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著名诗人、学者。1957年出生于河南柘城，1982年初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委员会委员。八十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著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话语和回忆之乡》《叙事美学》《沙上的卜辞》等。曾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8年度陈子昂诗歌奖等。现居大理。
　　与晚期有关
　　人会随着年龄变得更智慧还是更愚蠢？更有信念还是所有的信念都磨损一空？毫无疑问，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思想者应该能够在其晚期阶段，获得作为时间与经验之结果的独特的感知特质和形式。就像萨伊德所说的，“我们在某些晚期作品里会遇到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不仅是艺术家，回想过去时代乡下的老人也会令人信服的确存在着一种晚期风格：不是作品，而是一个人成为作品自身。或许这不是一般的和解精神，而是认知与理解的充分扩展;不是沉寂般的安宁，而是音乐中所涌流出的那片刻的安宁。
　　在最终的时刻你是一个彻悟者，还是一个深陷时代雾霾中的殉难者？我似乎看见了你最后時刻带着轻蔑的、嘲讽的微笑，如果不是一阵狂笑的话。因为一个哭泣的人是不会如此赴死的。
　　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晚期？给生命一个晚期，即使仅仅为着给写作一个“晚期风格”？为什么不怀着青春的期待一样，为岩石一样的晚期风格而愉快地期待着肉体生命的逐渐衰老？我保留好奇的意志。
　　此刻，每个人都会发生时代认知的错乱。整个社会观念系统中的精神分裂，化为历史的断裂，个人与社会的分裂，每个人内心的认知错乱。此刻，一年开始之际给予人们的梦幻期待消逝了。时间几乎不会重新开始了。初始时间，初心，夙愿，消逝在结束一切的冬天的雾霾里。
　　一个面部瘫痪的面孔。年迈的躯体及其内脏下垂，是一个人的意志无法控制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己面部肌肉的控制，任其坍塌拥挤在一起，变得难以辨认。一个人在年富力强时，有效控制面部每一丝肌肉使用微妙表情的那种能力，彻底消失在面部的无意识坍塌之中了。一座废墟还有时间、历史和物化形态的智慧，而一个面瘫的面孔只有痴呆。这样的暮年是不能接受的。
　　歌德说：“一切完美的东西在种属上必然超越其种属，必然成为另一种东西，成为无以伦比的东西。”歌德是这样。但一切被败坏的东西，也必然将被败坏的东西归属于其种属。
　　在阴沉的日子里他想，那张面孔上的笑意消失到哪里去了？九十年代上半期在漫长的疾病之后也没有消失的微笑，仿佛天生的笑容不知不觉被什么耗尽了。不过十几年或几年之后，那些似乎长在脸上的笑容已不再属于他。时间带走的事物中有一种他知道是没有来由的恢复快乐的能力。
　　他不知道自己心中隐藏着如此深的悲哀。他沉默的时间里装满了无名的悲伤。窗外的雾霾也没有这么浓厚，也没有这么剧烈的毒素。这些悲哀让他窒息。依然是夜晚，依然是音乐，依然是一个人望着窗外。初到这个城市生活时，许多年前的夜晚他独自品尝着的是安静与快乐。听着音乐，坐在临窗的沙发上，把书合上，把灯关闭，听着安静中的音乐流过。他尽情地享受着几乎静止的时间。唯有旋律在时间中流淌。那时他几乎还是年轻的，那时他刚刚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那个夜晚他享受着身体康复的平静的愉悦感。秋夜的晚风，唱机里的音乐，一个人暂时独处的安谧。现在，他想重新获得那种欣悦感，却已经像岁月遥不可及。现在，还是一个人暂且独处，还有网上听一听呼斯楞，可心中的抑郁几乎让他感觉窒息。愉悦的气息消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喜欢的歌声也不能带来气息的流动，也不能打破令人窒息的悲伤？
　　难道是你觉得自己衰老了吗？难道这不是你一生中的盛年？许多年前这样的时刻是不是你觉得生活还有着新的期待？孩子们在身边读书，得安和米米，依然在成长，还有经常来的轲轲和德加，你的身边充满他们成长的郁郁葱葱的感觉，就像窗外，那时窗外是一片没有边际的荷塘，你常常在起夜时睡眼迷蒙也要望一眼翻滚闪烁着的夏夜月夜，即使冬天里连月光也荒疏了，你也知道季节的香味还会飘来，许多鸟类也会及时地返回，在你的窗口鸣叫，那时，植物、鸟类和他们的时辰正在愉快地成为你心中的语言，是的，是语言而不是词汇。你的另一种生活也刚刚开始，尽管你周围的世界从未令人感到幸福，可是幸福感还时常洋溢在主观的感受里，就像一种生命意志那样，就像夜晚的音乐那样穿过你的身躯。
　　一首歌在重复。他打字的瞬间似乎暂且忘记了心中的悲伤。在这个夜晚，悲伤像一首歌那样开始重复着。他觉得自己遗忘了曾经有过的信心、曾经怀有的信念，他感觉自身在抑郁中渐渐失去一种快乐的意志。望着窗外路灯在雾霾中弥散着碎粒状的暗光，窒息感一阵阵袭来。他想打一个电话给人，就像求助或倾诉，但他立即觉得不应把虚无的年龄、虚无时刻的悲伤传递给他人。他不应该给人带去不愉快的感受。
