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被索马里海盗劫持整整253天后，3月1日下午，“泰源227号”7名中国船员终于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当天到达的利比亚归国人员相比，他们没有鲜花，也没有欢迎的条幅。不过，在漫长的磨难之后，“只要能回家，就是个幸福的结局”。
海盗来了
情况不对劲——在第一时间，轮机长徐剑行就看出来了。一辆白色雅马哈小艇从那艘身份不明的母船身下窜出，直奔“泰源227号”而来。
2010年5月6日傍晚，和往常一样，23岁的厨师穆文兵在厨房里准备晚餐。这天，他特地给船员们炖了只鸡，还加了点中药材，“准备给大家补一补”。他的中国同伴黄忠科和雷金聚在船头启动了扬绳机，并未发现危险正从侧面袭来。
他们受雇于“泰源227号”，在印度洋从事捕捞金枪鱼的工作。这是一艘注册于台湾高雄的延绳钓鱼船，属于中国台湾泰安渔业公司，2009年10月，从新加坡开出，一直漂泊在海上。如果不出意外，20多天后，他们将到达毛里求斯港口，进行休整。
然而，海盗从傍晚的滂沱大雨中不期而至。
船长虞飞越紧急加速，试图作最后的挣扎，不过，笨重的渔船终究不敌那艘60马力的雅马哈小艇。枪声猛然响起，弹壳“咣咣”地就在驾驶舱地板上泼了一地—这不是电影《加勒比海盗》，这是一场真实残酷的死亡游戏。
在徐剑行的回忆里，拿着AK-47、扛着火箭筒的海盗只用10分钟时间，便将“泰源227号”渔船控制住了。最先上船的4名海盗穿着迷彩服，鸣着枪冲着驾驶台而去，他们关闭了船上的通信设备，上来就扇了船长虞飞越几个耳光——你还想跑？
当一双双黑黝黝的脚在甲板上晃来晃去时，干完活的四川青年杨俊还在船舱里酣睡，有人把他从梦境中推醒，他睁眼一看，一个黑人拿着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他一个激灵，醒了。
28名船员被叫到甲板上，抱着头跪在那里。在海盗的威胁下，轮船调头向西，驶向索马里。海盗们用枪指着船长，逼他给台湾船东蔡明宪打电话，索要300万美金。
对船员们来说，绝望的263天由此开始。对于徐剑行、虞飞越以及他们的同事们，生存下去，将是一件需要前所未有的智力、勇气和运气的事情。
漂浮的暴政机构
在苦闷的日子里，迷信的海员们思前想后，认为这趟劫难终究是命中注定。徐剑行说，他们在马尔代夫外海被劫，那里东经67度、北纬2度，之前他们了解到，索马里海盗在东经55度附近活动。跟“泰源227号”一起作业的还有4艘渔船，每晚，这些渔船在海面上用灯光互相致意。当枪声在“泰源227号”上响起后，这些渔船作鸟兽散。
船员们事后甚至分析，当天“泰源227号”并不是海盗的猎物，只是凑巧遇上了大雨，急需栖身之所的海盗顺手劫持了这艘高3层、载重550吨、长约50余米的渔船。相比渔船而言，海盗们偏爱货船、商船、油船，后者往往意味着高额的赎金。
40岁的徐剑行反复地称，“都是天意啊！”原因是出事前3天，他心情都很不好。他和船长虞飞越、大副陈国忠都来自浙江舟山六横岛，离普陀山很近。在那个渔村，祖祖辈辈靠捕鱼为生。徐剑行18岁时就外出跑船，21岁时，他的父亲在外洋捕鱼，不幸出了事故，尸骨也没能入土。
2009年，经舟山市普陀东舟船舶船员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介绍，徐剑行于当年9月26日在新加坡登上了“泰源227号”。这艘船上的高级船员——船长、轮机长、大管轮、大副都来自于这个劳务公司，徐的工资最高，每月1950美元，船长每月1750美元，大管轮和大副每月750美元。
在一艘艘补给船的输送下，走向大洋的船员们登上了世界各国的渔船或货轮。2007年，时年20岁的厨师穆文兵，被重庆万州国际劳务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招聘海员的广告打动了，“圆你出国梦，三年15万”，原本在火锅店打工的他立即辞了职。
事实上，海上生活远非免费旅游和高工资，而是充满着孤独和艰辛。
令穆文兵觉得幸运的是，船上28名船员中共有9名大陆同胞，另有7名肯尼亚人，4名印尼人，3名菲律宾人，3名越南人和2名莫桑比克人。每天晚饭后，看影碟、打牌是中国船员们消遣打发时间的方式。
