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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在全世界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
对斯大林专制统治的大胆揭露，本来是苏联人自己开始的。奇怪的是，中国直到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要不要取消天安门广场高高矗立着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最高领导层里还颇多犹豫和争论。结果，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中国几乎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所摘掉斯大林画像，也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辩护的。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因为毛泽东。
与斯大林有过诸多积怨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坚持高举斯大林的旗帜，甚至至死不渝地为捍卫斯大林，捍卫斯大林主义而战?比较一下同样与斯大林有过相当深的积怨，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铁托，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的种种严厉批判，毛泽东的态度确实有点令人难于理解。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有人估计，毛泽东当时就已经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为斯大林辩护不过是想防止自己死后中国会出现同样的局面。而更多的人则相信，毛泽东同情、谅解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与斯大林颇多接近，两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的理解上，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两党两国其实并未疏远，反倒是更加接近起来。1954年10月，苏共新上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争取中共这个大党的支持，亲自率团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庆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增加援助的重要协定，并取消了过去斯大林强加给毛泽东的一些明显不平等的协定。这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双方的关系一度变得相当密切。想不到两年之后，即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使两党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很快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祝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特派朱德率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956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14日，他们应邀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开幕式，听取了赫鲁晓夫所做的报告。让他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不仅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且不止一次地暗示斯大林破坏了苏维埃的民主与法制。这在多少年来已经习惯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颂扬斯大林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自然是不同寻常的。这也使朱德在第二天大会上的致辞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继续称颂斯大林是共产党人的导师。根据当时与会者的日记，朱德突然引人注目地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
十天之后，即大会进行到几乎是最后一天的时候，人们终于知道苏共中央在大会期间对斯大林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了。
赫鲁晓夫从24日深夜到25日凌晨，向苏共代表们做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他严肃地告诫与会者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但是会后，同样是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苏共中央分别向几个大党代表团的负责人提交了这一秘密报告的副本。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致命的决定。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所有共产党人深感震惊。
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报告暗示，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在1934年被暗杀，就可能与斯大林有关；而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事件，通过肉刑逼供，制造了大批假案错案，并大开杀戒。1934年参加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几乎全部被指控为反革命而被捕，或流放或被杀；这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70％因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并枪决。仅在1937～1938两年时间里，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383份，几乎都是党、政、军、团乃至文艺界的重要干部，人数多达4．5万人。
列宁死后，斯大林早已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和象征，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而今斯大林突然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残酷无情的暴君，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损害共产党人的形象，给西方世界提供他们求之不得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情绪化的赫鲁晓夫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严重后果。他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但又相信“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只是在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上作这个秘密报告，而不让各国党知道，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秘密可能会保守得更长久一些，它对各国党，包括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小得多。但是，赫鲁晓夫会后那个心血来潮的决定，使得这种震动迅速波及到整个世界了。
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共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电北京询问如何应对。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
28日，赫鲁晓夫特别约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等，就秘密报告产生的经过及其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还远不止报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斯大林过分依靠镇压和剥夺的方法，对苏联的农业生产和工农联盟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朱德按照代表团商定的意见，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不过，他私下还是对苏联方面讲过：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也属于各国共产党，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而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
中共代表团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后，很快就由邓小平、王稼祥带回北京，并译成中文大字本，分别提交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7日即开会讨论秘密报告，交换看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破除迷信，敢于揭盖子，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所有与会者也对赫鲁晓夫如此草率，并且是如此不全面地谈论斯大林的功过问题，表示了忧虑，担心一旦消息泄漏就可能捅大娄子，给资产阶级提供攻击共产党人的严重口实。此即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当时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中共中央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就在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几乎同一天，即美国时间3月16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日，毛泽东刚得到新华社的这个通报，就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与会者对赫鲁晓夫这种不顾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大局的行动表示出更强烈的不满。会议最后得出结论，既然秘密报告泄露，势必出现严重的负面效应，中国党必须准备公开表态，同时也好在舆论上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正确引导。
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 研究应当如何表态等问题。毛泽东明确认为，必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写文章，进行补救。也就是说，要从正面讲清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是共产党人勇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的表现；犯错误是难免的，而不论斯大林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他也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31日，刚刚从莫斯科开完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拜见了毛泽东，特地询问了毛对赫鲁晓夫报告的看法。毛泽东表示，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现在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接着，毛泽东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他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其中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是中国的铁托；毛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还不光彩地讨价还价，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
毛泽东最后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七条：一、目无法纪的肃反；二、苏德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分听信谄言；六、独断专行；七、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逼供信”的问题，并显然记起了江西时期发生的“富田事变”和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富田事变”和“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用逼供信的办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其结果：前者造成了红二十军从班排长直至军一级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后者同样使大批党的干部被诬为特务、内奸，只是由于各方面反应强烈，使毛泽东及时醒悟，半途煞车，才未酿成严重惨祸。