　　他猜想这悲伤、这窒息感像雾霾一样客观，他猜测心中的悲哀是不是普遍地存在于他生活的世界里。他知道自己曾经是一个容易获得快乐的人，从信心中，从信念中，从期待中，还有，从一种意志中。莫非你并没有什么不快乐的，只是你要重新找回信心，找回你的期待，直至最后的时刻，保持生命意志。
　　他觉得自己在写下一种特殊的日记、回忆录或个人履历。他在把公共新闻转写为个人内心话语或私人秘密。他在写下一种个人的病史。他在写一封漫漫的长信。又一个漂流瓶。又一个没有地址的信。但他知道他还应该是另一个人，一个必须提供可靠的信心与信念的人。那个人不是他现在的样子。不是心中充满悲哀的人。那个人一定是一个拥有不会被打败的意志的人，一定是一个始终怀着一种生命意志的人。那个人是从无限的悲哀中，迈着坚定的步履走出黑夜与雾霾的人。
　　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是一个求助者，不是一个求生者，他应该是一个给予者，他是一个在岸边抛出救生圈的人。尽管你没有那些失踪的人勇敢。 　　悲伤是一种自私的感情？顾影自怜是多么自私。唯有痛苦是正当的。在这个世界上，信念与信心不在经卷里，也不在寺庙里，不在那些符号里，它们都已经存在于你脆弱的肉身中。不是那些值得信赖的生活、值得期待的状态不再存在，只是你的肉身过于脆弱，无法承受意志的强大压力。
　　他觉得自己身体内的“我们”被分解了，变成了一个个无助的“他”。“他”在发出绝望的呼喊。“他”在向被分解的、幽灵化的我们呼喊。
　　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倾诉而不是求助于人。他转身回到书桌前，他知道书写是倾诉也是倾听。他必须同时扮演说和听的人。求助者与抚慰者。
　　如果能够愤怒也好，如果能够哭泣也好，一切能够让气息在我身体内部流动起来的方式都是一种救赎。窒息。阴霾。就像需要一场风，需要一场暴雨。
　　一切带来深呼吸的方式都是一种片刻的救赎。而我们通过窄门的时刻也只是一个片刻。穿过那扇时间的窄门或许就摆脱了窒息我们的爪子。
　　为什么在心将窒息时你遗忘了深呼吸？为什么最自然、最简易的动作被你遗忘了？深呼吸。深呼吸。在语言中，也是在呼吸的本义上。深深地。一切深深的状态都带来拯救。深深地爱，深深地痛苦，深深地想念，就像深深地呼吸。
　　如果是深信，如果是深心，一个人会从生命最低的谷地升起。坚定地穿过一道窄门，闯过最狭窄的航道。
　　所有能够称之为思想的都必须是在身心内部像一场灾祸那样酝酿，像一场雷雨或飓风那样，而你必须保持飓风中心的安宁，你必须作为一场灾难中的幸存者那样才能获得痛苦的才能。任何思想都只能作为痛苦、成为痛苦并从痛苦中发生。
　　从一种清晰性的存在进入一种浑沌的状态？在完成一种新的清晰之前你不得不经历一些磨难，就像去经历自身历史的低级阶段，开始新一轮的自我分解、自我分化，带着失真的自我感受，带着自我认知的动摇，悬置起对自身的判决，但是服从一种事先给定的劳役：在一种非胜任性的自由中。
　　正像物质世界的原始统一性必须让位于分化，主体也像种籽一样包含着自身的分解。种籽一词将我带到一种消亡与再生的比喻面前。
　　残缺与充实。与残缺相比，完整性是一种封闭。残缺是对无限性的渴望造成的创伤。有限精神中的无限性就是一种痛苦。
　　不完善、缺陷、缺点打开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被自以为的虚幻完满所封闭。把你正在经受的和将要经受的一切当作一种学习吧，“人性”，或许真像雨果的说法，“凭借病弱而得以彰显”。
　　一种悲剧性的抒情？你此刻所作所为，似乎是努力将一种生存时间的历史性疼痛转化为一种抒情的时刻：这往往是历史书写者最终所抵达的时刻，是歷史书写者在为一部经年累月的巨著划上句号，它将历史的疼痛转换为一种悲剧性的愉悦。将历史的世界转换为一种美学的时刻。书写是一种提前抵达？
　　必须置身于现在而拒绝时尚，必须置身于现时而拒绝与之混同。必须一开始就成为晚期，必须从晚期开始。这意味着在话语过剩的时代保持着语言的饥渴。
　　易怒，这是你在把青年气质不适当地携带进老年，而易怒就像一件不属于自身的异物，成为你身体里的尖刺，使血压升高或降低免疫力。对于你来说，换个说法，对一种晚期风格的写作生涯来说，老年更为珍贵，而非青年时代的见识、作为。你还不足以有进入自身老年的资质，在你卸下青年时代的负担、负债之前，你还要站在它的门槛前低头省思非法携带品。制怒不是为着降低思想的敏感性，不是放弃尊严，而是老年有着另一种不同的尊严，与一种生活过的生活、深思过的生命相匹配的尊严，另一种宽容的敏感性，在死亡到来之际也不再打折扣的更珍贵的属性。或许你因此一直期待着自己的暮年。这一次你想，一次愤怒的发作，就像夏季结束之际的一场狂风暴雨，每次吹过天空之后都会日渐转入秋凉，直至天地寒彻。
　　从此开始，你该学习进入晚期的课程：一种充满温情的反讽或讽喻心态。如果仅仅是反讽或嘲讽过于冰冷的话。反讽能够处理愤怒应对的事态，却比愤怒处置得温和。它适合老年早就减低了的情绪能量而作为补偿增加着的心智。对晚期岁月来说，弃置心智上的反讽挥霍情绪上的愤怒显然缺乏明智。只是你暂时仍不知道反讽如何处置类似道义感或尊严感之类的情感冲动。当这些也转换为反讽的时刻，它们——还有爱——还存在吗？或许，晚期式的情感是另一种人类学类型的：尊严、友谊都能够接受嘴角微笑的反讽，道义感与爱或许尚不知道如何与之共处？