每年一次的到岸休整，是船员们漫长航行中短暂的幸福时光。穆文兵的收入并不算高，每个月船上发50美元，另外，万州的劳务公司为他每月存250美元的工资。年轻的中国船员们，每月工资都在300-350美元中间；外国船员更少，每月只有200美金。
本来，这次他们休整的目的地是“上帝的放纵乐园”毛里求斯。不过，索马里海盗的出现破坏了他们的原定计划——他们被要求不准说话、不准走动、只能睡觉，就连上厕所都得请示汇报，有时只能在甲板上解决问题。
索马里海盗是远洋船员最不想相遇的人。1991年，索马里的巴雷政权被推翻，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这里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现代的捕鱼船面前，他们的渔业陷入困窘，最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海盗，起初多在亚丁湾作案，近来为避免被护航军舰截获，也会选择在海域广阔的阿拉伯海或是印度洋犯案。
在最初的几天，对这些船员而言，这些海盗更像是漂浮的暴政机构。穆文兵说，最大的危胁是海盗阴晴不定的脾气。由于和台湾船东谈判不顺，船员们成了海盗的出气筒，动不动就被打耳光，或者用绳子抽，有时还用高压水枪冲。
在船上一起共患难的外国友人里，大陆船员们普遍对肯尼亚船员意见较大。肯尼亚毗邻索马里，两国语言相通。徐剑行说，当海盗最初从小艇架着梯子上船时，肯尼亚船员充当的是“带路党”的角色，之后海盗多番搜查船员们隐藏的财物，多跟肯尼亚船员通风报信有关。
在荷枪实弹的威胁下，“泰源227号”在海面上行驶了5天5夜之后，到达了索马里。在索马里海域上，20多条大船被锚链串在一起，都是被海盗劫持过来的。
等待的焦灼
这艘船的遭遇显然引起了相关政府的注意。2010年5月8日，台湾“中央社”报道称，台“外交部”已经将渔船遭海盗劫持的消息，通知国际海事局及海盗通报中心，虽无台湾籍船员，但台“外交部”仍将继续与“农委会渔业署”及“海巡署”等相关单位保持密切联系，以提供必要协助。4天后，中国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称，大陆方面高度关注船员安危，“将根据台湾船东的要求尽力提供协助”。
而在地球另一端，船员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盗掠夺了他们的手机、财物，就连看上去稍微好点的衣服也没放过，显然，这些海盗也喜欢“made in China”的东西——徐剑行称，那些底层海盗一看就很穷，基本上不穿鞋，有的全身就围着一块当地的筒裙。
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大陆，轮机长和船长的妻子已经通过央视的报道，得知“泰源227号”在距离索马里东海岸约900海里处失去联系的消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她们宁愿相信这是一条假新闻，直到联系上了负责劳务输出的东舟船舶公司，并于2010年5月10日向舟山市普陀区台办报了案。
家属被告知，要耐心地等，谈判营救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2010年5月14日晚上，船员们被允许使用卫星电话与家人取得联系。徐剑行们含泪告诉家人，不要担心，海盗只要钱。而5名级别低的大陆年轻船员，都没向家里透露被海盗劫持的事情。“说了他们更担心，也没有解决办法。”来自河南南阳的船员雷金聚说。
在漫长的等待中苦苦煎熬了3个月后，劳务公司突然联系不上台湾船东蔡明宪了。普陀区台办将此事汇报给了舟山市台办。
舟山市台办经济交流处张姓处长介绍，在得知此事后，市台办立即向浙江省台办书面汇报了此事，并通过国台办、海协会跟海基会取得了联系，请求海基会协助查清台湾船东的下落和资产状况。不过，由于海协会、海基会都是民间组织，另外，“可能船上没有台籍船员，没有台湾家属闹事，台湾方面好像也不着急”，对方迟迟没有答复。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海盗们告诉船员，谈判“finish”了，他们联系了船东两次，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船员们绝望了。徐剑行说，不仅在心理上，更在生理上。拉肚子似乎是无法避免的，船上早就没了吃的，他们只能吃捕鱼用的鱼饵，有时他们不得不闭着眼睛嚼。