从这时起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许多历史旧账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来，并且归咎于斯大林。但是，毛泽东即使在最初这次与尤金的谈话中，也没有忘记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当苏联大使随后通知中共中央说，苏联已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联领导人的像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我们人民不满意”。他坚决反对跟“风”转。他在内部明确批评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到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活着的领导人的像一概不挂不举，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兄弟党领袖的像统统取消，而斯大林的像则不能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安门前的那“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他叫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
很显然，毛泽东与莫斯科围绕着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认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究竟分歧何在呢?严格说来，赫鲁晓夫即使在秘密报告中，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一开篇即明确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各国共产党就报告未能对斯大林作出总体的科学评价这一点表示不满之后，苏共中央更急忙在文章和决议中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他是一个大理论家和大组织家，领导了党反对各种敌人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分歧，说到底是对斯大林错误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有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谈了斯大林的各方面问题，但给人印象最深和引起世人震惊的，就是他肆无忌惮地滥杀自己的同志。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所保留。一贯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其中一定还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问题。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看，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头来。至于肃反扩大化，不仅苏联有，就是中共历史上也曾有过。它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何况，一百万这个数字也不算太多嘛，毛泽东讲：我们建国以来几年时间至少就杀了79万反革命，还关了一百多万，管制了一百多万。
既然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认识问题，那么，无论是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式的做法，还是对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于个人崇拜的说法，毛泽东都不以为然。从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个人崇拜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并不同意莫斯科关于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由于个人崇拜的观点。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意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
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通过的这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莫斯科所强调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作了某种分析；整篇文章的重点，放在了毛泽东所再三强调的错误“难免论”上，强调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前无古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说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因为“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再加上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断，这才“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无产阶级专政优越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能够自己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而资产阶级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据此，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充分肯定斯大林的话：“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断定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这毫无疑问是基于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不论他犯有多大的错误，也终究不过是些错误而已，并且肯定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目的所犯的错误。那么，何以判断犯有如此大错的斯 大林仍然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很明显，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旧是共产党的天下，仍旧坚持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才是评价斯大林问题的最大是非标准。
不过，无论是叫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叫斯大林的暴行，这里最让共产党人感到尴尬和困惑的，也正是这个制度问题。共产党通过革命暴力取得政权，运用阶级独裁巩固政权，这本来就备受崇尚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各国舆论的攻击。赫鲁晓夫等人极力把斯大林的错误同个人崇拜现象联系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生怕人们会由此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生怕人们会提出质问：如果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什么斯大林在世时，你们不仅不能纠正这些残暴行为，而且人人自危，不得不推波助澜?
但事实上，秘密报告泄露后，苏联党并未能逃脱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舆论压力，就连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不批评赫鲁晓夫不应仅仅用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性格缺点来解释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还发明了一个字眼儿，叫作民主的“退化”，得到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响应。那意思是说，列宁在世时和苏联建国初期还是比较民主的，斯大林独裁之后，苏联党和国家的民主明显地“退化”了。
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民主“退化”了呢?根据随后一步步披露出来的材料，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用“退化”这个字眼儿未必能真正说明问题的根源。
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布)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张票。不过，这样一点民主并不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对基洛夫的刺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会大部分被镇压，原因也显而易见。
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害，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有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的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个一级指挥员中的三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总共约五万名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任职不到半年的军官占到75％。仅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就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一百万。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而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囚禁和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一千万，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押和管制的二百万人。最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纪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对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等。尤为触目惊心的，是在斯大林指挥下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说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也不能说清楚问题。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滋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对人抱有很大的怀疑和不信任感，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机制。他在内部甚至极而言之地讲过，我们现在还处在训政时期，实行的也还是愚民政策、专制主义，这是形势使然。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太多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不得不尽力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即使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当时也没有人公开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太过专制。当然，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包括少数党内分歧较大的东欧执政党。由于斯大林问题的暴露都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开放民主与自由的话题，甚至开始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对于像苏共这样牢牢掌握着统治权的党来说，从自身制度和体制的严重缺陷上来考虑问题，似乎并不被看得特别紧要。就连“退化”这样 的字眼儿，莫斯科听起来也极不舒服。
7月初，苏共中央就专门发表声明，坚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即苏维埃的民主，是当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苏联能够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德日两大法西斯战争机器。声明坚持认为，绝对不能从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声明强调，苏维埃被迫对民主做过一些限制，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下是不得已的，它并不能成为产生斯大林残暴行为的一个原因。斯大林的问题，还是因为斯大林的性格太过粗暴，因为有贝利亚这样的坏人控制着国家安全机关。特别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反对斯大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
几方面的意见比较起来：欧洲党认为斯大林问题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苏共中央是强调个人品质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则认定是好心犯错误，属于认识问题。共产党阵营内部已是各唱各的调了。