　　一种老年或晚期风格不能垂范于青年，老年会给老年带来教导。如果不是对晚期或晚期风格的意识，我不会注意到托马斯·曼的这个文章：“老年的冯塔纳”，也不会被这些叙述所吸引：“难道他不正是到了老年，到了耄耋之年才完全成为他自己吗？正如有生来就过早地长成但不成熟，更谈不上没有活过自己就变老的青年人一样，显然也有耄耋之年是唯一与之相称的年龄的人，这是经典性的高龄，可以说，这时他适于最完美地展现这个年龄段的理想的优点，诸如温厚、仁慈、正义感、幽默和诡谲的智慧，总之，那些孩提时代的无拘无束和天真无邪，即人性以最完美的方式在更高层面上的重现。他就属于这种人;而且看起来他似乎知道这一点且急于变老，以便长久地做个老人。”曼描述的晚期比青春更令人羡慕，在曼看来，这个人和他的诡谲的智慧何时抵达其顶点，他才于何时达到个性的完美。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或许这就是在极其不同的语境中夫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晚期境界。
　　但愿我也能够像斯坦纳回忆录里那么自我期许：“简言之，我能够舍弃古老的语言游戏或是宗教世界观的‘语言-病态’。希望我能够自信满满地摆脱这种‘幼儿障碍’，成熟地迈向理性、自然主义的秩序，只对理性和孤独回应。”
　　愤怒情绪是另一种失败。但我依然赞美作为道义感的愤怒。反讽是意志力或心智上的转败为胜。但与那个著名的精神胜利法相反。检讨自身或许跟社会批评同样必要。
　　又是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这是扎加耶夫斯基的改写：“首先是天真，然后，是受苦和经验的补偿。真的是这样吗？天真真的是某种我们失去的东西，就像童年，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我们的经验是不是也有可能这样失去？经验是某种知识。没有别的东西像一个人的知识那样容易破裂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不一定只是带着经验。天真跟随着经验，没有别的途径。天真会因为经验变得丰富，因为自负而变得贫乏。我们知道的如此之少。我们不过是在某一瞬间理解了，然后又忘了，或者说，我们背叛了我们理解的那个瞬间。而在这个尽头是重现的天真。无知的苦涩的天真，绝望，和惊奇。”一点知识秩序的改动蕴含着不只是一个人的苦涩经验，当晚期经验之后的天真与绝望建立起联系时，还是保持了貌似最初的惊奇。 　　“思想就是对情绪发泄的制约”（弗洛伊德）。
　　“受辱是到达纯真之路”（戈尔丁）？
　　忧郁感像一层黑色的面纱蒙住了整个意识。感觉世界变得不再活跃，失去了回应外部事态的能力。忧郁让人变得貌似自我关注而实则无所关注。
　　想起一个已故友人，他给人幽默感，爱说笑话，喜欢讲述幽默和令人发笑的段子，没有人能够感觉到他的忧郁症，很难说他是一个不适应社会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的社会如此迷恋搞笑的段子？这无疑是它的忧郁的表征，却似乎无药可医，而且连诊断也下错了。比起一个人优雅的忧郁，这个社会愈接近权力与财富的核心就愈呈现为一种狂躁型忧郁症。
　　同精神分析师一样，诗人与艺术家是人类情绪问题的专家——说到底他们都只能提供一种对经验的描述与解释，最成功的情形下他们能够提供一种话语方式，将混乱无序的经验赋予一种意义——但不幸的是与别的类型的专家不同，他既是医师也是患者。
　　尼采的“快感”经验或尼采式的“陶醉”概念，贯穿着尼采一生的思想，在早期，快感与陶醉主要体现在音乐、醉酒与悲剧经验之中，这是一个接近浪漫主义情感经验的方式，其中的快感还是很单纯的艺术经验，狄俄尼索斯主义的快感与陶醉都集中在自我中心的感知上;在中期尼采，快感转向了身体经验，除了肉体的代价外这也没有什么社会伦理风险;然而在晚期，尼采对快感的渴求、对陶醉的沉湎转向了“权力”，他直言不讳地承认：“快感出现在有权力感的地方”，对于这一状态而言，快感或许唯一能够出现的地方就是权力，就是超人般的、不受约束的行使权力。但也唯有在此，尼采的快感哲学或陶醉美学出现了道德风险与社会伦理灾难。
　　这是尼采式的快感经验的贬值，陶醉的变质，快感经验与陶醉感貌似变得升值了，实则从无害的音乐与艺术经验转向了权力支配与统治领域，而这是一个必须遵从理性的领域;从音乐与艺术中享有无害的快感走向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权力快感，音乐、艺术、酒、酒神精神中的美学价值被残酷贪婪的权力膨胀榨干了，变成了最令人恐惧、也无比乏味的暴力崇拜。
　　一首诗的话语形式就是恢复清晰思想与微弱意识之间关联的意图。诗就是这一更微妙的语言，将清晰意识置于其随着语境的阔大深远而逐渐变得不清晰的思想过程。这也是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意识的清晰边界与语言意义的明晰性必须终止于对“生活世界”的指涉。
　　一个社会形态早期出现的常常是因，晚期社会中出现的则已经是果。而因果之链并非是超验的和神秘的，仅仅是创伤性社会心态中所包含着的一种能量的持续流动。如果没有相互赠予礼物，就是相互赠予债务;如果没有相互赠予善意，就是相互馈赠恐怖;如果没有相互馈赠生命，就是相互馈赠死亡。这就是公平与正义丧失之后“恶”的最终社会交易成本。这就是一种最没有希望的“赎罪”仪式。
