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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腔大辞典》是中国戏剧学术史上全面反映西北第一大剧种秦腔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奠定了中国秦腔学术研究的资料和理论基础。这部辞书具有条目丰富、释文准确、资料新颖、学术性强等特点。
关键词《秦腔大辞典》学术价值编纂特点存在不足
中国西北地区是中国戏曲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当代中国戏曲学研究的重地。作为西北地区艺术学科最重要的核心，西北戏剧学无疑占有非常令人瞩目的地位。西北戏剧学基础研究的兴起，以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文化部等发起的“十大志书集成”编纂为标志，从那时起，西北戏剧学研究开始走上学科化、学术化建设的轨道。《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西北各省卷本等一批科研成果的陆续出现，可谓西北戏剧学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王正强先生编著的《秦腔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的问世，则成为西北戏剧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可谓西北戏剧学研究秦腔学领域的厚重之作。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语文工具书编纂而言，中国古代戏曲工具书的发展相对滞后。较为成熟的古代戏曲工具书集大成者当属《曲海总目提要》和《今乐考证》。新中国成立后，以傅惜华的《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清代传奇全目》，陶君起的《京剧剧目初探》等为代表的戏曲文献学工具书成为戏曲工具书编纂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艺术学科的建设，中国戏曲工具书的编纂方兴未艾，30多年来中国戏曲辞书进入了快车道，编纂方式更加科学，门类更加齐全，词条更加完备。由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中国戏剧协会上海分会编纂的《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张月中主编的《中国古代戏剧辞典》，《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的《中国曲学大辞典》，陆澹安编著的《戏曲词语汇释》，王学奇、王静竹合著的《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曾白融主编的《京剧剧目辞典》，陕西等五省艺术研究所合编的《中国梆子戏剧目大词典》，李修生主编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王森然主编的《中国剧目辞典》，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等编纂的《川剧剧目辞典》，余汉东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辞典》等都是这一时期戏曲辞书编纂成果的重要体现。但是，在诸多戏曲辞书中，关于单一剧种的综合性戏曲辞书相对较少。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戏曲研究中单一剧种或地方戏的研究一直是短板，另一方面也说明地方戏辞典的编纂难度更大。目前这类辞书的代表性成果主要仅有胡度等的《川剧词典》，吴同宾、周亚勋主编的《京剧知识词典》，马紫晨主编的《中国豫剧大辞典》，曾石龙主编的《粤剧大辞典》，吴新雷主编的《中国昆剧大辞典》等。
王正强先生的《大辞典》以辞典形式从整体上全面反映了西北第一大剧种秦腔研究的成果，表明中国秦腔研究的学术理论建设已初步成熟。这部辞书以1995年敦煌文艺出版社的《秦腔词典》为基础，增补、修订后于201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两书编纂工作由王先生独立承担，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从《秦腔词典》到《大辞典》，其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量的增多，更重要的是质的提升。这部《大辞典》在编纂方面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 权威性与规范性
词条是否能获得学界认同，能否起到开辟门径、引导后学的作用，关键要看词条内容是否具有权威性，分类和撰写是否规范。《大辞典》在这些方面颇见作者功力。1995年版分为9大部分29个细目，2014年版虽然也是9大部分，但细目增加至50个，具体参见表1。
