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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很多人仍在怀念70年前的一段演讲。那是宋美龄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个片段，身着一袭得体旗袍的她站在美国的国会山上，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美国国会议员及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奋力抗战的艰苦历程。
美国媒体评价说：“蒋夫人在这次直到1943年5月才结束的长期访问过程中公开露面时，博得了人们极大的钦佩和欢迎，这是自从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成功飞越大西洋以来，任何人都没有受到过的待遇。”
最近，有网友翻出了这段尘封已久的黑白视频，并在网上被热传。
实际上，政界女性的形象与衣着向来都极易引起关注。无论是风气开放的民国，还是充满禁忌和教条的“文革”时期，中国政坛女性从没在衣着打扮上落下风头。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宋美龄有一个称呼叫“中国旗袍第一夫人”。她一生有无数件旗袍，陈列在她的超大衣柜里，她留下的影像中也大都身着旗袍。有媒体报道，宋美龄1991年决定永久定居美国时，乘坐的飞机中装有99箱私人衣物，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她毕生挚爱的旗袍。
蒋介石对她钟爱旗袍这一嗜好很是支持，为她钦点了专职旗袍裁缝师张瑞香常伴左右，夜以继日地为她缝制新品。
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在谈到宋美龄的爱好时，讲述过这样一个细节：她非常懂得运用女性自身的魅力，比如在开会时穿着旗袍，特意露出腿，当年轻的军官们纷纷把目光投射过来时，她立刻用两手一遮，军官们看不到了，便纷纷叹气。
突出个人的女性特质并不是宋美龄的专利，民国时期置身于政党帮会与教界学阀的知识新女性也常常把精力花在精致大胆的穿着上，以表明自己所倡導的社会见解和独立意识。
郑毓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取得法学博士、并注册法国律师协会的新女性。这位策划过暗杀袁世凯和良弼的女强人，因“玫瑰枝事件”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一时轰动法国。回国后她与丈夫魏道明在上海开办律师行，经常出席社会活动。魏道明先后出任过多国大使，并最终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的身份也转为大使夫人，并陪同宋美龄访美，与杜鲁门夫人结为知己。
郑毓秀给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她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上装，衣服裁剪得体，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中国女性柔美的身躯，耳垂上戴着一副母亲送给她的玉耳环，手腕上一对玉手镯……体现着东方女性优雅的气质和风韵。”可见当时的职业女性，既不愿舍掉饱含凝结传统美感的东方时尚，又渴求西方审美对身体的舒张与解放。
时光转到20年后，中国又迎来了一位新的“第一夫人”，她和宋美龄一样，也是一位旗袍爱好者。
很多中年以上的国人会对新闻纪录片《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记忆犹新。影片中，一袭中式旗袍的王光美以她优雅的身姿和装扮，给时人留下了最初的时尚启蒙。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的第一夫人，王光美仪态优雅，充分显示了东方女性的神韵，为出访增色不少。”当年作为外交部亚洲司陪同出访的工作人员、后为中国驻缅甸和印度大使的程瑞声，这样评价王光美的此次出行。
据说王光美的一身行头得益于“国母”宋庆龄的指点。宋庆龄让秘书到锦江饭店给王光美开了一个单子，上面写满了注意事项，例如礼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参观时可以穿便鞋，正式宴会要穿有一点儿跟的鞋……结果，效应明显，一些海外媒体将她称作“中国最美丽的女人”。
其实，王光美本身就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她从小就注重衣着外表。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在西柏坡，她都经常身着一件雪白衬衣，下面搭配一件蓝色工装裤，站在人群中，有种一枝独秀般的醒目。即便是在五六十年代，她也经常自己去买布料做衣服，一条小纱巾，一个小发夹，白衬衣翻领搭在蓝布衣之上，稍加点缀便透出难得的雅致。