　　托马斯·曼对文学（神话）、精神分析与哲学之间的联系有着极其睿智的见解，曼在1936年弗洛伊德80华诞庆贺会上的演讲中说：“弗洛伊德对本我与自我的描述——如果说并非与叔本华对‘意志’和‘理智’的描述分毫不差，——难道不是将他的形而上学引入心理学的一篇译文吗？倘若一个人在从叔本华那里接受了形而上学的神圣洗礼以后，又在尼采那里品尝过心理学的痛苦，现在当他为已占据其心灵的东西所激励，第一次在精神分析的国度里四处张望的时候，他怎么会不充满亲切的和重逢的情感呢？”他看到了无意识状态的“本我”与叔本华的生命内核最深层的“意志”之间的相似性，看到了精神分析与哲学的隐秘的接触点，由此他也看到了人在生活中所享有的自由与他所说的“生活过的生活”的那种约束是怎样一起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所谓“生活过的生活”，意味着“生活即追随，是一次沿着踪迹的行走，是认同”;从这一思想开始，他意识到一种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兴趣过渡到了神话兴趣。他说，类型的东西也已经成为神话的东西，人们甚至可以说“生活过的神话”，以取代“生活过的生活”，而“生活过的神话”就是他的小说的叙事思想。因此曼认为，他与精神分析的隐秘关系在小说中走上了完全现实的阶段。事实上，弗洛伊德本人及其精神分析与小说叙事和传记研究的关系也早就不是一种隐秘关系了。精神分析追溯人的童年，这同时也是追溯“原始和神话”;“深层心理学”的“深层”也有时间上的含义：“人的灵魂的原始根源同时也是原始时代，即神话之所在并奠立生活的原始准则、原始形式的那些时间的井泉般的深层。”在曼看来，虽然神话在人类社会中是一个早期的和原始的阶段，但在个人生活中却可能是“一个晚期的和成熟的阶段”，个别人可以随着这个神话般的晚期得以辨识“表现于现实中的更高的真理”。弗洛伊德自己承认，一切医学和心理治疗法对他都是“一条跋涉毕生之久的弯路和归途”，使他回归到对人类历史，“对宗教和道德起源的原始激情”。
　　或许有一天，我偶然居住在一個过去生活过的地方，看着夜晚路灯下闪过依稀熟悉的人们的影子——我一直不允许自己伤感——
　　很久以来他的潜意识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计划：他的身体无意识正在考虑如何以一场疾病结束他的麻烦，就像他的朋友以死亡一劳永逸地对决他的痛苦。类似隐居是宗教中的一个选项，与传道相反;类似于休息是政治中的一个方案，与有为相反。人们也经常用身体的孤注一掷解决精神不能解决的困扰。
　　在“欲望和偏头痛”的轮替之间，生命在慢慢耗尽……日益稀少的意义。它留下身心的疲惫—— 一片灰烬。
　　爱是留给不甘平庸的人们的一份磨难。当爱成为一种命运感的时候不会为明智所纠正。基督教是它的正面叙述，佛教是对它的反面阐释。爱绝非一种享受，这是如今人们愿意孤立化的享用其中的性而摒弃爱的原因。
　　弗洛伊德怀着仁慈之心说，爱是一种“正常的精神病原型”。
　　晚期是一座艰难而缓慢的陡坡，只有当你爬上去之后，视野才会变得宽阔，一个真正的远景，深不可测。而这是你过去所不及的坡度。没有充满灵感的思想劳作，老年或长寿就纯粹是一种对尊严的羞辱。因此需要像歌德、贝娄那样，“将老年本身变成一种才华。”萨义德引述赫尔曼·布洛赫的话说：晚期风格“并非总是年纪的产物;它是一种天赋，与艺术家的其他才能一起被注入他身上，它也许会随着时间而成熟，经常在其死亡预兆来临之前的季节到达繁盛，甚至在接近老年或死亡之前就将本身展现出来：它是表现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托马斯·曼在1910年35岁时写下“老年的冯塔纳”，或许包含着一种自我预期，他如此写道：老年冯塔纳所展示的这一幕，这逐渐衰老的一幕从艺术上、精神上、人性上看，是一种在高龄之时的年轻化，一种第二次的、真正的青春和成熟的一幕，这在思想史上很难有与之相当的个案，“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年轻了”，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本来为青年时代遗产的一部分的生活乐趣，似乎随着生命之线逐渐延长而在我身上增长着。”这是他对他的生活活力的特点的早期认识。他之生就是为了成为仍将活着的“老年的冯塔纳”;他生命的前六个十年只是——几乎是有意识地——在最后之谜的日益增长的阴影中，充满仁慈的怀疑度过后两个十年的准备;他的一生好像在告诫人们，只有死的成熟才是真正的生命成熟。这个具有如此罕有和如此可亲可爱天性的人，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智慧地成熟着，向着终极答案的懷抱走去……
　　“晚期”意味着一种“遗嘱性”的写作。任何一种延迟发表都可能使得文本成为一种遗嘱性的存在，尤其当一个写作者意识到他的写作极有可能延迟到身后的某个“时间”才能出版。
　　傍晚，终于迎来了一阵小小的降雪，路灯的昏黄光线下，片片飞雪不时改变着飘落的方向。此刻，雪的飘落在无数人的心里都是一句古老的不解其意的箴言。它是一个圣灵，是降临人间的一次无法复活的受难。它是无数已逝美好事物的短暂返回，再次光顾这个不再美好的世界时的泪水。
　　他希望自身困难地走在一道陡坡上。深呼吸。载重的船吃水更深。它在身后划开激流卷起的波澜也更深远。带着吃重的船只一样的重力，深呼吸。呼：松弛，放弃，打开;吸：鼓气，紧张，用力;深呼吸。
　　他希望面前是一道艰难的斜坡，视野在逐渐展现。一道天际线在远方出现……
　　苦痛、疾病与表达
　　阿米亥在《开·闭·开》第十六节中说：
　　精确的痛苦，模糊的欢乐。我在想，