中华戏曲是中华传统艺术中高度综合的表演艺术，内容涉及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杂技及表演艺术，共有300多个剧种。随着作为门类学科的艺术学的发展，一级学科戏剧戏曲学逐渐形成了戏曲文学、戏曲音乐学、戏曲表演学、戏曲舞台美术、戏曲民俗学、戏曲文献学、戏曲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综合性戏曲辞典的编纂难度要远远大于单一戏曲分支学科辞典。《大辞典》的整体架构体现了中国戏曲的特点，做到纲举目张。在9个大部类下划分出的50个细目，基本上做到了全面展现综合性戏曲学研究的所有领域，而且反映了秦腔学自身建设的特点。如“书刊”部类中分设“古籍”“论著”“报刊”三类，收录了大量最新的研究成果，很有学术价值。其中，“古籍”类条目中清康熙时期张鼎的《秦腔论》、乾隆时期严长明的《秦云撷英小谱》、乾隆时期孙星衍的《芍药本事诗》，都是稀见的秦腔珍贵史料。
词条的科学划分对反映一个剧种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要。以《大辞典》“剧目”部类为例，1995年版只包括“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两个细目；而2014年版则包括“传统本戏、传统折子戏、新编历史剧、新编历史小戏、陕甘宁边区新编现代戏、新中国新编现代戏”6个细目。两相比较，后者更加全面，更符合秦腔剧目发展的现实。特别是将“传统折子戏、新编历史小戏”单列，在其他同类词典中还不多见；而“陕甘宁边区新编现代戏”单列一细目，则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地域特色，尤为难得。陕甘宁边区新编现代戏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中的特有剧目，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艺作品，在党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开今天主旋律作品的先河。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陕甘宁边区戏剧作品的研究相对滞后，其中主要原因是限于历史条件，戏曲文献资料奇缺，很难全面掌握延安新剧运动的全貌。《大辞典》收录了黄俊耀的《血溅卢沟桥》、马健翎的《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中国魂》、墨遗萍的《张凤娇》《满天飞》等32个新编秦腔剧目词条，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独具中国特色的陕甘宁边区戏剧文化提供了指南。
词条的学术权威性要通过释文内容来体现。一个高质量的词条虽则只有数百字，其简短文字的背后，往往是作者数万字的论著积累、十数年的研究成果，同时还须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大辞典》中很多条目都体现出王先生铁棒磨成针的治学精神。从表2“西秦腔”条目的释文，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在西秦腔研究方面的探索足迹和学术上的不断深入。
《大辞典》“西秦腔”之释文在史料的发掘和解读方面无疑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支撑这一词條的基础则是王先生的三篇重要学术论文——1996年的《西秦腔考》、2004年的《西秦腔再考》和2006年的《魏长生晋京所唱何腔》。其中征引古代文献资料有戏曲剧本文献《钵中莲》《搬场拐妻》《清车王府曲本》；历史文献有清吴长元《燕兰小谱》、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张际亮《金台残泪记》、李调元《剧话》、徐珂《清稗类钞》、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陆箕永《竹枝词》、刘献廷《广阳杂记》、萝摩庵老人《怀芳记》、周寿昌《思益堂日札》等十多种古代戏曲文献资料和顾颉刚、王芷章等名家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正是这些论文的智慧结晶和真知灼见夯实了《大辞典》“西秦腔”词条的学术基础。 二、 博而能约
章学诚（1985）有云：“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大辞典》的编撰开阖纵横，上下千年，既涉及经史子集、典章籍册，又更多地要俯身村歌俚曲、乡谈民谣，对编纂者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要求都很高。只会枯坐书斋、摘章折句者不能胜其任；一味沉溺于舞榭歌台者亦不能为之。仅就戏曲一门而言，仅有秦腔知识是远远不够的，编者必须要有广义范畴的大“曲学”概念。以中国文史为基础，重点在戏曲研究、曲艺研究、俗文学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民族研究等诸多领域触类旁通，对比研究。《大辞典》词条内容的精准正是这种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成果的体现。
如第一大部分“总类”中“名词术语”细目中收录的很多名词，既是对秦腔渊源的探索，也是对中国戏曲发展脉络的勾勒。正是这种将秦腔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戏曲史的大范畴视野下的研究，方能更清晰地阐释其历史流变和文化价值。其中“俗讲”“变文”“唱赚”“诸宫调”“道情”“道曲”“贤孝”“劝善调”“宝卷”等都属于曲艺类，但这些在甘肃历史上流布的曲艺曲种与秦腔的形成和发展均息息相关，血脉相承，立条至关重要。“灯影”“兰州影”“梆子佛”“老虎调”“华亭影”等几个词条厘清了中国影戏史上的重要发现及京津冀地区的影戏与甘肃影戏的渊源关系，对周妙中所持河北西路影戏来源于甘肃说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佐证。
