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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父亲当年的“打骂”
刘兴辰，著名钢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青联委员，美国迪贝艺术家协会钢琴分会副会长，中央音乐学院钢琴考级评委组组长。
当年，刘兴辰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本科，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李其芳教授，被学院保送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2003年，刘兴辰毕业留校任教。同时，刘兴辰希望用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更好地把中国音乐融入世界。作为音乐制作人，演奏家，刘兴辰出版了钢琴与琵琶专辑《经典永恒》《琵琶新语》等专辑，受“欧罗巴”比利时国际音乐节邀请在比利时，荷兰巡演，倍受好评。受中国文化部及伦敦奥组委邀请赴伦敦参加奥林匹克“中国之夜”音乐会，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音乐艺术。他在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墨西哥等国家及全国各地举办个人独奏、协奏曲音乐会。他不仅认真学习研究西方音乐，更以发展中国音乐为己任，他先后与众多民乐顶级演奏家合作，并创编大量民乐作品。
刘兴辰出生在音乐家庭，家族里很多亲戚都是搞音乐的。在家庭的影响下，刘兴辰自然而然地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开始了学琴之路。
他说道：“我自己是真喜欢弹琴，在幼儿园我最喜欢弹老师的那架脚踏风琴，没有人教我，我自己就摸索着弹，弹的最好的就是《国歌》，还有一首是《骏马飞驰保边疆》，而且全是用黑键演奏的。”刘兴辰对音乐的喜爱完全是与生俱来的。
谈起自己的父亲，刘兴辰十分感念。他笑着说道：“我很感谢当年我父亲对我的严格，我的文化课成绩也特别好，所有的打、骂都是因为练琴。说实话，没有一个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愿意练琴。要我说愿意弹琴的不是天才就是傻子。在我那个年代因为练琴挨打是家常便饭，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却让我记忆犹新。小时候，我还有很多钢琴之外的爱好和梦想。如果我没有走上钢琴之路，可能今天会干别的行业，比如我很喜欢飞机，从小就梦想当飞行员，也许不弹琴，我是一位很棒的飞行员吧！”
或许在刘兴辰的生命中，注定要和音乐结缘。除家庭环境的熏染外，他身上还有一股对音乐的执着和韧劲儿。他清晰地记得，有一次上钢琴课正赶上他发高烧，本来父亲决定停一次课，但他还是坚持要完成钢琴课。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依然坚持站在冰天雪地里，等着父亲接他去上课。当时父亲也为他的坚持所感动。现在回想起当年那件事，也的确是源于自己的坚韧和发自内心的喜爱。
有些孩子选择放弃学琴，家长总会说是孩子自己不努力，不上进，没有兴趣。作为家长如果没有强大的支持和推动，未经世事的孩子怎么会有独自面对困难的智慧和勇气呢？所以孩子在练琴面前有各种理由的时候，家长首先要看看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一部《琴童》电影发奋图强
黄亚蒙出生于昆明的一个艺术家庭，祖父为中国著名的金石书画家，父亲是作曲家。黄亚蒙幼年曾随叶俊松先生学琴，后经著名钢琴教育家、演奏家周广仁先生推荐，十岁时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先后受教于樊建勤教授、潘一鸣教授;1991年进入李其芳教授班，1995年被免试保送中央音乐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后留校任教至今，專注致力于中国青少年钢琴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1991年，年仅18岁的黄亚蒙即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在当年的“第37届西班牙巴塞罗那玛丽亚·卡纳尔斯（Maria Canals）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中荣获第二名。