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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情。有些时候，有了人情，不易办的事变得容易办;没有人情，能办的事也不太好办。因此，能否有效地建立人情、沟通人情、润滑人情、经营人情，成了很多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据有关调查显示，时下人情消费已成为很多家庭的一项重要支出，特别是在小城镇，有些地方人情消费竟占到居民年收入的五成。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添丁增岁、升学拜师、看病求医、乔迁新居等，各种由头的“人情礼”数不胜数。很多人感觉送礼变成了沉重负担，但又无法也无力摆脱。礼尚往来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无可厚非的人之常情，但变了味的人情消费，带给人们的除了经济负担，还有无尽的烦恼和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人情消费蕴含多少虚荣与功利
2014年过罢春节，在县城某中学当老师的何天明，盘算了一下春节期间送出去的红包，除了孝敬长辈、打发晚辈花掉1800元——这是每年春节的“规定动作”，其余不相干的红包居然高达3500元——给教育局某副局长的孙子和校长的孩子各1000元，给几个副校长的孩子各500元。年前县里“八项规定”抓得紧，给领导拜年送红包显然不合适，妻子给他出点子：给孩子压岁钱！这个点子的确好，几位领导家的孩子收到红包兴高采烈，领导也眉开眼笑，何天明却暗自心疼，3500元，顶他一个半月的收入啊！妻子却安慰他：“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年前，何天明得到确切信息：学校教导处主任再过七八个月就要退休了，校领导正物色合适的替代人选。何天明是学校的教学骨干，从教20年来几乎年年当班主任，40岁了还是一名普通老师。而跟他同年进校的同学，如今都当副校长了，还有比他晚来的同事也有当上校长助理的。有人点拨他：别只顾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他回家跟妻子一说，妻子当即决定：斥资5000元，作为专项人情消费资金，鼓励他抓住这次机会积极争取。何天明这才收起知识分子的清高，给相关领导逐家上门发红包。如今，何天明正眼巴巴地盼着投资能有回报。
除了像何天明这样的“主动投资”，还有被动进行的人情消费。
春天是办喜事的高峰期。2014年春节一过，机关老科长老陈便陆续收到请柬，有同事结婚的，有同学家孩子结婚的，有亲戚家孙子做满月的，也有朋友过生日的。3月份还没过完，老陈就收到了4张“红色罚单”，其中一张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某局局长老王家送来的。老陈是个爱面子的人，自己年过五十，只熬了个科长，所以对那些比自己混得好的同学，他少有来往，怕有巴结之嫌。没想到这几年没联系的局长同学竟然把请柬发到他头上了！看来人家没有嫌弃自己嘛，老陈感动之余决定不仅要亲自前往道喜，还要送个大红包，以显示自己“混得并不差”。他找老婆想申请500元“专项经费”，老婆眼一瞪：“送这么多干吗？不就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同学嘛！人家做了局长，又没给你什么关照，有必要送这么大的礼吗？”老陈软硬兼施还是要到了500元。可到了婚礼现场，碰到老同学们，大家相互打探送多少礼金，老陈这才知道自己送得最少。其中有个同学说，这家酒店是全市最高档的，人家又是局长，送礼不能寒酸，最少也得千儿八百。老陈一阵脸红，赶紧在原来500元的基础上又加了300元，凑了个800元的红包。
有送礼的，自然也就有收礼的，而有些人想尽办法收礼的原因，又是因为送礼送得不堪重负，孙成胜、黄月玲夫妇就是一例。两人为了收礼，专门策划了一个“珍珠婚纪念”活动，策划的灵感来自郭冬临、牛莉表演的春晚小品《人到礼到》。看小品时黄月玲眼前一亮，对丈夫说：“再过几个月就到咱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了，要不咱们办个珍珠婚纪念活动，请亲朋好友聚一聚？”孙成胜有些犹豫：“不好吧？人家该说咱们是为了收礼了。”黄月玲说：“收礼怎么啦？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些年只顾送礼了，从来没机会收礼，难道收一次不行吗？”