2010年9月，焦灼得不行的徐剑行给家里来了个电话，他想证实台湾老板放弃营救这回事是不是真的。尽管卫星电话被海盗收缴，但是随机应变的徐剑行还是悄悄地藏了一台单边带，趁着夜深人静、海盗不注意时和国内保持联系。徐介绍，单边带是一种无线电通信设备，主要用于远程通信，呼叫需要通过广州电台的中转。
家属称，为了让这些沮丧的船员有生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不敢告诉船员们船东已经失联，只是安慰他们“政府正在抓紧营救”。
除了政府，性命挂在枪口下的船员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泰源227号”上供奉的观音像来自于佛教圣地普陀山，徐剑行们每天念佛经、拜观音。
跟船员一样焦灼的，还有拿不到赎金，甚至连谈判对手都找不到的海盗。穆文兵称，海盗们跟着他们一起拜佛，一起祈祷这个来自东方的神仙，“我们早点拿到钱，你们就能早点走了”。因为海上的命运太难把握，所以各国的水手们都很迷信，无论哪里听来的忌讳，他们都会相信。
成了海盗船
在给家人的电话里，徐剑行说，“泰源227号”上的海盗们10天换一次班，每次约13人左右，年龄从十几岁到几十岁不等。相处久了之后，海盗们也多少对船员多了些客气。他们在闲聊中得知，不少海盗来自于别的国家，来索马里是“打工”，也有不少海盗甚至白天做警察，晚上上船做“兼职”。
如果顺从、听话，海盗们并不会故意伤害船员。船员们能找海盗要烟抽，有时也能去海盗的厨房偷吃牛奶和羊肉。海盗们还喜欢嚼一种叫做“khat”的草，它外形无异于路边的杂草，草汁有刺激性，他们告诉穆文兵，手上的一把草要50美金。有次海盗们越吃越兴奋，还让穆文兵尝一尝，穆发现又苦又涩。
让穆文兵印象深刻的是，有次一个看似海盗中的“中层人员”来“泰源227号”巡视，还给每个船员发了一块筒裙和一张面值1000索马里先令的钞票。穆被告知，那张钞票不值钱，“在索马里连根香烟都买不到”，就是给他们留个纪念。
不过，这种微妙的平静和短暂的安全很容易被任何意外事件打破。最令徐剑行刻骨铭心的是，有次因船上的海水淡化装置无法作业，海盗认为他在故意破坏，拿着高压水枪对着他冲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船长替他下跪求情。
在偷偷打回家的电话中，徐剑行让家人去寺庙里做做佛事，原因是他们认识一个寺庙的住持“好像认识国家领导人”，因此，船员们希望“叫社会上人帮忙，叫中央领导救救我们”。
家属称，这时他们也不敢告诉船员确切消息，怕毁了他们活下去的信念——船东蔡明宪已经宣告破产，他在台湾的两幢房子和船只都被卖掉，被银行查封抵债，而蔡明宪本人则去向不明。
舟山市台办张处长说，在船员们被劫6个月后，2010年11月，普陀区、舟山市、浙江省三级台办派员去北京国台办、海协会，通过与海基会沟通，希望能够找到蔡明宪的下落。“海盗的谈判对象是蔡明宪，只要他能坐下来谈，钱哪怕我们想办法凑”。
张称，一度曾流传蔡明宪躲在大陆，台办也曾通过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查询，但是发现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他抱怨说，负责劳务输出的东舟船舶并没有对台业务资格，属违法经营，这家中介连船东的台胞证等身份信息都不知道。
这时，就连海盗们对赎金也不敢抱有希望了，但他们还是企图利用这艘船来获得点实惠，穆文兵回忆说，海盗们把快艇放到这艘船上，把这艘船变成了出海劫持的母船。
然而，由于“泰源227号”被劫已为公众所知，因此每次出海都频频遭遇各国的军舰，侦察机、战斗机不时掠过上空。穆称，每当此时，海盗就会向船舱大喊“China，No.1”，蹲在舱里的船员便鱼贯列出，以中国船员为首到甲板上站队，成为海盗手中的人质。海盗于是向对方喊话，“You kill one，I kill two.（你敢杀我一个，我就杀俩人质。）”
