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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推行制钱制度,明代以来银两的地位日益突出。清承明制,推行银两、制钱并用的双重本位制度。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使得清朝中期以来的财政危机更加尖锐化,咸丰朝不得不实行货币制度改革。行宝钞和铸大钱是这次货币制度改革的两项基本内容,两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应付了财政危机,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咸丰朝货币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
1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财政状况
乾隆末年,清王朝虽然号称“天下承平,庶务充阜,部库帑项积至七千余万”豍,但实际已成强弩之末。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中国出现了白银外流的局面。道光年间,中国的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已经十分严峻。
鸦片战争前,由于银元冲击所引起的白银折耗和鸦片走私导致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问题已十分严重。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侵略者的掠夺和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大量倾销产品和鸦片贸易合法化所导致的外贸逆差的扩大,使白银外流的情况更为惊人。据统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直接掠夺商民和官府库银及现金,计730万元银元豎,加上《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元,至少在2830万元以上;1830—1848年白银外流的总数,竟达1.2亿两以上,相当于道光年间每岁财政收人四千多万两的三倍多。
白银外流、战争等导致的银贵钱贱,给清政府带来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同时,也造成国内市场极大的不便,加剧了农民的赤贫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清初白银一两易制钱七、八百文,嘉庆年间可以换到一千多文,到道光、咸丰年间,甚至有换到二千文的。农民卖粮所得收入是以铜钱计算的,而农民向政府交纳赋税必须是白银,银钱比价每上升一成,农民的负担就加重一成。道光到咸丰初年,东南米价每石卖钱三千文,在半个世纪前农民卖出一石米可以获得三两纹银,而现在银价涨到每两二千,只能获得纹银一两五钱豏。这种变化,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同时政府的财政也受到影响。
2 咸丰朝货币制度改革的内容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的财政进一步恶化,几度处于崩溃的边缘。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清政府先后筹拨广西、湖南、广东三省军需,共计用银1800多万两。1853年以后,随着战区不断扩大,原有各种财政收入不到旧额的十分之四、五,战争还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南产铜区的交通,铸造铜钱的重要原料——滇铜无法运到北京。一方面是军费开支的急剧上扬,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却急剧减少,国家财源日竭,财政危机进一步尖锐。
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咸丰皇帝颁诏求言,要求“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豐各级官员纷纷出谋划策,提出停养廉、开银矿、提当本、收铺租、铸钱发钞等数十种建议。从咸丰元年起,开始大力推行各种财政改革措施,例如推广厘金制度、减低官员俸禄、举借外债等。咸丰三年四月初,咸丰帝命令户部发放官票、宝钞;四月底,又命令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鼓铸量轻面值大的铜铁大钱。这两项决定被视为咸丰朝“货币改革”的主要内容。
咸丰二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御史蔡绍洛奏请变通钱法,铸造大钱。次年户部尚书孙瑞珍、大理寺卿恒春等又一次奏请开铸当十大钱一种,并酌量加铸当五十大钱。咸丰要户部议奏。户部复称:可“试行当十大钱,每文以六钱为率”,并称“当五十一种或可与当十大钱一并试行”咸丰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豑。咸丰三年五月,政府准在开铸当十、当五十的大钱时,其重量分别改为6钱和1两8钱。若按惯例,每文钱重一钱二分,这就是说,铸造当十大钱1枚,用铜量只相当于10枚制钱的一半;当五十的只及原来用铜量的3/10。