确实，黄月玲和丈夫这些年没少往外送礼，亲戚、朋友、同事谁家有喜宴，都得去，而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早几年出国留学，如今已取得美国绿卡，一直只交女朋友不结婚，因此，他们也就没理由收礼。两人时常觉得窝囊，又有苦难言，总不能因为你儿子不结婚就不参加别人家的喜宴吧？但总这样吃亏下去也不行啊！两人一咬牙，决定给自己办个“珍珠婚纪念”，说白了，就是找个由头请一次客，把送出去的礼金收一点回来。
如今，人们交际圈子越来越大，需要维系的亲情、友情、乡情、同事情等人情范围也在扩大，人情消费不断膨胀。很多人或因面子相互攀比，消费额节节攀升;或因某种功利目的将人情消费当成投资;或因补偿心理，想尽一切办法制造收礼的机会……特别是在圈子相对较小的小城镇，人情消费已經变成严重畸形的人情“债”，让很多人不堪重负，有苦难言。
人情消费泛滥成灾危害重重
各种名目的人情消费不仅带给人们沉重的经济负担，也让人际交往复杂化，平添许多不该有的矛盾。更不容忽视的是，变味的人情消费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纯洁度，增添了人情交往中的不健康因素，造成精神污染，败坏社会风气，直至滋生腐败。
肖晓是一名“90后”县报记者。他成长在贫困山区，家里供他上完大学已经不容易。当同学们在大城市放飞自己的理想时，肖晓选择了回家乡，应聘到县城党报当了一名记者。肖晓非常勤奋，每天奔波于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一个月发稿40篇以上，经常一天写稿两三篇。报社实行按劳付酬，肖晓每月的收入有3000多元，这在一个工资水平偏低的小县城，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算是高收入了。肖晓踌躇满志地规划自己的初步目标——大干几年，存点钱在县城交个两居室的首付，把乡下的爸妈接到县城里享福。他算了一笔账，除去租房、吃饭及必要的日常开支，每月至少能存2000元，这样，三年后就可以挣到首付的钱。可他没想到的是，他忘了算一笔重要的开销，那就是人情消费。
拿到工资的第一个月，肖晓将计划内的开支费用提出来，又留了几百元机动资金，其余的存进了银行。可到月中的时候，他提出来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原因是送了两个礼——同事结婚、表叔做寿，又看了一个病人——副总编的老娘住院。同事结婚不能不去，大家都去凑个热闹自己哪能孤立？再说了，人家结婚你要是不去，将来自己结婚谁来捧场啊。表叔做寿也得去，离那么近，不回去拜寿人家要说闲话的。至于领导的老娘住院，很多同事都去看了，他一个刚到单位的新人，还指望着人家提携呢，不去行吗？再说了，这些人情往来可以加强联系增进感情，有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这是报社一位热心大姐教他的。他觉得有道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单枪匹马只会事倍功半。为了应付接下来的生活，他不得不从银行又取了1000元出来。 还有一笔人情消费也让肖晓感到很无奈：每次回家，父母总是嘱咐他多买点礼物送给乡里乡亲。给隔壁的张爹爹带两瓶酒，给前屋的伯母捎些补品，给后屋王姐的闺女买条围巾……父母对他说：“你是城里人了，给乡亲们带点礼物是应该的，我们脸上也有光。”
如今三年过去了，肖晓的存款只有不到3万元，而房价却在不断上涨。肖晓有些沮丧，照这样下去，他不知何时能在县城安家……
人情消费带来的经济负担让人不堪重负，它引发的矛盾也足以让原本和谐的家庭关系产生裂痕甚至瓦解。
张庆和方丽本是相亲相爱的一对小夫妻，开有一家副食店，张庆负责进货、送货，方丽负责守店，小两口配合默契，很少红脸，最近却因为人情往来方面的事闹起了离婚。
事情是这样的：张庆的弟弟带了女朋友上门，按照惯例该封个500元的见面礼，可方丽却执意只包了200元。张庆不依：“你妹妹带男朋友来时咱给的是500元，为什么我弟来就只给200元呢？”方丽说：“他要是能认定这个姑娘就是你弟媳妇，我一定给500元，一分都不会少！”张庆一听来气了：“我弟带女朋友上门，你居然说这样不吉利的话！”方丽理直气壮：“他几个月前带回来一个，我不是给了500元吗？现在又换一个，我又得给500元。他要是下次再换一个，我还得再给，这样下去谁给得起啊？”张庆更气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啊？难道他是存心换女朋友的吗？你话说得也太刻薄了！”方丽毫不示弱：“是我刻薄还是你们家有三心二意的传统啊？”两人你来我往，从动嘴到动手，最后闹上了法庭要离婚。
比起送礼带来的经济负担和引发的各种矛盾，更加不容小觑的是变质的人情消费带给社会的“精神污染”。