第三次出海之前，海盗用油漆把原来的船号抹去，漆成了“Malaysia 618”，不过，照样出师不利。
第四次，“Malaysia 618”变成了“Japan 555”。这一次，他们遇上了一艘法国军舰，渔船差点被击沉。炮弹落在船头与船尾，震动船舱里的每个人，驶出的索马里快艇也被打坏了发动机。
这次之后，海盗们只能把这个烫手山芋转为接驳船，为其他被劫持的船运送柴油和物资。徐剑行们仍在海盗眼皮底下干活，不干活时只能在船舱里，“连阳光都见不到”。
狂飙自救
等到被劫持的第七个月，船员们绝望至极。徐剑行称，在他们之前被劫持的船早就交了赎金走了，在他们之后的也走了，有艘载满汽车的货船，交的赎金高达690万美元。
劳务公司东舟船舶中介人员张薛娣介绍，舟山台办曾要求他们去趟台湾，公司经理去了，找了台湾有关方面——至于哪些部门，张并不愿意透露。
这趟台湾之行，照样没能探听到蔡明宪的下落。这次，家人不得不在通话中告诉船员们惨淡的事实。徐剑行称，船员们一直以来的侥幸心理破灭了。
中国船员们开始集思广益自救措施。徐剑行透露，他们首先对海盗制造这艘船“不吉利”的舆论，凑巧的是——因为这艘船，海盗出了不少事故。有4个海盗乘坐一艘快艇来“泰源227号”拿了几条金枪鱼，在归程中遇上了风浪，无一幸存；还有一次，一个海盗蹲在船甲板上时被大浪卷到海里，捞起来时已经半死。
在为其他船接驳的过程中，轮机长徐剑行开始偷藏柴油。船上一共有8个油车，海盗只知道6个，徐在另两个油车中，一个藏了20多吨，一个藏了30多吨。这50多吨柴油，成了后来他们穿越印度洋的救命装备。
惊喜在2011年1月24日总算到来。当天索马里时间9点多，海盗要求“泰源227号”出海，称如果能劫持到一条船，就放了他们。徐剑行列举了该船历次出海的失败经历，又故意称，没柴油了。
徐剑行说，看得出来，海盗确实对这艘船也没指望了。在一番理论之后，海盗又给了他们一点柴油和大米，“量非常少，他们想让我们在海上自生自灭”。
一个好心的海盗也建议徐剑行，把船旗换成五星红旗，这样在公海上安全系数更高。徐说，海盗们对中国的国力印象深刻。
回家的信念，让船员们冒险狂飙在印度洋上。他们本打算去马尔代夫，但是柴油只够他们到斯里兰卡。在被海盗劫持253天后，长期未清洗的船身已经长满了贝壳，原本每小时10海里的航速只能开到6海里，足足开了10天。
回家
2月2日中午，“泰源227号”终于抵达斯里兰卡。当天，台湾“驻印度代表处”派员，会同“泰”船在当地代理商，通往科伦坡港处理善后事情。船员介绍，在当得知他们获释之后，蔡明宪的姐姐蔡明君联系了斯里兰卡的代理商，处理港务。
船员们要求拿回自己的工钱，自从2010年5月7日被劫后，他们的工资就停发了。听说蔡老板破产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印尼船员当场气得吐血，晕了一天一夜。
面对流泪的船员，台湾“驻印度代表处”派员表示，将尽快打报告，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也给船员们送来了水果、泡面、茶叶各两箱，这令船员们对中国政府充满了好感。不过，中国船员们则羡慕印尼船员，“印尼政府对他们4个船员太好了，给钱，给衣服穿，给手机，给吃，还让他们住大使馆。”
徐剑行称，身为大陆船员，已经足够幸运——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根本就没露面。
在斯里兰卡停留一个月，工资还是遥遥无望。徐剑行称，因为船东方面没派人来斯里兰卡，代理商也是受害者，都在垫钱。在协商之后，代理商给每人发了100美金的零用钱，并提供回国的机票。
3月1日，船员穆文兵和他的另外6名同伴陈国忠、梅建耀、杨俊、罗青春、雷金聚和黄忠科，搭乘斯里兰卡航空公司UL886次航班，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在这大团圆的结局中，徐剑行被告知——他和船长虞飞越必须留下，等待新船长和轮机长来接手。徐说，目前越南人、菲律宾人也走了，莫桑比克、肯尼亚籍船员还在船上，“死都不肯走”，“他们要工资”。
对于工资，徐剑行们已经不抱希望了。
