产中矛盾的办法，开列了九项具体措施。三年困难时期，陈云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提出了粮食增产和进口、减少吃商品粮人口和少吃等办法，同时大力推广食用大豆来克服营养不良问题。他说：“面对群众的生活困难，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这是政治问题。”[8]
（三）应对困难的方法选择关乎群众的信任和信心。1941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被封锁的环境。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了“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陈云说：“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以加重老百姓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9]由于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办法的成效，边区的金融和物价，大体上是稳定的。建国初期，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运用行政加经济的综合手段，打击投机资本、控制市场、稳定物价的几番斗争也都取得了胜利。
二、困难伦理论：重大的困难就是重大的考验
（一）困难中更要信念坚定。陈云指出：“实现党的决议时，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共产党员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10]不仅要自己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念，而且要把这种勇气和信念传递给相关人员。他告诉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一方面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处在诞生前夜；另一方面财政经济遇到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11]，是暂时困难。全国解放了，新区的工作开展起来了，困难就会减轻。从全局看，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他也重视教育工人阶级提高政治觉悟，说：敌人的封锁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能否因此而灰心失望呢？不能。应该看到，现在我们面临的困难，同过去二十多年奋斗中所碰到的困难相比，不过是一些小的困难。只要我们正视它，是可以很快克服的”。[12]
（二）困难中更要敢于担当。建国初期的稳定物价、统一财经，陈云临危受命，这是一种不畏艰险的政治担当。三年困难时期，陈云不计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救灾工作，这是一种拯救生民的政治担当。面对国内粮食潜力已尽，饥荒未绝的困境，陈云果断向中央提议，向国外进口粮食。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一些人认为是修正主义。然而，不进口粮食，饥荒就无法度过。所以陈云认为，是禁区也得闯。鉴于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陈云决定向毛泽东直接建言实行包产到户。一些人考虑政治风险，曾劝陈云慎重考虑，但他表示：“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13]
（三）困难中更要顾全大局。1949年12月召开的全国钢铁会议，决定把钢铁建设的重心放在东北，而且规定在1950年生产生铁八十八万吨。针对有些地区不愿意把人才送出来，陈云说：“现在国家财政这样困难，下决心在东北建设钢铁工业，这是国家大事，只作本位打算，就是破坏大局，是要不得的。”[14]1950年2月13日，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陈云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15]在讲到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遇到的困难时，他认为对待这个困难有两种方针。一种方针是按照现有力量规定地质工作任务；另一种方针，就是按照国家需要，力争完成计划。采取后一种方针是有困难的，“但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这样做”。[16] 三、困难筹方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一）唯实为基。陈云一贯坚持客观地认识事物，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例如，面对“大跃进”中浮夸风带来的粮食供应紧张，陈云提出精简职工的办法。但大规模精简职工毕竟意味着工业化进程的倒退，特别是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下不了大的决心，还在等待观望，缺乏得力措施。另一方面，把生活条件较为优越的城镇人口精简到农村，许多人也很不情愿。陈云建议全党把这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他强调：“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17]1962年初，灾情有所缓解，有的领导干部对精简职工必要性的认识有所动摇；同时，这一时期需要精简的职工已在城市长期居住，对回到农村有抵触情绪。针对这些情况，陈云再次强调：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二）辩证思考。陈云特别强调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困难的要害、性质和变化趋势。他在分管财经工作时，要求“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应该首先觉悟，并要教育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18]新中国成立之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已有可能，陈云认为：“我们不应偏顾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应该克服小困难，以避免大困难。”[19]他还说道：在人民政府中，公务人员在处理财经问题上合格与否的标准，不单是贪污或廉洁，还在于是否浪费。浪费也不单指铺张滥用，而特别是指办事用钱不分轻重缓急，不分全体、局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20]陈云非常重视全面考察事物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力量消长，据以掌握火候、把握节奏。对于如何解决粮食购销问题，陈云认为一定要处理好国家跟农民、跟消费者、跟私商，中央跟地方以及地方跟地方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他反复考虑过八种方案，经过权衡利弊，他向中央建议采用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简称“统购统销”。那时陈云同志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由于粮食不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因此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在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时，他也采纳了薄一波的建议，给农民留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粮食。
（三）深入调查。陈云指出：“只要弄清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21]1949年7月下旬，面对复杂而又严峻的全国财经形势，陈云同志亲自到解放不久的上海调查研究，集中力量抓平抑金融物价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三年困难时期，陈云也是从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开始。1960年9月，陈云考察了天津、河北的工业和农业，10月又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继续考察。有关煤炭、机械问题，陈云曾找煤炭和机械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详细情况。有关钢铁问题，不但找冶金部和地方的有关人士座谈过，还到一些矿山亲自调查过，甚至不顾体弱多病，两次下到矿井，去调查采掘情况。1961年6、7月间，陈云到家乡上海青浦做农村调查，他蹲在这个调查点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陈云的调查，不是走马看花，也不是隔靴搔痒，而是算账式的调查，他的调查所得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四）重视学习。陈云强调：“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要成为一个章程。领导干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尽到领导责任。”[22]陈云之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比别人见得早，看得远，办法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学习。他提出统购统销的办法就是借鉴了英国的经验；力主用食豆子解决城镇居民的营养不良问题，也是从国家科委一个内部刊物的文章得到了启发。他还召集营养学家座谈协商，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过战争年代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干部和部队的食谱，在《对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意见》中，特别讲了食用豆子问题。
四、困难预防论：竭力防止发生系统性困难
（一）按规律办事。陈云反复强调要尊重实际，尊重科学，按规律办事。他告诫说：在中国，对广大农村，对农业生产的任何懈怠，都将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他认为，把基本建设投资和增加劳动力这两件事管住了，就不至于出大乱子。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经济建设必须做到综合平衡，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等等。
（二）堵制度漏洞。在《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中，陈云警示：“只要一不小心，开一个漏洞，潮水就可以往里头钻，资本家就可以利用这个缺口来向我们进攻。比如滞纳金（所谓滞纳金，就是不按期缴纳税款者，按日计算，一天罚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就不能取消，取消了就会天下大乱。我们有一条规定，就是不管有没有争论，要先付钱，不付钱就要罚滞纳金，不能因为有争论就可以缓纳。如果说有争论就可以缓纳，他天天可以和我们争论，我们就会收不到税。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让步”。[23]因此一定要筑牢制度的笼子，防止破窗效应。
（三）要防害于先。在改革开放不久，陈云就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全国各地的水资源情况，要求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二是工业污染问题，指出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24]
参考文献：
[1][2][3][4][5][10]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23.28.167.173.140.
[6][7][11][12][14][15][16][18]陈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267.1.21.45.62.183.61.
[8][9][17][19][21][22] 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9.282-283.169.72.272.45.
[13] 孙业礼等.陈云的非常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0-201.
[20]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61.
[23] 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8.
[24]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5.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