乡镇公务员小张在孩子上幼儿园时，就开始给老师送礼，先是教师节和春节送，后来发现别的家长连端午节、中秋节都送，她也跟风，于是一年四次给老师送礼，比给父母送得还勤。送礼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的孩子，比如安排个好座位，多开点“小灶”。原先是送烟酒等礼品，后来变成了送购物卡，最后干脆送红包。一开始小张给老师送礼还避着儿子，怕影响孩子。后来听儿子说，班上某同学考试名次倒退了，但因为家长给老师送了礼，排座位时还是换了个好位置。原来儿子早就知道这些，她也就不再藏着掖着，有时送礼前还从儿子那儿打听一些老师的相关信息。
去年，小张被学校教导处叫到了学校。原来，上三年级的儿子在学校打架，才8岁的孩子向同伴下狠手，边打边叫嚣：“打你也白打，反正我妈给老师送过礼的，老师不会把我怎么样！”小小年纪居然认为送礼可以摆平一切！小张这才警醒，送礼之风竟然给儿子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影响！
据调查，请客送礼之风已在青少年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危害。一些孩子模仿大人摆生日宴，邀请同学好友参加，甚至还有孩子偷父母的钱请同学吃饭。
送礼之风不但让人情消费完全变味，更让人际交往变得势利、功利，而在这种势利和功利的背后，则隐藏着各类腐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要树立健康的人情消费观
中国是礼仪之邦，适当的人情往来无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可当“关系学”盛行、“面子论”风靡，礼数变成了钱数，礼仪只剩下礼物，人情消费也就完全变质了。特别是在熟人圈子相对密集的小城镇，人情消费风气尤盛。民间有种说法，宁肯欠人钱，不可欠人礼。欠礼就是欠情，钱好还，情难还。所以，明知累，还得碍于面子跟风攀比，好多人陷入人情消费这个“打不破、躲不掉、花不起”的怪圈而无法自拔，既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自觉不自觉地助长着人情消费这股歪风的蔓延。
去年夏天，某县文化站刘站长的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当天，刘站长欢天喜地地买来糖果发给同事，让大家分享他的喜悦。可同事们拿到糖果后的反应让他大感意外——他们纷纷给他送红包！刘站长无奈地说：“我本不想办酒席的，太麻烦，可同事们不约而同地硬要塞给我‘礼钱’，抹不开面子我只好收了，当然酒席也就不能不办了，只是感觉怪怪的，像是被‘人情’绑架了。”
泛滥的人情消费，让收礼者和送礼者都不堪其扰。作为送礼者，礼物的轻重，是否符合送礼者的身份，是否符合收礼者的喜好，凑份子该凑多少合适，等等，都是让人纠结的问题。而对于收礼者来说，明明不该收的礼，收也不是拒也不是，更是左右为难。
“其实，理性地看，礼是情的媒介。重情轻礼，才应是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学专家郑沪生表示，随着随礼金额、档次的不断攀升，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那份情谊却会变得越来越疏远。
要走出人情消费的怪圈，需要从我做起，树立健康的“人情观”，不随波逐流。时评员史泽娜认为，要从每个小我做起，量力而行，合理安排、支出人情消费，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麻烦。花店女店主卫宁就是这样一名先行者。她动员未婚夫陈少杰用浪漫的“素婚”向铺张的传统婚礼挑战，勇敢地走出了人情消费的怪圈。卫宁原来也打算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毕竟婚礼是女人一生中最闪亮的时刻，怎么隆重都不为过。可她见识过太多奢华婚礼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负担，也目睹过有的闺蜜“劳民伤财”办婚礼的全过程，于是果断决定：取消大张旗鼓的仪式，办一场属于两个人的朴素婚礼。“酒席不办了，那我们送出去的礼金不是收不回来了？”未婚夫陈少杰不解。“能收回多少礼金啊？辛辛苦苦操办下来，礼金全给酒店和婚庆公司还不够，别人也得陪我們折腾。再说了，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它不需要盛大的仪式，需要的是彼此之间的爱情和经营爱情的智慧！”卫宁耐心说服未婚夫后，两个人开始了甜蜜浪漫的丽江之旅，并在途中发微博，向网友们宣告他们的幸福，赢得了很多朋友的真诚祝福！
刹住人情歪风，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倡导，换一种清新的方式表情达意。比如，薄信一封、清茶一壶、鲜花一束，既节约又不失礼节，还能更多地重视情感、关注心灵。