毛泽东说：“苏军可以撤出波匈，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过程中，除了毛泽东因为米高扬不准备在会上谈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和理论贡献，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存在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无论是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对苏共二十大作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是由个人来决定重大问题的。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所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那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他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自己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的，并且是明显偏激的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对米高；扬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斯大林的问题，这时曾经引起毛泽东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对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讲，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在这一年里，农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没有必要了。因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已经消亡了；剩下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原因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而天天恐慌。他还说，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民主党派不是天天在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
由于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毛泽东也就不可能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1956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以同样原因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8万人之多。6月28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这一家机械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波兰军警进行镇压，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7月18～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准备在10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会的选举。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
让赫鲁晓夫更加手足无措的是，波兰这边还未平息，匈牙利那边又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波兰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之后，匈牙利舆论强烈要求为一年前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开除党籍的纳吉平反。匈牙利共产党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4日宣布为这位因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主张政治上更加宽容的纳吉恢复党籍。哥穆尔卡在赫鲁晓夫等飞往华沙干预之后仍然当选第一书记，更进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群众开始大规模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匈共领导人格罗没有采取安抚的政策，更不打算让纳吉复职，而是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与群众形成了严重对立。10月 23日，示威群众企图冲进广播大厦，保安警察被迫开枪，结果引发一场骚乱。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报告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已陷入混乱，警察无力应付，调入国防军一个营试图恢复秩序，反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希望苏军干涉。
还在10月21日，即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第一书记的当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来的苏共中央来信，说波兰情况严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紧急磋商。毛泽东当晚召开会议，确定派刘少奇率团前往。毛泽东随即约见尤金，告知了这一决定，并在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引发事件起了一定的作用。毛泽东特别强调：“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第二天，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得知赫鲁晓夫率团前往波兰，并派兵包围华沙等情况后，当晚再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倾向于反对苏军出兵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经过讨论，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度会见尤金，通知他说，中共中央认为波兰问题虽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西方。波兰党要改组是其内部事务，不能用强迫的办法去阻止。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兰党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会见后，刘少奇即率团启程。
23日晚，当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才知道苏军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华沙，赫鲁晓夫到华沙后已发现原来的怀疑有误，因此，波兰危机的信号已经基本解除，苏方已不反对波党改组和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但就在赫鲁晓夫向刘少奇等通报波兰情况时，他接到苏军元帅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严重骚乱，匈国防部长要求驻匈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秩序。刘少奇当即打电话给毛泽东，毛认为情况不明，不宜表态，但内心显然是不赞成出兵的。
24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得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刘少奇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指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苏联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两国积怨过深，造成了群众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因此，他要求苏方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检讨他们处理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在刘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间，格罗被迫下台，刚刚得到平反的卡达尔担任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纳吉成为政府总理。对此，苏联方面明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已经分崩离析，而苏军只是为了帮助维持布达佩斯的秩序派去很少部队，匈牙利各地的骚乱迅速蔓延，形成严重的无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电台极力煽动，边境开放，反苏的民族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各党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无权威性可言，全国形势更趋混乱。
27日，纳吉政府宣布在苏军的援助下，已经肃清了反革命暴乱。第二天，为迁就国内因苏军干涉而难以平息的激进情绪，纳吉等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等协商后，又公开宣布，不仅苏军将尽快撤离布达佩斯，并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也将被解散。
在苏军开始准备撤离布达佩斯的29日，赫鲁晓夫等会见了刘少奇，说明波兰、匈牙利等国都提出了苏联从其国土上撤军的要求，他们担心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将因此而崩溃，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组织的存在。但是，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却坚持认为，有必要给予东欧各国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他在当天的电话中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应该更开放些，驻军也可以撤离，华沙条约也可以和它们商量，满足它们独立自主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进一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刘少奇因此问他：如果苏方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得到群众拥护，你们怎么办?反复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也深感问题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全国局势发展的进一步的报告送给中共代表团看。报告称，匈牙利反苏反共的气氛已难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杀，如苏军撤离，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须考虑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代表团看后颇感吃惊，讨论了一天，也没有能够得出统一的意见。刘少奇晚上通过电话再度请示毛泽东。毛表示：把撤出和进攻的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再多暴露一些。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苏双方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始力主苏军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则强调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单纯把苏军开回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要冒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的严重风险。这很可能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引发国际干预，必须十分慎重。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31日，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纳吉正式宣布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传来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准备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国大使密向苏联寻求协商，因而西方国家利用苏军出兵匈牙利共同向苏发难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于是，赫鲁晓夫的腰杆又硬了起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一天的讨论，作出了出兵的决定。
第二天，苏军大举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全国性骚乱，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卡达尔为首的亲苏的共产党政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颇感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这是我们劝说苏联同志的结果。