咸丰三年十一月,惠亲王绵愉等人又奏请再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同时提出当千大钱以重二两为标准,当五百、当百大钱的重量依次递减。咸丰帝在奏折上加了朱批:“所奏是,户部速议具奏。”从此,不仅中央的户部、工部鼓铸大钱,各省也奉命设置机构,仿照户部成式铸造。福建、陕西、云南、热河、甘肃、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相率开炉铸造大钱。当千、当五百铜大钱的法定价值,各规定为制钱一千文和五百文,实际上它们的金属比价各只合制钱38文和30文,再减去工本费,还各被政府强制增殖886文和410文豒。清政府当权者显然把铸造大钱视为搜括财政收入的工具。发行大钱的初期,初步缓解了财政危机。初行时,清政府认为“于经费实有裨益。”但不久就出现了折当太重、分量悬殊、种类过繁等情况导致了出现货币混乱的局面。
咸丰元年,王茂荫向咸丰帝上陈《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有限数量的纸币,与银钱同时流通。咸丰三年,王茂荫被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授命与左督御使花沙纳制定发行官钞章程,并绘钞式以进。同年3月,清政府开始发行为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银票”(又称“官票”);12月又发行了以制钱为计算单位的“钱钞”(又称“宝钞”)。
清政府发行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原指望其与银钱相辅而行,但是随着大钱制度的迅速崩溃,却成了清政府挽救财政危机的主要工具。大清宝钞的面额最初分五百文到二千文不等,后来为了收回当百以上大钱,又将宝钞面额膨胀到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和百千文。户部官票的面值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和五十两五种。清政府规定:银票一两抵制钱二千文,宝钞二千文抵银一两豓。和铸造大钱一样,清政府的目的在于解决财政危机,行钞政策推行之后,并没有按照王茂荫的发钞主张进行,而是一发不可收拾。宝钞官票的命运和大钱一样的结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3 货币制度改革的失败
咸丰大钱开始推行的头两年(1853—1854),也是大钱迅速失败的时期。当千、当五百的大钱不得不立刻停止铸发并且急切地收回。咸丰大钱发行以后,由于折当太重、分量悬殊、种类过繁等缺点,给私铸造成了极大便利和利润空间。于是“未及一年,盗铸如云而起”豔。咸丰四年七月清帝谕:“前据户部奏请停铸当千、当五百大钱,并庆惠等奏请停铸当二百、三百、四百大钱,均经降旨允行”豖,只留下“当百以下大钱,子母相权”。到了咸丰五年以后,只剩下当十、当五大钱与制钱并行,然而当十大钱也开始迅速贬值,以至于由销毁制钱以铸制钱变为销毁大钱以铸制钱。清政府为了维持大钱,规定搭放搭收办法,但仍然不能阻止当十大钱贬值的厄运。咸丰九年,每枚大钱只能值制钱二文左右。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加之铸造大钱已经无利可图。于是又想恢复制钱的流通,但在事实上北京城内已无制钱存在。无奈之下,清廷仍旧鼓铸当十大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才宣布永远停铸当十大钱。铁钱、铅钱也是同样命运。咸丰九年七月,铁钱在市场流通中受到民间强烈抵制,以致铁钱跌价过猛,核算已不敷成本,延至七月,由户部奏准裁撤铁钱局。铅钱在市面上使用时间极为短促,有说它只在北京一地流通,用作搭配散钱之用。大约到咸丰五年以后就不见铅钱流通的记载了。
《清史稿》本纪卷20记载,咸丰三年五月四日始制银钞。这次发行的宝钞官票实质上是不兑换的纸币,清政府按照其调节货币流通的惯用方法“核定成数,搭收搭放”,然而在具体操作上,首先是官员的阳奉阴违,继而造成军队的强烈反对。清政府又不得不提高实银成数,减低银钞成数,这意味着政府已经默认了银钞的贬值。咸丰十年,“京城市价银票一两,仅值二百余文,实银则值钱六千有余。银票二十余两始能抵银一两。”豗官票宝钞的剧烈贬值,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也走向失败。
4 咸丰货币制度改革的影响与教训
咸丰朝11年,始终面临太平天国的威胁。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一直承担着巨额的军费开支,综合其他各种因素,引发了咸丰朝三次财政危机。咸丰朝的货币制度改革虽然使清王朝勉强摆脱了这三次危机,延缓了清王朝灭亡,但改革本身有诸多缺陷,且最后以失败告终,其在历史上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既缺乏正确的货币思想理论指导,主观目的上也未考虑国计民生,缺乏长远目光。因此,货币制度改革的推行是建立在损害劳动人民、普通士兵乃至下层官员利益基础之上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一两银换银票“二十余千”,六月初涨至“三十余千”,钱票一千仅换制钱五十二文,到九月钱票一千兑钱二十余文。这对于劳动人民是一场浩劫,激化了阶级矛盾。