三、 资料新颖，学术性强
《大辞典》在词目的确立和词条的释义上，以宽广的视野，客观并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大辞典》所依据的资料比较新，而且在内容上与以往出版的同类工具书相比有较大突破。王先生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发现的西北戏曲各种文献资料和戏剧科研成果，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论证，进行编写，总体上反映了2013年之前的西北戏曲学科研成果。新资料的运用无疑使该辞典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相较于上一版有了本质的提高。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大辞典》的“人物”类方面。
台湾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2008）曾指出：“新发现的史料极其难得，如果有用，当然要尽量用……运用新的史料也已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甘肃近代牛芮青所撰《陇上优伶志》的发现是20世纪末甘肃戏曲文献挖掘中最重要的成果。这部忠实记录清末甘肃秦腔艺人的传记体文献填补了甘肃清末戏曲舞台演艺史料的诸多空白。是书现存残稿，详细记录了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十位陇上优伶和一位检场人的传记。其中对三元官、父亲自、招儿、张寿容、桑旦、王宝童、陈德明、高毛娃、牛宝山、张长龙、韩鸭子这些人物，不仅记述其生平，更详细记录其舞台表演，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由于该文献发现时间较晚，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未能加以利用。这次《大辞典》悉数分别引用，可谓别具慧眼。
四、 纵观古今，涵盖全面
《大辞典》以恢弘的气势，建构了一个纵贯古今，横跨学说、人物、论著、活动的涵盖面极广的“百科全书”式的框架，将秦腔学这个新兴学科深入而丰满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我们可以通过《大辞典》两版的词条数量对比，看出《大辞典》已经具备秦腔大百科工具书的性质。具体参见表3。
通过表3的对比分析可知，《大辞典》在词条总量上比前一版增加了48%，其中，“总类”“剧目”“表演”“人物”“剧场”增加的比例都在50%左右，而“书刊”的增幅达到了111%。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大辞典》重新编写的工作量之大。
与老版相比，《大辞典》内容涵盖面更全，历史意识更强。如《大辞典》新增加古戏楼86条。戏曲考古文物学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兴学科。中国戏曲发展的重镇山西在此领域独步于天下。以山西师范大学冯俊杰的《山西神庙剧场考》、黄竹三的《戏曲文物研究散论》、车文明的《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等为代表的学术成果使传统的戏曲史研究从文字走向了实物。科学的戏曲文物鉴定和古戏台、古碑铭的考证，不断拓宽戏曲研究的领域。王先生在这些古戏楼词条的撰写上下足了功夫。不少戏楼近些年已经被破坏殆尽，如重建于元至正十四年的“华亭县翠峰山砚峡寺戏楼”是目前已知甘肃最早的戏楼，不幸在1982年被拆毁。所幸有先生的详细记录，让世人得以了解这些珍贵遗迹的沧桑变化。
五、 雅俗共赏，实用性强
一般而言，辞书要做到条目的实用性强相对较容易，要做到雅俗共赏则非常之难。
《大辞典》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秦腔是百姓的艺术、是带着泥土芬芳的地方戏。古往今来，秦腔的衣食父母是百姓。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经常碰到一些大字认识不了几个却装了一肚子戏文的老农民。由此可见民间艺术的力量所在。《大辞典》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名为“名段唱词”的附录，为广大秦腔好家提供了不少准确的名家名唱。这对于规范化传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秦腔，是一定有好处的，可说是《大辞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创举。