不过，家属们总想挽回点损失，一个家属嘱托记者，“你好好写，有机会出本书。出书了让出版商给船员点钱，他们磨难太大了，一分工资也没有”。
标题他都想好了，叫《我在索马里海盗手里的253天》。
海盗来了
情况不对劲——在第一时间，轮机长徐剑行就看出来了。一辆白色雅马哈小艇从那艘身份不明的母船身下窜出，直奔“泰源227号”而来。
2010年5月6日傍晚，和往常一样，23岁的厨师穆文兵在厨房里准备晚餐。这天，他特地给船员们炖了只鸡，还加了点中药材，“准备给大家补一补”。他的中国同伴黄忠科和雷金聚在船头启动了扬绳机，并未发现危险正从侧面袭来。
他们受雇于“泰源227号”，在印度洋从事捕捞金枪鱼的工作。这是一艘注册于台湾高雄的延绳钓鱼船，属于中国台湾泰安渔业公司，2009年10月，从新加坡开出，一直漂泊在海上。如果不出意外，20多天后，他们将到达毛里求斯港口，进行休整。
然而，海盗从傍晚的滂沱大雨中不期而至。
船长虞飞越紧急加速，试图作最后的挣扎，不过，笨重的渔船终究不敌那艘60马力的雅马哈小艇。枪声猛然响起，弹壳“咣咣”地就在驾驶舱地板上泼了一地—这不是电影《加勒比海盗》，这是一场真实残酷的死亡游戏。
在徐剑行的回忆里，拿着AK-47、扛着火箭筒的海盗只用10分钟时间，便将“泰源227号”渔船控制住了。最先上船的4名海盗穿着迷彩服，鸣着枪冲着驾驶台而去，他们关闭了船上的通信设备，上来就扇了船长虞飞越几个耳光——你还想跑？
当一双双黑黝黝的脚在甲板上晃来晃去时，干完活的四川青年杨俊还在船舱里酣睡，有人把他从梦境中推醒，他睁眼一看，一个黑人拿着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他一个激灵，醒了。
28名船员被叫到甲板上，抱着头跪在那里。在海盗的威胁下，轮船调头向西，驶向索马里。海盗们用枪指着船长，逼他给台湾船东蔡明宪打电话，索要300万美金。
对船员们来说，绝望的263天由此开始。对于徐剑行、虞飞越以及他们的同事们，生存下去，将是一件需要前所未有的智力、勇气和运气的事情。
漂浮的暴政机构
在苦闷的日子里，迷信的海员们思前想后，认为这趟劫难终究是命中注定。徐剑行说，他们在马尔代夫外海被劫，那里东经67度、北纬2度，之前他们了解到，索马里海盗在东经55度附近活动。跟“泰源227号”一起作业的还有4艘渔船，每晚，这些渔船在海面上用灯光互相致意。当枪声在“泰源227号”上响起后，这些渔船作鸟兽散。
船员们事后甚至分析，当天“泰源227号”并不是海盗的猎物，只是凑巧遇上了大雨，急需栖身之所的海盗顺手劫持了这艘高3层、载重550吨、长约50余米的渔船。相比渔船而言，海盗们偏爱货船、商船、油船，后者往往意味着高额的赎金。
40岁的徐剑行反复地称，“都是天意啊！”原因是出事前3天，他心情都很不好。他和船长虞飞越、大副陈国忠都来自浙江舟山六横岛，离普陀山很近。在那个渔村，祖祖辈辈靠捕鱼为生。徐剑行18岁时就外出跑船，21岁时，他的父亲在外洋捕鱼，不幸出了事故，尸骨也没能入土。
2009年，经舟山市普陀东舟船舶船员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介绍，徐剑行于当年9月26日在新加坡登上了“泰源227号”。这艘船上的高级船员——船长、轮机长、大管轮、大副都来自于这个劳务公司，徐的工资最高，每月1950美元，船长每月1750美元，大管轮和大副每月750美元。
在一艘艘补给船的输送下，走向大洋的船员们登上了世界各国的渔船或货轮。2007年，时年20岁的厨师穆文兵，被重庆万州国际劳务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招聘海员的广告打动了，“圆你出国梦，三年15万”，原本在火锅店打工的他立即辞了职。
事实上，海上生活远非免费旅游和高工资，而是充满着孤独和艰辛。
令穆文兵觉得幸运的是，船上28名船员中共有9名大陆同胞，另有7名肯尼亚人，4名印尼人，3名菲律宾人，3名越南人和2名莫桑比克人。每天晚饭后，看影碟、打牌是中国船员们消遣打发时间的方式。
每年一次的到岸休整，是船员们漫长航行中短暂的幸福时光。穆文兵的收入并不算高，每个月船上发50美元，另外，万州的劳务公司为他每月存250美元的工资。年轻的中国船员们，每月工资都在300-350美元中间；外国船员更少，每月只有200美金。
