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蒙古显赫的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13岁就成了34岁的皇太极的新娘。
　　她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笼络各方势力，在皇太极驾崩后让自己唯一的儿子福临登上了皇位。
　　她痛失爱子后，辅佐幼孙康熙继承大业、开创盛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这便是孝庄，一个清初三代帝王背后的女人。
　　说起孝庄的事迹，无论野史、正史都有了很多的记载和传说，被历史的尘埃遮盖，她许多传奇性的故事也显得扑朔迷离起来，比如她是否与多尔衮相恋于青梅竹马，她是否曾经乳名叫“玉儿”，她是否在尊为太后时下嫁了多尔衮等等……
　　不管如何，后人们根据史料记载，剥开历史的迷雾，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她的伟大、隐忍、果敢和大义。
　　庄妃诞下福临
　　皇太极称帝前，生有五位皇子：长子豪格，公元1609年生，封肃亲王，其母是继妃海西女真乌拉部的乌拉纳喇氏。次子洛格，公元1611年生，11岁死。三子格博会，公元1611年生，7岁死。四子叶布舒，公元1627年生，封铺国公，其母是庶妃颜札氏。五子硕塞，公元1629年生，封承泽裕亲王，其母是侧妃海西女真叶赫部叶赫纳喇氏。称帝时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未生子，而且，从公元1628年到公元1637年中间，九年无皇子出世，仅有八位皇女降生。不仅皇帝、后妃，乃至整个宫廷都期盼着天赐麟儿。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 ）七月八日，东宫大福晋海兰珠生下一子，皇八子的诞生，让年已45岁的皇太极兴奋不已。这一年，他连得三位皇子，唯独皇八子是有名号的皇妃所生。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八子患天花夭折。
　　永福宫庄妃其时正身怀六甲，而且妊娠已11个月，超过预产期。她先有三女，当然渴望能生皇子。皇八子的夭亡，无形中增加了对她的压力。果真能生皇子既可以抚慰皇帝内心的创痛，又能弥补由于皇八子之死带来的姑侄三人都无子的缺憾。
　　在皇八子去世的第三天，即正月三十日晚上八时左右，皇九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帝，呱呱坠地。
　　小福临的一声啼哭，划破了笼罩在盛京皇宫上空的乌云，人们奔走相告，脸上展现出宽慰的笑容。皇太极应当欣赏自己的圣明：用“永福”命名次西宫。庄妃真是一颗福星，这颗福星重新照亮了他的心，让整个皇宫感受到“福”的来临。所以，为皇九子取名“福临”。
　　捕风捉影的“太后下嫁”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擅改“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这也是孝庄太后下嫁传说出现的源头。摄政王而又冠以皇父，中国古代历朝无此先例，一时“民间议论纷起”。人们由皇“父”联想到皇“母”，皇“父”是摄政王，皇“母”是孝莊太后，猜测想必是摄政王与孝庄太后成婚了。
　　前辈学者孟森先生，在《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传述了这种情况，他说：“清世虽不敢言朝廷所讳言之事，然谓清世祖之太后下嫁摄政王，则无南北，无老幼，无男女，凡爱述故老传说者，无不能言之。求其明文则无有也。”
　　孟森先生认为，皇父之称，犹如古代“尚父”、“仲父”，都是皇帝对臣下的尊称，并不能指为太后下嫁的确据。如周文王称吕望（姜子牙）为尚父，意为可尊尚的父辈。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乃事之如父之意。总之，“尚父”、“仲父”之称，并非真的成了父亲，都是国君对劳苦功高重臣的尊称。多尔衮之称“皇父”，当属此例。
　　“太后下嫁说”最早出自从事抗清斗争的张煌言写的太后下嫁诗。原文为：
　　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逐句分析这首诗，可以发现许多地方与史实不符。据史书载，清朝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修建慈宁宫。孝庄太后是这年才搬进去的，时年已经42岁。如果在慈宁宫大办婚事，必须在顺治十年后。但多尔衮已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皇太后下嫁谁呢？
　　“春官昨进新仪注”，是说礼部进呈结婚的礼仪程序，后来演绎成这个草拟太后下嫁仪注的礼部尚书便是钱谦益。而至今未见当时礼部有什么太后下嫁的新仪注。钱谦益曾做过南明弘光小朝廷的礼部尚书。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时，钱谦益降清，翌年五月，被清廷任命为礼部侍郎兼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至六月，以病退休。顺治五年冬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时，钱谦益早已返回原籍，说他以礼部尚书领衔奏事太后大婚，实为子虚乌有。
　　张煌言的诗，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南明与清朝对抗在文学领域的延伸。言及历史，无事实根据，任意评说，极不可取，更不可信。