《大辞典》的另一个附录“秦腔大事年表”，纪事起于明代万历年间，止于2012年，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字数不多却很有学术价值，简直是一部简版的秦腔编年史。对从事戏曲研究的学者来说，一目了然，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大辞典》堪称是一部厚重的秦腔学大百科工具书。然而，以一人之力编纂这样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大型辞书，难免有所失误，《大辞典》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条目释文中定性语的准确性还需核实。如“文华奖”中“我国政府的舞台艺术领域最高奖……”等表述就不够准确。根据中宣部《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方案》，应该改写为“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子项，包括文华大奖、文华优秀剧目奖、文华剧作奖、文华导演奖、文华音乐创作奖、文华舞台美术奖、文华表演奖、文华艺术院校奖”8个分项奖。
二是遗漏部分代表性人物。如秦腔《李秀成》是甘肃秦腔新编历史剧中举足轻重的作品。《大辞典》“李秀成”条对编剧陈文鼐、石兴亚的排序倒置，且没有对第一编剧陈文鼐立条。
三是需要单独开设“秦腔文物”部类，并增加大量秦腔文献条目。戏曲文献学和文物学是戏曲学中相对独立的门类学科。《中国戏曲志》就单独开设“文物古迹”，并把戏曲文献纳入其中。如甘肃卷收录与秦腔有关的文物条目有“清代道具”“清代受潮秦腔剧本”“戏曲木版年画”“清代门雕戏画”“庄王图”“清代戏衣”“灵台戏曲砖雕”等7个；陕西卷收录与秦腔有关的文物条目有“凤翔明代戏曲版画”“绥德吉镇娘娘乐楼庙碑记”“西安梨园会馆匾额与石碑”“清代同州梆子抄本”“何炯若《芙蓉剑》校正抄本”“周至秦腔刀剑把子”“西安树德堂秦腔刻本”“蓝田肖家坡戏台题壁”“大荔广兴德同州梆子刻本”“大荔同州梆子脸谱”等30多个。这一点是值得《大辞典》在今后修订中吸收借鉴的。
最后，我再次向勤劳无私、学识渊博的王正强先生致敬。有道是： 自古名士自风流，翰墨桑榆霞满天。期待先生为中国戏剧史研究做出更多的建树，培養更多的有志青年投入到西北艺术科学的研究中来。
参考文献
1. 王正强.西秦腔考.戏剧艺术，1996（3）.
2. 王正强.西秦腔再考.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3. 王正强.魏长生晋京所唱何腔.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4. 王正强.王正强文论选.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
5.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6. 章学诚（清）著，叶英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5.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兰州730046）
（责任编辑李潇潇）
关键词《秦腔大辞典》学术价值编纂特点存在不足
中国西北地区是中国戏曲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当代中国戏曲学研究的重地。作为西北地区艺术学科最重要的核心，西北戏剧学无疑占有非常令人瞩目的地位。西北戏剧学基础研究的兴起，以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文化部等发起的“十大志书集成”编纂为标志，从那时起，西北戏剧学研究开始走上学科化、学术化建设的轨道。《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西北各省卷本等一批科研成果的陆续出现，可谓西北戏剧学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王正强先生编著的《秦腔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的问世，则成为西北戏剧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可谓西北戏剧学研究秦腔学领域的厚重之作。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语文工具书编纂而言，中国古代戏曲工具书的发展相对滞后。较为成熟的古代戏曲工具书集大成者当属《曲海总目提要》和《今乐考证》。新中国成立后，以傅惜华的《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清代传奇全目》，陶君起的《京剧剧目初探》等为代表的戏曲文献学工具书成为戏曲工具书编纂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艺术学科的建设，中国戏曲工具书的编纂方兴未艾，30多年来中国戏曲辞书进入了快车道，编纂方式更加科学，门类更加齐全，词条更加完备。由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中国戏剧协会上海分会编纂的《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张月中主编的《中国古代戏剧辞典》，《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的《中国曲学大辞典》，陆澹安编著的《戏曲词语汇释》，王学奇、王静竹合著的《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曾白融主编的《京剧剧目辞典》，陕西等五省艺术研究所合编的《中国梆子戏剧目大词典》，李修生主编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王森然主编的《中国剧目辞典》，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等编纂的《川剧剧目辞典》，余汉东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辞典》等都是这一时期戏曲辞书编纂成果的重要体现。