　　人们在医生面前描述自己的痛苦是多少精确。
　　即使不曾学会读写的人也是精确的：
　　“这儿是抽痛，那儿是绞痛，
　　这儿是挤痛，那儿是烧痛，这是刺痛，
　　那个——噢，是隐隐作痛。这儿，就在这儿，
　　对对。”欢乐总是模糊的。我听到有些人
　　在成夜的寻欢作乐之后说：“真是太棒了，
　　我开心得快升上天了。”即使抓着宇宙飞船
　　飞到太空的宇航员，也只会说：“太好了，
　　妙极了，我没话可说了。”
　　模糊的欢乐，精确的痛苦——
　　我想用精确的刺痛，描述幸福
　　和模糊的欢乐。我在痛苦中学会了说话。
　　痛苦果真如此精确？除了身体的病痛之外，痛苦的可交流性未必如此精准。要说清楚苦痛与其原因并非一件不需要发展其体验与表达的事。
　　激情、道德感受乃至社会伦理情感，滑入疾病的领域。那些被社会和个人所压抑的激情与道德感情，没有正当的、合法的和受到政治鼓励的释放空间，进入了纯粹个人的感受范畴，在被体验时它就是一种负面性的，诸如内疚、挫折与失败感。一个人无法长期承受这些负面体验而转入躯体的病痛状态。
　　“事实就是体验。”然而体验没有改变着“事实”？存在着一种持续发展着的体验能力，这一体验伴随着文化、艺术和文学表达的过程，伴随着感受力、感知力和想象力的发展，一致的事实在有着文化差异的文化模式中存在着差异，在彼此不同的个人体验中显得千差万别。事实通过体验方式暗含着一种先在的理论或价值意识。是否存在着观察、记忆、体验世界的某种统一性？作为人类社会，作为一种文化和文明，人们一定在寻找这种一致性或统一性;作为对可能性、对希望的寄托，人们又一定在寻找被忽略的异质性。如果考虑到表述体验的语言及“记录”观察与记忆的话语形式，一致性就得让位于异质性。但依然显得重要的是，对相似事实的不同感受与其表述之间毕竟存在着交流的可能性，存在着体验的可交流性。
　　“人类思维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就是一种排除或者压制可能性含义的力量，与生产涵义的影响力比起来，这种排除或压制力量本身较少被关注……但是这种一致性并不是永久性的，也不是内含的：意义是可以被控制的，并且聚焦于一个具有类似思维的群体之中，但是言辞中那些被排除的或者剩余的含义仍然是潜在的。它们有可能被协定或者职业‘合同’之外的东西带到表层而使用，同时也会有未来那些受新的历史序列干预的读者来发现和使用它们。”
　　被压制的、被忽视的，是个人和弱势文化模式生产含义的力量。通常，后者有一个进入合法性的名称，即艺术。个人和少数群体生成含义的能力被审慎地欢欣鼓舞地画地为牢为审美领域。
　　一个社会文化系统所凝聚的意义遭遇的分崩离析，使得个人的生活目标无法继续进行必要的参照而产生焦虑。意义模式或文化的象征图式的解体，注定了要由社会与个人承担其不良后果。社会的症状渐渐陷入恐慌不安、疑虑、缺乏信心和诚信、暴力化、色情化和腐败的普遍化。
　　在读到下面这段描述时，我意识到自己曾经以一个病患者的身份表达过这样一种苦痛从心理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层面向身体的转移，描述过痛苦发生转义、隐喻的方式。“在许多非西方社会，躯体化（个人和个体间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求医模式）已经成为生活苦难的一种首要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问题的解释。精神疾病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事实上，苦痛与疾病难以被局限的医患关系理解，也难以在医患关系中消除。这是医患关系中最令双方感到失望的状况。精神病学的症状，抑郁、焦虑等很难通过医患关系的干预得到真正治疗，真正强有力的因素是工作、家庭和其他社会问题上的转化因素。在一个注释里，这位医生谨慎地表达了他的医生生涯之外必要的哲学直觉：“当中国的精神医生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指的是在中国进行的一种非常简单的、高度指导性的、支持性的治疗，强调建议、道德劝诫和谈心。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学习这个概念传递了完善个人性格、改变个人想法、发展自我控制并且进行自我批评来改善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儒家观点。中国精神医生说到精神治疗的时候，通常指的就是谈心和学习。……中国精神医生期望能凭借这种干预来弄清楚病人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发展病人的社会良心和动机来改善自我，把病人重新整合进社会群体（家庭和单位）中去。这个概念与西方强调个人化和个人探索的精神治疗概念非常不同，但是却与中国有着千年历史的社会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相符合。”或许，比起精神分析学，更欠缺把痛苦升华至精神层面的苦痛的表达，不要说疾病与苦痛的个人道德与精神价值的正面含义了。只有尚未完全放弃个人思想、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理性怀疑精神的人，才可能更深地感受到精神上的极度不适，产生抑郁和焦虑，以及自我认知的分裂与社会认知上的深刻冲突。