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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相许，情尽烽烟
陕西西安阿探
《风起草莽》是民间自发抗日与英雄化成的追溯，更是爱情长久的淬炼与正果修成，爱之本源的遥望。磅礴而惨烈的抗战，化作苍凉的碎片，被历史隐埋的作为普通个体的“炼狱”者，随烽烟崛起。拂去历史厚厚的尘埃，抗战史与民间爱情传奇，熔炼成乱世夺目的一缕异彩。张锐强将宏大揉碎在旷日持久的爱之纠结与心战中，打捞了个体生命过往积聚的张力，可谓向曾经奋起山野间英魂的致敬，更是向酣畅淋漓人性的致敬。历史退守为李绍麟与项如春生命盛放的背景与舞台，小说亦凝结为他们的个体史诗，充盈着血与火的爱情涅槃。
1911年冬天的兵灾，促成了李项两大家族世仇的顿消和解，亦造成了年幼的李绍麟如影随形的阴影与惊惧。于是躺在棺材里，生命才能获得暂时的安妥;于是他从此纵情声色，放荡不羁，生命悬浮于生死之间。作为从小就穿越了生死的人，他把活着活成了一种行尸走肉。直到他遇到了二十多年来从未遇到的情劫——项如春的出现，给予他如同1911年惊魂之夜的撼动，人生从此寄意近不可及的爱情虚影。长久的心战挫败，依旧无法抑制情缘在世仇遗迹里不断的积聚与潜滋暗长。
一见倾心，击溃了李绍麟醉生梦死的常态人生，激活了他内在无以安置的生命动能。或许他从未想过自己要当英雄，即便是成为民团团总，抗日也只是自保的无奈之举。在远遁了抗战大义的有限的场域里，他的种种勇猛，都是为了项如春的平视与灵魂尊重。然而，一再的心战，肉中衔刺而行，几乎每次直面都是他的铩羽而归。这并不是可能的绝无，而是坚石坚质的渐化渐融。为了一隅之暂安，他豪情气壮，不惜与魔鬼盟约。为了给项如春搞来“扫地平”，他涉险赴约，她舍命相拼，良善最终落入罪恶的圈套。十数年的心结、心战，化作一夜红雨飞，生死相许，情尽烽烟，英雄亦是性情人。
小说起于高潮环节，放弃抗战宏大叙事及其政治本意，直击个体生命绚烂，还原了战争携裹下的真实人性，比如李绍麟的率性而为，项如春的冰莹理性，神尾留五郎的心往和平，泷川的亦魔亦人。文本深藏理性于感性浓烈乃至张扬，以十数载情感的隐忍，积聚一刻之爆发，民间英雄化成无迹。项如春对于李绍麟而言，无异于捧火而行的女神，引领着他从一己之私出发，走向了责任与担当，走向了勇者无悔，爱者无敌，走向了民族大义。
人生是一场艰难的修行，李绍麟与项如春在彼此的对峙守望中修成了正果。或许真爱纯爱，原本就是纯粹的精神存在，与其他无关。从李项两大家族的世仇对立，到李项二人彼此精神的驰骋与相融赴难，爱情传奇洞穿生死与硝烟，从而绵绵不绝。
用文学想象打捞历史的碎片
——评张锐强的《风起草莽》
广西桂林熊焕颖
张锐强的《风起草莽》表面上以严肃的历史笔法重构一段被埋藏在民间的抗日传奇，实际上却是用文学想象的方式对传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审视和质疑。
张锐强的创作可圈可点之处，恰恰在于他跳脱出了传统历史观的樊笼，用文学想象将那些深埋水底的历史碎片打捞起来，并用炽热的文字赋予它们血肉之躯。
在小说中，李绍麟和项如春是抗日历史洪流中微不足道的生命个体。他们传奇的经历，以及保家卫国、英勇抗日的壮举不仅没能让他们获得载入史册的机会，反而连家族墓地都进不了，最后只能沦为水中游魂。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和悲叹。从这个层面来讲，张锐强是一个有文学使命感的作家。他以类似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方式，饱含深情地为李绍麟和项如春树碑立传，对他们的生活轶事、情感纠葛，以及既卑微又光辉的复杂人性进行了细致逼真的刻画。而小说对国军、新四军的略写，绝不简简单单是谋篇布局上的需求。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对大写的、英雄的、单一的传统历史观的解构。
张锐强对抗战历史、国军编制的熟稔程度令人钦佩。但他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那段历史，而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去重塑那段历史，并把目光转向了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名英雄身上。换言之，真正的文学就是要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那些在历史、社会、政治等宏大叙事中被遮蔽的微不足道的生命個体。
