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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并不仅仅是缩小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要缩小资产和财富的差距，建设资产和财富共同拥有的社会。”周天勇说。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一时间，共同富裕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近日，本刊记者就“共同富裕”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
共同富裕是要缩小资产和财富的差距
“共同富裕，并不仅仅是缩小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要缩小资产和财富的差距，建设资产和财富共同拥有的社会。有学者认为，共同富裕要做大做強国有和集体经济，限制和减少民营经济。这是错误的。”周天勇开门见山地说，共同富裕离开民营经济无法实现。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传统公有经济效率较低，甚至造成收入和财富的差距;二是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国有企业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资本有机构成太高，容纳就业太少。2019年国有企业资产233.9万亿元，就业767万人，资本/劳动为3045万元/人;非国有企业资产232.7万亿元，就业34266万人（不包括个体户），资本/劳动为67.91万/人;2019年国有企业平均工资85000元/年，非国有87195元/年，私营企业53604元/年。
周天勇发现，受企业规模、经营领域和管理模式等影响，民营经济创造居民财富的效率比国有经济更高，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更有裨益。2020年，社会非金融企业资本平均利润率在5%-6%;国有经济244亿元资产，60%的贷款在国有企业，90%的低价和划拨工矿用地在国有企业，其总资产平均净利润率1.01%，债务资本部分为0.6%，权益资本部分为1.64%。2019年，曾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一个北方大省，其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只有2.5万亿元，去除应缴税费、营业外收入和政府补助，总体亏损150亿元左右。国有和集体经济就业比例很低且存量减少，没有“就业—收入—缩小差距”的贡献，城乡收入差距大。相反，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没有像样企业的南方某省，改革开放后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当年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高达17万亿元，实现净利润1249亿元，城乡收入差距小。
周天勇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强国之路。浙江省人均GDP为1.72万美元，按1.3万美元高收入国家门槛，已经成为发达经济地区，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4.13%，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为30.49%，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流出省人口和流入省人口以及数据上平均省际之间差距需要影响较大;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1.96：1，全国为2.56：1，基尼系数为0.498。我们在计算时发现，城乡结构总值和全国平均总值差为2.83万亿元，实际上全国城乡差距可能还要大一些。可以看出，民营经济发展好的地方，经济繁荣，就业充足，人民收入水平较高，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小，国有经济也好;民营经济不好的地方，国有经济的日子过得也很艰难，收入差距也大，说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对立的。
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把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转变为资产
周天勇认为，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把农民宅地和承包地，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变为可交易、可定价和可抵押的资产。
周天勇进一步解释道，城乡二元户籍管制导致了人口在城市化过程的“青出中老回”，没有实现市民化;教育公共服务体制城乡居民二元化，导致了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无法在其工作地享受教育;居住成本太高，无法稳定并长期居住于当地工作的城市;农村土地和宅院是生产和生活资料而非资产，使农民无法通过资产交易而获得为进入城市的经济能力。
土地资源为村民集体所有，城市和城镇土地属国有。土地计划分配，通过对集体征用为国有，在极端市场出让分配，城市和城镇也基本没有土地的二级市场交易。1991年到2020年中，城市和县城扩大独立工矿、交通水利等建设，从农村和城郊集体累积转移了20088万亩土地，其中出让的土地部分为7957万亩。累积收取土地出让金588000（对此结果有争议）多亿元，分配给农民的不到3万亿元。即使按照世界各国最高40%的政府征税比重，意味着地方政府从农民土地低补偿征用中转移了农村居民收入352800万多亿元。
城市中资本和技术要素可以分国有和个体家庭所有，城市住宅家庭有70年的使用财产权，可以二级交易，是资产;农村缺乏资本和技术要素，农村的土地宅院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能市场交易，在农村也基本不可能定价和抵押;由于不能抵押和交易，投资不能进入和退出，资金不能和土地组合流动;农民基本得不到土地的交易收入，难以得到以地为本的创业收入，同时农村的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很难结合，形成综合投入产出。