我想起在写《痛苦：对一份疾病的评注》一文时所希望获得的那种合法地表达内心苦痛的权利，表达痛苦的合法性和道德性，把自身从医生的躯体化苦痛的阐释中解救出来，表达出社会伦理情感的挫败感和对社会生活的去道德化的某种疑虑。希望给予疾病和苦痛以抗议的语言。 　　凯博文1980年在中国湖南的临床经验是富有洞察力的，他通过一些案例说明疾病的社会功能，在这种观察方式中，疾病如同患者的一种生活策略乃至社会化的行为策略，在一个人人必须“积极向上”或“思想健康”的社会情境中，患者拒绝对自身的疾病进行精神性的诊断，这或许是防御性的措施，“我之所以悲伤和激动是由于生理疾病！这才是我的真正问题，我的心脏病。”患者的疾病行为一旦产生，“就会被吸纳进特殊模式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构成了他的生活世界。因而，他的疾病表达了他的社会状况，并且成为了导致他痛苦的那些社会环境上的一个潜在杠杆。”
　　当然可以说，人们处在一种压迫性环境和制度中可以把疾病作为一种个人进行讨价还价的手段，或一种退避的生活策略，但是事实上，除了患者所置身其中的家庭之外，疾病所擁有的力量相当有限，而非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甚至连死亡也不能成为一种有力的报复，除了死亡所含有的对亲人的谴责，留下遗恨与“复仇”之外，连死亡这种抗议也是弱者的行为，很难说是一种聪明的生活策略。或许可以把疾病视为调适的失败或拒绝调适自己的结果。就此而言，不是临床医学的记录，而是文学话语甚至是私人日记保留了更深刻的见证。缘于私人日记在政治运动中最容易成为个人最无可反驳的罪证，人们常常提前销毁了这些证据，甚至根本就没有留下过这一见证。难以估量的苦痛在个人无助的腹语中消散。
　　组织和控制我们社会生活的各种支配性力量（权力和结构）渗透了我们的心理——身体状况。我们隐秘地建构了一个身体——社会系统，因此，疾病与苦痛的感受不仅仅属于身体，也属于社会的一个表征。合法的和理性的支配力量被人们较为顺从地在理性的范围内接纳了，而那些令人感到丧失尊严、令人感到羞辱与苦痛的控制也在更加剧烈的不适应的感受中被人们内在化了，后者造成了更深的和更普遍的伤害。
　　“精神疾病首先产生了躯体性不适，接着破坏了病人使那些不适具有社会合法性的努力。全世界的精神科医生都非常了解这种情况。这说明躯体化的用途是有社会局限性的，精神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也限制了躯体化的作用。病人既不是社会的囚犯，也不是医学障碍症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囚犯。事实上，他们被囚禁在个人内在病理的铁笼里;他们也是被一种个性所囚禁，这种个性不仅产生疾病和自我欺骗，并且导致社会异化甚至污名化。”
　　精神上的脆弱性就是易感性。反之，精神的易感性就是它的脆弱性。而迟钝与麻木这些“病理性”的特征却变成了身体（肢体）“健康”的前提。精神的脆弱性的确是包含身体苦痛在内的疾病与苦痛的一个媒介，易感性使得身体成为一种致病的媒介，但精神的脆弱性也是疾病与苦痛的一个根源。
　　“压力可以对一个容易受影响的个体产生作用，致使完全正常的身体反应被误解为病痛的症状，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情感唤起和个人痛苦的精神——生理联合体被放大了，并被贴上了病痛的标签。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精神的和躯体的症状可能由于个人或文化原因没有得到区分，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分开表达。个体只会表达那些与抑郁、焦虑或者愤怒情感关联的具体化的身体状况。在病人所处的社会群体和自己的解释模型中，也许暗含着一种理解：这些身体不适同时传达着精神的和身体的含义;不过生物医学专家给临床带来的二元框架和生物学还原论使医生倾向于把问题诊断为身体障碍。而且，许多运用在这种个人苦痛综合征上的常用术语也强调问题的生理学性质。针对个人和家庭苦痛的精神——社会照顾通常是作为对所谓的身体问题的医学治疗的一个部分而间接提供的。”（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躯体化不仅得到了医学上的认可，也得到了文化规范的积极认可，与此相反，对苦痛的精神病学化反而是被“污名化”的。它产生一种压力，迫使病人选择性地感知和表达苦痛的精神生理症状的生理部分，同时压抑和否认精神病症状。即使是病人自身，也倾向使病痛的感觉和语言方面带有显著的躯体化烙印，而无视其精神病学的迹象。在我们自身的社会语境里，除了“神经病”、除了“神经衰弱”的修辞模式，很少承认精神病学的存在。社会认可与支持的文化模式建构在求医的躯体性模式之上，缺乏精神性的模式，即寻求的是医疗设施和治疗，而非精神治疗。一种文化规范或制度选择希望使人的苦痛不含有道德意义，不含有社会含义，将之交付医疗技术去处理。这是对疾病的政治含义的否认，对疾病的精神意义的否认与压抑。而这一点，正是一些精神疾病的根源。
　　个体表达了苦痛的躯体化层面，医患双方都关注着疾病或病痛的这一具体化的身体状况，精神病学则专注着疾病与病痛的心理学的含义。事实上，在医学之外，社会关于个人的痛苦有着更为广义上的关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神学，还有诗学，以各自的修辞方式描述着人的各种隐秘的苦痛，它们关注的既非单纯的疾病亦非病痛，而是关于痛苦和人世间应对苦痛的一种文化实践。
