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要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增强社会治理总体效能.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处在抗疫斗争一线,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承担着传递权威声音、回应公众诉求、听取意见建议、发现漏洞问题、稳定社会情绪等重要职责,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实时互动沟通的主要窗口.提升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服务能力特别是应急保障能力,是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实践课题.2021年7月,江苏南京、扬州两地先后发生局部疫情,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即“12345热线”)经受严峻考验.期间,江苏省通过创新
【机 构】
：
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南京 210036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要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增强社会治理总体效能.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处在抗疫斗争一线,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承担着传递权威声音、回应公众诉求、听取意见建议、发现漏洞问题、稳定社会情绪等重要职责,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实时互动沟通的主要窗口.提升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服务能力特别是应急保障能力,是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实践课题.2021年7月,江苏南京、扬州两地先后发生局部疫情,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即“12345热线”)经受严峻考验.期间,江苏省通过创新工作体制机制,探索形成“多援一”远程协作机制,以技术手段在全省范围内调配话务资源实时支援热点城市,初步探索出一条通过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实现既不增加人力物力投入又可大幅提升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应急响应能力的新路子,相关经验可复制、可推广.
其他文献
[本刊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内涵,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管理研究和行政文化建设,2021年12月19日,由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协办的首届“中国行政思想史体系与方法”高峰论坛在燕山大学成功举办.
危机决策中,官员可能陷入以避责目标置换公共利益目标的困境.现有研究多从静态、整体性分析危机决策中官员面临的避责困境,动态、结构化角度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基于制度主义视角,通过过程追踪方法对K县深陷避责困境到打破避责困境的危机决策案例进行了最好给出具体时查长追踪性分析.研究发现参与危机决策的官员分为主责官员、混合官员和技术官员;在和制度的互动中,混合官员、技术官员利用技术自主性采取专业建议策略,主责官员利用政策自主性采取行政干预策略、默认策略,共同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革,打破了危机决策中的避责困境.研究结果揭示
作为熟人社交平台,社区微信群已成为我国居民满足生活需要、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纽带;但目前关于我国“在线参与”的学术讨论仍未关注到在城乡社区这一微观场域中“居民借助微信群共享信息、参与讨论”的具体情境.因此,本文结合公民自愿主义模型和情感承诺要素,构建一个个人与社区层面双重路径的研究模型对城乡社区在线参与行为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社区在线参与行为都受到时间、兴趣、动员网络、社区情感承诺的积极影响,网络使用技能和金钱在城市与农村不同场域下作用方向有所差别,社区政治效能影响皆不显著.上述结论为进一步
近期,第三次分配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提出一个全新的认知框架,尝试站在财富升维的视角解读第三次分配.我们认为,三次分配都关乎财富及其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是财富分配的两种解决方案: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强调产权和效率,政府干预强调公平和正义,都是对财富的归属及其权益这一问题进行的规范与诠释.第三次分配超越了财富的归属及其权益这一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问题,它的核心不再是财富如何在不同人群之间分配,而是藉由财富及其分配如何来改善社会进而改善人的社会过程,从而指向财
在中国治理实践中,领导小组作为一个“多功能性”机制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治理事务中,并对地方治理场域的条块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深描Y市“空心房”整治发现,领导小组能够有效促使条块关系从分割走向协同,形成“块”对“条”的注意吸引、统筹协调与监督控制的实践图景.在领导小组发挥高效治理的背后,所蕴含的实践机制包括政治压力传导、职责结构调整与协作风险控制,实现地方政府条块关系的优化.虽然领导小组可以灵活消解常规治理中的结构性困境,但也需要不断完善其制度化要素,实现制度化与有效性的有机平衡.
随着社会治理资源下沉,街头官僚成为服务外包事实意义上的管理者与评估方,其对承包方的信任对政社合作治理至关重要.以信任的理性选择论为理论依据,以委托人自身对风险控制与绩效追求的两种动机作为出发点,本文旨在探讨社会组织可识别的两类组织特征如何影响街头官僚的信任生产.以Z市社区治理工程作为研究对象,采取混合研究设计,实证分析发现:(1)在政社合作治理过程中,街头官僚态度的影响机制既要从授信者的动机出发,又要结合受信者的特征;(2)对街头官僚而言,服务外包既要满足其“行政借道社会”之所需,也看重社会组织在提升公共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要“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继续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1]近年来,凭祥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要求,以自然屯(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建立了“一部两会”协商自治制度,构建了“党支部+户主(代)会+理事会”的治理格局,形成党支部引领,户主(代)会议决,理事会执行的工作机制,有力地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强化村民自治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乡村公共事务治理
全球抗击甲型H1N1流感、寨卡疫情、埃博拉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证明,公共危机事件尤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并不是单一危机,而是具有明显外溢性、扩散性和复杂性特点的跨界性危机,“跨边界传播已经成为现代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1]跨界性危机需要依靠整体性逻辑和行动框架进行治理,在公共危机治理模式转型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危机,也是倒逼我们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解决该领域方向性、系统性、基础性问题的契机.应充分利用好当前应急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窗口期,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与匹配策略.
社区公共安全是城市公共安全的基石,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加强社区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对提升城市应急管理能力、促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风险管理基本理论,构建了包括风险治理理念、风险治理主体、风险治理流程与内容以及风险治理保障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模式.通过对北京市几个社区的调查发现,北京市在推进社区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工作方面,尽管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风险治理理念贯彻不够深入、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效能不足、具体风险治理工作重形式轻内容、保障资源不能满足切实需求等问题,本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普遍面临着公共决策型、风险识别型和公众认知型的信息不确定性困境.在制度层面,对应存有传染病预警发布、风险识别数据治理方式和传染病信息服务三类政府信息工具.通过检视现行制度,可以发现上述政府信息工具的运用存在着传染病预警发布机制障碍、数据治理方式有违平等保护原则以及传染病信息服务便民不足的问题.从功能性改进的角度出发,应当及早构建快速反应的传染病预警发布制度、确立数据治理方式应用的平等保护原则以及建立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传染病信息服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