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毛泽东随后的历次谈话可以看出，对波匈事件，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有两点：
第一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因此稍有风吹草动，敌人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兴风作浪。在11月中旬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此有明确说法。他指出：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第二是开始认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就是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同一次会上，他讲：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 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这很危险。”
关于中苏之间围绕着斯大林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此前还只是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了解。波匈事件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吻，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番话，事实上是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内部公开化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甚至使用了“里通外国”的提法，警告“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即“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他告诫他们：“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并且说，“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这里讲的“外国”，指的就是苏联。很显然，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正在发生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波匈事件还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像以往那么乐观了。一个多月前的那种兴奋和满足感消失了。当时他曾高兴地告诉苏联同志：“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我曾经跟尤金同志说过，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如今，他又开始忧心忡忡了。他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一个贝利亚，大家吃了一惊；后来又出了一个高岗，又吃了一惊；现在匈牙利出了那么多反革命，这更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还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可以看出，把哥穆尔卡上台同出现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这反映出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导致政权易手的问题，已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把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相提并论，但他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极差。他再三说，赫鲁晓夫这些人不仅不讲马列主义，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怎么行?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问题的指示，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向赫鲁晓夫等提出，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应当主动做自我批评，承担必要的责任，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在1月17日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又当面逼问赫鲁晓夫：你们20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做些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的事情，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但米高扬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除非像对付贝利亚一样，把斯大林捉起来，否则别无办法。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则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独断独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如果密谋捉斯大林，那么被捉的将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们自己。在还没有庐山会议以及“文革”那样惨：痛经历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解释显得很难理解。
可以想象的是，毛泽东这时虽然谈到过“准备后事”的问题，但实际上认为自己距离“后事”还远。因此，他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国不要出哥穆尔卡那样的人物。好在，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信任的。但是，他也提到党内有少数动摇分子，形容他们像刮台风前的蚂蚁一样，鼻子灵得很，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他们就动摇了。不过，他这时提到的这种动摇分子，级别最高也就是“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他们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毛泽东形容他们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最厉害的话是下面这么几句：“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相信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这是随着波匈事件发生，特别是国内个别地区出现少数人闹事后，毛泽东产生的联想。用他的话来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举的例子是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学生闹事：“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还说，“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
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这几个极端例子的具体事实如何，颇值得怀疑。毛泽东随后还举过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一个支部书记公开贴出小字报，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反对出兵干预别国内部事务就算“反革命”?这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有些牵强。至于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的事，也不过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两位干部，私下向毛泽东派来征求意见的人提了些希望认真吸取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从制度上加强制约机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的建议，并非就是要摘西方那一套。对此，毛泽东也未必不清楚。但是，抓住几个极端的例子，把问题上纲上线，借机阐发自己的观点，这是毛泽东的一贯风格。而他这时想要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因此，讲学生闹事，他说背后是那些“老于世故”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讲动摇分子，他说背景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进而说到相当一部分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干部，之所以在农业合作化及统购统销等问题上右倾保守，也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听到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如此等等。结果，所有的意见，不论提出的方式正当不正当，也不论善意恶意，只要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就统统被归结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当然，毛泽东这时的想法还是有矛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八大刚刚通过决议肯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时还难以从理论上根本改变这一定论。因此，他虽然一再强调革命和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但理智上还没有把一切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都看成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一方面肯定“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同意把所有工人罢工、学生示威都看成反对共产党，并且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谁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不是没有注意到波匈事件中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严重不满，因而仍主张要允许批评，强调要加紧反对官僚主义，提出党要公开整风。不过，毛泽东对于批评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你只能开花，不能长草；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花，就让开；凡是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草，“我就锄”。人治的色彩异常鲜明。因为这个“有利于”与“不利于”，全凭各级领导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来判断，完全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法律依据。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于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意外地发现有太多的“蚂蚁出洞”时，他立刻想起了匈牙利事件，于是“蚂蚁”在他眼里变成了“吃人的鲨鱼”。整风运动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阶级斗争的法宝又祭起来了。经过反右运动，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5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烈地感到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有害无益，而正确的权威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否则，偌大一个党，偌大一个国家，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由谁来判断是非对错?他开始大谈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有些人也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他们不知道，有些人打倒斯大林是有个人目的的，就是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其实，毛泽东多少有点过虑了。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何尝丝毫触动过他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麻烦的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死后，是否还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呢?