　　疾病是一种广义的包含着身心感受的状态，而非仅仅是临床医学和器械所确认的病理性创伤，这是一种广义上和真切含义上的创伤。最常见的是道德的、道德情感的伤害，人格的、人格尊严的侮辱，经济的、福利的剥夺，以及奖赏与处罚制造的紧张，人际的和个人内心的多重意义的紧张，非创造性的生活的无聊感和无意义感，无价值的生活感受，负面的和消极的自我评价，期望的落空，生活预期的严重偏离……脆弱的个人生命中充满着无尽的和难以想象的创伤，难以言说的苦痛。除了道德的和精神创伤的身体化之外，除了被命名为躯体化的疾病之外，宗教分担着又制造着多少疾病，政治分担又加剧着多少疾病，经济生活分摊又加强着多少贫病交加的感受，战争则是集体的精神癫狂发作。
　　为了摆脱个体的孤独，集体或群体又为个人制造了多少深重的灾难;五花八门的信仰体系给了人们多少安慰，又制造出多少冲突。
　　焦虑不安，紧张，苦闷，紊乱、矛盾……这些词语从标识着一种躯体的和生理的状态到心理状况，到道德和精神生活层面的境遇，这些情感与感受拥有一个难以想象难以描述的广泛的光谱。通常而言，在人们把这些负面感受、负面经验的躯体化的过程中，即把自身交给医生和医疗器械之后，习惯于把这些负面经验进行一种“去道德化”处理，去精神化理解，去宗教性阐释。人们习惯于压抑着这些负面经验中的不被承认的涵义。只有在一种特殊的宗教语言中、在某个特殊的政治时刻，苦痛的更深的政治涵义、信仰涵义才允许被触及。然而，诗歌与艺术语言不是一直在与这种不合法的苦痛打交道？寻求着救赎或治愈的方式？它寻求着给苦痛一个宗教的名字、一个政治的名称、一个道德的名义，而非仅仅把它贬低到纯粹躯体化的领域，一个无言的领域。 　　在不同的文化模式里，即不同的象征图式中，对事实或经验的内在体验与描述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就其生理层面上的苦痛的感知与描述的语言则很接近。这就像失眠的原因差异很大而失眠的感受显得很接近一样。
　　失眠，焦虑，紧张，冲突，自卑，恐惧，惊慌，厌倦，疲乏，厌食……这些症状从心理轻微的不适，从身体微弱的疲惫，从生活微妙的挫折感，到严重的病痛与疾病并没有一条鸿沟，没有一条清晰可见的界限。这些状况从心理感受到躯体化的感受的过渡常常猝不及防。一个人脆弱的时刻来临了。而在人们把自己交给医生和医疗器械的时候，差不多遗忘了疾病和症状的非生理因素。
　　对身体的检测愈来愈细致、频繁，而对自身道德的内省则愈来愈粗疏;更多的人记得检查身体，以便监控可能发生的疾病，却忘了夫子每日三省吾身的训诫。通常人们习惯于将失眠、虚弱、疲劳、焦虑，视为身体性的修辞而非精神性的修辞表达。
　　在“传统社会”（这种概念是为着构成一种陈述），激情与道德情感组织着社会和个人的生活，“经济社会”把它扔给了现代文学和后继而起的精神分析，或许，现在把它扔进了临床医学的围墙里。
　　或许激情还获得了其他的回归形式，从生产经济潜伏进消费经济，如享乐、消费、炫富、穷奢极欲、贪污腐败……
　　一种伤害会在人际之间循环，一种恐惧会在这个社会中循环，甚至一种恶劣的态度和一句恶言恶语也会构成自身的循环：遗憾的是，恶没有自身，恶只能闯过每一个降低了人格的门槛，在每一个同时是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心里循环。那些巨大的恶、极大的恐惧、极其剧烈的伤害会在人们的心里、在人们的感受力与想象力中循环数日、数年，通常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数千年。像一条流入污染的河流中的脏物，之后才能慢慢地被吸收，才能自洁或净化。谁知道呢，或许只是再次被更大的恶所吸收，形成恶性循环，成为道德或文明的痼疾。
　　一种生物进化论的观念促成了适应的意识，对所有的不适应都做了成败的判断而非道德判断。凡是不能适应环境的个体都被注定了淘汰，即使环境已经无比恶化，即使环境充满了污染或毒素，一种反向进化论还是要求无辜的个体去适应它。反向进化论只尊重事实而轻蔑价值。所有的不适应都由环境中的个体来承担，人们不会把环境中的不适应视为一种道德价值的反应，不把不适应视为一种对现实的批判。
　　痛苦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批判，一种自我伤害性的批判。疾病是一种无言的批判，是软弱无力的批判。
　　巫医同源意味着医学是一门愈来愈世俗化的宗教——巫术，而宗教是一种神秘化或升华了的广义的医学，也是一种被高度边缘化了的医学。对身体的疗救自始至终关乎灵魂的救赎，关乎苦痛、肉体的有限性与死亡。
　　起源论的思想资源不会全部耗尽，起源时刻的每一点滴都会融进此刻的思想与感受之流，即使只剩下极微弱的含量，也类似于溶剂的作用。
　　宗教一直就是医学的一个广义名称。宗教植根于人类的苦痛、疾病与死亡。宗教寻求着救赎之路。
　　诗歌不是一种消除了专有神名的宗教吗？它像医学的案卷，记录着内在的苦痛，寻求着慰藉的方式。
　　就像“神经衰弱”这个词早已显得陈腐过时，显示出人（医学）认知能力的阶段性幼稚一样，另一个词，“精神病”如今也因为显眼的贬义而暴露出其非科学性。弗洛伊德关注着精神病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他把宗教解释为人类集体幼稚时代的精神病。弗洛姆说，“我们可以把精神病看作宗教的一种个人形式，更明确地说，是一种与正式公认的宗教思想模式冲突的原始形式的回归。”（《精神分析与宗教》）
