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勇跟我是大学同学。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郑州，而侯勇的爷爷和奶奶都是上海人。他随工作北调的父母在郑州长大，保持着“哪儿都没上海好”的优越感。他看电视常锁定上海频道，关注上海的房价，跟上海的亲戚密切联系……
　　我并不讨厌上海，但讨厌老公对郑州不满意。逛一个菜市场、接一次孩子之类的小事情都让他抱怨连连，萌发“恨不得立刻回老家”的念头。
　　侯勇因为上海梦而不满意于工薪生活，总想着投资赚买房钱。2001年，他用房子做抵押炒股，不料股市暴跌。
　　我俩决定离婚。办手续那天，女儿突发高烧住院，三岁的小人儿被肺炎折磨得气若游丝。他做出让步——搁浅回上海的想法，好好过日子。我们的父母拿出积蓄还钱，帮我们保住了房子，他还交出工资卡给我管理。这种日子持续了十年。
　　这十年中，他表面上没提过回上海的事情，但是他辞掉公职，进入一家国际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上交固定工资后，他悄悄攒着私房钱，加上父母多年的积蓄和从外公那里继承的遗产，他离上海梦越来越近。
　　2009年，上海房价陷入低谷。他没跟我商量，以父母的名义在市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期房。首付五成后，他每月的还贷数目仍比较大，希望我一起还贷才告知我。
　　我气得一个月没回家，住在父母那边。我不能接受几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更不能接受的是侯勇自始至终都瞒着我。
　　这次闹离婚时，十岁的女儿已经懂事。在北方与南方两种家庭文化中长大，女儿是个会察言观色的“小人精”。她站在爸爸那一边，说：“你们不要离婚，爸爸在上海买房子不是错，我也喜欢上海。”
　　我每次对侯勇恨得牙痒痒时，都说服自己看在女儿的面子上忍一忍。我清楚，他心里装着一座我压根儿不打算定居的城市，这婚姻岌岌可危，最多拖到女儿高考结束。
　　2015年，公司调侯勇去上海工作。上海的房子装修完毕，他想带女儿迁户口并转学去上海，我坚决反对。
　　他觉得上海高考的录取率高，但老师都说女儿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苗子，转学换环境反而会影响她。我跟他吵得天翻地覆，最后女儿说：“爸爸，我不想转学，我能凭本事考到上海去。”
　　于是，在女儿高三这关键的一年，我们开始两地分居。恰逢父亲因病离世，我送走父亲，开追悼会，安慰母亲，陪女儿高考……他每次回来待两天就走，我对他心灰意冷。
　　我一直对女儿说：“你爸是个白眼狼。”但填报志愿时，女儿还是心心念念要回到爸爸身边。在送女儿去上海读大学的飞机上，我不停地嗔怪着。女儿凑到我胸口撒嬌：“妈妈，我和爸爸都很爱你……”
　　对我携女儿来上海，侯勇充满期待，我却爱搭不理。分居这一年里，我有过无数次离婚的念头，然而在机场见到他时，禁不住又激动着。
　　晚上，侯勇特意为我做了手擀面。从恋爱时起，他就把南方人对饭菜的精致劲带到面条里，和面用的是果蔬汁，炒出来的浇头更是色香味俱全。
　　吃饭时，婆婆推心置腹地跟我说：“若是我们都在，你们就两边各住上半年。丹丹有志气，她想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说不定到时候你们还要卖掉这套房子，陪她漂洋过海折腾呢。”
　　恰在此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母亲问：“你们和好了没？他毕竟是丹丹的亲爸。你别动不动就提离婚。”
　　夜深人静时，侯勇跟我推心置腹。他说他每天都看我的朋友圈，关注我发的每一张照片，只要看到有异性跟我离得近，就会吃醋。
　　侯勇深知我对母亲的牵挂，说：“我们把妈也接来吧？”我说：“怎么可能？我妈不可能适应上海。”侯勇说：“你深爱的亲人在哪里，你就会渐渐适应那座城市的。”
　　与侯勇和好后，我回家乡辞掉了工作，将老家的房子出租，把母亲接到上海。母亲努力地适应这座城市，她跟人家跳广场舞、打太极拳、学习坐地铁，还学会了用智能手机。经常能看到外孙女是她最大的安慰。
　　我意识到，婚姻里大多数的选择无关黑白是非，无非是心里的那杆秤往哪里倾斜得多一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哪怕苦一点、累一点，也是幸福的。
　　（摘自《37°女人》2017年第11期 图/亓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