对斯大林专制统治的大胆揭露，本来是苏联人自己开始的。奇怪的是，中国直到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要不要取消天安门广场高高矗立着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最高领导层里还颇多犹豫和争论。结果，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中国几乎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所摘掉斯大林画像，也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辩护的。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因为毛泽东。
与斯大林有过诸多积怨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坚持高举斯大林的旗帜，甚至至死不渝地为捍卫斯大林，捍卫斯大林主义而战?比较一下同样与斯大林有过相当深的积怨，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铁托，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的种种严厉批判，毛泽东的态度确实有点令人难于理解。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有人估计，毛泽东当时就已经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为斯大林辩护不过是想防止自己死后中国会出现同样的局面。而更多的人则相信，毛泽东同情、谅解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与斯大林颇多接近，两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的理解上，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两党两国其实并未疏远，反倒是更加接近起来。1954年10月，苏共新上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争取中共这个大党的支持，亲自率团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庆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增加援助的重要协定，并取消了过去斯大林强加给毛泽东的一些明显不平等的协定。这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双方的关系一度变得相当密切。想不到两年之后，即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使两党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很快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祝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特派朱德率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956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14日，他们应邀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开幕式，听取了赫鲁晓夫所做的报告。让他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不仅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且不止一次地暗示斯大林破坏了苏维埃的民主与法制。这在多少年来已经习惯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颂扬斯大林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自然是不同寻常的。这也使朱德在第二天大会上的致辞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继续称颂斯大林是共产党人的导师。根据当时与会者的日记，朱德突然引人注目地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
十天之后，即大会进行到几乎是最后一天的时候，人们终于知道苏共中央在大会期间对斯大林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了。
赫鲁晓夫从24日深夜到25日凌晨，向苏共代表们做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他严肃地告诫与会者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但是会后，同样是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苏共中央分别向几个大党代表团的负责人提交了这一秘密报告的副本。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致命的决定。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所有共产党人深感震惊。
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报告暗示，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在1934年被暗杀，就可能与斯大林有关；而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事件，通过肉刑逼供，制造了大批假案错案，并大开杀戒。1934年参加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几乎全部被指控为反革命而被捕，或流放或被杀；这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70％因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并枪决。仅在1937～1938两年时间里，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383份，几乎都是党、政、军、团乃至文艺界的重要干部，人数多达4．5万人。
列宁死后，斯大林早已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和象征，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而今斯大林突然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残酷无情的暴君，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损害共产党人的形象，给西方世界提供他们求之不得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情绪化的赫鲁晓夫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严重后果。他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但又相信“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只是在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上作这个秘密报告，而不让各国党知道，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秘密可能会保守得更长久一些，它对各国党，包括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小得多。但是，赫鲁晓夫会后那个心血来潮的决定，使得这种震动迅速波及到整个世界了。
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共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电北京询问如何应对。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
28日，赫鲁晓夫特别约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等，就秘密报告产生的经过及其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还远不止报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斯大林过分依靠镇压和剥夺的方法，对苏联的农业生产和工农联盟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朱德按照代表团商定的意见，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不过，他私下还是对苏联方面讲过：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也属于各国共产党，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而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
中共代表团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后，很快就由邓小平、王稼祥带回北京，并译成中文大字本，分别提交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7日即开会讨论秘密报告，交换看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破除迷信，敢于揭盖子，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所有与会者也对赫鲁晓夫如此草率，并且是如此不全面地谈论斯大林的功过问题，表示了忧虑，担心一旦消息泄漏就可能捅大娄子，给资产阶级提供攻击共产党人的严重口实。此即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当时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中共中央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就在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几乎同一天，即美国时间3月16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日，毛泽东刚得到新华社的这个通报，就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与会者对赫鲁晓夫这种不顾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大局的行动表示出更强烈的不满。会议最后得出结论，既然秘密报告泄露，势必出现严重的负面效应，中国党必须准备公开表态，同时也好在舆论上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正确引导。
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 研究应当如何表态等问题。毛泽东明确认为，必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写文章，进行补救。也就是说，要从正面讲清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是共产党人勇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的表现；犯错误是难免的，而不论斯大林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他也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31日，刚刚从莫斯科开完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拜见了毛泽东，特地询问了毛对赫鲁晓夫报告的看法。毛泽东表示，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现在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接着，毛泽东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他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其中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是中国的铁托；毛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还不光彩地讨价还价，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
毛泽东最后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七条：一、目无法纪的肃反；二、苏德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分听信谄言；六、独断专行；七、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逼供信”的问题，并显然记起了江西时期发生的“富田事变”和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富田事变”和“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用逼供信的办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其结果：前者造成了红二十军从班排长直至军一级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后者同样使大批党的干部被诬为特务、内奸，只是由于各方面反应强烈，使毛泽东及时醒悟，半途煞车，才未酿成严重惨祸。