小楠、小红、小珍、小敏四个人，上高中时住一个宿舍，大学毕业后凑巧又一起回到县城，成了亲如姐妹的闺蜜。各自找到男朋友谈婚论嫁时，为了避免为人情所累，同时不想让纯真的友谊被世俗的东西玷污，老大小楠提出，结婚时大家相互免礼，只在一起聚一聚庆祝一下。她的提议得到姐妹们的响应。老大小楠第一个结婚，由她做东，在一家既简朴又雅致的茶餐厅请姐妹们聚了聚。到小红、小珍、小敏结婚时，都沿袭老大的做法，轻松愉快地召集聚会。以后，谁家有了喜事，都沿袭这个传统，既联系了感情，又没啥负担，经济上精神上都很轻松。如今，四姐妹从豆蔻年华跨进中年门槛，彼此间的友情依然纯真、美好，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浓郁。
端正人情观，树立文明新风，更需要全社会的正确引导。人情消费泛滥之风，不是一两天刮起来的，当然也不会戛然而止，要想遏制它，需要全社会努力。
重庆市社科院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孙元明认为，扭转这一现象，要重视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搞好宣传教育，比如以健康的风气和价值观引导民众移风易俗，跳出人际交往怪圈，树立好的精气神和人文精神，通过长期努力，改变地区的文明状况。
首先，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要求国家公务人员从自身做起，坚决反对送礼、抵制送礼，让送礼者无处可送。同时，健全监督管理新机制，针对一些借人情消费敛财的腐败现象，建立、健全监督、举报机制，加强监察力度，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其次，各类媒体要营造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合理消费及遇事简办的益处，对大操大办的恶习进行曝光，让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让重情不重礼成为新风尚、新潮流。最后，还要加强文化建设，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引导人们以健康的形式开展社交活动，自觉摒弃旧习俗，让人情消费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原载《妇女生活》 原刊编辑：冯士军
中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情。有些时候，有了人情，不易办的事变得容易办;没有人情，能办的事也不太好办。因此，能否有效地建立人情、沟通人情、润滑人情、经营人情，成了很多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据有关调查显示，时下人情消费已成为很多家庭的一项重要支出，特别是在小城镇，有些地方人情消费竟占到居民年收入的五成。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添丁增岁、升学拜师、看病求医、乔迁新居等，各种由头的“人情礼”数不胜数。很多人感觉送礼变成了沉重负担，但又无法也无力摆脱。礼尚往来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无可厚非的人之常情，但变了味的人情消费，带给人们的除了经济负担，还有无尽的烦恼和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人情消费蕴含多少虚荣与功利
2014年过罢春节，在县城某中学当老师的何天明，盘算了一下春节期间送出去的红包，除了孝敬长辈、打发晚辈花掉1800元——这是每年春节的“规定动作”，其余不相干的红包居然高达3500元——给教育局某副局长的孙子和校长的孩子各1000元，给几个副校长的孩子各500元。年前县里“八项规定”抓得紧，给领导拜年送红包显然不合适，妻子给他出点子：给孩子压岁钱！这个点子的确好，几位领导家的孩子收到红包兴高采烈，领导也眉开眼笑，何天明却暗自心疼，3500元，顶他一个半月的收入啊！妻子却安慰他：“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年前，何天明得到确切信息：学校教导处主任再过七八个月就要退休了，校领导正物色合适的替代人选。何天明是学校的教学骨干，从教20年来几乎年年当班主任，40岁了还是一名普通老师。而跟他同年进校的同学，如今都当副校长了，还有比他晚来的同事也有当上校长助理的。有人点拨他：别只顾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他回家跟妻子一说，妻子当即决定：斥资5000元，作为专项人情消费资金，鼓励他抓住这次机会积极争取。何天明这才收起知识分子的清高，给相关领导逐家上门发红包。如今，何天明正眼巴巴地盼着投资能有回报。