民间抗日英雄的壮歌
——读张锐强小说《风起草莽》
甘肃平凉石凌
在作家普遍偏爱私人化写作的今天，张锐强的中篇小说《风起草莽》给灰色沉闷的小说领域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翔实的史料在作者笔下演化成栩栩如生的人物与波澜壮阔的场景。《风起草莽》以扎实的史学功底做铺垫，穿越时空壁垒，在3000年历史文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展开故事，让历史人物从旧纸堆里复活，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河南信阳一支民间抗日团体的形成、发展与壮大过程，成功塑造了李绍麟、项如春两个民间抗日英雄形象。
与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张锐强没有把英雄单一化、脸谱化，而是通过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展示了奇男子李绍麟与奇女子项如春的成长轨迹。小说的高明之处是把普通人的爱恨情仇放在家国危难时刻，在壮阔的历史场景中展开情节。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发生，李绍麟不过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纨绔子弟而已，项如春也可以像现在的女学生一样按部就班完成学业。但生逢家国危难的大时代，以宗亲为纽带的宗族文化受到西方文化与时代气息的冲击，李绍麟与项如春就是这种混合文化孕育出来的异类，外敌入侵扰乱了他们既定的生活秩序，项如春及时投身抗日洪流，以纤弱之躯扛起了抗日大旗，激发了李绍麟好胜斗勇的性格，使其走上抗日前线，李绍麟的队伍只是一种草莽英雄行为，有着传统草莽英雄淡生死、重气节的气概。小说的出彩处是还原了英雄的血肉之躯，两位奇人从史料中走出来，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而又炫目多姿的英雄壮歌。李绍麟单刀赴会与日本侵略者谈判，项如春暗中保护，把小说情节推向高潮。在投降变节苟活性命与保家卫国英勇赴死的选择中，两人英勇就义，作品激荡着一种罕见的英雄气概。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张锐强采用对比手法，主要人物既相互交织，又彼此独立。人物出场时，李绍麟只是一个眠花宿柳的富家子弟，项如春已是一位抗日将领的遗孀。项如春最初吸引李绍麟的是她那清新脱俗不同于烟花女子的气质。与项如春接触，李绍麟看到了一个令他陌生的灵魂，他对项如春的爱慕由最初性的吸引到最后灵魂的相吸。李绍麟的变化符合人物成长的逻辑，有血有肉，十分丰满。相较于李绍麟，项如春这个形象较弱，始终如一，没有大的变化，作者没有深入这个人物的内心，只是采用了侧面烘托法，读者看不到她内心的纠结、矛盾与挣扎。她对李绍麟从最初的蔑视到最后的接纳，应该有心理变化过程，如果小说能对这些细部精雕，小说中的人物才能成为双璧。另外，无论是爷爷李自珍还是李绍麟，看待项如春都是好奇于她的处女步态。这是一种男权思想的体现。如果项如春不是处女身，是不是就不会如此吸引李绍麟，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小说通过祖孙两代人的眼睛强调项如春的处女步态，不能不说是男人的一种阴暗、猥琐的心态。 《风起草莽》中的心理学效应
湖北随州萧肖
中国的抗战文学作品大多侧重英雄叙事，而人道、人性的光辉却被遮蔽，如《烈火金刚》、《铁道游戏队》《战斗的青春》等，着重记录事件，描述英雄事迹，但把人作为价值尺度，用人情、人道、人性的眼光来审视战争，却是有所欠缺的。