　　辅佐儿子削弱议政王会议权势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正月十二日，也就是摄政王多尔衮病死一个多月后，福临举行亲政典礼。顺治帝亲政时14岁，少年天子，难以肩负起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重任。指导他、辅佐他的责任，首先就落在孝庄太后身上。顺治在会议前后或遇到难题必请教母亲，重要奏折也要批呈母后阅览。对于需要皇太后辅佐皇帝掌理朝政一事，朝廷上下已形成共识。为了便于皇太后过问国事，特将内三院衙署移到紫禁城内。这时的内三院大学士有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洪承畴等人。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巩固北方、统一南方，都要靠八旗劲旅。诸王或领一旗，或领若干牛录，属下满、蒙、汉军，人数多者达数万，少者也上千。他们在战场上立功，在朝廷有权。皇帝亲政后要依靠他们，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就比较大、管事宽，有时甚至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顺治帝的谕旨也曾遭到否决。
　　顺治八年二月初五，议政王大臣等议处大臣罗什、博尔惠等五人之罪，其中罗什、博尔惠论死，籍没其家，其他三人开除宗室为民。顺治帝认为处理过重，要求诸王重议罗什、博尔惠是否可免死，可是众议政王不同意，皇帝只得服从众人的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年轻的皇帝难免心烦，不时要发火。这时，他的母后就帮他解决难题。首先劝皇帝要忍耐，适当作些妥协让步，以求得诸王对皇帝的支持。与此同时，皇太后还要帮助皇帝策划削弱议政王会议权势的措施。
　　皇太极在世时，曾遇到过诸王权势过大，与汗（皇）权发生矛盾的问题。通过不断调整及扩充议政王公及议政大臣的数目，有效地削弱了诸王权势。皇太后利用历史经验，帮助顺治改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员成分，增加其名额。
　　仅顺治八年至十二年所任命的议政大臣就多达30余人。这样有利于集思广益和改变个别人独断专行、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局面。
　　节省宫中银两赈济灾民
　　顺治帝亲政后，面临着一个最大难题就是财政拮据。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三月，国库仅有20万两储备银，而四月应支付京师各部院文武百官的年俸银就需要60万两，这说明国库不但是空的，而且还是亏的。不得已，皇帝令取皇宫内库银按时发放官俸。
　　这官俸银在全国财政支出中其实仅占一小部分，最刻不容缓要国库负担的是兵饷。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陕西增兵，发饷就将近360万两。据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四月吏科都给事中的奏章说，现今兵饷年缺额440余万两。此外还有内外王公贵族的俸银和禄米等物，以及赈济灾民、治理江河、接待外使、宫廷开支等。
　　此时统一全国的征战尚在进行中，赋税收入有限。顺治十年陕西赋入186万两，仅够当年兵饷的一半。百姓十分贫困，不但无法加征赋税，还要减轻人民负担，由国家救济灾民。在这种情况下，节支的意义更显得重要。
　　顺治帝亲政，为皇太后上尊号时，皇太后就训导皇帝要以民为本，关爱人民。在全国兵民困苦、国家财政困难的状况下，善于持家理财的皇太后率先垂范，节用爱民。
　　北京及其附近州县，连年荒歉，民不聊生。每有灾荒，顺治帝必及时亲诣慈宁宫，向皇太后奏报灾情。顺治十年七月十三日，皇太后面谕皇帝：发宫中节省银八万两，赈济满汉兵民。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皇帝接连谕告户部：地方灾荒除已减免钱粮外，重灾区需另加恩恤，命户礼兵工四部察发库储银十六万两。皇太后闻知，又发宫中节省费用并各项器皿共银四万两，皇帝也发御前节省银四万两，共二十四万两，派满汉大臣16员分赴八府地方赈济。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畿辅近地受灾严重，从夏到秋，霪雨、蝗虫，灾害不断，民生艰难。八月十二日，皇帝到慈宁宫，朝见皇太后，奏知灾荒和人民生活困苦情况。皇太后慈谕：“小民如此苦楚，深为可悯，所有宫中节省银三万两，即行发出，速加赈济。”
　　对于只有八岁的孙儿皇帝，太皇太后一是让他直接参与听政、议政、决策大事，逐步学会独立掌理朝纲；二是教以治国之道。太皇太后还大胆改革传统旧制，决定由上三旗元老重臣共同辅政。上三旗大臣，与皇帝休戚与共，他们与太皇太后和皇帝之间除君臣关系外，还有旗主和旗员之间的严格隶属关系，要随时向太皇太后请示汇报。
　　康熙对祖母“晨昏依恋三十余年”，已经习惯遇事听听祖母的见解。祖孙二人感情深厚。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十一月，太皇太后“圣体违和”，康熙皇帝衣不解带亲自侍奉35昼夜，让太皇太后深感慰藉。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时左右，孝庄太皇太后病逝于慈宁宫，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