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和任教期间，黄亚蒙亦逐渐成为中国乐坛令人瞩目的演奏家，1997年她曾与法国著名小提琴大师热拉尔·布莱（Gerald Poulet）在北京合作奏鸣曲音乐会;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紫禁城音乐节”中她与蜚声国际的世界知名演奏家们合作，演奏了法国当代音乐大师梅西安著名的《末日四重奏》，引起巨大反响。 黄亚蒙跟随恩师李其芳先生习琴十载，因李其芳先生早年留学波兰之影响，黄亚蒙在肖邦作品的演绎中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她曾应波兰肖邦协会的邀请参加了在波兰华沙举办的第三届肖邦国际音乐节，在华沙的Ostrogske城堡，及肖邦的出生地Zelazowa Wola 举行了独奏音乐会，并在国内多次举办肖邦作品专场音乐会。 2003年至2006年，作为德国对外交流中心（DAAD）的奖学金获得者，黄亚蒙专赴德国柏林Hanns Eisler音乐学院，随Klaus Baessler教授进修德奥音乐文献。
任教后，黄亚蒙多次应邀在国内外多地举办大师班和讲学活动，包括西班牙Torrelodones 国际钢琴音乐节、菲律宾的Opusfest国际音乐节、加拿大的Alberta大学、中国国家大剧院、深圳大剧院等。她的学生也在国内外比赛中屡屡获奖。黄亚蒙说道：“我小时属于比较乖的孩子。学琴后，父母亲对我的钢琴学习越来越严格，不管刮风下雨，他们轮流骑车带我去叶俊松老师家去上课。练琴毕竟是很苦的事情，那时候我练琴不是太主动。我记得唯一一次我特别主动练琴是受到了一部电影的触动，名字就叫《琴童》。影片讲述了一位有才华的小琴童努力练琴，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我也想发奋努力，在没有父母监督的情况下我第一次开始自己练琴。后来我考取音乐学院后，发现电影里面的小主角叫高小阳，他先于我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我光荣地成为了他的同学。”
黄亚蒙说道：“我八岁的时候，周先生到云南艺术学院讲学，我跟着其它小朋友一起去听课。在公开课间休息时，周先生问台下是不是都是学琴的孩子啊，谁愿意弹啊？我很勇敢，自告奋勇地就上台了。我当时演奏的是巴赫的一首《二部创意曲》，听完我的演奏，周先生很高兴，夸奖了我，还主动给我上了一节课。”
“周先生在讲学活动后，举办了音乐会，我和一些大学生被邀请在音乐会上演奏。演奏完毕后，周先生给每位演奏者送了礼物——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第一页，是周先生亲手写下的‘学钢琴，爱钢琴，先苦后乐，苦中有乐’。看着这几个字，我顿时感到无比的光荣，至今这个本子我还留着，这件礼物太珍贵了。” “周老师建议我去北京学习，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1983年2月放假后我来到了北京。准备了3个月，在陈比纲老师的指导下，5月份就顺利考入了附小。1983年，恰好是‘国际钢琴比赛选拔’在北京举行，周先生让我去观看国际比赛，见到了当时的魏丹文、江天等，那个经历对我很有触动。”
“周先生这句‘学钢琴、爱钢琴，先苦后乐，苦中作乐。’一直激励着我，支撑着我对钢琴艺术的执着追求。”
八个样板戏立志音乐
王岳川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著名评论家、书法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曾在海外50多个国家讲学和开展讲座。王岳川从小学习二胡演奏，曾受邀在各大媒体及学术论坛发表关于美学方面的重要观点，并多次受邀出席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国际音乐交流活动。
王岳川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他的家乡是四川省安岳县。在那个小县城里，年少的他受到爷爷教育的影响，从小对文艺方面特别感兴趣。在爷爷的指导下练习写大字，并慢慢地开始迷恋写大字以外的生活——音乐。
他的少年时光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全国传播的音乐只有“红色歌曲”和“八个革命样板戏”。尽管这些音乐的题材划一、内容趋同，但王岳川还是从这些音乐中找到了乐趣，在他幼小的心田埋下了一粒音乐的种子。他说：“我第一次在广播里面听到二胡演奏大师闵慧芬老师的《喜送公粮》的时候，心里万分激动，没想到二胡还有这么好听的曲子，感觉眼前一亮。在那时，我就立下志愿，要像闵慧芬大师那样也能演奏出这样好听的二胡曲。”
当时一把二胡是三块六毛钱，为了凑够这笔“高额”的费用，王岳川利用一周的时间去挑石头。两个肩膀挑肿了，最终挑了几十个平方米的石头赚了4元钱。当他举着这笔钱，买了他心仪已久的“牡丹”牌二胡时，感到幸福极了。但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怎么把二胡拉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想学习一件乐器可謂困难重重。更何况在那样的小地方，但这些问题，对于心怀志向的人来说并不是问题。
