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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是学术的研讨会，也是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西南，是一个地名的概念，也是学术的概念，是人类学富饶的学术资源。没有对西南民族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积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就失去了很多的内容（刘世哲语）。西南民族大学已经连续五年举办了五届的“西南论坛”。2013年6月17日，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举行。来自30多个省区，共有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来自53个单位，提交论文有66篇。讨论分为如下五个单元进行：
一、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对话
朱炳祥作了“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志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发言，并倡议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作深入的讨论；刘海涛对美国学界的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作了细致的梳理；纳日碧力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分析，来说明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生态平衡”关系；瞿明安通过《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33卷的编辑策划，希望能对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形成有一定促进；彭文斌以九寨沟为例，认为对某一地区文化变迁的考量，必须是多角度、长时间兼顾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合考察；李鸿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关系；罗红光以大瑶山的瑶族田野调查为例，说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唇齿相依关系。学者们的思考与探索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丰富与完善有一定价值。
二、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
石硕从历史纵横的角度分析多元文化包容的藏彝走廊足迹关系以及文化格局成因，由此提出应该理解藏彝走廊作为具有历史关联的民族区域研究对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意义；赵心愚力求还原南诏德化碑立碑在当时南诏吐蕃以及唐王朝的关系状态，引导我们回归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历史事件；袁晓文聚焦多续人的族群认同，阐明这个族群与藏族的渊源性；陈刚以泸沽湖旅游发展给摩梭人传统民族饮食文化带来的变迁，来昭示旅游发展给摩梭人带来的社会文化的变化。陈浩探讨了云南小凉山地区的民间福利系统与国家福利制度的一些互动；郎维伟根据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研究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变迁；秦莹对云南藏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赵君对西藏城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平措以藏族格萨尔作品为例，探讨了藏语的模拟词的相关问题。
专家探讨中发现，藏彝走廊区域内许多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例如藏族、彝族、纳西族，他们与其他没有文字的族群对族群认同、对文化的整合的动力是不相同的。
三、民族认同与宗教
张泽洪以民族走廊学说来解读《指路经》的文化意义，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的有力阐释；郭建勋认为可在康区多元宗教与地方历史、族群人口流动、多元文化体系的整体关联中，挖掘多元宗教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象征意义，来研究多元宗教与社会秩序互动变迁的动力和过程；高志英从王骥崇拜仪式看中缅边境地区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刑莉、王平、郑洲分别以蒙、回、藏三个地区为例来研究文化的融合，讨论社区发展和社区变迁的矛盾。这三个地区的特点无论是通婚，还是回民社区、汉人社区或政府推导的社区发展，各种社区结构的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还有寺庙社区和当地发展社区的互动互惠互利这样的关系，是非常新的，具有建设性的。李玉琴从文化自我认同视角来看文化保护的问题，提到了自我认同的力量，非常新颖。杨福泉提醒到，我们做非遗保护也好，文化保护也好，会把它精英化，太学术化，使保护对象与日常生活实际脱离，保护一个，就会损失一个，就会造成欲速不达的效果。
四、国家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
赵旭东在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的发言中指出，路的研究如何解脱人类学对传统族群研究的约束，在更大程度上看到未来人类学的发展动态。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说明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而政府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主导作用；陈玉平介绍了国家通道上的傩文化，涉及到了通道及傩文化作为文化现象，与周的区域关系问题。罗康隆教授与叶成勇教授都是从国家与社会尤其在边疆地区，怎么样从碑刻里体会族群之间的关系，村民之间与乡民之间的动态的关系，罗康隆从清以来贵州黎平黄岗村落的应对策略中看到国家与地方互动的普适性规律。叶成勇从贵州沿河县“军门禁约”碑的考证，来解析明清时期贵州的“汉奸”问题。徐赣丽谈到侗族的公民社会，侗族古楼成为公共空间，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的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彭文斌认为从通道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忽视了在西南地区流动的符号，像纳日教授提到的符号的问题。我们的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到茶马古道、藏彝走廊、苗疆走廊的影响，在西南地区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的路和道、走廊，有些是观念上的，有的是实际的，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是理论的思考，是呼唤一种动态的人类学，冲破现代的足迹研究，冲破现代的区域研究，更多的走向一种以空间、人文关系、现代性，来体现西南地区动态的状态。
五、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研究、中国民族识别与西南民族
张曦提出自主与非自主的流动，是有关流动人口在城市里面的适应过程，有的就叫交融等等。一般来讲，牧民普遍是流动的，而关凯提出不流动的草原问题，阐释了为什么他们不流动，而要坚守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和文化。朴光星在压缩性的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中，提到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意识认同要保持，特点要保持，语言要保持，这是他们要关注的问题，不是像一般的学者认为少数民族进城会同化掉，研究表明少数民族进城后其文化意识会变强。差异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到现实，在差异怎么找到一种共识。良警宇解释了流动穆斯林清真餐饮空间的生产逻辑，涉及国家行政化的干预问题，清真餐厅的开办都有国家的特许。秦和平认为民族识别不是建国初的专门民族工作，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而是民族调查，有的民族在古史上都有，现在的56个民族是国家逐步分批确认的；沈海梅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其实质是归属政治的建构，男女性别差异也被组织进归属政治的建构过程中。聂文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作了一个概述，这个概述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王献军区别了贵州的黎族和海南的黎族，他认为这是不同的民族，因为种种原因贵州选用了同一个名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研究员对这次讨论作了总结，他认为《民族研究》跟西南民族大学共同发起创办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对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对未来的民族学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
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认为，“西南论坛”对加强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次论坛以区域社会文化为主题，围绕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民族学与宗教学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的、精彩的探讨，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体会，提出的问题和对策具有现实的价值，是启迪智慧和增进友谊的学术思想盛会。