与某些带有时代局限性、脸谱化和艺术概念化的抗战作品相比，张锐强的《风起草莽》以人的精神成长为主线，以密集、扎实的史料知识为背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符号，将信阳南部地区抗战进程中一众草莽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性格成长，以及共产党、国军、日军和土匪四方势力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微妙关系，纤毫毕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李绍麟由纨绔子弟成长为抗战英雄，项如春从厌恶李绍麟发展至愿意双双赴死，胆小怯懦的李自珍因民族大义吞烟送子孙出征，蝴蝶效应，光环效应，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从众效应……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以及一系列事件的进展，多是通过心理学效应来展开，一个人物影响另一人物，一个事件诱发一系列事件，使小说耸立起一座多维的“精神高塔”，较为客观地再现了草莽小人物和国共两党联手抗日的历史风云。
第一维度：项如春。
她弹着教士改编的中国古典钢琴曲《高山流水》，睫毛像蝴蝶翅膀般忽闪出光环效应，吸引李绍麟从麻木不仁、颓废放荡到民族意识渐渐觉醒。她多次对李绍麟施加皮格马利翁效应，把李绍麟激励成英雄，这就是暗示的力量。她毫不犹豫跳入冰冷刺骨的河中，给国军的张营长报信，引发连锁效应，张营长向其求婚，成婚后发现张营长因战争而受伤不举，二人和离，张营长将悲情洒于战场，最终战死沙场，为国捐躯。项如春是一味催化剂，她影响他人，他人又影响她，相互激发、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项如春锻造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一介女流，驰骋征战，巾帼不让须眉。
第二维度：李绍麟。
留下子嗣之夜，项如春拒绝了李绍麟，李绍麟遵照李自珍的遗命娶了妻，人为地为爱情设置了障碍，这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外物的干涉非但不能减弱爱情，反而使之增强。在共生效应的影响下，李绍麟和项如春因相同的信仰、障碍的反作用力而惺惺相惜，一起成长，共同进步，结为生死相依的抗日伉俪。
第三维度：山炮。
李绍麟缴获了鬼子的75毫米山炮，如水中击石，引来国军、日军、共产党等多方势力觊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蝴蝶效应发散出巨大威力，一个闺女待嫁，三个媒婆上门，山炮使矛盾白热化，诱发一连串始料未及的因果反应和连锁效应，最终招致李绍麟和项如春的杀身之祸。
此外，还有第四维度定势效应，李绍麟和李自珍睡棺材，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心理定势;第五维度流言的心理效应，流言中项如春是个小寡妇，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李绍麟的某些冲动行为;第六维度从众效应，出征前丁壮们皆选择与寡妇留下子嗣，李绍麟被项如春拒绝后，选择从众，另娶她人。张锐强以心理学效应为表现手段，用生动而细腻的笔触雕刻着人物的心灵景观，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之下书写着小人物的个体体验，遵循着现实世界的逻辑、规律和情理，把虚构小说写得如纪实文学般真实可触。在抗日神剧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的今天，我们太需要这类历史丰厚、细节考究的抗战小说了。
还原生命个性的英雄想象
广东湛江洪艳
《风起草莽》算是重构“宏大叙事”美学格局的作品之一。
日常叙事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理论勃发后，日渐成为文艺发展的一大创作潮流，也曾一度打破“宏大叙事”的美学壁垒，从而为小人物的粉墨登場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但那些真实存在过的英雄人物在历史的尘嚣中，要以怎样的一种文字呈现方式才能在如此背景下获得“生存空间”，是否也会成为作家们创作思考与尝试的一大难题？有人说，21世纪之后，一股重构“宏大叙事”的力量在悄悄聚合，张锐强的《风起草莽》可以说是借助了目的性、主题性和连贯性、统一性为显要特征的“宏大叙事”策略中进行了英雄想象，使得李绍麟、项如春等诸多英雄在当下文学世界中有了理想化与合法化的身份。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英雄人物成为文学选择和塑造的对象，有着明显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倾向。比如中国传统的公案与武侠小说，英雄想象在快意恩仇、忠君爱民中融合了济世安民、仁义为本的儒学思想内核;同时，武侠小说中又常常兼有道家与佛家思想，融合娱乐与教化功能作为或显或隐的依托，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个奇异又瑰丽的想象世界。在这种背景中的英雄想象使得读者获取克服苦难的勇气与力量，因而英雄们以被美化或神化作为存在常态。这也就意味着，作者对他们进行了类型化、抽象化的英雄想象，是过滤掉了日常生活的细节，与读者之间有种不可弥合的疏离感。