但是，在诸多戏曲辞书中，关于单一剧种的综合性戏曲辞书相对较少。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戏曲研究中单一剧种或地方戏的研究一直是短板，另一方面也说明地方戏辞典的编纂难度更大。目前这类辞书的代表性成果主要仅有胡度等的《川剧词典》，吴同宾、周亚勋主编的《京剧知识词典》，马紫晨主编的《中国豫剧大辞典》，曾石龙主编的《粤剧大辞典》，吴新雷主编的《中国昆剧大辞典》等。
王正强先生的《大辞典》以辞典形式从整体上全面反映了西北第一大剧种秦腔研究的成果，表明中国秦腔研究的学术理论建设已初步成熟。这部辞书以1995年敦煌文艺出版社的《秦腔词典》为基础，增补、修订后于201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两书编纂工作由王先生独立承担，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从《秦腔词典》到《大辞典》，其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量的增多，更重要的是质的提升。这部《大辞典》在编纂方面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 权威性与规范性
词条是否能获得学界认同，能否起到开辟门径、引导后学的作用，关键要看词条内容是否具有权威性，分类和撰写是否规范。《大辞典》在这些方面颇见作者功力。1995年版分为9大部分29个细目，2014年版虽然也是9大部分，但细目增加至50个，具体参见表1。
中华戏曲是中华传统艺术中高度综合的表演艺术，内容涉及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杂技及表演艺术，共有300多个剧种。随着作为门类学科的艺术学的发展，一级学科戏剧戏曲学逐渐形成了戏曲文学、戏曲音乐学、戏曲表演学、戏曲舞台美术、戏曲民俗学、戏曲文献学、戏曲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综合性戏曲辞典的编纂难度要远远大于单一戏曲分支学科辞典。《大辞典》的整体架构体现了中国戏曲的特点，做到纲举目张。在9个大部类下划分出的50个细目，基本上做到了全面展现综合性戏曲学研究的所有领域，而且反映了秦腔学自身建设的特点。如“书刊”部类中分设“古籍”“论著”“报刊”三类，收录了大量最新的研究成果，很有学术价值。其中，“古籍”类条目中清康熙时期张鼎的《秦腔论》、乾隆时期严长明的《秦云撷英小谱》、乾隆时期孙星衍的《芍药本事诗》，都是稀见的秦腔珍贵史料。
词条的科学划分对反映一个剧种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要。以《大辞典》“剧目”部类为例，1995年版只包括“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两个细目；而2014年版则包括“传统本戏、传统折子戏、新编历史剧、新编历史小戏、陕甘宁边区新编现代戏、新中国新编现代戏”6个细目。两相比较，后者更加全面，更符合秦腔剧目发展的现实。特别是将“传统折子戏、新编历史小戏”单列，在其他同类词典中还不多见；而“陕甘宁边区新编现代戏”单列一细目，则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地域特色，尤为难得。陕甘宁边区新编现代戏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中的特有剧目，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艺作品，在党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开今天主旋律作品的先河。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陕甘宁边区戏剧作品的研究相对滞后，其中主要原因是限于历史条件，戏曲文献资料奇缺，很难全面掌握延安新剧运动的全貌。《大辞典》收录了黄俊耀的《血溅卢沟桥》、马健翎的《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中国魂》、墨遗萍的《张凤娇》《满天飞》等32个新编秦腔剧目词条，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独具中国特色的陕甘宁边区戏剧文化提供了指南。
词条的学术权威性要通过释文内容来体现。一个高质量的词条虽则只有数百字，其简短文字的背后，往往是作者数万字的论著积累、十数年的研究成果，同时还须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大辞典》中很多条目都体现出王先生铁棒磨成针的治学精神。从表2“西秦腔”条目的释文，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在西秦腔研究方面的探索足迹和学术上的不断深入。
