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政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

李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月18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这个判断符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继续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
　　2019年，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实施好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努力实现整体优化效果的最大值。

　　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整，稳定总需求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努力破解“宽货币、紧信用”的困局。
　　结构性政策主要是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性、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转换，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着力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快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确保守住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痛点、难点、热点问题，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三因素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较高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我国金融业增加值规模较大的原因和效果》（2月22日）

　　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两年下降，但在国际上仍处于较高水平。这种偏高与我国经济结构特点和发展阶段有关。
　　一是储蓄率高，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规模大。金融机构提供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服务。不论是吸收过剩储蓄，还是将其投资运用出去，都创造了相应的增加值。储蓄率高，需要金融机构提供的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服务就多，金融业增加值自然也比较高。
　　二是直接融資不发达，金融机构在融资中承担的风险多。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下，金融部门承担的风险多，即提供的服务多，也会带来较多的金融业增加值。
　　三是如果考虑到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影响，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存在高估的成分。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不过，我们监测显示，不少企业实际财务状况不佳，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甚至不能覆盖利息。也就是说，目前较高的金融业增加值尚未充分考虑潜在风险和潜在损失。除不良贷款外，还有多种情况可能积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积累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繁荣，容易造成金融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错觉。

打好组合拳应对外部经济风险

董小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2月19日）

　　防范外部经济风险是个系统工程。政府要提高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打好政策组合拳，确保2020年取得防风险三大攻坚战的胜利。
　　抓住“稳预期”这个牛鼻子。建议“一行两会”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在市场出现非理性预期的情况下，对国际市场重大事件去伪存真，给以正确的解释和引导。
　　逆周期调节进行风险对冲和缓释。当前，要通过强化逆周期调节，确保金融体系拥有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流动性。
　　通过价值链整合和供应链再造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一方面，要鼓励我国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价值链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应在全球打造以中国大型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从整体上打造自身的供应链竞争优势。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实施双边贸易战略。一方面，积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另一方面，加快与其他区域贸易集团中的成员国达成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BIT）。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包括建立风险评价机制、信息收集系统、预警模型和风险处置系统。

五大技术趋势将颠覆未来企业

埃森哲公司《技术展望2019：后数字化时代即将来临》（2月7日）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后数字化时代即将来临。未来三年，五大新兴技术趋势将给企业带来颠覆性影响。
　　一是深刻理解主要颠覆性技术。分布式账本技术、人工智能、泛现实和量子计算——简称DARQ，是引领下一阶段变革、重塑各个行业的新兴技术。42%的中国企业受访者表示，未来三年内，人工智能对其企业的影响最大，远超过其他几项DARQ技术。
　　二是了解每位消费者，发掘独特商机。如今，技术正日益融入人们的生活，科技迅速成为个人身份的一个基本内容。在后数字化时代，人们的数字身份将成为企业了解下一代消费者的关键，并据此来生产和创造新一代产品。
　　三是改变工作方式，激发员工创造力。在后数字化时代，员工除了自身技能与知识储备之外，还在技术的帮助下不断培育出全新的工作技能。如今，企业必须调整技术战略，加紧塑造下一代劳动力，以支持后数字化时代的新工作方式。

　　四是共筑安全屏障。互联互通是商业生态系统赖以维系的基础，但也会增加企业面临的风险。领先的企业已认识到，在与整个生态系统合作打造一流的产品、服务和体验的同时，还须竭力确保企业安全。
　　五是有求必应的极速灵活生产。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正在打造一个高度个性化和即时体验的世界。为满足消费者对专属市场的渴望，企业必须重塑自身架构，将这些需求传递到生产端，实现精准的供需匹配。

美智库建议美明确大国竞争目标

兰德公司《大国竞争需有更清晰的思考》（2月11日）

　　兰德公司注意到，当今世界秩序越来越多地决定于超级大国与大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竞争，为了实现某些目标，华盛顿必须参与这种竞争。
　　然而，人们对“大国竞争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国防政策意味着什么”知之甚少。要走好这条路，华盛顿需回答一些基本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谁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中，“竞争对手”指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组合。但是两国经济规模相差巨大，中国在2017年的GDP几乎是俄罗斯的8倍。分析家们应更清晰地界定“竞争对手”的标准。
　　第二，美国争的具体是什么？美国不应在认为亚太局势演变对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同时，又坚持给予中东和东欧区域事务同样的重视。
　　第三，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吗？鉴于全球许多国家都在崛起，即使美国不犯任何战略错误，达到这一目标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四，如果无法确定一个长期目标和相关指标来衡量竞争走向，美国将如何使其经济和社会为无休止、无上限的大国竞争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