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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前进，都源自于群体意志活动的一致性和最为强盛的群体信心；而构建强盛的群体信心，需要有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这要求构建相应的群体信心提升机制，诸如完善共同利益维护和分享制度，完善目标导向和激励约束机制，依靠文化形成共识。
增强人们的信心，首先要对未来的行为结果有清晰的预期，对行为过程要有正确的推断和认知，才能选择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在某个时段因为突然出现的经济危机或负面流言，一定会降低个体自我实现的预期，使公众解决危机的信心骤降，有效化解危机的方法是尽快阻止不良情绪的蔓延。就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保民生，稳预期，提振群体的信心。
群体信心及其意义与价值
心理学对信心的认识，是指一个人内心对某一事物的牢固看法，这种看法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人一旦形成了某种信念就不会轻易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遇到挫折或失败都不会丧失信心，其信念和意志反而更加坚定。
群体信心的概念和内涵源自于群体心理，它是群体成员共有的信念，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方式等。如果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认识群体，它是以一定方式或以共同的目标活动组合的人群集合体，并且任何一个社会人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都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由此会产生不同的群体心理。当群体心理对个体目标的实现有积极的助长作用时，那么个体一定会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并产生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反之，则会产生懈怠、溃散和脱离群体的心理及行动。
由于社会中的各类群体不一定都是工作群体，提高社会各类群体中群体成员的信心，实际上就是要凝聚社会共识，让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成为全社会、全民族、全体公民奋发向上的思想动力、精神支柱和情感纽带。只有群体的注意力、群体的奋斗目标高度凝聚时，群体成员的意识水平最高，群体意志活动的一致性和群体的信心也最强。
一般情况下群体信心形成，需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作为诱因。例如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门的标志性事件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我们党及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饱受“文革”之痛的人们精神振奋，群体的凝聚力迅速集中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并在“四化”建设的目标下达成广泛共识，整个社会在强盛的自信心的激励下，迸发了火一般的创造热潮，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可见群体自信的基础是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愿景、共同的价值观激发出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群体精神和信念，有了这种精神和信念，群体的活动就能指向共同的目标。
关于群体自信的研究，在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以交通运输行业的文化建设为例，2006年11月，交通部启动了大规模的行业文化建设活动。活动中，通过系统地梳理和总结行业文化的丰厚积淀，提炼出了具有时代特征、行业特征的核心价值观、交通使命、共同愿景、交通精神，有效促进了行业中各企事业单位文化建设活动开展。通过文化建设，行业各群体的凝聚力明显增强，自信心、自豪感明显提高，在努力塑造新的行业形象、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同时，也惠及了经济层面的硬实力。
透过以上事例，我们也发现了一条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前进，都源自于群体意志活动的一致性和最为强盛的群体信心；而构建强盛的群体信心，需要有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
经济发展与群体信心构建之间的关系
从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来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从困境中走出，努力解决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众多问题，需要彻底转变发展方式，更需要构建社会群体信心。
从外部经济环境看，世界经济的总体情况十分严峻复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欧洲经济只能“蹒跚前行”；美国财政的急剧紧缩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风险，目前失业人口超过1300万，影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走向；日本的政府预算财源不足问题仍未获得解决，形成了所谓的日本版的“财政悬崖”，预计日本经济近年增长前景黯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中国经济还要受外部拖累，需要有应对更加困难局面的心理准备。
从国内的发展来看，我国过去的三大转型，即农业、农村向工业、城镇转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所激发的结构性增长动力已趋于弱化，资源禀赋，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特别是人口红利在减弱甚至逐步消失，我国经济潜在的增速下降趋势明显。原因主要有：
一是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改善环境、提升要素资源的价值迫在眉睫；四是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使得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出来，导致经济精英的对立；五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对抗；六是社会管理滞后，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加；七是不断发生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愤怒、怨恨、敌意等负面情绪引发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社会管理的信心；八是可能或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文化、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还不具备类似经济发展引擎的拉动和替代效应。