搭收搭放的办法有使得士兵手持钱票无物可沽,衣食无着,进而挫伤了军心士气,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这同样触犯了中下级官僚的利益,因此各级官员多阳奉阴违,并没有实现“银票即时实银,钱钞即是制钱”的诺言,这也是导致宝钞信誉降低、持续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咸丰后期,地方督抚分权的现象日益严重。咸丰时期的货币制度改革,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将货币发行权下放的,太平军兴起,清政府财政紧张,无力调拨军饷,只能让地方自行解决,咸丰时期铸局大为增加,除了先前已有的炉座外,以前停铸的宝河、宝蓟、宝济、宝台等局又重新开设,而且此外又新增了宝德局和喀什噶尔局等豘,这进一步加剧了币制混乱。另一方面,这次货币制度改革扩大了地方督抚的实权,他们通过掌握货币发行权,积攒了大量财富,为其壮大军事实力提供了经济基础。总之,咸丰朝货币制度改革促使清政府的金融和货币政策制订及其财政管理体制也随之由中央集权的一元化体制,逐渐演变为中央集权和地方督抚分权并存的二元化体制。
咸丰朝货币制度改革另一个深远影响是对中国传统货币制度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清王朝推行的货币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旧制,即银两、制钱并用的双重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两虽与制钱相辅而行,但两者间不存在主币和辅币的关系。银两制度是一种比较落后的货币制度,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却可谓根深蒂固,长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十九世纪以来随着外国银元大量进入中国市场,银元与中国的银两之间的不对等交换,以及由于鸦片贸易而导致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打破了银钱之间的平衡,银钱双重本位制度出现重大危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财政危机空前尖锐化,银钱制度走向崩溃。清政府继铸造和发行了五花八门的虚值大钱。大钱种类繁多,币值不一,计有当二至当千共十六个等级,又有铁大钱六种,铅大钱四种。虽然因为折当过重,盗铸蜂起,各种大钱不得不急速贬值并退出流通。银钱并行货币制度却断难恢复,货币流通环境和社会金融秩序遭到空前破坏,“钱荒”问题遂成为同、光年间无药可救的一大顽症,并演变为长时期的币制危机和金融危机。当时,银钱并行货币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可以说咸丰朝的货币制度改革的确有“破旧”的功劳,但是并没有起到“立新”的作用。自咸丰以后,直到新中国之前,无论是清末酝酿统一币制,袁世凯时期的废两改元,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币政策,都没能使中国的货币制度走上正轨。
关键词咸丰朝货币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
1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财政状况
乾隆末年,清王朝虽然号称“天下承平,庶务充阜,部库帑项积至七千余万”豍,但实际已成强弩之末。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中国出现了白银外流的局面。道光年间,中国的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已经十分严峻。
鸦片战争前,由于银元冲击所引起的白银折耗和鸦片走私导致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问题已十分严重。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侵略者的掠夺和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大量倾销产品和鸦片贸易合法化所导致的外贸逆差的扩大,使白银外流的情况更为惊人。据统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直接掠夺商民和官府库银及现金,计730万元银元豎,加上《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元,至少在2830万元以上;1830—1848年白银外流的总数,竟达1.2亿两以上,相当于道光年间每岁财政收人四千多万两的三倍多。
白银外流、战争等导致的银贵钱贱,给清政府带来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同时,也造成国内市场极大的不便,加剧了农民的赤贫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清初白银一两易制钱七、八百文,嘉庆年间可以换到一千多文,到道光、咸丰年间,甚至有换到二千文的。农民卖粮所得收入是以铜钱计算的,而农民向政府交纳赋税必须是白银,银钱比价每上升一成,农民的负担就加重一成。道光到咸丰初年,东南米价每石卖钱三千文,在半个世纪前农民卖出一石米可以获得三两纹银,而现在银价涨到每两二千,只能获得纹银一两五钱豏。这种变化,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同时政府的财政也受到影响。
