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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左传》与希罗多德《历史》分别是中国与希腊古代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两书在叙述上都兼备理性与诗性的特征，既能以历史与科学的理性来辨别史料之真伪，解释怪异之现象，又能以诗化的叙事说理、语言艺术以及情感表达来丰富史书的内涵。理性与诗性的交融，是两部史书在叙事艺术上具有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左传》；《历史》；理性；诗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124-04
《左传》与希罗多德《历史》分别是中国与希腊古代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它们基本产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记叙了年代相近的不同民族的历史，两书在叙述上都兼备理性与诗性的特征。理性，指的是在对历史事件知性基础上的本质认识。诗性，指的是在历史事件叙述中的诗化表达。这两部著作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与影响，应当与它们理性与诗性同在、严谨与浪漫共存的特征是分不开的。
一
作为历史著作，《左传》与《历史》之所以传世久远，首先在于其历史与科学的理性。以历史的理性来辨别史料的真伪，以科学的理性解释怪异现象的真相，从个别事件中抽象出普遍性的哲理，是这两部历史著作的共同特征。
第一，以历史的理性来辨别史料的真伪。《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天王狩于河阳”，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呢？《左传》记载：“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①《春秋》采用曲笔方式，为晋侯召天子之过遮掩。但《左传》作者则不然，以“不隐恶”的态度，辨伪存真。《历史》也同样注重辨别史料的真伪。埃及人说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是埃及女人尼太提斯所生，希罗多德从波斯人的风俗与埃及人的深层心理这两方面来驳斥了这一说法。因为，按照波斯人的风俗，嫡子继承王位，冈比西斯若是埃及女人尼太提斯的儿子，则是庶出，不可能继承王位；但埃及人坚持此说，深层原因是希望与居鲁士家族攀亲。由事理而作出合理判断，而不是依据传闻，说明希罗多德也比较注重对史实真伪的辨别取舍，表现出高度的历史理性。
第二，从个别事件中抽象出普遍性的哲理。《左传》与《历史》两书都留下了不少警句名言，这些警句名言通常源于对某个或某类历史事件本质的抽象归纳。《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庄公之母姜氏因爱幼子共叔段，为之请居京邑，扩张城邑建制，大夫请求剪除其势力，庄公意味深长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②这既是对共叔段母子之不义的判决，也是对共叔段母子一系列不义行为的本质的抽象归纳，后来成为一般规律的普遍性的哲理。又如僖公十四年虢射所言之“皮之不存，毛将安附”，③概括德与治国的利害关系；襄公十一年晋国大夫魏绛针对灾祸提出“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概括安与危的辩证关系，都成为带有警示意味的普遍性的哲理，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形态。此外《左传》中引用大量的谚语，源于日常生活的抽象，也富有哲理启迪。如“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之类。《历史》中也有不少至理名言。如希罗多德借克谢尔克谢斯之口表达了对人性的理性认识：“如果一个市民走旺运的话，另一个市民就会嫉妒他并且用沉默来表示他的敌意，而没有一个人会在他同市的市民向他征求意见时把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告诉对方，除非这个人具有很高的道德，不过这样的人却很少见。但是，如果一个异邦人走旺运的话，另一个异邦人就会为他极其高兴，因此他在被征询的时候，也就会把最好的意见提供出来。”[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59.]在叙述中将人性的弱点、距离与心态的影响揭示得非常清楚，对人尤有哲理的启迪。同时希罗多德也认识到顽固不化的弊端，他这样写道：“矜持顽固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不要干那种以毒攻毒的事情了，许多人是把道理放在正义之上的。也有许多人为了热心维护母亲的权利，而把父亲的财富失掉了。”[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65.]又如借阿玛西斯之口阐述必须要劳逸结合的道理，说了这样一段话：“要知道，有弓的人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拉开它的；如果弓老是拉着，它们就会毁坏，而等人们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用处了。”[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97.]这些都显示出希罗多德洞明世事的理性。
虽然两书都注重哲理的抽象与警示，但是，《历史》与《左传》所表现的智慧形态却有明显的不同。《左传》以高度凝练见长，含蓄而发人深省；《历史》则在叙述中见深刻，在深刻中警动人心。
二
尽管《左传》与《历史》在辨别历史材料、解释怪异现象以及抽象历史事件上是如此的严谨与理性，但是以往的史学与文学实践又多次证明，干巴巴的事实记录远不能打动人心。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06.]作为浸透着作者叙事欲望的历史著作，追求历史叙述的审美属性，是史学家的共同追求。而作者的叙事欲望和历史叙述审美属性的追求，则构成了《左传》与《历史》所共有的诗性表达的特征。具体地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诗化的叙事说理。