周天勇认为，农村集体合作经济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成本收益原则，最关键的是组织的收入应大于成本。农业生产领域，特别是养殖和种植领域，若组织成本大于收益，则还是家庭农场为好。200亩地的中国家庭农场，两个劳动力，其种植收入与一个外出农民工收入相当。同时，农村土地和房屋集体所有制在市场债务和货币经济中，需可交易、可定价和可抵押，否则各类要素在城乡间无法流动，发展越落后的地方，越得不到资金、技术、资本。耕地和农村宅地三权分置设想很好，但实践中面临的难题是不能交易、不能定价、不能抵押，无法投资，不能转化为农民的资产和财富。目前宅地仅允许在农村间交易，并且在实际中无法交易且存在市场歧视，供求和价格不对等。
实现共同富裕的国际经验和教训
周天勇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要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在模式上，应汲取东亚模式的经验。政治上要适度集中，经济上要市场决定，避免印度政府民主、经济国有和计划模式以及菲律宾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失败的教训。北欧模式可以借鉴，如保留私人产权，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但建设福利社会要考虑中国的发展水平，如新加坡给较多居民建设房屋，但相比中国，新加坡是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国家，中国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北部和南部发展均不平衡，因此新加坡模式或许不可取。同时，也要避免前苏联、柬埔寨等国家，盲目提高公有制水平和扩大公有制范围，导致其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效率低、技术进步无动力等拖垮国家的教训;避免只发展大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不重视中小企业，不重视灵活就业，为城市建设管理等目的而严格管制小商小贩，造成高失业率，非正式经济领域就业的人口收入不足，生活艰难等教训。 东亚农村赎买式土地改革，使初始土地房屋财产分配较平均。采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相结合，从农村到城市渐变的内生工业化模式，建设用地容许市场配置，农民以小客栈、小加油站、餐店、小商店、小加工厂、厂房建设出租、以地为股投入工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下简称日韩台）中小企业吸纳了更多人口就业，且许多大型企业都是从这类企业中成长出来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同日韩台一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但是2003年左右，受“五小”整治和土地供给方面的限制，乡镇企业受到重创。乡村向城市渐变内生壮大的工业化遭遇阻断，被城市的外商、外资、国企所替代，最后城乡差距加大。东亚农地市场化配置，早期也受到限制，后来逐步放开市场化配置，加速了农业的适度集中以提高效率，农民获得了财产性收入。欧美的农场主也不是欧美社会的富人，大多是中等收入者。但是如果其劳动力只种植几亩中低价值农作物，特别是粮食，可能成为最贫困的人。
推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周天勇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一是切实推进体制改革。
首先，推进人口和要素双向流动等一系列体制改革。促进城乡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房屋的双向流动和置换。发展经济学发现，人口和劳动力及其组织要素的流动，是经济增长的来源，也是缩小收入分配最重要的方式。在子女教育和居住方面，政府要舍得支付成本。要留一些城中村，城市管理也要有包容性。世界上许多城市，大多是低矮的居住区和街区，租金便宜。房价和租金高，不利于制造业，不利于中低收入者就业。因此，要给外来务工人员盖房子，出售还是廉租，应基于行为仿真实验。其次，推进土地和宅基地体制改革。根据实验室模拟仿真结果，没有土地市场化改革，2035年GDP不可能实现翻一番。农村宅基地、耕地等应当集体所有，但是使用权要交易，要实现可定价和可抵押，这样农村土地增长的潜能最大，对稳定债务和币值的作用也最大。农民生活和生产资料性土地房屋资产化，会获得资产的交易收入，获得以资产为本的创业投资收入，获得土地房屋入股和物业的收入，一是缩小城乡资产拥有差距，二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摆脱土地粘性对人口流动的束缚，逐步废除土地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城乡土地统一市场，农村土地直接入市，给农民以土地的建设权、创业权和经营权。再次，改革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包括教育公共服务在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状况下的公平化、卫生医疗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在特定阶段居住服务的提供和特定时间的退出、城市和社区基础设施和环境服务的供给、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和预算支出。另外，改革社会保障体制。逐步缩小行政、事业、企业、城乡间最基本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社会保障统一由中央管理。加强国有企业利润、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对社会保障金的支撑。最后，改革稅收和转移支付。目前中央与地方的税收体制应当加快改革政府层级和三个层级税种的设置，控制住吃财政饭机构、单位和人员的规模，税负合理化。房地产税要替代土地出让金。开征遗产税：前提是各国均征收且税率大体相同。各级事务要明确划分，中央财政要转移支付，发达省区与相对不发达省区之间要横向帮扶。
二是推进收入增长计划，改进产业组织和就业模式。