本来，这次他们休整的目的地是“上帝的放纵乐园”毛里求斯。不过，索马里海盗的出现破坏了他们的原定计划——他们被要求不准说话、不准走动、只能睡觉，就连上厕所都得请示汇报，有时只能在甲板上解决问题。
索马里海盗是远洋船员最不想相遇的人。1991年，索马里的巴雷政权被推翻，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这里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现代的捕鱼船面前，他们的渔业陷入困窘，最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海盗，起初多在亚丁湾作案，近来为避免被护航军舰截获，也会选择在海域广阔的阿拉伯海或是印度洋犯案。
在最初的几天，对这些船员而言，这些海盗更像是漂浮的暴政机构。穆文兵说，最大的危胁是海盗阴晴不定的脾气。由于和台湾船东谈判不顺，船员们成了海盗的出气筒，动不动就被打耳光，或者用绳子抽，有时还用高压水枪冲。
在船上一起共患难的外国友人里，大陆船员们普遍对肯尼亚船员意见较大。肯尼亚毗邻索马里，两国语言相通。徐剑行说，当海盗最初从小艇架着梯子上船时，肯尼亚船员充当的是“带路党”的角色，之后海盗多番搜查船员们隐藏的财物，多跟肯尼亚船员通风报信有关。
在荷枪实弹的威胁下，“泰源227号”在海面上行驶了5天5夜之后，到达了索马里。在索马里海域上，20多条大船被锚链串在一起，都是被海盗劫持过来的。
等待的焦灼
这艘船的遭遇显然引起了相关政府的注意。2010年5月8日，台湾“中央社”报道称，台“外交部”已经将渔船遭海盗劫持的消息，通知国际海事局及海盗通报中心，虽无台湾籍船员，但台“外交部”仍将继续与“农委会渔业署”及“海巡署”等相关单位保持密切联系，以提供必要协助。4天后，中国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称，大陆方面高度关注船员安危，“将根据台湾船东的要求尽力提供协助”。
而在地球另一端，船员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盗掠夺了他们的手机、财物，就连看上去稍微好点的衣服也没放过，显然，这些海盗也喜欢“made in China”的东西——徐剑行称，那些底层海盗一看就很穷，基本上不穿鞋，有的全身就围着一块当地的筒裙。
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大陆，轮机长和船长的妻子已经通过央视的报道，得知“泰源227号”在距离索马里东海岸约900海里处失去联系的消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她们宁愿相信这是一条假新闻，直到联系上了负责劳务输出的东舟船舶公司，并于2010年5月10日向舟山市普陀区台办报了案。
家属被告知，要耐心地等，谈判营救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2010年5月14日晚上，船员们被允许使用卫星电话与家人取得联系。徐剑行们含泪告诉家人，不要担心，海盗只要钱。而5名级别低的大陆年轻船员，都没向家里透露被海盗劫持的事情。“说了他们更担心，也没有解决办法。”来自河南南阳的船员雷金聚说。
在漫长的等待中苦苦煎熬了3个月后，劳务公司突然联系不上台湾船东蔡明宪了。普陀区台办将此事汇报给了舟山市台办。
舟山市台办经济交流处张姓处长介绍，在得知此事后，市台办立即向浙江省台办书面汇报了此事，并通过国台办、海协会跟海基会取得了联系，请求海基会协助查清台湾船东的下落和资产状况。不过，由于海协会、海基会都是民间组织，另外，“可能船上没有台籍船员，没有台湾家属闹事，台湾方面好像也不着急”，对方迟迟没有答复。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海盗们告诉船员，谈判“finish”了，他们联系了船东两次，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船员们绝望了。徐剑行说，不仅在心理上，更在生理上。拉肚子似乎是无法避免的，船上早就没了吃的，他们只能吃捕鱼用的鱼饵，有时他们不得不闭着眼睛嚼。