过去的30年中，以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和低社会管理成本为特征的生长要素，几乎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最重要的驱动力量。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力量越来越减弱、表现得不可持续。中国社会快速提升要素资源价值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和急迫，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告别低成本的发展水平和方式。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仍没有找到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路径。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选择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高效作用的路径，但是多年来始终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近几年，发展中“穿市场经济的新鞋，走计划经济的老路”的风险似乎还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在“半统制、半市场”的状态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政府在管理行为上，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制”，热衷于当“指挥长”；二是在制度上，基本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框架或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所谓“完善”，对市场经济支持的力度不够；三是政府仍掌握或控制着大量资源，并且在商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主导”角色，导致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有限。真正从思想上、制度上、实践上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走”的问题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大为解决这个问题定下了基调：“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也需要社会达成广泛的共识，而社会共识的基础取决于社会群体信心的形成。
我国已经积累巨大的存量潜力，如果把这种存量潜力激活，就能够有效遏制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趋势，走出困境，但这需要体制机制条件才能激活。如果我们只通过短期的刺激政策，拒绝存量调整，经济的脆弱性将会增加，经济滞胀的可能性将加大；但充分的存量调整可能会触动和改变现有利益格局。恰恰，调整利益格局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因为当利益格局形成并且固化后，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独立性、选择性也随着利益格局的固化而固化，多变性降低，差异性日益增强。在这样的发展困难和背景中，把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团结和凝聚起来，需要用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减少博弈、较量产生的发展阻力。而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形成，是建立在群体信心基础上的群体自信心。
构建群体信心提升机制的措施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关键期和各种矛盾的高发期，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在现代媒体的传播下，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贫富分化，官员腐败”引发的仇富、仇官、愤怒、怨恨、敌意等负面情绪，使社会的信任度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不及时消除这些负面信息的影响，一定会动摇群体对实现新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信心。
如何构建群体信心的提升机制呢？笔者认为，一需要政府自信和社会群体信任的高度融合，强化向心力和凝聚力；二需要完善共同利益维护和分享制度，强化群体目标和个体的责任意识；三需要完善目标导向和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群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一致性、群体目标对个体目标的助长和约束作用；四需要选择传导性强、社会预期高、人民群众期盼的热点问题，作为刺激群体信心提高的突破口，带动其它构成信心增长的要素正向联动；五需要依靠文化形成共识，让归属感成为群体信心增强的推力。
当我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家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自信也应该同步转化为人民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编/陈楠
增强人们的信心，首先要对未来的行为结果有清晰的预期，对行为过程要有正确的推断和认知，才能选择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在某个时段因为突然出现的经济危机或负面流言，一定会降低个体自我实现的预期，使公众解决危机的信心骤降，有效化解危机的方法是尽快阻止不良情绪的蔓延。就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保民生，稳预期，提振群体的信心。
群体信心及其意义与价值
心理学对信心的认识，是指一个人内心对某一事物的牢固看法，这种看法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人一旦形成了某种信念就不会轻易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遇到挫折或失败都不会丧失信心，其信念和意志反而更加坚定。
群体信心的概念和内涵源自于群体心理，它是群体成员共有的信念，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方式等。如果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认识群体，它是以一定方式或以共同的目标活动组合的人群集合体，并且任何一个社会人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都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由此会产生不同的群体心理。当群体心理对个体目标的实现有积极的助长作用时，那么个体一定会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并产生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反之，则会产生懈怠、溃散和脱离群体的心理及行动。
由于社会中的各类群体不一定都是工作群体，提高社会各类群体中群体成员的信心，实际上就是要凝聚社会共识，让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成为全社会、全民族、全体公民奋发向上的思想动力、精神支柱和情感纽带。只有群体的注意力、群体的奋斗目标高度凝聚时，群体成员的意识水平最高，群体意志活动的一致性和群体的信心也最强。
一般情况下群体信心形成，需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作为诱因。例如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门的标志性事件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我们党及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饱受“文革”之痛的人们精神振奋，群体的凝聚力迅速集中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并在“四化”建设的目标下达成广泛共识，整个社会在强盛的自信心的激励下，迸发了火一般的创造热潮，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可见群体自信的基础是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愿景、共同的价值观激发出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群体精神和信念，有了这种精神和信念，群体的活动就能指向共同的目标。
关于群体自信的研究，在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以交通运输行业的文化建设为例，2006年11月，交通部启动了大规模的行业文化建设活动。活动中，通过系统地梳理和总结行业文化的丰厚积淀，提炼出了具有时代特征、行业特征的核心价值观、交通使命、共同愿景、交通精神，有效促进了行业中各企事业单位文化建设活动开展。通过文化建设，行业各群体的凝聚力明显增强，自信心、自豪感明显提高，在努力塑造新的行业形象、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同时，也惠及了经济层面的硬实力。