《风起草莽》可算得是宏大叙事策略中吸纳了日常叙事手法的作品，它有着独特的审美内涵，即从日常生活出发，在现实历史的真实中加入精心雕塑的人物，使得日常叙事的砖瓦建构起了宏大叙事的高楼大厦，使得英雄想象有了个性化、人情味的日常叙事特征，使得英雄人物有了新的符合时代审美的特性。比如李绍麟，他眠花宿柳的日常、求佳人不得的醉态、点烟泡的谨慎、宿棺材的沉思等生活的细节，被张锐强化入了英雄想象中，使得李绍麟在乡野、草莽化的生活空间营造中拥有了丰富细致的日常审美性，也使得英雄想象祛除了道德担当而被单纯地“英雄”化的弊病。同样的“英雄”还有项如春的张营长，在战场上的英雄和生活中的英雄之间的差距，被张锐强用生活的细节加以补白，对英雄的完美形象进行了祛魅化的处理，使得英雄人物的血肉之躯、人性的多侧面获得了还原。
我不知道把张锐强的《风起草莽》视作“宏大叙事”的创新是否恰当。或许一个作家在繁复庞杂的现代社会，努力坚守文以载道的传统，将个人与历史的命脉相关联，又突显作家和笔下人物的生命精神与情感气度，从而与更广阔的心灵世界相驳接与同共振，必定是优秀作家的共同选择。
小我情怀与家国大义
广东中山陈剑兰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正义与良知是人类真善美的价值观;但就张锐强的中篇小说《风起草莽》而言，是保家卫国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风起草莽》中，张锐强将李绍麟和项如春这对青年男女及其家族的恩怨情仇，放置在了宏大的抗日战争背景之中。于是，这个被刷上战争和动荡底色的故事，就富有了民间的传奇性和英雄主义色彩。
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场对人心、人的价值观占领的战争。因为，战争是人的行为，只有正义之心，才会有正义用文学的方式，还原战争和历史的本相。《风起草莽》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虚实交替的原则——宏观上历史事件大的走向必须准确真实，微观上历史细节必须准确真实，精神层面人物的心灵轨迹必须准确真实，在还原与描绘真实的战争场景之外，更多的是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人性的探究和摹刻。故事以抗战为主线，以李绍麟与项如春之间的爱恨纠葛及普通民众的自发觉醒为辅，将小我情怀与家国大义写得荡气回肠。与其说《风起草莽》是一部抗战史，不如说是一对小儿女的成长史、爱情史和英雄史，或者说是中国人民从被动走向主动最后誓死抗战的心路历程。残酷的战争背景，血雨纷飞的战争场面，藏在平静的历史叙事背后，藏在乡村独有的风俗与生活细节之中，藏在民族之间深刻而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这种隐而不露的叙述，有一种巨大的洞穿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张锐强个人写作的一种姿态和立场，让人性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尤其小说结尾，李绍麟和项如春从容赴死，上演了一出可歌可泣的“刑场上的婚礼”，渲染出几分英雄出草莽的慷慨和悲壮。
小说中既有诸如蔡廷锴、张团长之类的抗战将领，又有诸如李绍麟、项如春、李自珍等普通百姓，更有如神尾留五郎一样被强行征调来的日本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在这场战争中被强加固化的一员，他们的生活与命运，本身就是对这场战争的佐证与鞭挞。对于被战火波及的芸芸众生，张锐强没有给他们刻意贴上宏大叙事的标签，而是从历史的广度、深度与精度出发，通过常识化的历史框架，深入揭示详尽的历史细节，直面人的本心，使小说人物更丰满立体，更贴近真实的生活，更贴近民众的艺术良心，更能够烛照出人性的幽微。也许，正如张锐强所说，这是他平面写作的结束和立体写作的开始。