除了像何天明这样的“主动投资”，还有被动进行的人情消费。
春天是办喜事的高峰期。2014年春节一过，机关老科长老陈便陆续收到请柬，有同事结婚的，有同学家孩子结婚的，有亲戚家孙子做满月的，也有朋友过生日的。3月份还没过完，老陈就收到了4张“红色罚单”，其中一张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某局局长老王家送来的。老陈是个爱面子的人，自己年过五十，只熬了个科长，所以对那些比自己混得好的同学，他少有来往，怕有巴结之嫌。没想到这几年没联系的局长同学竟然把请柬发到他头上了！看来人家没有嫌弃自己嘛，老陈感动之余决定不仅要亲自前往道喜，还要送个大红包，以显示自己“混得并不差”。他找老婆想申请500元“专项经费”，老婆眼一瞪：“送这么多干吗？不就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同学嘛！人家做了局长，又没给你什么关照，有必要送这么大的礼吗？”老陈软硬兼施还是要到了500元。可到了婚礼现场，碰到老同学们，大家相互打探送多少礼金，老陈这才知道自己送得最少。其中有个同学说，这家酒店是全市最高档的，人家又是局长，送礼不能寒酸，最少也得千儿八百。老陈一阵脸红，赶紧在原来500元的基础上又加了300元，凑了个800元的红包。
有送礼的，自然也就有收礼的，而有些人想尽办法收礼的原因，又是因为送礼送得不堪重负，孙成胜、黄月玲夫妇就是一例。两人为了收礼，专门策划了一个“珍珠婚纪念”活动，策划的灵感来自郭冬临、牛莉表演的春晚小品《人到礼到》。看小品时黄月玲眼前一亮，对丈夫说：“再过几个月就到咱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了，要不咱们办个珍珠婚纪念活动，请亲朋好友聚一聚？”孙成胜有些犹豫：“不好吧？人家该说咱们是为了收礼了。”黄月玲说：“收礼怎么啦？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些年只顾送礼了，从来没机会收礼，难道收一次不行吗？”
确实，黄月玲和丈夫这些年没少往外送礼，亲戚、朋友、同事谁家有喜宴，都得去，而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早几年出国留学，如今已取得美国绿卡，一直只交女朋友不结婚，因此，他们也就没理由收礼。两人时常觉得窝囊，又有苦难言，总不能因为你儿子不结婚就不参加别人家的喜宴吧？但总这样吃亏下去也不行啊！两人一咬牙，决定给自己办个“珍珠婚纪念”，说白了，就是找个由头请一次客，把送出去的礼金收一点回来。
如今，人们交际圈子越来越大，需要维系的亲情、友情、乡情、同事情等人情范围也在扩大，人情消费不断膨胀。很多人或因面子相互攀比，消费额节节攀升;或因某种功利目的将人情消费当成投资;或因补偿心理，想尽一切办法制造收礼的机会……特别是在圈子相对较小的小城镇，人情消费已經变成严重畸形的人情“债”，让很多人不堪重负，有苦难言。
人情消费泛滥成灾危害重重
各种名目的人情消费不仅带给人们沉重的经济负担，也让人际交往复杂化，平添许多不该有的矛盾。更不容忽视的是，变味的人情消费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纯洁度，增添了人情交往中的不健康因素，造成精神污染，败坏社会风气，直至滋生腐败。
肖晓是一名“90后”县报记者。他成长在贫困山区，家里供他上完大学已经不容易。当同学们在大城市放飞自己的理想时，肖晓选择了回家乡，应聘到县城党报当了一名记者。肖晓非常勤奋，每天奔波于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一个月发稿40篇以上，经常一天写稿两三篇。报社实行按劳付酬，肖晓每月的收入有3000多元，这在一个工资水平偏低的小县城，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算是高收入了。肖晓踌躇满志地规划自己的初步目标——大干几年，存点钱在县城交个两居室的首付，把乡下的爸妈接到县城里享福。他算了一笔账，除去租房、吃饭及必要的日常开支，每月至少能存2000元，这样，三年后就可以挣到首付的钱。可他没想到的是，他忘了算一笔重要的开销，那就是人情消费。