从这时起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许多历史旧账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来，并且归咎于斯大林。但是，毛泽东即使在最初这次与尤金的谈话中，也没有忘记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当苏联大使随后通知中共中央说，苏联已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联领导人的像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我们人民不满意”。他坚决反对跟“风”转。他在内部明确批评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到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活着的领导人的像一概不挂不举，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兄弟党领袖的像统统取消，而斯大林的像则不能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安门前的那“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他叫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
很显然，毛泽东与莫斯科围绕着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认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究竟分歧何在呢?严格说来，赫鲁晓夫即使在秘密报告中，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一开篇即明确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各国共产党就报告未能对斯大林作出总体的科学评价这一点表示不满之后，苏共中央更急忙在文章和决议中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他是一个大理论家和大组织家，领导了党反对各种敌人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分歧，说到底是对斯大林错误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有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谈了斯大林的各方面问题，但给人印象最深和引起世人震惊的，就是他肆无忌惮地滥杀自己的同志。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所保留。一贯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其中一定还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问题。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看，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头来。至于肃反扩大化，不仅苏联有，就是中共历史上也曾有过。它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何况，一百万这个数字也不算太多嘛，毛泽东讲：我们建国以来几年时间至少就杀了79万反革命，还关了一百多万，管制了一百多万。
既然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认识问题，那么，无论是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式的做法，还是对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于个人崇拜的说法，毛泽东都不以为然。从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个人崇拜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并不同意莫斯科关于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由于个人崇拜的观点。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意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
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通过的这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莫斯科所强调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作了某种分析；整篇文章的重点，放在了毛泽东所再三强调的错误“难免论”上，强调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前无古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说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因为“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再加上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断，这才“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无产阶级专政优越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能够自己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而资产阶级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据此，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充分肯定斯大林的话：“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断定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这毫无疑问是基于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不论他犯有多大的错误，也终究不过是些错误而已，并且肯定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目的所犯的错误。那么，何以判断犯有如此大错的斯 大林仍然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很明显，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旧是共产党的天下，仍旧坚持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才是评价斯大林问题的最大是非标准。
不过，无论是叫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叫斯大林的暴行，这里最让共产党人感到尴尬和困惑的，也正是这个制度问题。共产党通过革命暴力取得政权，运用阶级独裁巩固政权，这本来就备受崇尚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各国舆论的攻击。赫鲁晓夫等人极力把斯大林的错误同个人崇拜现象联系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生怕人们会由此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生怕人们会提出质问：如果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什么斯大林在世时，你们不仅不能纠正这些残暴行为，而且人人自危，不得不推波助澜?
但事实上，秘密报告泄露后，苏联党并未能逃脱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舆论压力，就连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不批评赫鲁晓夫不应仅仅用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性格缺点来解释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还发明了一个字眼儿，叫作民主的“退化”，得到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响应。那意思是说，列宁在世时和苏联建国初期还是比较民主的，斯大林独裁之后，苏联党和国家的民主明显地“退化”了。
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民主“退化”了呢?根据随后一步步披露出来的材料，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用“退化”这个字眼儿未必能真正说明问题的根源。
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布)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张票。不过，这样一点民主并不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对基洛夫的刺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会大部分被镇压，原因也显而易见。
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害，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有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的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个一级指挥员中的三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总共约五万名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任职不到半年的军官占到75％。仅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就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一百万。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而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囚禁和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一千万，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押和管制的二百万人。最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纪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对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等。尤为触目惊心的，是在斯大林指挥下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说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也不能说清楚问题。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滋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对人抱有很大的怀疑和不信任感，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机制。他在内部甚至极而言之地讲过，我们现在还处在训政时期，实行的也还是愚民政策、专制主义，这是形势使然。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太多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不得不尽力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即使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当时也没有人公开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太过专制。当然，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包括少数党内分歧较大的东欧执政党。由于斯大林问题的暴露都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开放民主与自由的话题，甚至开始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对于像苏共这样牢牢掌握着统治权的党来说，从自身制度和体制的严重缺陷上来考虑问题，似乎并不被看得特别紧要。就连“退化”这样 的字眼儿，莫斯科听起来也极不舒服。
7月初，苏共中央就专门发表声明，坚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即苏维埃的民主，是当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苏联能够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德日两大法西斯战争机器。声明坚持认为，绝对不能从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声明强调，苏维埃被迫对民主做过一些限制，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下是不得已的，它并不能成为产生斯大林残暴行为的一个原因。斯大林的问题，还是因为斯大林的性格太过粗暴，因为有贝利亚这样的坏人控制着国家安全机关。特别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反对斯大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
几方面的意见比较起来：欧洲党认为斯大林问题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苏共中央是强调个人品质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则认定是好心犯错误，属于认识问题。共产党阵营内部已是各唱各的调了。