和王光美几乎同一时期的外交才女、乔冠华夫人龚澎虽然也爱穿旗袍，但也不限于此。代表新中国出席国际场合的她，即便在美国记者眼里，也是一位漂亮且气质不凡的女性。根据女儿乔松都的回忆，“她从不刻意修饰自己，而且偏爱中式服装。每逢出国访问或有重要活动，她都喜欢穿一件旗袍，然后外面再套一件西装，看上去既得体又有风度”。
到1970年代，民众对时装之美的个性需求反而被过分压制，军装成为当时生活中最令人艳羡的奢侈品。除了领口和口袋有区分以外，性别差异淡化到最小程度，最时尚的装束就是草绿旧军装，扎上棕色武装带，胸前斜挎帆布包。
当然，风气再紧，国人也有挡不住的智慧来为自己的服装增色，长尖型立领、翻驳头、门襟钉三粒纽扣、暗袋，都是那时政界女士最爱的小设计。
1973年，江青曾在陪同外宾时，也出人意料地穿出了一套仿古连衫裙。第二年，她趁批林批孔运动之际推行“服装革命”。她告诉服装设计人员：“男同志服装已定型，是中山服，女同志服装没有定型，要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为女同志设计带有民族特色的新型服装。”为此，她亲自指导设计人员翻阅史书，参照旧戏舞台上和历朝贵族夫人、小姐的服式，设计了一款开襟领的裙衣“江青服”，并在全国妇女中强行推广。
“几乎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挂着至少一件同式样的浅色女装——宽松的裙子，V字领。这就是江青装，是由她本人设计的。”一份记录这样写道。
不过，推广了近两年时间，“江青服”没有流行起来，倒是一些有心的女青年改装“江青服”使之变为连衣裙，斗胆显露曼妙身姿和女性风情。
随着时间的递进，眼见历史变革将近，体现时代风尚的女性服饰，也先一步呈现出多变的形态。
1979年，邓颖超要到日本参加访问，出国前找到著名的红都服装厂，特制了一身黑色的丝绒旗袍。当时最令工作人员感到犯难的是，如何才能让当时还是铁烙铁的熨斗在熨烫时不会倒绒。最后技师们拿两块湿毛巾裹住铁烙铁，用产生出来的蒸汽去熏丝绒面料。结果，邓颖超穿在身上喜出望外，回国后带上茶叶，特意专程赶往红都，答谢技师。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风尚日益开放，女性时装的流行元素也越发多样，花样翻新地抖出各种卖点，闪亮，斜肩，花卉，90年代夏季还流行过一阵贝贝裙，无领无袖，腰节线以下有一圈细密的折裥，腰带束于身后。不仅如此，镂空服、吊带衫等令人惊艳一时。色彩上，从亮黑到荧光色，不一而足。
一百年轮回，蓝印花布和镂空领的旗袍工艺，配以吉祥图案，也再次重新披在窈窕女性的身上。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就多次在公开场合身着一袭天蓝色套装，架上金丝眼镜，在台上清一色身穿深色西装的男士当中，倍加夺目。
一个规律是，社会稳定时的服饰，蕴含着繁荣健康的情调，动荡时局则使服饰携带着压抑而散乱的信息。与几十年前相比，时间越往后，服饰越流露出明媚靓丽的气质。
美国媒体评价说：“蒋夫人在这次直到1943年5月才结束的长期访问过程中公开露面时，博得了人们极大的钦佩和欢迎，这是自从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成功飞越大西洋以来，任何人都没有受到过的待遇。”
最近，有网友翻出了这段尘封已久的黑白视频，并在网上被热传。
实际上，政界女性的形象与衣着向来都极易引起关注。无论是风气开放的民国，还是充满禁忌和教条的“文革”时期，中国政坛女性从没在衣着打扮上落下风头。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宋美龄有一个称呼叫“中国旗袍第一夫人”。她一生有无数件旗袍，陈列在她的超大衣柜里，她留下的影像中也大都身着旗袍。有媒体报道，宋美龄1991年决定永久定居美国时，乘坐的飞机中装有99箱私人衣物，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她毕生挚爱的旗袍。
蒋介石对她钟爱旗袍这一嗜好很是支持，为她钦点了专职旗袍裁缝师张瑞香常伴左右，夜以继日地为她缝制新品。
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在谈到宋美龄的爱好时，讲述过这样一个细节：她非常懂得运用女性自身的魅力，比如在开会时穿着旗袍，特意露出腿，当年轻的军官们纷纷把目光投射过来时，她立刻用两手一遮，军官们看不到了，便纷纷叹气。
突出个人的女性特质并不是宋美龄的专利，民国时期置身于政党帮会与教界学阀的知识新女性也常常把精力花在精致大胆的穿着上，以表明自己所倡導的社会见解和独立意识。
郑毓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取得法学博士、并注册法国律师协会的新女性。这位策划过暗杀袁世凯和良弼的女强人，因“玫瑰枝事件”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一时轰动法国。回国后她与丈夫魏道明在上海开办律师行，经常出席社会活动。魏道明先后出任过多国大使，并最终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的身份也转为大使夫人，并陪同宋美龄访美，与杜鲁门夫人结为知己。