王岳川四处求师，终于打听到一位在乐队演奏的同学有一本《二胡演奏法》。但出于“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想法，这位“老师”只是将教材的一页撕下来给他。这页讲的就只有Do Sol弦的技法，关于二胡的各种构造，千金和马子等等什么都未见。王岳川如同“瞎子摸象”一样，开始了学习二胡。临走前，“老师”交代练好后再拿这页换下一页。几天后，王岳川拿着第一页“宝典”换下面的。这次是La、Mi弦，几次都如法炮制，最后就是Sol、Re弦。一共三张纸，王岳川在三张“宝典”中摸索着。虽然内容不是很多，但他每天都练习8个小时，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王岳川说，这种练琴方式实际上非常有效果，直到他在30多岁学习钢琴的时候也是这样苦练，最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相当于六级的水平。在练习二胡的时候他还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有关音乐理论书籍，作曲法、和声对位、曲式结构等等他都拿来看过，他一边练习二胡，还挤出时间进行音乐创作，他创作过合唱和器乐曲，他当年的同学还保留着他当时音乐创作的手稿。在乐队里不仅演奏二胡，凡是乐队里有的乐器都学。“有一次，我们学校接到了到校外演出的任务，那是第一次在广场上演奏。广场上有8个200分贝的大喇叭，我第一次听到了从喇叭里面传出我演奏的音乐，我内心又一次被震动了。美妙的音乐给人很多力量，就在那时我再次下了决心，要到更远的地方跟专业老师学习二胡。”
在孩子接受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家长有必要让孩子胸怀大志，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音乐是学不好的。要让孩子知道，学习音乐不是仅仅为了家长的物质奖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不要让孩子觉得一切都很容易得到，让孩子们知道其中的过程是多么的不容易，也许会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
刘兴辰，著名钢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青联委员，美国迪贝艺术家协会钢琴分会副会长，中央音乐学院钢琴考级评委组组长。
当年，刘兴辰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本科，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李其芳教授，被学院保送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2003年，刘兴辰毕业留校任教。同时，刘兴辰希望用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更好地把中国音乐融入世界。作为音乐制作人，演奏家，刘兴辰出版了钢琴与琵琶专辑《经典永恒》《琵琶新语》等专辑，受“欧罗巴”比利时国际音乐节邀请在比利时，荷兰巡演，倍受好评。受中国文化部及伦敦奥组委邀请赴伦敦参加奥林匹克“中国之夜”音乐会，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音乐艺术。他在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墨西哥等国家及全国各地举办个人独奏、协奏曲音乐会。他不仅认真学习研究西方音乐，更以发展中国音乐为己任，他先后与众多民乐顶级演奏家合作，并创编大量民乐作品。
刘兴辰出生在音乐家庭，家族里很多亲戚都是搞音乐的。在家庭的影响下，刘兴辰自然而然地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开始了学琴之路。
他说道：“我自己是真喜欢弹琴，在幼儿园我最喜欢弹老师的那架脚踏风琴，没有人教我，我自己就摸索着弹，弹的最好的就是《国歌》，还有一首是《骏马飞驰保边疆》，而且全是用黑键演奏的。”刘兴辰对音乐的喜爱完全是与生俱来的。
谈起自己的父亲，刘兴辰十分感念。他笑着说道：“我很感谢当年我父亲对我的严格，我的文化课成绩也特别好，所有的打、骂都是因为练琴。说实话，没有一个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愿意练琴。要我说愿意弹琴的不是天才就是傻子。在我那个年代因为练琴挨打是家常便饭，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却让我记忆犹新。小时候，我还有很多钢琴之外的爱好和梦想。如果我没有走上钢琴之路，可能今天会干别的行业，比如我很喜欢飞机，从小就梦想当飞行员，也许不弹琴，我是一位很棒的飞行员吧！”