毛泽东说：“苏军可以撤出波匈，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过程中，除了毛泽东因为米高扬不准备在会上谈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和理论贡献，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存在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无论是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对苏共二十大作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是由个人来决定重大问题的。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所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那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他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自己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的，并且是明显偏激的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对米高；扬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斯大林的问题，这时曾经引起毛泽东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对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讲，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在这一年里，农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没有必要了。因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已经消亡了；剩下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原因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而天天恐慌。他还说，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民主党派不是天天在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
由于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毛泽东也就不可能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1956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以同样原因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8万人之多。6月28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这一家机械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波兰军警进行镇压，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7月18～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准备在10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会的选举。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
让赫鲁晓夫更加手足无措的是，波兰这边还未平息，匈牙利那边又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波兰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之后，匈牙利舆论强烈要求为一年前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开除党籍的纳吉平反。匈牙利共产党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4日宣布为这位因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主张政治上更加宽容的纳吉恢复党籍。哥穆尔卡在赫鲁晓夫等飞往华沙干预之后仍然当选第一书记，更进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群众开始大规模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匈共领导人格罗没有采取安抚的政策，更不打算让纳吉复职，而是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与群众形成了严重对立。10月 23日，示威群众企图冲进广播大厦，保安警察被迫开枪，结果引发一场骚乱。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报告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已陷入混乱，警察无力应付，调入国防军一个营试图恢复秩序，反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希望苏军干涉。
还在10月21日，即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第一书记的当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来的苏共中央来信，说波兰情况严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紧急磋商。毛泽东当晚召开会议，确定派刘少奇率团前往。毛泽东随即约见尤金，告知了这一决定，并在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引发事件起了一定的作用。毛泽东特别强调：“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第二天，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得知赫鲁晓夫率团前往波兰，并派兵包围华沙等情况后，当晚再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倾向于反对苏军出兵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经过讨论，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度会见尤金，通知他说，中共中央认为波兰问题虽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西方。波兰党要改组是其内部事务，不能用强迫的办法去阻止。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兰党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会见后，刘少奇即率团启程。
23日晚，当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才知道苏军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华沙，赫鲁晓夫到华沙后已发现原来的怀疑有误，因此，波兰危机的信号已经基本解除，苏方已不反对波党改组和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但就在赫鲁晓夫向刘少奇等通报波兰情况时，他接到苏军元帅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严重骚乱，匈国防部长要求驻匈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秩序。刘少奇当即打电话给毛泽东，毛认为情况不明，不宜表态，但内心显然是不赞成出兵的。
24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得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刘少奇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指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苏联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两国积怨过深，造成了群众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因此，他要求苏方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检讨他们处理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在刘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间，格罗被迫下台，刚刚得到平反的卡达尔担任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纳吉成为政府总理。对此，苏联方面明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已经分崩离析，而苏军只是为了帮助维持布达佩斯的秩序派去很少部队，匈牙利各地的骚乱迅速蔓延，形成严重的无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电台极力煽动，边境开放，反苏的民族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各党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无权威性可言，全国形势更趋混乱。
27日，纳吉政府宣布在苏军的援助下，已经肃清了反革命暴乱。第二天，为迁就国内因苏军干涉而难以平息的激进情绪，纳吉等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等协商后，又公开宣布，不仅苏军将尽快撤离布达佩斯，并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也将被解散。
在苏军开始准备撤离布达佩斯的29日，赫鲁晓夫等会见了刘少奇，说明波兰、匈牙利等国都提出了苏联从其国土上撤军的要求，他们担心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将因此而崩溃，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组织的存在。但是，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却坚持认为，有必要给予东欧各国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他在当天的电话中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应该更开放些，驻军也可以撤离，华沙条约也可以和它们商量，满足它们独立自主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进一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刘少奇因此问他：如果苏方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得到群众拥护，你们怎么办?反复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也深感问题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全国局势发展的进一步的报告送给中共代表团看。报告称，匈牙利反苏反共的气氛已难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杀，如苏军撤离，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须考虑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代表团看后颇感吃惊，讨论了一天，也没有能够得出统一的意见。刘少奇晚上通过电话再度请示毛泽东。毛表示：把撤出和进攻的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再多暴露一些。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苏双方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始力主苏军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则强调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单纯把苏军开回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要冒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的严重风险。这很可能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引发国际干预，必须十分慎重。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31日，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纳吉正式宣布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传来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准备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国大使密向苏联寻求协商，因而西方国家利用苏军出兵匈牙利共同向苏发难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于是，赫鲁晓夫的腰杆又硬了起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一天的讨论，作出了出兵的决定。
第二天，苏军大举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全国性骚乱，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卡达尔为首的亲苏的共产党政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颇感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这是我们劝说苏联同志的结果。