郑毓秀给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她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上装，衣服裁剪得体，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中国女性柔美的身躯，耳垂上戴着一副母亲送给她的玉耳环，手腕上一对玉手镯……体现着东方女性优雅的气质和风韵。”可见当时的职业女性，既不愿舍掉饱含凝结传统美感的东方时尚，又渴求西方审美对身体的舒张与解放。
时光转到20年后，中国又迎来了一位新的“第一夫人”，她和宋美龄一样，也是一位旗袍爱好者。
很多中年以上的国人会对新闻纪录片《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记忆犹新。影片中，一袭中式旗袍的王光美以她优雅的身姿和装扮，给时人留下了最初的时尚启蒙。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的第一夫人，王光美仪态优雅，充分显示了东方女性的神韵，为出访增色不少。”当年作为外交部亚洲司陪同出访的工作人员、后为中国驻缅甸和印度大使的程瑞声，这样评价王光美的此次出行。
据说王光美的一身行头得益于“国母”宋庆龄的指点。宋庆龄让秘书到锦江饭店给王光美开了一个单子，上面写满了注意事项，例如礼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参观时可以穿便鞋，正式宴会要穿有一点儿跟的鞋……结果，效应明显，一些海外媒体将她称作“中国最美丽的女人”。
其实，王光美本身就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她从小就注重衣着外表。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在西柏坡，她都经常身着一件雪白衬衣，下面搭配一件蓝色工装裤，站在人群中，有种一枝独秀般的醒目。即便是在五六十年代，她也经常自己去买布料做衣服，一条小纱巾，一个小发夹，白衬衣翻领搭在蓝布衣之上，稍加点缀便透出难得的雅致。
和王光美几乎同一时期的外交才女、乔冠华夫人龚澎虽然也爱穿旗袍，但也不限于此。代表新中国出席国际场合的她，即便在美国记者眼里，也是一位漂亮且气质不凡的女性。根据女儿乔松都的回忆，“她从不刻意修饰自己，而且偏爱中式服装。每逢出国访问或有重要活动，她都喜欢穿一件旗袍，然后外面再套一件西装，看上去既得体又有风度”。
到1970年代，民众对时装之美的个性需求反而被过分压制，军装成为当时生活中最令人艳羡的奢侈品。除了领口和口袋有区分以外，性别差异淡化到最小程度，最时尚的装束就是草绿旧军装，扎上棕色武装带，胸前斜挎帆布包。
当然，风气再紧，国人也有挡不住的智慧来为自己的服装增色，长尖型立领、翻驳头、门襟钉三粒纽扣、暗袋，都是那时政界女士最爱的小设计。
1973年，江青曾在陪同外宾时，也出人意料地穿出了一套仿古连衫裙。第二年，她趁批林批孔运动之际推行“服装革命”。她告诉服装设计人员：“男同志服装已定型，是中山服，女同志服装没有定型，要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为女同志设计带有民族特色的新型服装。”为此，她亲自指导设计人员翻阅史书，参照旧戏舞台上和历朝贵族夫人、小姐的服式，设计了一款开襟领的裙衣“江青服”，并在全国妇女中强行推广。
“几乎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挂着至少一件同式样的浅色女装——宽松的裙子，V字领。这就是江青装，是由她本人设计的。”一份记录这样写道。
不过，推广了近两年时间，“江青服”没有流行起来，倒是一些有心的女青年改装“江青服”使之变为连衣裙，斗胆显露曼妙身姿和女性风情。
随着时间的递进，眼见历史变革将近，体现时代风尚的女性服饰，也先一步呈现出多变的形态。
1979年，邓颖超要到日本参加访问，出国前找到著名的红都服装厂，特制了一身黑色的丝绒旗袍。当时最令工作人员感到犯难的是，如何才能让当时还是铁烙铁的熨斗在熨烫时不会倒绒。最后技师们拿两块湿毛巾裹住铁烙铁，用产生出来的蒸汽去熏丝绒面料。结果，邓颖超穿在身上喜出望外，回国后带上茶叶，特意专程赶往红都，答谢技师。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风尚日益开放，女性时装的流行元素也越发多样，花样翻新地抖出各种卖点，闪亮，斜肩，花卉，90年代夏季还流行过一阵贝贝裙，无领无袖，腰节线以下有一圈细密的折裥，腰带束于身后。不仅如此，镂空服、吊带衫等令人惊艳一时。色彩上，从亮黑到荧光色，不一而足。
一百年轮回，蓝印花布和镂空领的旗袍工艺，配以吉祥图案，也再次重新披在窈窕女性的身上。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就多次在公开场合身着一袭天蓝色套装，架上金丝眼镜，在台上清一色身穿深色西装的男士当中，倍加夺目。
一个规律是，社会稳定时的服饰，蕴含着繁荣健康的情调，动荡时局则使服饰携带着压抑而散乱的信息。与几十年前相比，时间越往后，服饰越流露出明媚靓丽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