责编：梁红
陕西西安阿探
《风起草莽》是民间自发抗日与英雄化成的追溯，更是爱情长久的淬炼与正果修成，爱之本源的遥望。磅礴而惨烈的抗战，化作苍凉的碎片，被历史隐埋的作为普通个体的“炼狱”者，随烽烟崛起。拂去历史厚厚的尘埃，抗战史与民间爱情传奇，熔炼成乱世夺目的一缕异彩。张锐强将宏大揉碎在旷日持久的爱之纠结与心战中，打捞了个体生命过往积聚的张力，可谓向曾经奋起山野间英魂的致敬，更是向酣畅淋漓人性的致敬。历史退守为李绍麟与项如春生命盛放的背景与舞台，小说亦凝结为他们的个体史诗，充盈着血与火的爱情涅槃。
1911年冬天的兵灾，促成了李项两大家族世仇的顿消和解，亦造成了年幼的李绍麟如影随形的阴影与惊惧。于是躺在棺材里，生命才能获得暂时的安妥;于是他从此纵情声色，放荡不羁，生命悬浮于生死之间。作为从小就穿越了生死的人，他把活着活成了一种行尸走肉。直到他遇到了二十多年来从未遇到的情劫——项如春的出现，给予他如同1911年惊魂之夜的撼动，人生从此寄意近不可及的爱情虚影。长久的心战挫败，依旧无法抑制情缘在世仇遗迹里不断的积聚与潜滋暗长。
一见倾心，击溃了李绍麟醉生梦死的常态人生，激活了他内在无以安置的生命动能。或许他从未想过自己要当英雄，即便是成为民团团总，抗日也只是自保的无奈之举。在远遁了抗战大义的有限的场域里，他的种种勇猛，都是为了项如春的平视与灵魂尊重。然而，一再的心战，肉中衔刺而行，几乎每次直面都是他的铩羽而归。这并不是可能的绝无，而是坚石坚质的渐化渐融。为了一隅之暂安，他豪情气壮，不惜与魔鬼盟约。为了给项如春搞来“扫地平”，他涉险赴约，她舍命相拼，良善最终落入罪恶的圈套。十数年的心结、心战，化作一夜红雨飞，生死相许，情尽烽烟，英雄亦是性情人。
小说起于高潮环节，放弃抗战宏大叙事及其政治本意，直击个体生命绚烂，还原了战争携裹下的真实人性，比如李绍麟的率性而为，项如春的冰莹理性，神尾留五郎的心往和平，泷川的亦魔亦人。文本深藏理性于感性浓烈乃至张扬，以十数载情感的隐忍，积聚一刻之爆发，民间英雄化成无迹。项如春对于李绍麟而言，无异于捧火而行的女神，引领着他从一己之私出发，走向了责任与担当，走向了勇者无悔，爱者无敌，走向了民族大义。
人生是一场艰难的修行，李绍麟与项如春在彼此的对峙守望中修成了正果。或许真爱纯爱，原本就是纯粹的精神存在，与其他无关。从李项两大家族的世仇对立，到李项二人彼此精神的驰骋与相融赴难，爱情传奇洞穿生死与硝烟，从而绵绵不绝。
用文学想象打捞历史的碎片
——评张锐强的《风起草莽》
广西桂林熊焕颖
张锐强的《风起草莽》表面上以严肃的历史笔法重构一段被埋藏在民间的抗日传奇，实际上却是用文学想象的方式对传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审视和质疑。
张锐强的创作可圈可点之处，恰恰在于他跳脱出了传统历史观的樊笼，用文学想象将那些深埋水底的历史碎片打捞起来，并用炽热的文字赋予它们血肉之躯。
在小说中，李绍麟和项如春是抗日历史洪流中微不足道的生命个体。他们传奇的经历，以及保家卫国、英勇抗日的壮举不仅没能让他们获得载入史册的机会，反而连家族墓地都进不了，最后只能沦为水中游魂。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和悲叹。从这个层面来讲，张锐强是一个有文学使命感的作家。他以类似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方式，饱含深情地为李绍麟和项如春树碑立传，对他们的生活轶事、情感纠葛，以及既卑微又光辉的复杂人性进行了细致逼真的刻画。而小说对国军、新四军的略写，绝不简简单单是谋篇布局上的需求。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对大写的、英雄的、单一的传统历史观的解构。
张锐强对抗战历史、国军编制的熟稔程度令人钦佩。但他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那段历史，而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去重塑那段历史，并把目光转向了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名英雄身上。换言之，真正的文学就是要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那些在历史、社会、政治等宏大叙事中被遮蔽的微不足道的生命個体。
民间抗日英雄的壮歌
——读张锐强小说《风起草莽》
甘肃平凉石凌