《左传》与《历史》是典型的历史著作，以叙述历史事件为主。但是如上所述，《左传》与《历史》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常常借助诗歌进行说理抒情。
这种诗化的叙事说理在《左传》中主要以赋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左传》赋诗，大多并非取《诗》之原义，而是根据需要，断章取义，如襄公二十八年载卢蒲癸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杜预注：“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春秋左传集解•襄公二十八年》）足见《左传》引《诗》或为叙事或为言志服务的，是叙述历史事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赋诗言志是《左传》引《诗》的基本特点。如《左传》昭公元年，“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907.]就引诗的表达功能而言，是赋诗而言志；就史书的叙事功能而言，则是引诗而叙事。有时《左传》直接引用《诗》句本身，如上文所引《左传》隐公元年载，庄公郑伯克段于鄢，置母姜氏于城颍，并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从颍考之谋，掘隧以相见，“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岀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同样，引《诗》既有言志的表达功能，也隐含着替代叙事的功能。从而简化了史书冗繁叙述，加大文字的信息容量。
引诗以叙事说理，在《历史》中例证也很丰富，而且所引诗歌来源更为广泛。不仅有引用诗歌，亦间有引用碑铭。前文已经提到希罗多德引用荷马史诗的例子。希罗多德为了说明人们为什么只愿意推崇自己民族风俗习惯时，就引用品达洛司的诗句：“习惯乃是万物的主宰” 。[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12.]温泉关战役中阵亡的战士的墓碑铭文也能够充分体现《历史》的诗化叙事特征。现将这三段碑铭抄录如下：“四千名伯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55.]这一段铭文显现出伯罗奔尼撒人寡不敌众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过客啊，去告诉拉凯戴孟人，我们是遵从着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的。”[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56.]这一段体现出拉凯戴孟人在战场上恪尽职守、英勇杀敌、奋战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惨烈战况。“这里长眠着英勇战死的美吉司提亚斯，他是给度过了司佩尔凯欧斯河的美狄亚人杀死的。这位预言者分明知道即将到来的宿命，却不忍离开斯巴达的统帅。”[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56.]这一段碑铭刻画了作为智者的美吉司提亚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爱国形象。碑铭在抒情中又有很强的叙述功能，很显然，希罗多德以引碑铭的内容替代了史书对历史事件的叙述，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度阐释。
第二，诗化的语言艺术。
《左传》与《历史》诗化的叙事说理，实质上也是一种诗化的语言艺术。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语言的功能，这里强调语言的形式。
这种诗化的语言艺术在《左传》中主要表现为叙述句式的对偶、铺排，以及韵语、谚语、童谣的运用上。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汉语的音节韵律之美，不仅表现文学作品中，表现韵文学中，也表现在历史著作中，表现在非韵文学中。《左传》的音节韵律之美还表现大量对偶与铺排的运用上。如桓公二年：“臧哀伯谏曰……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86.] 整个对话，全用整句，既有前后对偶，亦有句中对偶，音节整齐，韵脚错落，而且形成铺排，使语言整饬中有变化，别有一种音节韵律之美。《左传》除了引诗之外，还引用了大量的韵语、谚语和童谣，从而突出了文字的音节韵律之美。如宣公二年载太史之言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662.]两句一韵，音韵铿锵，强化语言的表达功能。此外《左传》还引用了很多谚语，如闵公元年引：“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9.]昭公三年引：“非宅是卜，唯鄰是卜。”[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38.]等等，均属此类。
由于《历史》系翻译之作，原文的韵语、整句之类已经无从考察，但是即使从现有的译本来看，仍然是一部具有诗化语言艺术的历史著作。《历史》的诗化语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神谕的诗化。如戴尔波伊神托所的神谕，大多采用六步格的诗歌，具有诗性的特征。《历史》第一卷记载戴尔波伊女祭司佩提亚对于克洛伊索斯的回答就充满了诗意：“我能数沙/我能测海/我懂得沉默并了解聋人的意思/硬壳龟的香味触动了我的心/它和羊羔的肉一同在青铜锅里煮着/下面铺着青铜/上面盖着青铜。”[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2.]即使不是采用六部格的诗歌形式，神谕的内容也有不少是以韵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如第三卷记载佩提亚萨摩司人目前的幸福会不会长久时的回答也同样充满了诗意：“在昔普诺斯的市会堂变成白色/而你们的市场也同样/有了白色门面的那一天；那时得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来防备‘一支木头的伏兵和一个红色的使者’来进攻。”[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20.]即使从翻译本来看，《历史》的有些表述也仍然富有诗意，如第三卷中：“我宁愿有一个成败盛衰相交错的生涯，而不愿有一个万事一帆风顺的生涯。”[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5.]可能是翻译的原因，淡化了原文的韵脚与诗意。