首先实行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初步现代化，1）要居民共同富裕;2）要国家强盛。国家财政要有实力，居民不富裕，也不能称之为共同富裕。“十四五”规划应彻底改变过去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的提法;建议补充居民收入倍增计划;2021-2035年间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应超过GDP增速1.8%，从而将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逐步改善到65%和50%的标准值水平;改变以往经济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形成以人民生活和消费需求为主要内容和基础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
其次，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国家60%到65%的就业为中小企业所容纳，创业形成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吸纳大量的就业，劳动者就业获得收入;从东亚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国家看，企业资本金等标准门槛低、注册登记时间短、经营范围方式等限制少、注册登记前置审批和许可环节少、公务员寻租行为受到约束;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在于政府的税收政策。日韩台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实行低税负政策，以刺激创业、投资和企业经营。为配合不同时期不同战略的实施，日韩台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法规和条例。
再次，推行包容性城市与非正式就业。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具体是指季节性、临时性、家庭性、流动性、作坊式等创业和就业形式。非正规的个体、个人工作室、临工、游商小贩、家政服务、街区服务等占25%到30%。从销售和服务等市场的方式和建筑看：分正规的大规模的超市、现代化的专业店、学校、医院和星级酒店，宽敞的街道和商业广场;也有小型超市、小店小铺、个体摊点、游商小贩以及在不触及建筑安全情况下的破墙开窗，小街小巷小胡同。应当立法在城市中重开和保留农贸市场，并且允许农民将农产品运输进城市中，或者在公路停车区域和交通枢纽等地直接销售，以增加农民的销售收入和自雇性就业机会。政府划定区域和时间，城管可以引导，交通开通绿色通道，税务对其免予征税。从居民收入看：有高中低收入之分，相当多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于非正规就业，小店小铺、小街小巷、开窗破墙、游商小摊、临时工作。
最后，引导新经济向公平倾斜。平台要有包容理念，合理抽成，价格公开透明，交叉补贴应当以大补小，少用“前面补贴后面提价”的方式。保证金是保证，不能以谋利性为目的。取消竞价排名，保持公平竞争。杜绝内部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公司加大平台与商户及骑手的成本。地摊菜盈利留给小商小贩、灵活就业和地摊经济。设立一些公益基金，做一些有意义的公益事业。国家要制定共同富裕的产业规制、财政税收的调整方案。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一时间，共同富裕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近日，本刊记者就“共同富裕”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
共同富裕是要缩小资产和财富的差距
“共同富裕，并不仅仅是缩小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要缩小资产和财富的差距，建设资产和财富共同拥有的社会。有学者认为，共同富裕要做大做強国有和集体经济，限制和减少民营经济。这是错误的。”周天勇开门见山地说，共同富裕离开民营经济无法实现。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传统公有经济效率较低，甚至造成收入和财富的差距;二是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国有企业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资本有机构成太高，容纳就业太少。2019年国有企业资产233.9万亿元，就业767万人，资本/劳动为3045万元/人;非国有企业资产232.7万亿元，就业34266万人（不包括个体户），资本/劳动为67.91万/人;2019年国有企业平均工资85000元/年，非国有87195元/年，私营企业53604元/年。
周天勇发现，受企业规模、经营领域和管理模式等影响，民营经济创造居民财富的效率比国有经济更高，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更有裨益。2020年，社会非金融企业资本平均利润率在5%-6%;国有经济244亿元资产，60%的贷款在国有企业，90%的低价和划拨工矿用地在国有企业，其总资产平均净利润率1.01%，债务资本部分为0.6%，权益资本部分为1.64%。2019年，曾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一个北方大省，其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只有2.5万亿元，去除应缴税费、营业外收入和政府补助，总体亏损150亿元左右。国有和集体经济就业比例很低且存量减少，没有“就业—收入—缩小差距”的贡献，城乡收入差距大。相反，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没有像样企业的南方某省，改革开放后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当年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高达17万亿元，实现净利润1249亿元，城乡收入差距小。