2010年9月，焦灼得不行的徐剑行给家里来了个电话，他想证实台湾老板放弃营救这回事是不是真的。尽管卫星电话被海盗收缴，但是随机应变的徐剑行还是悄悄地藏了一台单边带，趁着夜深人静、海盗不注意时和国内保持联系。徐介绍，单边带是一种无线电通信设备，主要用于远程通信，呼叫需要通过广州电台的中转。
家属称，为了让这些沮丧的船员有生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不敢告诉船员们船东已经失联，只是安慰他们“政府正在抓紧营救”。
除了政府，性命挂在枪口下的船员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泰源227号”上供奉的观音像来自于佛教圣地普陀山，徐剑行们每天念佛经、拜观音。
跟船员一样焦灼的，还有拿不到赎金，甚至连谈判对手都找不到的海盗。穆文兵称，海盗们跟着他们一起拜佛，一起祈祷这个来自东方的神仙，“我们早点拿到钱，你们就能早点走了”。因为海上的命运太难把握，所以各国的水手们都很迷信，无论哪里听来的忌讳，他们都会相信。
成了海盗船
在给家人的电话里，徐剑行说，“泰源227号”上的海盗们10天换一次班，每次约13人左右，年龄从十几岁到几十岁不等。相处久了之后，海盗们也多少对船员多了些客气。他们在闲聊中得知，不少海盗来自于别的国家，来索马里是“打工”，也有不少海盗甚至白天做警察，晚上上船做“兼职”。
如果顺从、听话，海盗们并不会故意伤害船员。船员们能找海盗要烟抽，有时也能去海盗的厨房偷吃牛奶和羊肉。海盗们还喜欢嚼一种叫做“khat”的草，它外形无异于路边的杂草，草汁有刺激性，他们告诉穆文兵，手上的一把草要50美金。有次海盗们越吃越兴奋，还让穆文兵尝一尝，穆发现又苦又涩。
让穆文兵印象深刻的是，有次一个看似海盗中的“中层人员”来“泰源227号”巡视，还给每个船员发了一块筒裙和一张面值1000索马里先令的钞票。穆被告知，那张钞票不值钱，“在索马里连根香烟都买不到”，就是给他们留个纪念。
不过，这种微妙的平静和短暂的安全很容易被任何意外事件打破。最令徐剑行刻骨铭心的是，有次因船上的海水淡化装置无法作业，海盗认为他在故意破坏，拿着高压水枪对着他冲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船长替他下跪求情。
在偷偷打回家的电话中，徐剑行让家人去寺庙里做做佛事，原因是他们认识一个寺庙的住持“好像认识国家领导人”，因此，船员们希望“叫社会上人帮忙，叫中央领导救救我们”。
家属称，这时他们也不敢告诉船员确切消息，怕毁了他们活下去的信念——船东蔡明宪已经宣告破产，他在台湾的两幢房子和船只都被卖掉，被银行查封抵债，而蔡明宪本人则去向不明。
舟山市台办张处长说，在船员们被劫6个月后，2010年11月，普陀区、舟山市、浙江省三级台办派员去北京国台办、海协会，通过与海基会沟通，希望能够找到蔡明宪的下落。“海盗的谈判对象是蔡明宪，只要他能坐下来谈，钱哪怕我们想办法凑”。
张称，一度曾流传蔡明宪躲在大陆，台办也曾通过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查询，但是发现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他抱怨说，负责劳务输出的东舟船舶并没有对台业务资格，属违法经营，这家中介连船东的台胞证等身份信息都不知道。
这时，就连海盗们对赎金也不敢抱有希望了，但他们还是企图利用这艘船来获得点实惠，穆文兵回忆说，海盗们把快艇放到这艘船上，把这艘船变成了出海劫持的母船。
然而，由于“泰源227号”被劫已为公众所知，因此每次出海都频频遭遇各国的军舰，侦察机、战斗机不时掠过上空。穆称，每当此时，海盗就会向船舱大喊“China，No.1”，蹲在舱里的船员便鱼贯列出，以中国船员为首到甲板上站队，成为海盗手中的人质。海盗于是向对方喊话，“You kill one，I kill two.（你敢杀我一个，我就杀俩人质。）”
第三次出海之前，海盗用油漆把原来的船号抹去，漆成了“Malaysia 618”，不过，照样出师不利。