或许在刘兴辰的生命中，注定要和音乐结缘。除家庭环境的熏染外，他身上还有一股对音乐的执着和韧劲儿。他清晰地记得，有一次上钢琴课正赶上他发高烧，本来父亲决定停一次课，但他还是坚持要完成钢琴课。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依然坚持站在冰天雪地里，等着父亲接他去上课。当时父亲也为他的坚持所感动。现在回想起当年那件事，也的确是源于自己的坚韧和发自内心的喜爱。
有些孩子选择放弃学琴，家长总会说是孩子自己不努力，不上进，没有兴趣。作为家长如果没有强大的支持和推动，未经世事的孩子怎么会有独自面对困难的智慧和勇气呢？所以孩子在练琴面前有各种理由的时候，家长首先要看看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一部《琴童》电影发奋图强
黄亚蒙出生于昆明的一个艺术家庭，祖父为中国著名的金石书画家，父亲是作曲家。黄亚蒙幼年曾随叶俊松先生学琴，后经著名钢琴教育家、演奏家周广仁先生推荐，十岁时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先后受教于樊建勤教授、潘一鸣教授;1991年进入李其芳教授班，1995年被免试保送中央音乐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后留校任教至今，專注致力于中国青少年钢琴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1991年，年仅18岁的黄亚蒙即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在当年的“第37届西班牙巴塞罗那玛丽亚·卡纳尔斯（Maria Canals）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中荣获第二名。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和任教期间，黄亚蒙亦逐渐成为中国乐坛令人瞩目的演奏家，1997年她曾与法国著名小提琴大师热拉尔·布莱（Gerald Poulet）在北京合作奏鸣曲音乐会;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紫禁城音乐节”中她与蜚声国际的世界知名演奏家们合作，演奏了法国当代音乐大师梅西安著名的《末日四重奏》，引起巨大反响。 黄亚蒙跟随恩师李其芳先生习琴十载，因李其芳先生早年留学波兰之影响，黄亚蒙在肖邦作品的演绎中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她曾应波兰肖邦协会的邀请参加了在波兰华沙举办的第三届肖邦国际音乐节，在华沙的Ostrogske城堡，及肖邦的出生地Zelazowa Wola 举行了独奏音乐会，并在国内多次举办肖邦作品专场音乐会。 2003年至2006年，作为德国对外交流中心（DAAD）的奖学金获得者，黄亚蒙专赴德国柏林Hanns Eisler音乐学院，随Klaus Baessler教授进修德奥音乐文献。
任教后，黄亚蒙多次应邀在国内外多地举办大师班和讲学活动，包括西班牙Torrelodones 国际钢琴音乐节、菲律宾的Opusfest国际音乐节、加拿大的Alberta大学、中国国家大剧院、深圳大剧院等。她的学生也在国内外比赛中屡屡获奖。黄亚蒙说道：“我小时属于比较乖的孩子。学琴后，父母亲对我的钢琴学习越来越严格，不管刮风下雨，他们轮流骑车带我去叶俊松老师家去上课。练琴毕竟是很苦的事情，那时候我练琴不是太主动。我记得唯一一次我特别主动练琴是受到了一部电影的触动，名字就叫《琴童》。影片讲述了一位有才华的小琴童努力练琴，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我也想发奋努力，在没有父母监督的情况下我第一次开始自己练琴。后来我考取音乐学院后，发现电影里面的小主角叫高小阳，他先于我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我光荣地成为了他的同学。”
黄亚蒙说道：“我八岁的时候，周先生到云南艺术学院讲学，我跟着其它小朋友一起去听课。在公开课间休息时，周先生问台下是不是都是学琴的孩子啊，谁愿意弹啊？我很勇敢，自告奋勇地就上台了。我当时演奏的是巴赫的一首《二部创意曲》，听完我的演奏，周先生很高兴，夸奖了我，还主动给我上了一节课。”