第三，诗化的情感表达。
为了再现真实的历史，淡化史书著者的主观倾向，客观而平静地叙述成为史书的基本特点。但是，史书著者的价值取向、史学观念、道德评判等，都必然对史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清晰可见。其中著者的情感也必然渗透历史的叙事之中，而这种情感的渗透则使史书往往带有一种诗化的倾向。
《左传》的诗化情感表达有时隐含事件的平静叙述中，如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左传》在叙述秦穆公用人殉葬之事件时，“秦之良也”，言殉葬者品质；以“国人哀之”，述国人之悲。而以君子曰直接加以评论，“死而弃民”，“夺人之善”，点明穆公之暴行，揭示其不为盟主之根源；引用《诗》之成句，指出殉葬三良带来国家衰微的恶果。叙述之中，有惋惜悲叹；评述之语，有愤慨谴责，使笔端渗透情感，加之语言整散结合，强化了叙述、评论的诗化情感表达。
希罗多德在叙述客观事物时，特别注意描述性语言的选择。如第二卷在叙述莫伊利斯湖不远处的迷宫时，希罗多德这样写道：“它们大得人们几乎不相信是人建造的。各室的出口和来往通过各方庭的令人为之心迷的道路……当我们从方庭进入内室，从内室到柱廊，从柱廊又到更多的房间，然后进入更多的方庭的时候，这对我来说，乃是无穷无尽的惊异。”[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7.]他选择“为之心迷”表现所见迷宫出口与道路的错综复杂，见之者的迷惑与迷醉；选择“无穷无尽”表现所见之房屋、柱廊、方庭风格的千差万别，见之者久久的惊诧与叹息。正是通过选择描述性的语言，使叙述之中浸透作者的赞叹之情。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常在历史事件的平静叙述中笔端饱带情感，如第一卷叙述吕奇亚人面对强大的哈尔帕哥斯大军进攻时，作者写道：“虽然双方的人力众寡悬殊，但他们还是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战斗并立下了不少战勋。等到他们终于支持不住而不得不退入内城的时候，他们便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全部的财物和他们的奴仆全都集中到卫城之内，然后将卫城点起了火，把它全部烧光了。在这之后，他们便相互立下了凄厉的弘誓大愿，而全部冲出了城出击敌人，结果他们就一个不剩地战死在疆场之上了。”[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8.]希罗多德表面冷静的叙述中，把战争的惨烈、场面的悲壮、吕奇亚人的勇猛，描摹得绘声绘色，而作者赞叹与感慨也浸润字里行间。
三
《左传》与《历史》虽然产生于不同民族，却产生于同一时间平面，人类认知水平、文明进化的近似性，使两部史学名著产生的时代背景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书所记录的春秋时代与希波战争时代都处于社会经济极大发展，政治局势变幻莫测的时期。经济上的发展促进了政治上的变革，反映到社会思想上，是对天命信仰的动摇与人本思想的抬头，理性精神由此觉醒。就这一点而言，《左传》和《历史》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基本相似的。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史学、哲学与文学还没有明显的界限，哲学观念与文学传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史书的写作，反映到这两部史学名著中，即是对于历史事实的诗化的表达，从而使史学著述充满了诗性的魅力。理性与诗性的交融，使《左传》与《历史》既具有历史叙事的严谨特征，又具有文学表达的审美属性，与之前史书相比，两书达到了叙事上的巨大成就。认识其成功的原因，对我们今天的写作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The Integr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Poetry
——The study of Chronicle of Zuo and Herodotus’ Histories
DING Tai-xi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Abstract:Chronicle of Zuo and Herodotus’ Histories are significant history literatures in China and Greece. In both literatures, rationality and poetry are featured, and the historical and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re used to verify history, to explain weird phenomena, and to manifest the rich contents of history via poetic narration, artistic language and expression of emo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poetry help the literature to achieve tremendous success in narrative art.