在作家普遍偏爱私人化写作的今天，张锐强的中篇小说《风起草莽》给灰色沉闷的小说领域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翔实的史料在作者笔下演化成栩栩如生的人物与波澜壮阔的场景。《风起草莽》以扎实的史学功底做铺垫，穿越时空壁垒，在3000年历史文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展开故事，让历史人物从旧纸堆里复活，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河南信阳一支民间抗日团体的形成、发展与壮大过程，成功塑造了李绍麟、项如春两个民间抗日英雄形象。
与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张锐强没有把英雄单一化、脸谱化，而是通过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展示了奇男子李绍麟与奇女子项如春的成长轨迹。小说的高明之处是把普通人的爱恨情仇放在家国危难时刻，在壮阔的历史场景中展开情节。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发生，李绍麟不过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纨绔子弟而已，项如春也可以像现在的女学生一样按部就班完成学业。但生逢家国危难的大时代，以宗亲为纽带的宗族文化受到西方文化与时代气息的冲击，李绍麟与项如春就是这种混合文化孕育出来的异类，外敌入侵扰乱了他们既定的生活秩序，项如春及时投身抗日洪流，以纤弱之躯扛起了抗日大旗，激发了李绍麟好胜斗勇的性格，使其走上抗日前线，李绍麟的队伍只是一种草莽英雄行为，有着传统草莽英雄淡生死、重气节的气概。小说的出彩处是还原了英雄的血肉之躯，两位奇人从史料中走出来，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而又炫目多姿的英雄壮歌。李绍麟单刀赴会与日本侵略者谈判，项如春暗中保护，把小说情节推向高潮。在投降变节苟活性命与保家卫国英勇赴死的选择中，两人英勇就义，作品激荡着一种罕见的英雄气概。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张锐强采用对比手法，主要人物既相互交织，又彼此独立。人物出场时，李绍麟只是一个眠花宿柳的富家子弟，项如春已是一位抗日将领的遗孀。项如春最初吸引李绍麟的是她那清新脱俗不同于烟花女子的气质。与项如春接触，李绍麟看到了一个令他陌生的灵魂，他对项如春的爱慕由最初性的吸引到最后灵魂的相吸。李绍麟的变化符合人物成长的逻辑，有血有肉，十分丰满。相较于李绍麟，项如春这个形象较弱，始终如一，没有大的变化，作者没有深入这个人物的内心，只是采用了侧面烘托法，读者看不到她内心的纠结、矛盾与挣扎。她对李绍麟从最初的蔑视到最后的接纳，应该有心理变化过程，如果小说能对这些细部精雕，小说中的人物才能成为双璧。另外，无论是爷爷李自珍还是李绍麟，看待项如春都是好奇于她的处女步态。这是一种男权思想的体现。如果项如春不是处女身，是不是就不会如此吸引李绍麟，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小说通过祖孙两代人的眼睛强调项如春的处女步态，不能不说是男人的一种阴暗、猥琐的心态。 《风起草莽》中的心理学效应
湖北随州萧肖
中国的抗战文学作品大多侧重英雄叙事，而人道、人性的光辉却被遮蔽，如《烈火金刚》、《铁道游戏队》《战斗的青春》等，着重记录事件，描述英雄事迹，但把人作为价值尺度，用人情、人道、人性的眼光来审视战争，却是有所欠缺的。与某些带有时代局限性、脸谱化和艺术概念化的抗战作品相比，张锐强的《风起草莽》以人的精神成长为主线，以密集、扎实的史料知识为背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符号，将信阳南部地区抗战进程中一众草莽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性格成长，以及共产党、国军、日军和土匪四方势力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微妙关系，纤毫毕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李绍麟由纨绔子弟成长为抗战英雄，项如春从厌恶李绍麟发展至愿意双双赴死，胆小怯懦的李自珍因民族大义吞烟送子孙出征，蝴蝶效应，光环效应，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从众效应……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以及一系列事件的进展，多是通过心理学效应来展开，一个人物影响另一人物，一个事件诱发一系列事件，使小说耸立起一座多维的“精神高塔”，较为客观地再现了草莽小人物和国共两党联手抗日的历史风云。
