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據湯若望於康熙元年所輯印的《奏疏》四卷以及湯若望一家歷所獲封赠的制誥等原始资料,嘗試理清湯若望在華所受歷次晋封的原因,並釐清近人論著中所記涉及其晋封職銜与時間的讹誤。由文中的討論,可發現清政府一直將湯若望视同朝廷命官,而其所受的各項恩禮,則多是在當時封贈以及考課的制度之下,因其治曆之勞依例所錫加的。 湯若望在無法勸服統治者信教的情形下,只得努力争取隆寵,希望籍官方對其個人的具體褒扬,以增强布教的說服力或減少傳教的阻力。顺治十五、六年,湯氏曾請旨封赠三代並乞將己銜改陞為“用从一品頂帶”,其主要的目的應即是為此。而他歷來所受封赠或敕錫的制誥以及顺治皇帝御製的《天主堂碑記》,均曾被刊刻成小册,相信應是用以為教會的文宣品。此外,他更利用其個人在官僚體系中的身分地位,多方護持天主教在華的傳教事業,此等策略對清初天主教的蓬勃發展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康熙元年,湯若望在管欽天監監正事十八年之後,終獲敕封為光禄大夫,並得以用一品頂带、著繡鶴補服,成為歷史上在中國任官階銜最高的歐洲人之一,並為極少數獲封赠三代以及恩蔭殊遇的遠臣。然而這些榮典背後所蘊含的意義,應僅止於清政府对西方天算的認可以及對忠勤西士的籠絡,而並不等同於清政府對西士所奉天主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