第四次，“Malaysia 618”变成了“Japan 555”。这一次，他们遇上了一艘法国军舰，渔船差点被击沉。炮弹落在船头与船尾，震动船舱里的每个人，驶出的索马里快艇也被打坏了发动机。
这次之后，海盗们只能把这个烫手山芋转为接驳船，为其他被劫持的船运送柴油和物资。徐剑行们仍在海盗眼皮底下干活，不干活时只能在船舱里，“连阳光都见不到”。
狂飙自救
等到被劫持的第七个月，船员们绝望至极。徐剑行称，在他们之前被劫持的船早就交了赎金走了，在他们之后的也走了，有艘载满汽车的货船，交的赎金高达690万美元。
劳务公司东舟船舶中介人员张薛娣介绍，舟山台办曾要求他们去趟台湾，公司经理去了，找了台湾有关方面——至于哪些部门，张并不愿意透露。
这趟台湾之行，照样没能探听到蔡明宪的下落。这次，家人不得不在通话中告诉船员们惨淡的事实。徐剑行称，船员们一直以来的侥幸心理破灭了。
中国船员们开始集思广益自救措施。徐剑行透露，他们首先对海盗制造这艘船“不吉利”的舆论，凑巧的是——因为这艘船，海盗出了不少事故。有4个海盗乘坐一艘快艇来“泰源227号”拿了几条金枪鱼，在归程中遇上了风浪，无一幸存；还有一次，一个海盗蹲在船甲板上时被大浪卷到海里，捞起来时已经半死。
在为其他船接驳的过程中，轮机长徐剑行开始偷藏柴油。船上一共有8个油车，海盗只知道6个，徐在另两个油车中，一个藏了20多吨，一个藏了30多吨。这50多吨柴油，成了后来他们穿越印度洋的救命装备。
惊喜在2011年1月24日总算到来。当天索马里时间9点多，海盗要求“泰源227号”出海，称如果能劫持到一条船，就放了他们。徐剑行列举了该船历次出海的失败经历，又故意称，没柴油了。
徐剑行说，看得出来，海盗确实对这艘船也没指望了。在一番理论之后，海盗又给了他们一点柴油和大米，“量非常少，他们想让我们在海上自生自灭”。
一个好心的海盗也建议徐剑行，把船旗换成五星红旗，这样在公海上安全系数更高。徐说，海盗们对中国的国力印象深刻。
回家的信念，让船员们冒险狂飙在印度洋上。他们本打算去马尔代夫，但是柴油只够他们到斯里兰卡。在被海盗劫持253天后，长期未清洗的船身已经长满了贝壳，原本每小时10海里的航速只能开到6海里，足足开了10天。
回家
2月2日中午，“泰源227号”终于抵达斯里兰卡。当天，台湾“驻印度代表处”派员，会同“泰”船在当地代理商，通往科伦坡港处理善后事情。船员介绍，在当得知他们获释之后，蔡明宪的姐姐蔡明君联系了斯里兰卡的代理商，处理港务。
船员们要求拿回自己的工钱，自从2010年5月7日被劫后，他们的工资就停发了。听说蔡老板破产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印尼船员当场气得吐血，晕了一天一夜。
面对流泪的船员，台湾“驻印度代表处”派员表示，将尽快打报告，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也给船员们送来了水果、泡面、茶叶各两箱，这令船员们对中国政府充满了好感。不过，中国船员们则羡慕印尼船员，“印尼政府对他们4个船员太好了，给钱，给衣服穿，给手机，给吃，还让他们住大使馆。”
徐剑行称，身为大陆船员，已经足够幸运——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根本就没露面。
在斯里兰卡停留一个月，工资还是遥遥无望。徐剑行称，因为船东方面没派人来斯里兰卡，代理商也是受害者，都在垫钱。在协商之后，代理商给每人发了100美金的零用钱，并提供回国的机票。
3月1日，船员穆文兵和他的另外6名同伴陈国忠、梅建耀、杨俊、罗青春、雷金聚和黄忠科，搭乘斯里兰卡航空公司UL886次航班，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在这大团圆的结局中，徐剑行被告知——他和船长虞飞越必须留下，等待新船长和轮机长来接手。徐说，目前越南人、菲律宾人也走了，莫桑比克、肯尼亚籍船员还在船上，“死都不肯走”，“他们要工资”。
对于工资，徐剑行们已经不抱希望了。
不过，家属们总想挽回点损失，一个家属嘱托记者，“你好好写，有机会出本书。出书了让出版商给船员点钱，他们磨难太大了，一分工资也没有”。
标题他都想好了，叫《我在索马里海盗手里的25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