第一维度：项如春。
她弹着教士改编的中国古典钢琴曲《高山流水》，睫毛像蝴蝶翅膀般忽闪出光环效应，吸引李绍麟从麻木不仁、颓废放荡到民族意识渐渐觉醒。她多次对李绍麟施加皮格马利翁效应，把李绍麟激励成英雄，这就是暗示的力量。她毫不犹豫跳入冰冷刺骨的河中，给国军的张营长报信，引发连锁效应，张营长向其求婚，成婚后发现张营长因战争而受伤不举，二人和离，张营长将悲情洒于战场，最终战死沙场，为国捐躯。项如春是一味催化剂，她影响他人，他人又影响她，相互激发、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项如春锻造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一介女流，驰骋征战，巾帼不让须眉。
第二维度：李绍麟。
留下子嗣之夜，项如春拒绝了李绍麟，李绍麟遵照李自珍的遗命娶了妻，人为地为爱情设置了障碍，这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外物的干涉非但不能减弱爱情，反而使之增强。在共生效应的影响下，李绍麟和项如春因相同的信仰、障碍的反作用力而惺惺相惜，一起成长，共同进步，结为生死相依的抗日伉俪。
第三维度：山炮。
李绍麟缴获了鬼子的75毫米山炮，如水中击石，引来国军、日军、共产党等多方势力觊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蝴蝶效应发散出巨大威力，一个闺女待嫁，三个媒婆上门，山炮使矛盾白热化，诱发一连串始料未及的因果反应和连锁效应，最终招致李绍麟和项如春的杀身之祸。
此外，还有第四维度定势效应，李绍麟和李自珍睡棺材，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心理定势;第五维度流言的心理效应，流言中项如春是个小寡妇，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李绍麟的某些冲动行为;第六维度从众效应，出征前丁壮们皆选择与寡妇留下子嗣，李绍麟被项如春拒绝后，选择从众，另娶她人。张锐强以心理学效应为表现手段，用生动而细腻的笔触雕刻着人物的心灵景观，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之下书写着小人物的个体体验，遵循着现实世界的逻辑、规律和情理，把虚构小说写得如纪实文学般真实可触。在抗日神剧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的今天，我们太需要这类历史丰厚、细节考究的抗战小说了。
还原生命个性的英雄想象
广东湛江洪艳
《风起草莽》算是重构“宏大叙事”美学格局的作品之一。
日常叙事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理论勃发后，日渐成为文艺发展的一大创作潮流，也曾一度打破“宏大叙事”的美学壁垒，从而为小人物的粉墨登場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但那些真实存在过的英雄人物在历史的尘嚣中，要以怎样的一种文字呈现方式才能在如此背景下获得“生存空间”，是否也会成为作家们创作思考与尝试的一大难题？有人说，21世纪之后，一股重构“宏大叙事”的力量在悄悄聚合，张锐强的《风起草莽》可以说是借助了目的性、主题性和连贯性、统一性为显要特征的“宏大叙事”策略中进行了英雄想象，使得李绍麟、项如春等诸多英雄在当下文学世界中有了理想化与合法化的身份。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英雄人物成为文学选择和塑造的对象，有着明显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倾向。比如中国传统的公案与武侠小说，英雄想象在快意恩仇、忠君爱民中融合了济世安民、仁义为本的儒学思想内核;同时，武侠小说中又常常兼有道家与佛家思想，融合娱乐与教化功能作为或显或隐的依托，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个奇异又瑰丽的想象世界。在这种背景中的英雄想象使得读者获取克服苦难的勇气与力量，因而英雄们以被美化或神化作为存在常态。这也就意味着，作者对他们进行了类型化、抽象化的英雄想象，是过滤掉了日常生活的细节，与读者之间有种不可弥合的疏离感。