Keywords:Chronicle of Zuo; Histories; rationality; poetry
〔责任编辑：李 官〕
关键词：《左传》；《历史》；理性；诗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124-04
《左传》与希罗多德《历史》分别是中国与希腊古代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它们基本产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记叙了年代相近的不同民族的历史，两书在叙述上都兼备理性与诗性的特征。理性，指的是在对历史事件知性基础上的本质认识。诗性，指的是在历史事件叙述中的诗化表达。这两部著作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与影响，应当与它们理性与诗性同在、严谨与浪漫共存的特征是分不开的。
一
作为历史著作，《左传》与《历史》之所以传世久远，首先在于其历史与科学的理性。以历史的理性来辨别史料的真伪，以科学的理性解释怪异现象的真相，从个别事件中抽象出普遍性的哲理，是这两部历史著作的共同特征。
第一，以历史的理性来辨别史料的真伪。《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天王狩于河阳”，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呢？《左传》记载：“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①《春秋》采用曲笔方式，为晋侯召天子之过遮掩。但《左传》作者则不然，以“不隐恶”的态度，辨伪存真。《历史》也同样注重辨别史料的真伪。埃及人说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是埃及女人尼太提斯所生，希罗多德从波斯人的风俗与埃及人的深层心理这两方面来驳斥了这一说法。因为，按照波斯人的风俗，嫡子继承王位，冈比西斯若是埃及女人尼太提斯的儿子，则是庶出，不可能继承王位；但埃及人坚持此说，深层原因是希望与居鲁士家族攀亲。由事理而作出合理判断，而不是依据传闻，说明希罗多德也比较注重对史实真伪的辨别取舍，表现出高度的历史理性。
第二，从个别事件中抽象出普遍性的哲理。《左传》与《历史》两书都留下了不少警句名言，这些警句名言通常源于对某个或某类历史事件本质的抽象归纳。《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庄公之母姜氏因爱幼子共叔段，为之请居京邑，扩张城邑建制，大夫请求剪除其势力，庄公意味深长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②这既是对共叔段母子之不义的判决，也是对共叔段母子一系列不义行为的本质的抽象归纳，后来成为一般规律的普遍性的哲理。又如僖公十四年虢射所言之“皮之不存，毛将安附”，③概括德与治国的利害关系；襄公十一年晋国大夫魏绛针对灾祸提出“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概括安与危的辩证关系，都成为带有警示意味的普遍性的哲理，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形态。此外《左传》中引用大量的谚语，源于日常生活的抽象，也富有哲理启迪。如“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之类。《历史》中也有不少至理名言。如希罗多德借克谢尔克谢斯之口表达了对人性的理性认识：“如果一个市民走旺运的话，另一个市民就会嫉妒他并且用沉默来表示他的敌意，而没有一个人会在他同市的市民向他征求意见时把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告诉对方，除非这个人具有很高的道德，不过这样的人却很少见。但是，如果一个异邦人走旺运的话，另一个异邦人就会为他极其高兴，因此他在被征询的时候，也就会把最好的意见提供出来。”[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59.]在叙述中将人性的弱点、距离与心态的影响揭示得非常清楚，对人尤有哲理的启迪。同时希罗多德也认识到顽固不化的弊端，他这样写道：“矜持顽固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不要干那种以毒攻毒的事情了，许多人是把道理放在正义之上的。也有许多人为了热心维护母亲的权利，而把父亲的财富失掉了。”[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65.]又如借阿玛西斯之口阐述必须要劳逸结合的道理，说了这样一段话：“要知道，有弓的人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拉开它的；如果弓老是拉着，它们就会毁坏，而等人们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用处了。”[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97.]这些都显示出希罗多德洞明世事的理性。
虽然两书都注重哲理的抽象与警示，但是，《历史》与《左传》所表现的智慧形态却有明显的不同。《左传》以高度凝练见长，含蓄而发人深省；《历史》则在叙述中见深刻，在深刻中警动人心。
二
尽管《左传》与《历史》在辨别历史材料、解释怪异现象以及抽象历史事件上是如此的严谨与理性，但是以往的史学与文学实践又多次证明，干巴巴的事实记录远不能打动人心。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06.]作为浸透着作者叙事欲望的历史著作，追求历史叙述的审美属性，是史学家的共同追求。而作者的叙事欲望和历史叙述审美属性的追求，则构成了《左传》与《历史》所共有的诗性表达的特征。具体地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诗化的叙事说理。
《左传》与《历史》是典型的历史著作，以叙述历史事件为主。但是如上所述，《左传》与《历史》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常常借助诗歌进行说理抒情。