“周先生在讲学活动后，举办了音乐会，我和一些大学生被邀请在音乐会上演奏。演奏完毕后，周先生给每位演奏者送了礼物——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第一页，是周先生亲手写下的‘学钢琴，爱钢琴，先苦后乐，苦中有乐’。看着这几个字，我顿时感到无比的光荣，至今这个本子我还留着，这件礼物太珍贵了。” “周老师建议我去北京学习，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1983年2月放假后我来到了北京。准备了3个月，在陈比纲老师的指导下，5月份就顺利考入了附小。1983年，恰好是‘国际钢琴比赛选拔’在北京举行，周先生让我去观看国际比赛，见到了当时的魏丹文、江天等，那个经历对我很有触动。”
“周先生这句‘学钢琴、爱钢琴，先苦后乐，苦中作乐。’一直激励着我，支撑着我对钢琴艺术的执着追求。”
八个样板戏立志音乐
王岳川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著名评论家、书法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曾在海外50多个国家讲学和开展讲座。王岳川从小学习二胡演奏，曾受邀在各大媒体及学术论坛发表关于美学方面的重要观点，并多次受邀出席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国际音乐交流活动。
王岳川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他的家乡是四川省安岳县。在那个小县城里，年少的他受到爷爷教育的影响，从小对文艺方面特别感兴趣。在爷爷的指导下练习写大字，并慢慢地开始迷恋写大字以外的生活——音乐。
他的少年时光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全国传播的音乐只有“红色歌曲”和“八个革命样板戏”。尽管这些音乐的题材划一、内容趋同，但王岳川还是从这些音乐中找到了乐趣，在他幼小的心田埋下了一粒音乐的种子。他说：“我第一次在广播里面听到二胡演奏大师闵慧芬老师的《喜送公粮》的时候，心里万分激动，没想到二胡还有这么好听的曲子，感觉眼前一亮。在那时，我就立下志愿，要像闵慧芬大师那样也能演奏出这样好听的二胡曲。”
当时一把二胡是三块六毛钱，为了凑够这笔“高额”的费用，王岳川利用一周的时间去挑石头。两个肩膀挑肿了，最终挑了几十个平方米的石头赚了4元钱。当他举着这笔钱，买了他心仪已久的“牡丹”牌二胡时，感到幸福极了。但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怎么把二胡拉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想学习一件乐器可謂困难重重。更何况在那样的小地方，但这些问题，对于心怀志向的人来说并不是问题。
王岳川四处求师，终于打听到一位在乐队演奏的同学有一本《二胡演奏法》。但出于“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想法，这位“老师”只是将教材的一页撕下来给他。这页讲的就只有Do Sol弦的技法，关于二胡的各种构造，千金和马子等等什么都未见。王岳川如同“瞎子摸象”一样，开始了学习二胡。临走前，“老师”交代练好后再拿这页换下一页。几天后，王岳川拿着第一页“宝典”换下面的。这次是La、Mi弦，几次都如法炮制，最后就是Sol、Re弦。一共三张纸，王岳川在三张“宝典”中摸索着。虽然内容不是很多，但他每天都练习8个小时，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王岳川说，这种练琴方式实际上非常有效果，直到他在30多岁学习钢琴的时候也是这样苦练，最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相当于六级的水平。在练习二胡的时候他还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有关音乐理论书籍，作曲法、和声对位、曲式结构等等他都拿来看过，他一边练习二胡，还挤出时间进行音乐创作，他创作过合唱和器乐曲，他当年的同学还保留着他当时音乐创作的手稿。在乐队里不仅演奏二胡，凡是乐队里有的乐器都学。“有一次，我们学校接到了到校外演出的任务，那是第一次在广场上演奏。广场上有8个200分贝的大喇叭，我第一次听到了从喇叭里面传出我演奏的音乐，我内心又一次被震动了。美妙的音乐给人很多力量，就在那时我再次下了决心，要到更远的地方跟专业老师学习二胡。”
在孩子接受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家长有必要让孩子胸怀大志，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音乐是学不好的。要让孩子知道，学习音乐不是仅仅为了家长的物质奖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不要让孩子觉得一切都很容易得到，让孩子们知道其中的过程是多么的不容易，也许会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