《大辞典》“西秦腔”之释文在史料的发掘和解读方面无疑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支撑这一词條的基础则是王先生的三篇重要学术论文——1996年的《西秦腔考》、2004年的《西秦腔再考》和2006年的《魏长生晋京所唱何腔》。其中征引古代文献资料有戏曲剧本文献《钵中莲》《搬场拐妻》《清车王府曲本》；历史文献有清吴长元《燕兰小谱》、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张际亮《金台残泪记》、李调元《剧话》、徐珂《清稗类钞》、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陆箕永《竹枝词》、刘献廷《广阳杂记》、萝摩庵老人《怀芳记》、周寿昌《思益堂日札》等十多种古代戏曲文献资料和顾颉刚、王芷章等名家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正是这些论文的智慧结晶和真知灼见夯实了《大辞典》“西秦腔”词条的学术基础。 二、 博而能约
章学诚（1985）有云：“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大辞典》的编撰开阖纵横，上下千年，既涉及经史子集、典章籍册，又更多地要俯身村歌俚曲、乡谈民谣，对编纂者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要求都很高。只会枯坐书斋、摘章折句者不能胜其任；一味沉溺于舞榭歌台者亦不能为之。仅就戏曲一门而言，仅有秦腔知识是远远不够的，编者必须要有广义范畴的大“曲学”概念。以中国文史为基础，重点在戏曲研究、曲艺研究、俗文学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民族研究等诸多领域触类旁通，对比研究。《大辞典》词条内容的精准正是这种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成果的体现。
如第一大部分“总类”中“名词术语”细目中收录的很多名词，既是对秦腔渊源的探索，也是对中国戏曲发展脉络的勾勒。正是这种将秦腔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戏曲史的大范畴视野下的研究，方能更清晰地阐释其历史流变和文化价值。其中“俗讲”“变文”“唱赚”“诸宫调”“道情”“道曲”“贤孝”“劝善调”“宝卷”等都属于曲艺类，但这些在甘肃历史上流布的曲艺曲种与秦腔的形成和发展均息息相关，血脉相承，立条至关重要。“灯影”“兰州影”“梆子佛”“老虎调”“华亭影”等几个词条厘清了中国影戏史上的重要发现及京津冀地区的影戏与甘肃影戏的渊源关系，对周妙中所持河北西路影戏来源于甘肃说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佐证。
三、 资料新颖，学术性强
《大辞典》在词目的确立和词条的释义上，以宽广的视野，客观并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大辞典》所依据的资料比较新，而且在内容上与以往出版的同类工具书相比有较大突破。王先生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发现的西北戏曲各种文献资料和戏剧科研成果，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论证，进行编写，总体上反映了2013年之前的西北戏曲学科研成果。新资料的运用无疑使该辞典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相较于上一版有了本质的提高。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大辞典》的“人物”类方面。
台湾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2008）曾指出：“新发现的史料极其难得，如果有用，当然要尽量用……运用新的史料也已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甘肃近代牛芮青所撰《陇上优伶志》的发现是20世纪末甘肃戏曲文献挖掘中最重要的成果。这部忠实记录清末甘肃秦腔艺人的传记体文献填补了甘肃清末戏曲舞台演艺史料的诸多空白。是书现存残稿，详细记录了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十位陇上优伶和一位检场人的传记。其中对三元官、父亲自、招儿、张寿容、桑旦、王宝童、陈德明、高毛娃、牛宝山、张长龙、韩鸭子这些人物，不仅记述其生平，更详细记录其舞台表演，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由于该文献发现时间较晚，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未能加以利用。这次《大辞典》悉数分别引用，可谓别具慧眼。
四、 纵观古今，涵盖全面
《大辞典》以恢弘的气势，建构了一个纵贯古今，横跨学说、人物、论著、活动的涵盖面极广的“百科全书”式的框架，将秦腔学这个新兴学科深入而丰满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我们可以通过《大辞典》两版的词条数量对比，看出《大辞典》已经具备秦腔大百科工具书的性质。具体参见表3。