拿到工资的第一个月，肖晓将计划内的开支费用提出来，又留了几百元机动资金，其余的存进了银行。可到月中的时候，他提出来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原因是送了两个礼——同事结婚、表叔做寿，又看了一个病人——副总编的老娘住院。同事结婚不能不去，大家都去凑个热闹自己哪能孤立？再说了，人家结婚你要是不去，将来自己结婚谁来捧场啊。表叔做寿也得去，离那么近，不回去拜寿人家要说闲话的。至于领导的老娘住院，很多同事都去看了，他一个刚到单位的新人，还指望着人家提携呢，不去行吗？再说了，这些人情往来可以加强联系增进感情，有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这是报社一位热心大姐教他的。他觉得有道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单枪匹马只会事倍功半。为了应付接下来的生活，他不得不从银行又取了1000元出来。 还有一笔人情消费也让肖晓感到很无奈：每次回家，父母总是嘱咐他多买点礼物送给乡里乡亲。给隔壁的张爹爹带两瓶酒，给前屋的伯母捎些补品，给后屋王姐的闺女买条围巾……父母对他说：“你是城里人了，给乡亲们带点礼物是应该的，我们脸上也有光。”
如今三年过去了，肖晓的存款只有不到3万元，而房价却在不断上涨。肖晓有些沮丧，照这样下去，他不知何时能在县城安家……
人情消费带来的经济负担让人不堪重负，它引发的矛盾也足以让原本和谐的家庭关系产生裂痕甚至瓦解。
张庆和方丽本是相亲相爱的一对小夫妻，开有一家副食店，张庆负责进货、送货，方丽负责守店，小两口配合默契，很少红脸，最近却因为人情往来方面的事闹起了离婚。
事情是这样的：张庆的弟弟带了女朋友上门，按照惯例该封个500元的见面礼，可方丽却执意只包了200元。张庆不依：“你妹妹带男朋友来时咱给的是500元，为什么我弟来就只给200元呢？”方丽说：“他要是能认定这个姑娘就是你弟媳妇，我一定给500元，一分都不会少！”张庆一听来气了：“我弟带女朋友上门，你居然说这样不吉利的话！”方丽理直气壮：“他几个月前带回来一个，我不是给了500元吗？现在又换一个，我又得给500元。他要是下次再换一个，我还得再给，这样下去谁给得起啊？”张庆更气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啊？难道他是存心换女朋友的吗？你话说得也太刻薄了！”方丽毫不示弱：“是我刻薄还是你们家有三心二意的传统啊？”两人你来我往，从动嘴到动手，最后闹上了法庭要离婚。
比起送礼带来的经济负担和引发的各种矛盾，更加不容小觑的是变质的人情消费带给社会的“精神污染”。
乡镇公务员小张在孩子上幼儿园时，就开始给老师送礼，先是教师节和春节送，后来发现别的家长连端午节、中秋节都送，她也跟风，于是一年四次给老师送礼，比给父母送得还勤。送礼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的孩子，比如安排个好座位，多开点“小灶”。原先是送烟酒等礼品，后来变成了送购物卡，最后干脆送红包。一开始小张给老师送礼还避着儿子，怕影响孩子。后来听儿子说，班上某同学考试名次倒退了，但因为家长给老师送了礼，排座位时还是换了个好位置。原来儿子早就知道这些，她也就不再藏着掖着，有时送礼前还从儿子那儿打听一些老师的相关信息。
去年，小张被学校教导处叫到了学校。原来，上三年级的儿子在学校打架，才8岁的孩子向同伴下狠手，边打边叫嚣：“打你也白打，反正我妈给老师送过礼的，老师不会把我怎么样！”小小年纪居然认为送礼可以摆平一切！小张这才警醒，送礼之风竟然给儿子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影响！
据调查，请客送礼之风已在青少年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危害。一些孩子模仿大人摆生日宴，邀请同学好友参加，甚至还有孩子偷父母的钱请同学吃饭。
送礼之风不但让人情消费完全变味，更让人际交往变得势利、功利，而在这种势利和功利的背后，则隐藏着各类腐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要树立健康的人情消费观
中国是礼仪之邦，适当的人情往来无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可当“关系学”盛行、“面子论”风靡，礼数变成了钱数，礼仪只剩下礼物，人情消费也就完全变质了。特别是在熟人圈子相对密集的小城镇，人情消费风气尤盛。民间有种说法，宁肯欠人钱，不可欠人礼。欠礼就是欠情，钱好还，情难还。所以，明知累，还得碍于面子跟风攀比，好多人陷入人情消费这个“打不破、躲不掉、花不起”的怪圈而无法自拔，既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自觉不自觉地助长着人情消费这股歪风的蔓延。
去年夏天，某县文化站刘站长的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当天，刘站长欢天喜地地买来糖果发给同事，让大家分享他的喜悦。可同事们拿到糖果后的反应让他大感意外——他们纷纷给他送红包！刘站长无奈地说：“我本不想办酒席的，太麻烦，可同事们不约而同地硬要塞给我‘礼钱’，抹不开面子我只好收了，当然酒席也就不能不办了，只是感觉怪怪的，像是被‘人情’绑架了。”