周天勇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强国之路。浙江省人均GDP为1.72万美元，按1.3万美元高收入国家门槛，已经成为发达经济地区，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4.13%，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为30.49%，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流出省人口和流入省人口以及数据上平均省际之间差距需要影响较大;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1.96：1，全国为2.56：1，基尼系数为0.498。我们在计算时发现，城乡结构总值和全国平均总值差为2.83万亿元，实际上全国城乡差距可能还要大一些。可以看出，民营经济发展好的地方，经济繁荣，就业充足，人民收入水平较高，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小，国有经济也好;民营经济不好的地方，国有经济的日子过得也很艰难，收入差距也大，说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对立的。
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把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转变为资产
周天勇认为，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把农民宅地和承包地，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变为可交易、可定价和可抵押的资产。
周天勇进一步解释道，城乡二元户籍管制导致了人口在城市化过程的“青出中老回”，没有实现市民化;教育公共服务体制城乡居民二元化，导致了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无法在其工作地享受教育;居住成本太高，无法稳定并长期居住于当地工作的城市;农村土地和宅院是生产和生活资料而非资产，使农民无法通过资产交易而获得为进入城市的经济能力。
土地资源为村民集体所有，城市和城镇土地属国有。土地计划分配，通过对集体征用为国有，在极端市场出让分配，城市和城镇也基本没有土地的二级市场交易。1991年到2020年中，城市和县城扩大独立工矿、交通水利等建设，从农村和城郊集体累积转移了20088万亩土地，其中出让的土地部分为7957万亩。累积收取土地出让金588000（对此结果有争议）多亿元，分配给农民的不到3万亿元。即使按照世界各国最高40%的政府征税比重，意味着地方政府从农民土地低补偿征用中转移了农村居民收入352800万多亿元。
城市中资本和技术要素可以分国有和个体家庭所有，城市住宅家庭有70年的使用财产权，可以二级交易，是资产;农村缺乏资本和技术要素，农村的土地宅院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能市场交易，在农村也基本不可能定价和抵押;由于不能抵押和交易，投资不能进入和退出，资金不能和土地组合流动;农民基本得不到土地的交易收入，难以得到以地为本的创业收入，同时农村的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很难结合，形成综合投入产出。
周天勇认为，农村集体合作经济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成本收益原则，最关键的是组织的收入应大于成本。农业生产领域，特别是养殖和种植领域，若组织成本大于收益，则还是家庭农场为好。200亩地的中国家庭农场，两个劳动力，其种植收入与一个外出农民工收入相当。同时，农村土地和房屋集体所有制在市场债务和货币经济中，需可交易、可定价和可抵押，否则各类要素在城乡间无法流动，发展越落后的地方，越得不到资金、技术、资本。耕地和农村宅地三权分置设想很好，但实践中面临的难题是不能交易、不能定价、不能抵押，无法投资，不能转化为农民的资产和财富。目前宅地仅允许在农村间交易，并且在实际中无法交易且存在市场歧视，供求和价格不对等。
实现共同富裕的国际经验和教训
周天勇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要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在模式上，应汲取东亚模式的经验。政治上要适度集中，经济上要市场决定，避免印度政府民主、经济国有和计划模式以及菲律宾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失败的教训。北欧模式可以借鉴，如保留私人产权，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但建设福利社会要考虑中国的发展水平，如新加坡给较多居民建设房屋，但相比中国，新加坡是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国家，中国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北部和南部发展均不平衡，因此新加坡模式或许不可取。同时，也要避免前苏联、柬埔寨等国家，盲目提高公有制水平和扩大公有制范围，导致其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效率低、技术进步无动力等拖垮国家的教训;避免只发展大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不重视中小企业，不重视灵活就业，为城市建设管理等目的而严格管制小商小贩，造成高失业率，非正式经济领域就业的人口收入不足，生活艰难等教训。 东亚农村赎买式土地改革，使初始土地房屋财产分配较平均。采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相结合，从农村到城市渐变的内生工业化模式，建设用地容许市场配置，农民以小客栈、小加油站、餐店、小商店、小加工厂、厂房建设出租、以地为股投入工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下简称日韩台）中小企业吸纳了更多人口就业，且许多大型企业都是从这类企业中成长出来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同日韩台一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但是2003年左右，受“五小”整治和土地供给方面的限制，乡镇企业受到重创。乡村向城市渐变内生壮大的工业化遭遇阻断，被城市的外商、外资、国企所替代，最后城乡差距加大。东亚农地市场化配置，早期也受到限制，后来逐步放开市场化配置，加速了农业的适度集中以提高效率，农民获得了财产性收入。欧美的农场主也不是欧美社会的富人，大多是中等收入者。但是如果其劳动力只种植几亩中低价值农作物，特别是粮食，可能成为最贫困的人。