通过表3的对比分析可知，《大辞典》在词条总量上比前一版增加了48%，其中，“总类”“剧目”“表演”“人物”“剧场”增加的比例都在50%左右，而“书刊”的增幅达到了111%。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大辞典》重新编写的工作量之大。
与老版相比，《大辞典》内容涵盖面更全，历史意识更强。如《大辞典》新增加古戏楼86条。戏曲考古文物学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兴学科。中国戏曲发展的重镇山西在此领域独步于天下。以山西师范大学冯俊杰的《山西神庙剧场考》、黄竹三的《戏曲文物研究散论》、车文明的《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等为代表的学术成果使传统的戏曲史研究从文字走向了实物。科学的戏曲文物鉴定和古戏台、古碑铭的考证，不断拓宽戏曲研究的领域。王先生在这些古戏楼词条的撰写上下足了功夫。不少戏楼近些年已经被破坏殆尽，如重建于元至正十四年的“华亭县翠峰山砚峡寺戏楼”是目前已知甘肃最早的戏楼，不幸在1982年被拆毁。所幸有先生的详细记录，让世人得以了解这些珍贵遗迹的沧桑变化。
五、 雅俗共赏，实用性强
一般而言，辞书要做到条目的实用性强相对较容易，要做到雅俗共赏则非常之难。
《大辞典》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秦腔是百姓的艺术、是带着泥土芬芳的地方戏。古往今来，秦腔的衣食父母是百姓。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经常碰到一些大字认识不了几个却装了一肚子戏文的老农民。由此可见民间艺术的力量所在。《大辞典》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名为“名段唱词”的附录，为广大秦腔好家提供了不少准确的名家名唱。这对于规范化传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秦腔，是一定有好处的，可说是《大辞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创举。
《大辞典》的另一个附录“秦腔大事年表”，纪事起于明代万历年间，止于2012年，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字数不多却很有学术价值，简直是一部简版的秦腔编年史。对从事戏曲研究的学者来说，一目了然，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大辞典》堪称是一部厚重的秦腔学大百科工具书。然而，以一人之力编纂这样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大型辞书，难免有所失误，《大辞典》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条目释文中定性语的准确性还需核实。如“文华奖”中“我国政府的舞台艺术领域最高奖……”等表述就不够准确。根据中宣部《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方案》，应该改写为“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子项，包括文华大奖、文华优秀剧目奖、文华剧作奖、文华导演奖、文华音乐创作奖、文华舞台美术奖、文华表演奖、文华艺术院校奖”8个分项奖。
二是遗漏部分代表性人物。如秦腔《李秀成》是甘肃秦腔新编历史剧中举足轻重的作品。《大辞典》“李秀成”条对编剧陈文鼐、石兴亚的排序倒置，且没有对第一编剧陈文鼐立条。
三是需要单独开设“秦腔文物”部类，并增加大量秦腔文献条目。戏曲文献学和文物学是戏曲学中相对独立的门类学科。《中国戏曲志》就单独开设“文物古迹”，并把戏曲文献纳入其中。如甘肃卷收录与秦腔有关的文物条目有“清代道具”“清代受潮秦腔剧本”“戏曲木版年画”“清代门雕戏画”“庄王图”“清代戏衣”“灵台戏曲砖雕”等7个；陕西卷收录与秦腔有关的文物条目有“凤翔明代戏曲版画”“绥德吉镇娘娘乐楼庙碑记”“西安梨园会馆匾额与石碑”“清代同州梆子抄本”“何炯若《芙蓉剑》校正抄本”“周至秦腔刀剑把子”“西安树德堂秦腔刻本”“蓝田肖家坡戏台题壁”“大荔广兴德同州梆子刻本”“大荔同州梆子脸谱”等30多个。这一点是值得《大辞典》在今后修订中吸收借鉴的。
最后，我再次向勤劳无私、学识渊博的王正强先生致敬。有道是： 自古名士自风流，翰墨桑榆霞满天。期待先生为中国戏剧史研究做出更多的建树，培養更多的有志青年投入到西北艺术科学的研究中来。
参考文献
1. 王正强.西秦腔考.戏剧艺术，1996（3）.
2. 王正强.西秦腔再考.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3. 王正强.魏长生晋京所唱何腔.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4. 王正强.王正强文论选.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
5.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6. 章学诚（清）著，叶英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5.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兰州730046）
（责任编辑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