《风起草莽》可算得是宏大叙事策略中吸纳了日常叙事手法的作品，它有着独特的审美内涵，即从日常生活出发，在现实历史的真实中加入精心雕塑的人物，使得日常叙事的砖瓦建构起了宏大叙事的高楼大厦，使得英雄想象有了个性化、人情味的日常叙事特征，使得英雄人物有了新的符合时代审美的特性。比如李绍麟，他眠花宿柳的日常、求佳人不得的醉态、点烟泡的谨慎、宿棺材的沉思等生活的细节，被张锐强化入了英雄想象中，使得李绍麟在乡野、草莽化的生活空间营造中拥有了丰富细致的日常审美性，也使得英雄想象祛除了道德担当而被单纯地“英雄”化的弊病。同样的“英雄”还有项如春的张营长，在战场上的英雄和生活中的英雄之间的差距，被张锐强用生活的细节加以补白，对英雄的完美形象进行了祛魅化的处理，使得英雄人物的血肉之躯、人性的多侧面获得了还原。
我不知道把张锐强的《风起草莽》视作“宏大叙事”的创新是否恰当。或许一个作家在繁复庞杂的现代社会，努力坚守文以载道的传统，将个人与历史的命脉相关联，又突显作家和笔下人物的生命精神与情感气度，从而与更广阔的心灵世界相驳接与同共振，必定是优秀作家的共同选择。
小我情怀与家国大义
广东中山陈剑兰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正义与良知是人类真善美的价值观;但就张锐强的中篇小说《风起草莽》而言，是保家卫国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风起草莽》中，张锐强将李绍麟和项如春这对青年男女及其家族的恩怨情仇，放置在了宏大的抗日战争背景之中。于是，这个被刷上战争和动荡底色的故事，就富有了民间的传奇性和英雄主义色彩。
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场对人心、人的价值观占领的战争。因为，战争是人的行为，只有正义之心，才会有正义用文学的方式，还原战争和历史的本相。《风起草莽》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虚实交替的原则——宏观上历史事件大的走向必须准确真实，微观上历史细节必须准确真实，精神层面人物的心灵轨迹必须准确真实，在还原与描绘真实的战争场景之外，更多的是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人性的探究和摹刻。故事以抗战为主线，以李绍麟与项如春之间的爱恨纠葛及普通民众的自发觉醒为辅，将小我情怀与家国大义写得荡气回肠。与其说《风起草莽》是一部抗战史，不如说是一对小儿女的成长史、爱情史和英雄史，或者说是中国人民从被动走向主动最后誓死抗战的心路历程。残酷的战争背景，血雨纷飞的战争场面，藏在平静的历史叙事背后，藏在乡村独有的风俗与生活细节之中，藏在民族之间深刻而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这种隐而不露的叙述，有一种巨大的洞穿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张锐强个人写作的一种姿态和立场，让人性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尤其小说结尾，李绍麟和项如春从容赴死，上演了一出可歌可泣的“刑场上的婚礼”，渲染出几分英雄出草莽的慷慨和悲壮。
小说中既有诸如蔡廷锴、张团长之类的抗战将领，又有诸如李绍麟、项如春、李自珍等普通百姓，更有如神尾留五郎一样被强行征调来的日本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在这场战争中被强加固化的一员，他们的生活与命运，本身就是对这场战争的佐证与鞭挞。对于被战火波及的芸芸众生，张锐强没有给他们刻意贴上宏大叙事的标签，而是从历史的广度、深度与精度出发，通过常识化的历史框架，深入揭示详尽的历史细节，直面人的本心，使小说人物更丰满立体，更贴近真实的生活，更贴近民众的艺术良心，更能够烛照出人性的幽微。也许，正如张锐强所说，这是他平面写作的结束和立体写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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