这种诗化的叙事说理在《左传》中主要以赋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左传》赋诗，大多并非取《诗》之原义，而是根据需要，断章取义，如襄公二十八年载卢蒲癸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杜预注：“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春秋左传集解•襄公二十八年》）足见《左传》引《诗》或为叙事或为言志服务的，是叙述历史事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赋诗言志是《左传》引《诗》的基本特点。如《左传》昭公元年，“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907.]就引诗的表达功能而言，是赋诗而言志；就史书的叙事功能而言，则是引诗而叙事。有时《左传》直接引用《诗》句本身，如上文所引《左传》隐公元年载，庄公郑伯克段于鄢，置母姜氏于城颍，并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从颍考之谋，掘隧以相见，“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岀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同样，引《诗》既有言志的表达功能，也隐含着替代叙事的功能。从而简化了史书冗繁叙述，加大文字的信息容量。
引诗以叙事说理，在《历史》中例证也很丰富，而且所引诗歌来源更为广泛。不仅有引用诗歌，亦间有引用碑铭。前文已经提到希罗多德引用荷马史诗的例子。希罗多德为了说明人们为什么只愿意推崇自己民族风俗习惯时，就引用品达洛司的诗句：“习惯乃是万物的主宰” 。[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12.]温泉关战役中阵亡的战士的墓碑铭文也能够充分体现《历史》的诗化叙事特征。现将这三段碑铭抄录如下：“四千名伯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55.]这一段铭文显现出伯罗奔尼撒人寡不敌众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过客啊，去告诉拉凯戴孟人，我们是遵从着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的。”[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56.]这一段体现出拉凯戴孟人在战场上恪尽职守、英勇杀敌、奋战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惨烈战况。“这里长眠着英勇战死的美吉司提亚斯，他是给度过了司佩尔凯欧斯河的美狄亚人杀死的。这位预言者分明知道即将到来的宿命，却不忍离开斯巴达的统帅。”[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56.]这一段碑铭刻画了作为智者的美吉司提亚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爱国形象。碑铭在抒情中又有很强的叙述功能，很显然，希罗多德以引碑铭的内容替代了史书对历史事件的叙述，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度阐释。
第二，诗化的语言艺术。
《左传》与《历史》诗化的叙事说理，实质上也是一种诗化的语言艺术。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语言的功能，这里强调语言的形式。
这种诗化的语言艺术在《左传》中主要表现为叙述句式的对偶、铺排，以及韵语、谚语、童谣的运用上。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汉语的音节韵律之美，不仅表现文学作品中，表现韵文学中，也表现在历史著作中，表现在非韵文学中。《左传》的音节韵律之美还表现大量对偶与铺排的运用上。如桓公二年：“臧哀伯谏曰……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86.] 整个对话，全用整句，既有前后对偶，亦有句中对偶，音节整齐，韵脚错落，而且形成铺排，使语言整饬中有变化，别有一种音节韵律之美。《左传》除了引诗之外，还引用了大量的韵语、谚语和童谣，从而突出了文字的音节韵律之美。如宣公二年载太史之言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662.]两句一韵，音韵铿锵，强化语言的表达功能。此外《左传》还引用了很多谚语，如闵公元年引：“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9.]昭公三年引：“非宅是卜，唯鄰是卜。”[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38.]等等，均属此类。
由于《历史》系翻译之作，原文的韵语、整句之类已经无从考察，但是即使从现有的译本来看，仍然是一部具有诗化语言艺术的历史著作。《历史》的诗化语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神谕的诗化。如戴尔波伊神托所的神谕，大多采用六步格的诗歌，具有诗性的特征。《历史》第一卷记载戴尔波伊女祭司佩提亚对于克洛伊索斯的回答就充满了诗意：“我能数沙/我能测海/我懂得沉默并了解聋人的意思/硬壳龟的香味触动了我的心/它和羊羔的肉一同在青铜锅里煮着/下面铺着青铜/上面盖着青铜。”[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2.]即使不是采用六部格的诗歌形式，神谕的内容也有不少是以韵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如第三卷记载佩提亚萨摩司人目前的幸福会不会长久时的回答也同样充满了诗意：“在昔普诺斯的市会堂变成白色/而你们的市场也同样/有了白色门面的那一天；那时得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来防备‘一支木头的伏兵和一个红色的使者’来进攻。”[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20.]即使从翻译本来看，《历史》的有些表述也仍然富有诗意，如第三卷中：“我宁愿有一个成败盛衰相交错的生涯，而不愿有一个万事一帆风顺的生涯。”[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5.]可能是翻译的原因，淡化了原文的韵脚与诗意。