推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周天勇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一是切实推进体制改革。
首先，推进人口和要素双向流动等一系列体制改革。促进城乡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房屋的双向流动和置换。发展经济学发现，人口和劳动力及其组织要素的流动，是经济增长的来源，也是缩小收入分配最重要的方式。在子女教育和居住方面，政府要舍得支付成本。要留一些城中村，城市管理也要有包容性。世界上许多城市，大多是低矮的居住区和街区，租金便宜。房价和租金高，不利于制造业，不利于中低收入者就业。因此，要给外来务工人员盖房子，出售还是廉租，应基于行为仿真实验。其次，推进土地和宅基地体制改革。根据实验室模拟仿真结果，没有土地市场化改革，2035年GDP不可能实现翻一番。农村宅基地、耕地等应当集体所有，但是使用权要交易，要实现可定价和可抵押，这样农村土地增长的潜能最大，对稳定债务和币值的作用也最大。农民生活和生产资料性土地房屋资产化，会获得资产的交易收入，获得以资产为本的创业投资收入，获得土地房屋入股和物业的收入，一是缩小城乡资产拥有差距，二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摆脱土地粘性对人口流动的束缚，逐步废除土地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城乡土地统一市场，农村土地直接入市，给农民以土地的建设权、创业权和经营权。再次，改革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包括教育公共服务在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状况下的公平化、卫生医疗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在特定阶段居住服务的提供和特定时间的退出、城市和社区基础设施和环境服务的供给、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和预算支出。另外，改革社会保障体制。逐步缩小行政、事业、企业、城乡间最基本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社会保障统一由中央管理。加强国有企业利润、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对社会保障金的支撑。最后，改革稅收和转移支付。目前中央与地方的税收体制应当加快改革政府层级和三个层级税种的设置，控制住吃财政饭机构、单位和人员的规模，税负合理化。房地产税要替代土地出让金。开征遗产税：前提是各国均征收且税率大体相同。各级事务要明确划分，中央财政要转移支付，发达省区与相对不发达省区之间要横向帮扶。
二是推进收入增长计划，改进产业组织和就业模式。
首先实行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初步现代化，1）要居民共同富裕;2）要国家强盛。国家财政要有实力，居民不富裕，也不能称之为共同富裕。“十四五”规划应彻底改变过去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的提法;建议补充居民收入倍增计划;2021-2035年间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应超过GDP增速1.8%，从而将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逐步改善到65%和50%的标准值水平;改变以往经济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形成以人民生活和消费需求为主要内容和基础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
其次，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国家60%到65%的就业为中小企业所容纳，创业形成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吸纳大量的就业，劳动者就业获得收入;从东亚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国家看，企业资本金等标准门槛低、注册登记时间短、经营范围方式等限制少、注册登记前置审批和许可环节少、公务员寻租行为受到约束;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在于政府的税收政策。日韩台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实行低税负政策，以刺激创业、投资和企业经营。为配合不同时期不同战略的实施，日韩台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法规和条例。
再次，推行包容性城市与非正式就业。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具体是指季节性、临时性、家庭性、流动性、作坊式等创业和就业形式。非正规的个体、个人工作室、临工、游商小贩、家政服务、街区服务等占25%到30%。从销售和服务等市场的方式和建筑看：分正规的大规模的超市、现代化的专业店、学校、医院和星级酒店，宽敞的街道和商业广场;也有小型超市、小店小铺、个体摊点、游商小贩以及在不触及建筑安全情况下的破墙开窗，小街小巷小胡同。应当立法在城市中重开和保留农贸市场，并且允许农民将农产品运输进城市中，或者在公路停车区域和交通枢纽等地直接销售，以增加农民的销售收入和自雇性就业机会。政府划定区域和时间，城管可以引导，交通开通绿色通道，税务对其免予征税。从居民收入看：有高中低收入之分，相当多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于非正规就业，小店小铺、小街小巷、开窗破墙、游商小摊、临时工作。
最后，引导新经济向公平倾斜。平台要有包容理念，合理抽成，价格公开透明，交叉补贴应当以大补小，少用“前面补贴后面提价”的方式。保证金是保证，不能以谋利性为目的。取消竞价排名，保持公平竞争。杜绝内部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公司加大平台与商户及骑手的成本。地摊菜盈利留给小商小贩、灵活就业和地摊经济。设立一些公益基金，做一些有意义的公益事业。国家要制定共同富裕的产业规制、财政税收的调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