透过以上事例，我们也发现了一条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前进，都源自于群体意志活动的一致性和最为强盛的群体信心；而构建强盛的群体信心，需要有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
经济发展与群体信心构建之间的关系
从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来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从困境中走出，努力解决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众多问题，需要彻底转变发展方式，更需要构建社会群体信心。
从外部经济环境看，世界经济的总体情况十分严峻复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欧洲经济只能“蹒跚前行”；美国财政的急剧紧缩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风险，目前失业人口超过1300万，影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走向；日本的政府预算财源不足问题仍未获得解决，形成了所谓的日本版的“财政悬崖”，预计日本经济近年增长前景黯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中国经济还要受外部拖累，需要有应对更加困难局面的心理准备。
从国内的发展来看，我国过去的三大转型，即农业、农村向工业、城镇转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所激发的结构性增长动力已趋于弱化，资源禀赋，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特别是人口红利在减弱甚至逐步消失，我国经济潜在的增速下降趋势明显。原因主要有：
一是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改善环境、提升要素资源的价值迫在眉睫；四是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使得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出来，导致经济精英的对立；五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对抗；六是社会管理滞后，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加；七是不断发生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愤怒、怨恨、敌意等负面情绪引发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社会管理的信心；八是可能或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文化、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还不具备类似经济发展引擎的拉动和替代效应。
过去的30年中，以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和低社会管理成本为特征的生长要素，几乎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最重要的驱动力量。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力量越来越减弱、表现得不可持续。中国社会快速提升要素资源价值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和急迫，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告别低成本的发展水平和方式。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仍没有找到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路径。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选择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高效作用的路径，但是多年来始终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近几年，发展中“穿市场经济的新鞋，走计划经济的老路”的风险似乎还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在“半统制、半市场”的状态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政府在管理行为上，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制”，热衷于当“指挥长”；二是在制度上，基本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框架或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所谓“完善”，对市场经济支持的力度不够；三是政府仍掌握或控制着大量资源，并且在商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主导”角色，导致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有限。真正从思想上、制度上、实践上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走”的问题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大为解决这个问题定下了基调：“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也需要社会达成广泛的共识，而社会共识的基础取决于社会群体信心的形成。
我国已经积累巨大的存量潜力，如果把这种存量潜力激活，就能够有效遏制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趋势，走出困境，但这需要体制机制条件才能激活。如果我们只通过短期的刺激政策，拒绝存量调整，经济的脆弱性将会增加，经济滞胀的可能性将加大；但充分的存量调整可能会触动和改变现有利益格局。恰恰，调整利益格局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因为当利益格局形成并且固化后，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独立性、选择性也随着利益格局的固化而固化，多变性降低，差异性日益增强。在这样的发展困难和背景中，把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团结和凝聚起来，需要用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减少博弈、较量产生的发展阻力。而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形成，是建立在群体信心基础上的群体自信心。
构建群体信心提升机制的措施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关键期和各种矛盾的高发期，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在现代媒体的传播下，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贫富分化，官员腐败”引发的仇富、仇官、愤怒、怨恨、敌意等负面情绪，使社会的信任度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不及时消除这些负面信息的影响，一定会动摇群体对实现新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信心。
如何构建群体信心的提升机制呢？笔者认为，一需要政府自信和社会群体信任的高度融合，强化向心力和凝聚力；二需要完善共同利益维护和分享制度，强化群体目标和个体的责任意识；三需要完善目标导向和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群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一致性、群体目标对个体目标的助长和约束作用；四需要选择传导性强、社会预期高、人民群众期盼的热点问题，作为刺激群体信心提高的突破口，带动其它构成信心增长的要素正向联动；五需要依靠文化形成共识，让归属感成为群体信心增强的推力。
当我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家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自信也应该同步转化为人民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编/陈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