第三，诗化的情感表达。
为了再现真实的历史，淡化史书著者的主观倾向，客观而平静地叙述成为史书的基本特点。但是，史书著者的价值取向、史学观念、道德评判等，都必然对史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清晰可见。其中著者的情感也必然渗透历史的叙事之中，而这种情感的渗透则使史书往往带有一种诗化的倾向。
《左传》的诗化情感表达有时隐含事件的平静叙述中，如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左传》在叙述秦穆公用人殉葬之事件时，“秦之良也”，言殉葬者品质；以“国人哀之”，述国人之悲。而以君子曰直接加以评论，“死而弃民”，“夺人之善”，点明穆公之暴行，揭示其不为盟主之根源；引用《诗》之成句，指出殉葬三良带来国家衰微的恶果。叙述之中，有惋惜悲叹；评述之语，有愤慨谴责，使笔端渗透情感，加之语言整散结合，强化了叙述、评论的诗化情感表达。
希罗多德在叙述客观事物时，特别注意描述性语言的选择。如第二卷在叙述莫伊利斯湖不远处的迷宫时，希罗多德这样写道：“它们大得人们几乎不相信是人建造的。各室的出口和来往通过各方庭的令人为之心迷的道路……当我们从方庭进入内室，从内室到柱廊，从柱廊又到更多的房间，然后进入更多的方庭的时候，这对我来说，乃是无穷无尽的惊异。”[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7.]他选择“为之心迷”表现所见迷宫出口与道路的错综复杂，见之者的迷惑与迷醉；选择“无穷无尽”表现所见之房屋、柱廊、方庭风格的千差万别，见之者久久的惊诧与叹息。正是通过选择描述性的语言，使叙述之中浸透作者的赞叹之情。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常在历史事件的平静叙述中笔端饱带情感，如第一卷叙述吕奇亚人面对强大的哈尔帕哥斯大军进攻时，作者写道：“虽然双方的人力众寡悬殊，但他们还是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战斗并立下了不少战勋。等到他们终于支持不住而不得不退入内城的时候，他们便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全部的财物和他们的奴仆全都集中到卫城之内，然后将卫城点起了火，把它全部烧光了。在这之后，他们便相互立下了凄厉的弘誓大愿，而全部冲出了城出击敌人，结果他们就一个不剩地战死在疆场之上了。”[注：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8.]希罗多德表面冷静的叙述中，把战争的惨烈、场面的悲壮、吕奇亚人的勇猛，描摹得绘声绘色，而作者赞叹与感慨也浸润字里行间。
三
《左传》与《历史》虽然产生于不同民族，却产生于同一时间平面，人类认知水平、文明进化的近似性，使两部史学名著产生的时代背景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书所记录的春秋时代与希波战争时代都处于社会经济极大发展，政治局势变幻莫测的时期。经济上的发展促进了政治上的变革，反映到社会思想上，是对天命信仰的动摇与人本思想的抬头，理性精神由此觉醒。就这一点而言，《左传》和《历史》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基本相似的。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史学、哲学与文学还没有明显的界限，哲学观念与文学传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史书的写作，反映到这两部史学名著中，即是对于历史事实的诗化的表达，从而使史学著述充满了诗性的魅力。理性与诗性的交融，使《左传》与《历史》既具有历史叙事的严谨特征，又具有文学表达的审美属性，与之前史书相比，两书达到了叙事上的巨大成就。认识其成功的原因，对我们今天的写作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The Integr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Poetry
——The study of Chronicle of Zuo and Herodotus’ Histories
DING Tai-xi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Abstract:Chronicle of Zuo and Herodotus’ Histories are significant history literatures in China and Greece. In both literatures, rationality and poetry are featured, and the historical and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re used to verify history, to explain weird phenomena, and to manifest the rich contents of history via poetic narration, artistic language and expression of emo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poetry help the literature to achieve tremendous success in narrative art.
Keywords:Chronicle of Zuo; Histories; rationality; poetry
〔责任编辑：李 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