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毛泽东随后的历次谈话可以看出，对波匈事件，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有两点：
第一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因此稍有风吹草动，敌人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兴风作浪。在11月中旬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此有明确说法。他指出：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第二是开始认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就是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同一次会上，他讲：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 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这很危险。”
关于中苏之间围绕着斯大林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此前还只是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了解。波匈事件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吻，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番话，事实上是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内部公开化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甚至使用了“里通外国”的提法，警告“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即“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他告诫他们：“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并且说，“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这里讲的“外国”，指的就是苏联。很显然，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正在发生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波匈事件还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像以往那么乐观了。一个多月前的那种兴奋和满足感消失了。当时他曾高兴地告诉苏联同志：“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我曾经跟尤金同志说过，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如今，他又开始忧心忡忡了。他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一个贝利亚，大家吃了一惊；后来又出了一个高岗，又吃了一惊；现在匈牙利出了那么多反革命，这更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还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可以看出，把哥穆尔卡上台同出现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这反映出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导致政权易手的问题，已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把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相提并论，但他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极差。他再三说，赫鲁晓夫这些人不仅不讲马列主义，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怎么行?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问题的指示，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向赫鲁晓夫等提出，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应当主动做自我批评，承担必要的责任，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在1月17日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又当面逼问赫鲁晓夫：你们20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做些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的事情，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但米高扬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除非像对付贝利亚一样，把斯大林捉起来，否则别无办法。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则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独断独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如果密谋捉斯大林，那么被捉的将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们自己。在还没有庐山会议以及“文革”那样惨：痛经历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解释显得很难理解。
可以想象的是，毛泽东这时虽然谈到过“准备后事”的问题，但实际上认为自己距离“后事”还远。因此，他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国不要出哥穆尔卡那样的人物。好在，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信任的。但是，他也提到党内有少数动摇分子，形容他们像刮台风前的蚂蚁一样，鼻子灵得很，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他们就动摇了。不过，他这时提到的这种动摇分子，级别最高也就是“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他们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毛泽东形容他们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最厉害的话是下面这么几句：“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相信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这是随着波匈事件发生，特别是国内个别地区出现少数人闹事后，毛泽东产生的联想。用他的话来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举的例子是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学生闹事：“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还说，“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
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这几个极端例子的具体事实如何，颇值得怀疑。毛泽东随后还举过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一个支部书记公开贴出小字报，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反对出兵干预别国内部事务就算“反革命”?这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有些牵强。至于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的事，也不过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两位干部，私下向毛泽东派来征求意见的人提了些希望认真吸取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从制度上加强制约机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的建议，并非就是要摘西方那一套。对此，毛泽东也未必不清楚。但是，抓住几个极端的例子，把问题上纲上线，借机阐发自己的观点，这是毛泽东的一贯风格。而他这时想要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因此，讲学生闹事，他说背后是那些“老于世故”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讲动摇分子，他说背景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进而说到相当一部分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干部，之所以在农业合作化及统购统销等问题上右倾保守，也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听到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如此等等。结果，所有的意见，不论提出的方式正当不正当，也不论善意恶意，只要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就统统被归结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当然，毛泽东这时的想法还是有矛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八大刚刚通过决议肯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时还难以从理论上根本改变这一定论。因此，他虽然一再强调革命和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但理智上还没有把一切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都看成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一方面肯定“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同意把所有工人罢工、学生示威都看成反对共产党，并且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谁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不是没有注意到波匈事件中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严重不满，因而仍主张要允许批评，强调要加紧反对官僚主义，提出党要公开整风。不过，毛泽东对于批评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你只能开花，不能长草；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花，就让开；凡是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草，“我就锄”。人治的色彩异常鲜明。因为这个“有利于”与“不利于”，全凭各级领导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来判断，完全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法律依据。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于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意外地发现有太多的“蚂蚁出洞”时，他立刻想起了匈牙利事件，于是“蚂蚁”在他眼里变成了“吃人的鲨鱼”。整风运动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阶级斗争的法宝又祭起来了。经过反右运动，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5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烈地感到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有害无益，而正确的权威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否则，偌大一个党，偌大一个国家，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由谁来判断是非对错?他开始大谈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有些人也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他们不知道，有些人打倒斯大林是有个人目的的，就是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其实，毛泽东多少有点过虑了。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何尝丝毫触动过他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麻烦的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死后，是否还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