泛滥的人情消费，让收礼者和送礼者都不堪其扰。作为送礼者，礼物的轻重，是否符合送礼者的身份，是否符合收礼者的喜好，凑份子该凑多少合适，等等，都是让人纠结的问题。而对于收礼者来说，明明不该收的礼，收也不是拒也不是，更是左右为难。
“其实，理性地看，礼是情的媒介。重情轻礼，才应是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学专家郑沪生表示，随着随礼金额、档次的不断攀升，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那份情谊却会变得越来越疏远。
要走出人情消费的怪圈，需要从我做起，树立健康的“人情观”，不随波逐流。时评员史泽娜认为，要从每个小我做起，量力而行，合理安排、支出人情消费，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麻烦。花店女店主卫宁就是这样一名先行者。她动员未婚夫陈少杰用浪漫的“素婚”向铺张的传统婚礼挑战，勇敢地走出了人情消费的怪圈。卫宁原来也打算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毕竟婚礼是女人一生中最闪亮的时刻，怎么隆重都不为过。可她见识过太多奢华婚礼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负担，也目睹过有的闺蜜“劳民伤财”办婚礼的全过程，于是果断决定：取消大张旗鼓的仪式，办一场属于两个人的朴素婚礼。“酒席不办了，那我们送出去的礼金不是收不回来了？”未婚夫陈少杰不解。“能收回多少礼金啊？辛辛苦苦操办下来，礼金全给酒店和婚庆公司还不够，别人也得陪我們折腾。再说了，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它不需要盛大的仪式，需要的是彼此之间的爱情和经营爱情的智慧！”卫宁耐心说服未婚夫后，两个人开始了甜蜜浪漫的丽江之旅，并在途中发微博，向网友们宣告他们的幸福，赢得了很多朋友的真诚祝福！
刹住人情歪风，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倡导，换一种清新的方式表情达意。比如，薄信一封、清茶一壶、鲜花一束，既节约又不失礼节，还能更多地重视情感、关注心灵。
小楠、小红、小珍、小敏四个人，上高中时住一个宿舍，大学毕业后凑巧又一起回到县城，成了亲如姐妹的闺蜜。各自找到男朋友谈婚论嫁时，为了避免为人情所累，同时不想让纯真的友谊被世俗的东西玷污，老大小楠提出，结婚时大家相互免礼，只在一起聚一聚庆祝一下。她的提议得到姐妹们的响应。老大小楠第一个结婚，由她做东，在一家既简朴又雅致的茶餐厅请姐妹们聚了聚。到小红、小珍、小敏结婚时，都沿袭老大的做法，轻松愉快地召集聚会。以后，谁家有了喜事，都沿袭这个传统，既联系了感情，又没啥负担，经济上精神上都很轻松。如今，四姐妹从豆蔻年华跨进中年门槛，彼此间的友情依然纯真、美好，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浓郁。
端正人情观，树立文明新风，更需要全社会的正确引导。人情消费泛滥之风，不是一两天刮起来的，当然也不会戛然而止，要想遏制它，需要全社会努力。
重庆市社科院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孙元明认为，扭转这一现象，要重视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搞好宣传教育，比如以健康的风气和价值观引导民众移风易俗，跳出人际交往怪圈，树立好的精气神和人文精神，通过长期努力，改变地区的文明状况。
首先，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要求国家公务人员从自身做起，坚决反对送礼、抵制送礼，让送礼者无处可送。同时，健全监督管理新机制，针对一些借人情消费敛财的腐败现象，建立、健全监督、举报机制，加强监察力度，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其次，各类媒体要营造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合理消费及遇事简办的益处，对大操大办的恶习进行曝光，让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让重情不重礼成为新风尚、新潮流。最后，还要加强文化建设，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引导人们以健康的形式开展社交活动，自觉摒弃旧习俗，让人情消费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原载《妇女生活》 原刊编辑：冯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