2 咸丰朝货币制度改革的内容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的财政进一步恶化,几度处于崩溃的边缘。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清政府先后筹拨广西、湖南、广东三省军需,共计用银1800多万两。1853年以后,随着战区不断扩大,原有各种财政收入不到旧额的十分之四、五,战争还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南产铜区的交通,铸造铜钱的重要原料——滇铜无法运到北京。一方面是军费开支的急剧上扬,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却急剧减少,国家财源日竭,财政危机进一步尖锐。
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咸丰皇帝颁诏求言,要求“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豐各级官员纷纷出谋划策,提出停养廉、开银矿、提当本、收铺租、铸钱发钞等数十种建议。从咸丰元年起,开始大力推行各种财政改革措施,例如推广厘金制度、减低官员俸禄、举借外债等。咸丰三年四月初,咸丰帝命令户部发放官票、宝钞;四月底,又命令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鼓铸量轻面值大的铜铁大钱。这两项决定被视为咸丰朝“货币改革”的主要内容。
咸丰二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御史蔡绍洛奏请变通钱法,铸造大钱。次年户部尚书孙瑞珍、大理寺卿恒春等又一次奏请开铸当十大钱一种,并酌量加铸当五十大钱。咸丰要户部议奏。户部复称:可“试行当十大钱,每文以六钱为率”,并称“当五十一种或可与当十大钱一并试行”咸丰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豑。咸丰三年五月,政府准在开铸当十、当五十的大钱时,其重量分别改为6钱和1两8钱。若按惯例,每文钱重一钱二分,这就是说,铸造当十大钱1枚,用铜量只相当于10枚制钱的一半;当五十的只及原来用铜量的3/10。
咸丰三年十一月,惠亲王绵愉等人又奏请再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同时提出当千大钱以重二两为标准,当五百、当百大钱的重量依次递减。咸丰帝在奏折上加了朱批:“所奏是,户部速议具奏。”从此,不仅中央的户部、工部鼓铸大钱,各省也奉命设置机构,仿照户部成式铸造。福建、陕西、云南、热河、甘肃、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相率开炉铸造大钱。当千、当五百铜大钱的法定价值,各规定为制钱一千文和五百文,实际上它们的金属比价各只合制钱38文和30文,再减去工本费,还各被政府强制增殖886文和410文豒。清政府当权者显然把铸造大钱视为搜括财政收入的工具。发行大钱的初期,初步缓解了财政危机。初行时,清政府认为“于经费实有裨益。”但不久就出现了折当太重、分量悬殊、种类过繁等情况导致了出现货币混乱的局面。
咸丰元年,王茂荫向咸丰帝上陈《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有限数量的纸币,与银钱同时流通。咸丰三年,王茂荫被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授命与左督御使花沙纳制定发行官钞章程,并绘钞式以进。同年3月,清政府开始发行为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银票”(又称“官票”);12月又发行了以制钱为计算单位的“钱钞”(又称“宝钞”)。
清政府发行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原指望其与银钱相辅而行,但是随着大钱制度的迅速崩溃,却成了清政府挽救财政危机的主要工具。大清宝钞的面额最初分五百文到二千文不等,后来为了收回当百以上大钱,又将宝钞面额膨胀到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和百千文。户部官票的面值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和五十两五种。清政府规定:银票一两抵制钱二千文,宝钞二千文抵银一两豓。和铸造大钱一样,清政府的目的在于解决财政危机,行钞政策推行之后,并没有按照王茂荫的发钞主张进行,而是一发不可收拾。宝钞官票的命运和大钱一样的结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3 货币制度改革的失败
咸丰大钱开始推行的头两年(1853—1854),也是大钱迅速失败的时期。当千、当五百的大钱不得不立刻停止铸发并且急切地收回。咸丰大钱发行以后,由于折当太重、分量悬殊、种类过繁等缺点,给私铸造成了极大便利和利润空间。于是“未及一年,盗铸如云而起”豔。咸丰四年七月清帝谕:“前据户部奏请停铸当千、当五百大钱,并庆惠等奏请停铸当二百、三百、四百大钱,均经降旨允行”豖,只留下“当百以下大钱,子母相权”。到了咸丰五年以后,只剩下当十、当五大钱与制钱并行,然而当十大钱也开始迅速贬值,以至于由销毁制钱以铸制钱变为销毁大钱以铸制钱。清政府为了维持大钱,规定搭放搭收办法,但仍然不能阻止当十大钱贬值的厄运。咸丰九年,每枚大钱只能值制钱二文左右。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加之铸造大钱已经无利可图。于是又想恢复制钱的流通,但在事实上北京城内已无制钱存在。无奈之下,清廷仍旧鼓铸当十大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才宣布永远停铸当十大钱。铁钱、铅钱也是同样命运。咸丰九年七月,铁钱在市场流通中受到民间强烈抵制,以致铁钱跌价过猛,核算已不敷成本,延至七月,由户部奏准裁撤铁钱局。铅钱在市面上使用时间极为短促,有说它只在北京一地流通,用作搭配散钱之用。大约到咸丰五年以后就不见铅钱流通的记载了。