作者简介：王珏（1963-），男，四川邻水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刊》常务副主编，副编审。研究方向：编辑出版、期刊评价、民族学。四川 成都610041
一、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对话
朱炳祥作了“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志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发言，并倡议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作深入的讨论；刘海涛对美国学界的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作了细致的梳理；纳日碧力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分析，来说明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生态平衡”关系；瞿明安通过《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33卷的编辑策划，希望能对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形成有一定促进；彭文斌以九寨沟为例，认为对某一地区文化变迁的考量，必须是多角度、长时间兼顾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合考察；李鸿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关系；罗红光以大瑶山的瑶族田野调查为例，说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唇齿相依关系。学者们的思考与探索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丰富与完善有一定价值。
二、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
石硕从历史纵横的角度分析多元文化包容的藏彝走廊足迹关系以及文化格局成因，由此提出应该理解藏彝走廊作为具有历史关联的民族区域研究对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意义；赵心愚力求还原南诏德化碑立碑在当时南诏吐蕃以及唐王朝的关系状态，引导我们回归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历史事件；袁晓文聚焦多续人的族群认同，阐明这个族群与藏族的渊源性；陈刚以泸沽湖旅游发展给摩梭人传统民族饮食文化带来的变迁，来昭示旅游发展给摩梭人带来的社会文化的变化。陈浩探讨了云南小凉山地区的民间福利系统与国家福利制度的一些互动；郎维伟根据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研究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变迁；秦莹对云南藏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赵君对西藏城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平措以藏族格萨尔作品为例，探讨了藏语的模拟词的相关问题。
专家探讨中发现，藏彝走廊区域内许多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例如藏族、彝族、纳西族，他们与其他没有文字的族群对族群认同、对文化的整合的动力是不相同的。
三、民族认同与宗教
张泽洪以民族走廊学说来解读《指路经》的文化意义，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的有力阐释；郭建勋认为可在康区多元宗教与地方历史、族群人口流动、多元文化体系的整体关联中，挖掘多元宗教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象征意义，来研究多元宗教与社会秩序互动变迁的动力和过程；高志英从王骥崇拜仪式看中缅边境地区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刑莉、王平、郑洲分别以蒙、回、藏三个地区为例来研究文化的融合，讨论社区发展和社区变迁的矛盾。这三个地区的特点无论是通婚，还是回民社区、汉人社区或政府推导的社区发展，各种社区结构的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还有寺庙社区和当地发展社区的互动互惠互利这样的关系，是非常新的，具有建设性的。李玉琴从文化自我认同视角来看文化保护的问题，提到了自我认同的力量，非常新颖。杨福泉提醒到，我们做非遗保护也好，文化保护也好，会把它精英化，太学术化，使保护对象与日常生活实际脱离，保护一个，就会损失一个，就会造成欲速不达的效果。
四、国家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
赵旭东在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的发言中指出，路的研究如何解脱人类学对传统族群研究的约束，在更大程度上看到未来人类学的发展动态。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说明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而政府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主导作用；陈玉平介绍了国家通道上的傩文化，涉及到了通道及傩文化作为文化现象，与周的区域关系问题。罗康隆教授与叶成勇教授都是从国家与社会尤其在边疆地区，怎么样从碑刻里体会族群之间的关系，村民之间与乡民之间的动态的关系，罗康隆从清以来贵州黎平黄岗村落的应对策略中看到国家与地方互动的普适性规律。叶成勇从贵州沿河县“军门禁约”碑的考证，来解析明清时期贵州的“汉奸”问题。徐赣丽谈到侗族的公民社会，侗族古楼成为公共空间，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的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彭文斌认为从通道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忽视了在西南地区流动的符号，像纳日教授提到的符号的问题。我们的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到茶马古道、藏彝走廊、苗疆走廊的影响，在西南地区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的路和道、走廊，有些是观念上的，有的是实际的，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是理论的思考，是呼唤一种动态的人类学，冲破现代的足迹研究，冲破现代的区域研究，更多的走向一种以空间、人文关系、现代性，来体现西南地区动态的状态。
五、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研究、中国民族识别与西南民族
张曦提出自主与非自主的流动，是有关流动人口在城市里面的适应过程，有的就叫交融等等。一般来讲，牧民普遍是流动的，而关凯提出不流动的草原问题，阐释了为什么他们不流动，而要坚守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和文化。朴光星在压缩性的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中，提到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意识认同要保持，特点要保持，语言要保持，这是他们要关注的问题，不是像一般的学者认为少数民族进城会同化掉，研究表明少数民族进城后其文化意识会变强。差异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到现实，在差异怎么找到一种共识。良警宇解释了流动穆斯林清真餐饮空间的生产逻辑，涉及国家行政化的干预问题，清真餐厅的开办都有国家的特许。秦和平认为民族识别不是建国初的专门民族工作，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而是民族调查，有的民族在古史上都有，现在的56个民族是国家逐步分批确认的；沈海梅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其实质是归属政治的建构，男女性别差异也被组织进归属政治的建构过程中。聂文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作了一个概述，这个概述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王献军区别了贵州的黎族和海南的黎族，他认为这是不同的民族，因为种种原因贵州选用了同一个名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研究员对这次讨论作了总结，他认为《民族研究》跟西南民族大学共同发起创办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对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对未来的民族学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
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认为，“西南论坛”对加强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次论坛以区域社会文化为主题，围绕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民族学与宗教学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的、精彩的探讨，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体会，提出的问题和对策具有现实的价值，是启迪智慧和增进友谊的学术思想盛会。
作者简介：王珏（1963-），男，四川邻水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刊》常务副主编，副编审。研究方向：编辑出版、期刊评价、民族学。四川 成都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