　　躯体化的修辞是普遍的：这让人头痛，叫人心疼，让人牵肠挂肚，或肝肠寸断，让人晕，叫人吐、恶心……这些身体化的表述多半情况下仅仅是在传达情绪、情感，而非身体化的状况，而躯体化的修辞似乎更能准确和极端地表达出情绪及感觉状态。
　　“但是躯体化的抑郁或愤怒就像悲伤或愤怒的感觉一样都是真实的。个体之间并不只是通过躯体性术语来交流;情绪也是被躯体性的体验者。焦虑可以通过呼吸感觉到。而悲伤也表现在胸部和脸上。感觉是身体过程的一部分，也是与他人交流的一部分。”
　　存在着苦痛与伤害的躯体化，也存在着苦痛与伤害的心理学化，在古老的世代，人类社会就发明了苦痛、疾病与死亡的宗教化，担当苦痛的伦理学化和道德化的方式。如今这些升华式的苦痛依然是我们暧昧不清的遗产，没有继承人的遗产。除此之外，还一直存在着对苦痛与伤害的艺术化或诗学化路径。诗学将苦痛与伤害经验变成一种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在进入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得到康复。事实上，当一种苦痛与伤害转换为诗学经验时，就已经完成了康复，甚至比康复还更健康一些的生命力。
　　面对现实，你总是感觉到自身的过于软弱，不是自由意志、精神状况和心理的软弱，而纯粹身体的软弱，躯体性的疲惫、脆弱，是抵抗力量最先从身体撤退的意图，是激情和激情的消失迅速地转向躯体化的状态，批评的激情迅速地由心律不齐、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等躯体化所表达。否定的表达过于迅速地进入自我否定的身体性表达。在这一过程中，你唯一能够求助的唯有语言。你锻造你的语言之时，就是在锻造着你日益强壮的身体。唯有如此，你才敢于让意识进入情绪，让意识情感化，让情绪身体化：即在被身体感知的状况中抵达语言：这好似肉身成道的诗学秘密。
　　我们的内心在寻求一种合法的痛苦，准确地说，寻求着一种在表达上合法的痛苦。正像卫国战争给了阿赫玛托娃表达痛苦的合法性一样，它也给予肖斯塔科维奇在音乐中表达抗暴情感的合法性，并使之表达获得了安全感或不受惩罚。在合法化的痛苦情状面前，发出痛苦的声音、流出的眼泪，终于获得了权力的默许。即使人们知道那是一种情感的转移，也没有物质的证据对痛苦情感的表达进行政治性起诉。然而，战争的结束使诗人变得更加困难了。痛苦不再擁有政治的正当性。
　　“因为身体是社会最形象的比喻，所以说疾病是结构性危机的一个最为明显的隐喻也就不奇怪了。所有的疾病都是某种障碍——不论是从比喻上来说，还是从字面、社会、政治上来说都是如此。” 　　躯体化并非纯粹是一种病理的反应，也是一种间接的道德反应。如果种种不适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困扰，即一种道德律令与自身状况或生存环境之间的内在冲突的话，却不是所有人在相似的状况下都有心理的和身体的不适，最受道德折磨的人最容易成为病人，那么所谓的医学上的治愈岂不是另一种去道德化？即让人放弃道德律令对现状或既定事态的谴责，治愈是否以使得饱受内心和身体折磨的人放弃道德的权衡为代价？
　　人们总是给予适应能力或获取成功以较高的评价，给予不适应性以相反的评价，而不过分探究要求人们适应的环境是否具有合理性。“存在的即合理的”不是哲学，是潜意识。
　　人的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身体的状况？在一个人极大疲劳的时候，最美好的情感也显得淡漠了，即使是每天晚上身体所承载的疲惫都让人对很多有兴趣的事物距离倍增，不要说身体的衰老、过劳或极度衰竭的时刻了。情感生活不仅依赖于跟他人的互动，敏锐的情感和激情深深依赖于良好的感知系统，即良好的身体状况。
　　个人的健康秘诀：及时自省、清除即转化负面经验，及时地将苦痛的能量导入写作行为，防止淤积的焦虑转入躯体化。文字是安装在身体——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避雷针，它将毁灭性的能量导入写作行为。尽管写作并不只是一项避雷设施。
　　疾病总是存在，如同造化之所赐，而且处在身体与精神之间的摆动之中。这种摆动、可逆性提供了创造性的契机。疾病是死亡的现在形式，是预先到来的一种转换。
　　人通过内省，不能在自己身内找到神圣的属性;唯一疑似神圣属性的，是他的死亡与疾病，即无端地承受痛苦与惩罚的命运及力量。
　　死神是一个异教的神灵。
　　编辑手记：
　　本期编发了著名作家耿占春的两则思想札记。作家用思想的重量与深度注解时间，以及时间背后一切复杂而微妙的东西，像肉身的处境等等。札记中的暮年，是现实的暮年，是象征的暮年，是肉身的暮年，也是思想的暮年。暮年肉身的尴尬，旺盛的生命力正一点点地被蚕食，思想之中会呈现出让人颓丧与尴尬的暮气，而最艰难的是晚年里依然持续的才华与清醒。在札记中，他面对的是自己，他面对的是作为人称的“他”，他面对的只是自己，又只是作为人称的“他”吗？思想与肉身所会在时间与现实面前，表现出来的尴尬与焦灼，他了然于心，他是清醒的。在这两则札记中，他用锋利的刀丝丝挑开内心的隐痛，暮年与盛年被层层剥开，对于疾病，對于那些隐隐作痛的东西，进行着冷静而清晰的思考与表达，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空间。