《清史稿》本纪卷20记载,咸丰三年五月四日始制银钞。这次发行的宝钞官票实质上是不兑换的纸币,清政府按照其调节货币流通的惯用方法“核定成数,搭收搭放”,然而在具体操作上,首先是官员的阳奉阴违,继而造成军队的强烈反对。清政府又不得不提高实银成数,减低银钞成数,这意味着政府已经默认了银钞的贬值。咸丰十年,“京城市价银票一两,仅值二百余文,实银则值钱六千有余。银票二十余两始能抵银一两。”豗官票宝钞的剧烈贬值,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也走向失败。
4 咸丰货币制度改革的影响与教训
咸丰朝11年,始终面临太平天国的威胁。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一直承担着巨额的军费开支,综合其他各种因素,引发了咸丰朝三次财政危机。咸丰朝的货币制度改革虽然使清王朝勉强摆脱了这三次危机,延缓了清王朝灭亡,但改革本身有诸多缺陷,且最后以失败告终,其在历史上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既缺乏正确的货币思想理论指导,主观目的上也未考虑国计民生,缺乏长远目光。因此,货币制度改革的推行是建立在损害劳动人民、普通士兵乃至下层官员利益基础之上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一两银换银票“二十余千”,六月初涨至“三十余千”,钱票一千仅换制钱五十二文,到九月钱票一千兑钱二十余文。这对于劳动人民是一场浩劫,激化了阶级矛盾。搭收搭放的办法有使得士兵手持钱票无物可沽,衣食无着,进而挫伤了军心士气,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这同样触犯了中下级官僚的利益,因此各级官员多阳奉阴违,并没有实现“银票即时实银,钱钞即是制钱”的诺言,这也是导致宝钞信誉降低、持续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咸丰后期,地方督抚分权的现象日益严重。咸丰时期的货币制度改革,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将货币发行权下放的,太平军兴起,清政府财政紧张,无力调拨军饷,只能让地方自行解决,咸丰时期铸局大为增加,除了先前已有的炉座外,以前停铸的宝河、宝蓟、宝济、宝台等局又重新开设,而且此外又新增了宝德局和喀什噶尔局等豘,这进一步加剧了币制混乱。另一方面,这次货币制度改革扩大了地方督抚的实权,他们通过掌握货币发行权,积攒了大量财富,为其壮大军事实力提供了经济基础。总之,咸丰朝货币制度改革促使清政府的金融和货币政策制订及其财政管理体制也随之由中央集权的一元化体制,逐渐演变为中央集权和地方督抚分权并存的二元化体制。
咸丰朝货币制度改革另一个深远影响是对中国传统货币制度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清王朝推行的货币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旧制,即银两、制钱并用的双重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两虽与制钱相辅而行,但两者间不存在主币和辅币的关系。银两制度是一种比较落后的货币制度,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却可谓根深蒂固,长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十九世纪以来随着外国银元大量进入中国市场,银元与中国的银两之间的不对等交换,以及由于鸦片贸易而导致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打破了银钱之间的平衡,银钱双重本位制度出现重大危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财政危机空前尖锐化,银钱制度走向崩溃。清政府继铸造和发行了五花八门的虚值大钱。大钱种类繁多,币值不一,计有当二至当千共十六个等级,又有铁大钱六种,铅大钱四种。虽然因为折当过重,盗铸蜂起,各种大钱不得不急速贬值并退出流通。银钱并行货币制度却断难恢复,货币流通环境和社会金融秩序遭到空前破坏,“钱荒”问题遂成为同、光年间无药可救的一大顽症,并演变为长时期的币制危机和金融危机。当时,银钱并行货币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可以说咸丰朝的货币制度改革的确有“破旧”的功劳,但是并没有起到“立新”的作用。自咸丰以后,直到新中国之前,无论是清末酝酿统一币制,袁世凯时期的废两改元,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币政策,都没能使中国的货币制度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